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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事变”前后北平高校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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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亚东+马孟瑶

“七七事变”前后，日本帝国主义加快了侵略中国的步伐，民族危机日益加深。在此危难之际，北平高校学生积极组织起来，进行抗日宣传，救护抗战伤员，慰问抗日前线战士，甚至投笔从戎，开展各类抗日救亡运动。他们义无反顾地投身到这场关系民族生死存亡的伟大斗争中，在伟大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一、“九一八”事变后北平高校学生的抗日反蒋斗争

1931年9月，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爆发，全国各界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北平的高校青年学生们积极投入到抗日洪流中，发挥了先锋和桥梁作用。

事变爆发后，当时的北京大学学生会最先反应，当即发出全国抗日通电：“华北一带，危在……为今之计，唯有速息内战，一致抗日。”学生会还成立了抗日运动委员会并致函蒋梦麟校长，提出“欲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恢复我国领土，惟有全国团结一致……请学校当局严令全体同学一律参加学生军，并增加训练时间，添设军事学及战时国际公法等课。”9月20日，清华大学学生会成立了抗日救国会，并通电当局政府主战。12月1日，由230余名北京大学学生组成的第一批南下示威团出发，准备到南京向蒋介石示威，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积极抗日。示威的学生队伍到了南京，便遭到国民党政府军警的毒打、捆绑、囚禁，妄图迫使他们放弃抗日主张。但他们在监禁中没有屈服，常常一起引吭高歌，开展绝食斗争，坚持抗日救亡主张。此外，南下示威团还发表了《北京大学全体学生南下示威告全国民众书》，要求南京政府“立即全国总动员对日本绝交”，并号召全国学生一致“组织起来，到南京示威去！”

1935年，华北的形势越来越严峻，处在危亡最前线的北平学生于11月18日联合成立了“北平市大中学生联合会”，协调各校抗日救亡运动。12月，华北危在旦夕。在山河破碎、国难当头的历史关头，时为清华大学1936级学生的蒋南翔起草了《告全国民众书》，无情鞭挞了国民党当局的不抵抗主义。他发出了“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的悲愤呐喊，响彻全国，表达了北平高校爱国学子的共同心声，激励着一批批热血青年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的行列之中。

1935年12月9日，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等高校师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史称“一二·九”运动。在这场运动中，各个高校的学生们冲破国民党军警设下的重重封锁，一致汇集在新华门前举行集会示威。但是，由于国民党北平当局把清华和燕京大学学生进城必经的西直门城门预先关上了，因而两校的示威大军无法进城与大队伍会合，但他们并没有放弃，就地进行了抗日宣传。在这天，示威游行的高校学生们高举抗日横幅和标语，沿途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等口号，并向北平当局政府提出六项抗日救亡的要求，声势浩大。但在会后，游行队伍遭到軍警严厉地镇压，30多人被捕，100多人受伤。在“一二·九”运动中，北平高校学生以英勇无畏的表现，举起了抗日救亡的大旗，体现了中国人民不愿做亡国奴的坚强意志。

1935年12月16日，国民党当局应日本要求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北平学联在这天举行了更大规模的全市学生游行示威。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等20余校上万名学生，汇集在天桥召开市民大会。学生们在寒风里冒着水龙喷水、刺刀、枪弹等危险，奔走呼号了一整天，许多人被打伤砍伤，还有许多人被逮捕，但他们用行动证明了青年学生抗日救亡的决心。

为了扩大抗日宣传，北平学联根据中共北平市委的指示，发起组织“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以下简称“宣传团”）。北京大学学生编“宣传团”第一团，该团在河北固安、霸县等地进行抗日宣传。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辅仁大学、中法大学等高校编为第三团，1936年1月4日，他们从蓝靛厂出发，经宛平、涿县、固安，沿途进行抗日宣传。后来在“宣传团”的基础上学生们又成立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以下简称“民先队”），“民先队”在北平郊区开展了多种形式的抗日救亡宣传。1936年11月绥远抗战爆发，各校学生积极响应北平学联发起的“万件皮衣运动”和募集“青年中山飞机”捐款，同时，还组织宣传小分队到护国寺庙会市民聚集之处，进行抗日救国的宣传讲演。

这一时期，高校的学生中共党员、“民先队”队员等还在社会上开展各种进步活动，例如在北平《新报》撰写时事评论，开展革命诗歌创作活动。他们还带领同学们在校内外广泛教唱抗日革命歌曲，创办小学、补习学校等，向社会积极宣传抗日救亡运动。

二、“七七事变”后北平高校学生的抗日支援行动

1937年7月7日夜，日军借口寻找失踪士兵，要求进入宛平城搜查，遭拒后即炮轰卢沟桥和宛平城。驻守卢沟桥的国民革命军第29军37师吉星文团坚守阵地，奋起抗战，史称“七七事变”，又称“卢沟桥事变”，从此揭开了中国全面抗日的序幕。

1937年6月，北平各大、中学已经开始放暑假了。在抗日救亡运动的影响下，许多学生参加了北平学生救国联合会组织的西山夏令营的活动，夏令营除了时事、政治学习外，还组织了学生军事训练，为抗日救亡做准备。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后，西山夏令营立即结束，学生们返回学校，积极参加卢沟桥保卫战后援工作。7月8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号召实行全民族抗战，武装保卫平津，保卫华北。中共北平地下组织遵照中央指示精神，一方面作好应急准备工作，一方面积极发动北平各界组织抗敌后援会开展救亡工作，支援29军抗战。

北平高校学生以各种方式积极投入到抗敌后援工作中。燕京大学民先队派学生代表前往卢沟桥调查事变经过并慰问当地驻军，他们冒着炮火赶到29军37师何基沣旅属下的团部，访问了团长吉星文，了解了当时的战斗情况，为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华阴谋作出了重要贡献。北京大学的学生在7月8日的学生会暑期工作委员会第二次例会上作出“拥护地方当局守土抗战”，“坚决拒绝日方无理要求”等决议，下午即派代表赴宛平城慰劳守土抗日官兵，并连夜赶印宣传材料“紧急情报”，传递给北平各界。7月10日，北京大学还以学生自治会的名义就决议内容向国民政府及各省市政府、各报馆、各法团发出快邮代电，号召全国同胞团结一致，共同抗日，保卫北平。

在得悉卢沟桥爆发战事的消息后，北平学生救国联合会等各抗日救亡团体纷纷作出紧急决定，派代表到卢沟桥和宛平城去慰问29军抗战官兵。当代表们带着慰问品到宛平城时，城门已经封闭，日军不断射击，战况十分激烈。守城官兵们听说北平高校学生代表冒着危险前来慰问，顿时群情激昂。官兵们将慰问品、救亡旗帜等用绳子吊上城墙，劝学生代表们尽快离开，以免遭遇危险。学生代表还送去了学联致29军抗战官兵们的慰问信，赞扬他们英勇抗敌，并希望他们坚守阵地，“北平市民和学生誓作你们的后盾！”

随着战况的加剧，29军前线作战急需麻袋修筑工事，北平学生救国联合会得知后立即组织抗敌后援会，发起捐献万条麻袋运动。广大学生积极响应号召，在全市进行普遍宣传，号召广大市民捐献麻袋，支援前线作战。经过努力，不到两星期，修筑工事用的麻袋已征集得像山一样高。此外，北京大学和北平大学医学院等组织了联合医疗救护队，将北京大学三院改成了伤兵医院，很多女同学都担负起救护工作，收治从抗战前线送来的29军伤员。

一时间，北平各高校迅速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宣传和战地服务活动。其中大部分同学留校坚持学习，开展爱国救亡宣传，积极支持抗战；部分学生奔赴抗日前线，组织宣传队、募捐团、看护队、服务队等支援抗战；还有部分学生奔赴延安或敌后根据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参加抗日游击队。

三、北平沦陷后高校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

以1937年“七七事變”为转折点，中国人民的全面抗战拉开帷幕。随着战局的扩大，为了使中国教育事业得以延续，中华文化命脉不受毁灭性摧残，华北等地一大批中高等院校向内地迁移办学，在中国历史上写下了一段知识分子爱国抗敌、不畏艰难、可歌可泣的悲壮历程。

1937年7月底，北平、天津相继陷落。北平沦陷后，各高校大多被日军侵占，一大批学校先后迁往内地办学。

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国立北平大学、国立北洋工学院于9月10日在陕西西安合组为国立西安临时大学。太原失陷后，西安临时大学又迁往陕南。1938年4月，西安临时大学改称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不久，工学院、农学院、师范学院等又相继独立，后来独立出来的师范学院又迁往兰州。西北联合大学几经辗转，办学条件异常艰苦，但师生们依然没有放弃抗日救国，为陕西和西北地区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南迁至长沙，组建长沙临时大学。三校师生克服了重重困难，终于在11月1日开始上课。自1937年11月24日起，长沙数次遭日机轰炸，12月13日，南京失陷，武汉告急。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长沙临时大学的学生掀起从军热潮，根据校方记录，离校直接奔赴抗战前线的学生就达295人之多。还有不少学生冲破封锁和阻挠，毅然奔向陕北，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和陕北公学学习。留在长沙的同学，大部分积极参加当地的抗日救亡运动。因战争形势紧急，1938年1月，长沙临时大学西迁至昆明，后在昆明成立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联大学生依然积极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为抗日救国踊跃参军，曾出现了三次较大规模的参军活动。在八年的时间里，先后有1100多人投笔从戎，约占学生总数的14%，其中何懋勋（何方）、黄维等15人在抗日战争中以身殉国。

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北平高校无数青年学生毅然走上了抗日救国的道路，充实了抗日的队伍，壮大了抗日的力量。经过“七七事变”前后学生运动的洗礼，一大批优秀的学生共产党员涌现出来，他们中的很多人后来经过长期革命斗争的锻炼，成为了党和国家各条战线上的领导人，为民族独立和国家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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