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我的父亲何鲁成 |
| 范文 | 何守樸(何鲁成长子) 二十世纪是个新旧交替的大时代，这意味着许多固一有的东西将失去。只有档案人凛于职责悬命，方能衔补历史的断层。 去年三月，北京档案学界的一些老教授，发起了一个“纪念何鲁成《档案管理与整理》出版70周年学术研讨会”。座中耆老多与父亲何鲁成素昧平生，会上甚至没有作者的背景介绍。这也正说明了档案学者的史官本色，持平补遗，无关人情。 父亲何鲁成(1912-1981)是江苏武进入，生于苏州，毕业于天津南开初中，因为直鲁军阀战乱，回上海进光华高中，而后毕业于光华大学经济系，也另念过中国公学法律系。在上海做过短暂的记者工作。1934年进入国民政府时期的行政院档案整理处，在甘乃光先生指导下工作。《档案管理与整理》这本实用手册，当时，是为响应提倡行政效率革新而作。事实上，他还另有一本少为人知的著作《人事考核与管理》，知道这本书而找过他的，以我所知，前后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国民党的军统头子戴笠，另一个是后来的中共中央档案馆馆长、国家档案局局长曾三。 50年代是二十世纪历史的一个划分点，父亲的人生与工作，也正好在此截一为二。此前，父亲是一位行政工作者，二度做过国民政府时期的中央部会干部，中间也做过省县级的基层干部，这样一个从政书生，确实适宜从事档案学的研究。父亲原来的愿望，也是冀望在抗战胜利后，出任浙江省图书馆馆长一职。因为这个馆在西湖边，他想“读一辈子书，看一辈子西湖”。 但中国的政治进程遽变了，父亲的人生当然也转了大弯。1949年，国民党在南京的行政院决定要撤退了。连最基本的准备也似乎来不及了，秘书长端木恺把所有的现金搬来，搁在会议室的大桌上，把职员名册一撕两半，匆匆做了处理。前半名册的去广州，后半名册的第一个名字正好是父亲，父亲就成了领队，他这一半是去福州。父亲那一半名册上的人，没有一个是跟福州有渊源的。去了找哪个单位接头，要待多久?该问的事情太多了，最终，父亲只问了一个问题，下一个目标是哪里? 行政院很早就知道要撤往台湾，后来，又多了个四川，但也不能算定论。事态发展得太快，这个追加的目标成了搅局，现在更莫衷一是。真正实情，后来的发展是这样，去了广州的，都奉命向四川转进，主要的工作人员坐飞机去，家眷们就走陆路。这一路最惨，在广西境内被解放军追上截获。这时候，甫抵四川的先生们却又奉命回头怆怆转进台湾。他们从天上飞过去的时候，不知道他们的家庭悲剧正在底下上演。这一批先生，从此孤羽敛翼，或在台湾再娶，他们原先家人的下落，到现在还是悬案。在福州，事情就像预料的，虽然离台湾最近，兵荒马乱，一桩交涉也解决不了，不等盘缠用尽，同仁就纷纷鸟兽散了…… 父亲又回到霞宫府行政院的宿舍。他从行政院的前庭经过，那里灰烬满天，文书档案堆得像个小丘，许多是空白的公文信纸，父亲想阻止，工友说上面交待，全部要烧!连这些白纸也不能留为“资敌”。父亲的沉郁从那一剎开始。父亲是民国元年(即1912年)出生的，这时候正是青壮之年，但他已看过太多不可思议的事情。 行政院院内有一幢崭新的楼房，和其它的旧建筑不甚调和。那是抗战胜利后难得新添的建筑物。父亲曾在这展开他构想中的资料室，他以院令通知全国各种出版机构，每种新书出版都要寄两本到院，就像现在一些中央图书馆的做法，这可能是当时最完整的中国期刊书志库了。为了参考的需要，外国图书也购置极多，精装昂贵，和国内的印刷纸张比，国内的书刊便相形见绌，但资料价值怎能以定价来衡量。这大批藏书无法全数运往台湾，父亲的意思想运走中国书志，因为外国版的书籍大可到台湾重新置购，但请示代院长孙科的结果是适得其反。这些被废弃的书刊，许多后来在香港成为抢手的旧书摊货品，一个美国著名大学的图书馆主任女士整车整车地搜购。所以，我们现在看敦煌手卷要去英法，看中国旧书要去史丹福(指美国斯坦福大学)。 在行政院灰烬中，父亲意识到，他可能要离开这个国家了!但是，他想再去一趟北方。他有一个旁人看起来相当奇怪的想法，这个念头从头到尾却只给他惹过麻烦。那就是，国民党是怎样将大陆丢掉的?要了解这个问题，最好的方法，就是亲眼看看共产党的做法。那就要往北走，中共已经在这些地方开展政权建设了。 另外一个往北走的原因是，北方，似乎始终是个吸引父亲的地方。父亲是苏浙人，他的童年一定不太好过。从他懂事，就只看到几房家属无休止地在争家夺产，当家的是他母亲，他的父亲则长住北平。父亲在十二岁离家北上，他可能希望从祖父那里得到一点亲情的慰藉，但他就读的南开中学在天津，陪伴他的温情，大概仅是他胸袋里他父亲给他的那支帕克钢笔了。他启蒙时代在北方待过的时间不算长，我直到年岁超过当时的父亲，才恍解出北方对父亲的意义。那里有他全部启蒙时代的记忆，那是他全部存在意义的所在，他也是在那里，决定了他这一辈子献身的方向。 在大动荡的时代，北平，仿佛只有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巴黎才可比拟。它不仅是一个古老帝国的全部缩影，也正受着欧风的猛袭。掀起的尘埃里，闪烁着无数人文精华和迷思的碎片，意外地让孩子们直观了中国的真相。贵族、新兴知识、虚无党、假革命、列强式的侵略、北洋大帅、太监、飞机，似乎都挤破了时空的门槛，到一个压缩的时空里，走马灯似的旋转着，历来人类的政治行为，这里都有表演，这是上帝才能制作的影片，特别容易让爱国的青年热血为之沸腾。看过这部影片的青年，命中注定，都会投入后来追求改革的洪炉里。在中日海战中残臂的年轻海军军官张伯苓，在他中弹船毁的那瞬间，便悲愤地决定了知识救国的宏愿。兴办南开中学，使张先生成为中国著名的教育家。这所学风和质素堪称全国第一的中学，它的一些职员都可列入身教的范例。它传达的思想极开明，做学问的要求极朴实。父亲爱他的这间学校，但是，好景不过数年，直鲁联军、奉军攻占天津，父亲家里召他回到南方，也结束了父亲全部的少年冒险时代。他回到上海读书。他应该插班高一，推荐人徐志摩不经心就把他误填成高二，察觉时正值放大假，父亲费了好多天，没找到这位沉湎在恋爱中的浪漫大诗人，只好硬着头皮去应试，幸好仍能考进光华中学高二插班。 父亲的北方之旅，见了祖父最后一面。他也去看他的舅舅，著名的七君子之一的沈钧儒。父亲从北方回来，先回到温州。不多时，温州也解放了。温州不是由南下共产党的军队攻陷的，共产党军队的力量还顾不到这里。只是，许多天没有动静，地方共产党人进城来，发现温州已被弃守，国民 党专员和县长都开了小差，共产党人对这个意外真是大喜过望，温州就这样被“解放”了。 父亲在抗战方起，为了安排几房家眷回乡，无法随行政院西迁四川，曾到母亲的故里温州，出任温州的县主任秘书和平阳县的书记长。那几年，父亲接触到了中国行政的基本问题症结：政令到了县城大门口，就推不下去了，乡下还是千年前的老社会。县府没有任何建设的经费，办公经费从清朝到北洋以来始终是银元一块钱，办妥征兵征粮，已属头等难得。所谓“管教养卫四大事，笔墨纸砚一块钱”，其他上级交待的公共事务，都只能停留在公文纸上游戏，来文“勒令限期办理”，复文就是“已遵照办理”。 浙江这个多山封闭的省份，除了像温州这种已经对外开埠的口岸，不仅洋化洋货多，也很进步。但靠内陆地方却远远贫瘠落后，中国就是这样一个中央和边陲二极化的国家。因为交通和建设不发达。父亲得到一个统计，浙江仅地方方言就有七十几种，各地次文化也不同。落后和迷信是分不开的，浙江多山，山径有剪径，像义乌县还有义和团式的组织，自夸刀枪不入，称为“乌军”。我们现在看义乌的外销市集，都很难想象上个世纪四十年代还有这种事，温州已有人品嗜鹰牌炼乳配吐司面包，这些乌军还聚众几千人起事，狂啸攻城，重温张献忠、黄巢的旧梦(黄巢在浙有许多遗痕)。几个县城官员居然被骇得闻风弃城而逃，事体愈闹愈大，我的三叔是黄埔的正规军官，他带的自卫队也偏不信邪，百把人挡在桥头，面对涉河而来的符咒神兵，试着拉开机枪横扫，结局是可想而知。 当时的温州已经开始抓地主和旧反动分子了，熟人之间开始互相检举，许多公报私仇的事情发生，过去地方上的公务员首当其冲。父亲的亲友熟人中也不乏共产党员，却没有人出卖父亲。但是，父亲觉得太危险了。父亲决定去香港，再转道去台湾。然而，他首次出走，就在金华公路上，遇到剪径。母亲为他准备的仅剩软细都被抢个精光，父亲暂时又回到家里。这时，南京也才有消息传来，中共方面有人在打探父亲的下落，真是风声鹤唳。虽然没有盘缠了，母亲还是连夜准备，让父亲赶快走陆路去香港。父亲后来才知道，中共方面在找他的人，是后来的中共中央档案馆馆长、国家档案局局长曾三。 父亲是在民国二十三年(1934)行政院实施全国行政效率革新时期初进行政院的。二十四岁的父亲调查了各部会的档案，他写下了第一本根据中国实务经验整理的《档案管理与处理》。这本书原该是在民国二十六年(1937)付梓出版。书成版搁在商务印书馆，就逢抗日战起。书库挨了日军飞机炸弹，只知道印版安全无恙，却不知避难何去。 我是在1989年在香港三联书店，才看到甘肃省档案学会的(1987)版本，这时父亲早已过世(1981年)。他一直怀念这本书，但他自己却从未见过出版本。我把这本书带回台湾，放在他的坟上。引起曾三注意的应该是父亲另一本专著《人事考核与管理》。父亲于抗战前后，都在行政院服务。抗战初起，父亲虽因病痛到温州工作，抗战中，还是受到张群等长官及故旧的召唤，到成都工作。主要的工作，是担任航空委员会的人事考核总干事，中国空军当时有多少飞行员，他最清楚，因此，日军每在战报上夸耀当月击落我飞行员千余人时，父亲只好发笑。那时，全部的中国飞行员，最多时也只达九百多人。 有一天，单位抓到一个在偷抄考核资料的内奸，不管是谁的手下，父亲照签法办。不久，父亲就接到国民党头号特务头子戴笠的传唤，大家顿时魂飞魄散。戴笠倒无意找人去算账，他只是有个太大的计划，他想成立一个全国性的人事训练单位，全国各机构的人事单位都要派人来受训。这个计划若成功，戴笠等于掌握了全国的人事动态，他要父亲替他准备这个工作，戴笠一口气谈了两个钟头，门外还有省主席、司令在等着接见，戴笠的气势，父亲算是领教了。这件事，要到抗战胜利才会实施。但是，抗战一胜利，戴笠就飞机撞山死了。 抗战胜利，父亲还是回到了行政院工作。做过了资料室、人事室这一类行政管理单位的每一种主任职务。它成了父亲的专长。所以，曾三的意图，父亲是能了解的。在父亲的这本书(《人事考核与管理》)中，父亲提出了“思想考核”这个课题。这在西方的人事专家听来，不无洪水猛兽的恐惧感。虽然，他们也有所谓的“忠贞考核”。但在那个旧时代，随便给人戴帽子，才是最真正可怕的事情。尤其是县地方下级单位，弄不清楚意识形态这类复杂的问题，往往干脆将嫌犯枪毙，省了公事。上级追究下去，听到的都是自由心证。父亲的目的，是透过一种等级格式，将所谓思想问题严重的嫌犯，过滤到司法概念较高的上层来处理。同时，思想考核也因此程序化，而不是藏在暗处或仅是某些人的斗争工具。不过在制度不上轨道的体系中，较高的上层，也一样会出乱子。 1950年，父亲去了香港。在西方人眼中，中国似乎是一夕之间改朝换代，他们对中国共产党是全然陌生的。尤其是对国民政府崩溃前那段物价通膨、而中共接收后却能尽速将其抑平的策略，感到非常好奇。因为金本位已瓦解了，也因此无法推测中共未来的财政收支能否平衡。于是，父亲用米价作准，写出了第一本关于中国的财政专著——《中共财政解剖》。父亲滞港多年里，就一直以自由作家为业，专长分析中国财经与人事问题。他用了一个笔名叫“何雨文”，这是跟行政公职生涯的正式告别，也代表了他对政治的失望，但是他对中国的关心还是依然。他的“中国问题专家”文名渐起。重视他分析见解的，却都是西方人，还有一些日本人。 香港，这个当时尚未收回的中国租借地，此时扮演了流通大动脉，几乎所有在中国风云中出现过的人物都在这里驻过脚。有些已经狼狈不堪，有些腰缠万贯，打算从商炒金，不久也狼狈不堪。商人、逃难的小贩不久都安定了下来。在安定的环境里，他们就能生存，而且发展得非常好。对他们而言，这就是东方之珠。但是政客、知识分子，缺乏上层结构的支持，他们就像住进了沙漠。英国人很快驾轻就熟，把海边底细都摸透。但是，香港仍是间谍活动的大本营，最让英国人头痛的倒是跟它“血浓于水”的美国人，美国人不买英国人的账。美国在香港的领事馆人数庞大，作为世界盟主，他要应付的敌人也实在是太多了点。 从大陆易帜之初，各式各样动机的美国人就在香港展开了活动，从收购中国流出的文物书籍或情报，到寻找新的政治势力，无所不有。跟中国人一样，对国民党的忽然瓦解，完全不能明白，他们急于要知道这种变化的原因。 美国拨出研究中共问题的写作经费，这似乎是个挺不错的办法，又可帮助出来的知识分子渡过难关。凡出来的知识分子只要 提出写作计划都可申请，父亲也去了，临门而回。那个办事处贴的招示是“救济中国知识分子”，父亲仅希望卖文烹饥，但不能接受“救济”、“中国知识分子”这种侮辱性的轻蔑意识。不过，这批经费后来还是有父亲的一份。因为美国希望的研究中，主要有五个课目，当时，关于中共财经，却少有人能下笔。父亲在行政院最后的一个阶段，因为他是经济和法律的双科专长，曾兼参与物价会报的工作，对于崩溃前的中国财经动态相当清楚，而他在大陆最后一年的观察，他注意了中共关于经济复元及平衡财政的措施，这些数字，是当时海外地区财经学人欠匱的。邀稿人找上父亲，父亲写出了几乎是全世界第一本研究中共经济问题的专著——《中共财政解剖》。 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以前，国民党驻港人员的活动空间可比中共的优势多了，但国民党的人员互相倾轧，彼此告状，也波及其他无党派知识分子。这些驻港人员渐渐萎缩成一个小族群，也只落为在利用职务扩大生存和利益的保障。知识分子蔑视这些人，而台北收到的报告，则是这些知识分子的“忠贞”有问题。写作圈的阵容中，当然也有出卖朋友邀功的人存在。父亲也吃过这种亏，有个姓萧的朋友，因为想活动回台北工作，就密举了许多人的素材，有些资料，可能台北也无法尽信，所以，父亲后来也被告知了。 父亲尽管在国际上，在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里颇负盛名，靠写稿养家的家境切身感受，却使我无从将两者划上等号，这样子一穷二白。最糟糕的，是台湾的某些治安人员也不相信，他们不相信一个人能够饿着肚子关心国家，他们的逻辑是父亲一定拿美国津贴，而在香港的一些人，晓得父亲和美国人不太来劲，则认为父亲一定有台湾背景，这两种完全相反的假设，都给父亲惹过大麻烦。有个姓邱的商人，被港府误作是台湾的工作人员遭捕。急得要命，趁着他女人探监，要她无论如何都要找到何先生来救命。没有地址，那个女人居然千辛万苦找到了我们在“黄大仙”曲弄折巷里的住处。但是，这个女人是被跟踪的。过了数日，父亲一个人在家，外面进来了一个穿军装的英籍警司。警司对满桌满床都是剪报资料，颇感意外，大概不是他原先揣想的情况，倒像是跑进了一个书呆子的凌乱房间。西方人的认知中，进行情报活动和学术研究是截然的两码事，稍作交谈，他的严肃态度就缓和起来，但仍客气地希望能略略检查一下。这个警司才在书桌上稍事翻阅，就翻到了一封英文便函，是一个英国人邀父亲见面讨教。警司问父亲是否认识在信尾签名的人，父亲说偶尔见面，不过，已经有好一阵子没有消息了，这个英国警司立刻就停止了检查，一个警官悄然登门，父亲毫不在意。他告退后，一个邻居却跑来说，刚才外面大街上，军警包围了这整个地区，不知哪家出了大事。 几天后，这个警司派人来邀父亲到政治部“吃咖啡”。政治部就等于是公安部，负责所有政治安全的处理，名义上是香港政府警务处下的一个单位，事实上直属英国东南亚情报处指挥。不论是知识分子，或国共的工作人员，一听请“吃咖啡”，莫不色变。政治部有两个科：一个就叫台湾科，另一个叫大陆科，抓到从事情报工作的，属台湾的就打一顿送回台湾；属大陆的，早年也是如此泡制。所以，不时可以看见头蒙购物大纸袋被遣送出境的新闻照片。在香港从事政论写作的知识分子，很少没有被约谈过，就是很礼貌地通知对象到政治部“吃咖啡”、谈谈话，喝完咖啡一般就没事。无异地，那也可看成是一种温和的警告。经过这种警告之后，在这么一个弹丸之地，过日子就不免有些拘束忐忑的滋味了。英国人真正过滤国共人马的另一种方法就是以中治中，政治部常常派人带着线民站在天星码头旁，那是来回港九必经之地，看到旧识出现，就以手卷的报纸指指，便衣就上去抓人了。被出卖的当然往往有很冤枉的，有些在大陆是搞情报的，但现在早已脱队。英方根本不做这么麻烦的分辨，只要确定背景就往那方遣送。这可害苦了那些因为不名誉脱队的国府人员，他们大部分人因为贪污，趁着天下大乱，席卷公帑到香港准备作长期寓公。他们被送回台湾就要先坐牢，很多时听说人送回了，但总还要隔一段时间才能见着，就是这个缘故。 亏了那封便函，父亲从英国警司口中才知道那位神秘的朋友，就是英国驻东南亚情报单位头子，辖区包括香港。他是看了父亲的文章，设法结识父亲的，曾经多次约会请教。这个英国人后来退休回伦敦去了。英国警司显然已向伦敦查证过，因为，他随后侃侃而谈，告诉了父亲更多的事情。原来，那个英国人非常重要，他甚至是蒋经国和英国首相之间必要时候的热线联络人。那位情报首长也正是这位警司的老师。父亲这一生，受到的尊敬，可说几乎全来自外国。父亲是义务提供那位英国人关于大陆局势分析的意见，而且也表明过不愿意人英国籍。这个英国警司大概看清楚了父亲的窘况，大概想替他的老师投桃报李，便指点了父亲一条生财之路。当时，全世界都急着要搜集大陆的出版物。但来源不易。英国人知道香港有几条走私的通路，不但有旧书，还有中共禁止出口的大陆内地报纸。可惜，父亲不懂做独门生意，不多久，别人就赶上了线，父亲的副业便告夭折，当时旧书生意做得最大的是龙门书店，一份中国旧资料的目录便索价美金五百元。 父亲的许多朋友都选择去美国，但父亲自始，就在中国问题的观点上，和美国研议中国政策的主事者之间存着思想差距。美国人那时候最热衷推销“两个中国”的观点，父亲觉得美国人实在可恶。父亲对付他们的方法，逼急了就是反过来对他们提出“两个美国”的主张。美国人吃不消这一套，父亲也断了美国前途。父亲和那些“中国通”的朋友之间，可说彼此都很伤脑筋。 父亲的境遇稍稍改善，是他的一本小书出版后。当时大陆出现一些很微妙的大情况，全世界都想知道真相。日本人在开会的时候，发现没有人对中共的这个变化原因说得上来，会议上有人提出疑问，质疑学界究竟有没有人对这种局势提过预测和分析?当时的一个内阁大臣，是做过警视厅长的弘津宫辅，便说他看过一本书，是唯一关于这件大事的书，是香港一间小出版社出版的。这就是父亲写的这本书(《中共财政解剖》)。这本书里，父亲对中国共产党高层关系做了详细的分析和预测。这些预测后来都一一兑现不爽。我记得那是一本不太厚的书，起先也没有人重视，因为一大堆全塞在我的卧榻下。后来，却是连有锅盖印污在上的都被捡走了。 在那一次会上，有一个人对父亲留下了印象，就是后来拜相、当时还是议员的池田勇人。池田勇人不久公干过港，请父亲赶做一份分析报告。父亲在旅舍挥毫，一夜而成。这段因缘促成父亲不久受邀访日。父亲在1959 年以侨胞的身份来台观光，陈诚觉得他应该回到台湾从事研究工作。谈话时，还有中央党部第六组(即现在的“大陆工作委员会”)主任陈健中在座。这个单位有一份研究中共问题的杂志，陈即安排父亲担任总编辑工作。翌年，全家就迁台定居。陈健中只是看陈诚的意思行事，对父亲并不了解。他后来到美国访问，拜访费正清时，费正清托他向“何先生”问好，他觉得非常讶异。因为，台湾其他所谓的“中共问题研究专家”，在这些美国人眼中是毫无学术分量的，父亲一直是以编制外约聘人员的身份在这个单位工作。本来还曾要求过他归队，恢复国民党员身份，可以调整待遇。但一查，父亲不仅资深，入党介绍人又是邵力子，既是国民党元老又是倾共的大老，事情又不了了之。 那份叫做《今日大陆》的杂志在父亲手上脱胎换骨，原来等于是摊派到各机关和赠阅的机关刊物，渐渐有了国外研究机构的订户。为了时效性，还增加了一份动态通讯。这份通讯是最早发出中国在大陆新疆建立核子基地的分析消息。刊物在国外声誉鹊起，眼红的人就出现了。 父亲所属单位，照说应该是个研究单位。但是，它的成员却主要是由情治系统人马为主，而国民党的情治系统，从戴笠开始，就重视以行动为中心，并不重视情报分析和研究。以这类背景的人员从事中共研究，他们凭的是过去的经历，不是现代的社会科学知识。“中国问题”本身不是一门学科，它需要广泛的社会学科知识为基础，研究中国问题和其它学术研究工作应该是一样的。许多年后，政治大学才获准在大学部之上，设立了“东亚研究所”，慢慢培养了一批批的硕士和博士。父亲也在那里授课，学生中时常有美国的外交官留学生，就是后来主管中国事务的那批“中国通”。在此之前，研究中国问题的环境是闭塞的，在安全和净化思想的观念下，研究中国问题成了特定机构下的包办工作。而其中一些人，便更不讳言，坦承这是他们的饭碗，中共问题被称做匪情，使研究和意识主观混淆，而主管必定是专家，以科层决定了知识的权威。这样的发展，当然是走进了死胡同。父亲与他们格格不入，他们看父亲，则认为是个异数。 父亲服务的中央党部第六组，名称是组，按照党政军机构的平行关系，它等于是部级机构，若以它的分工性质，则它的重要性还要更高。它毋宁是主管意识形态的最高机构，举例来说，对于思想问题中释疑的问题，会送到这里来签意见，即使是台湾统合情资的最高部门“国家安全局”也需会文到此，海外文化界申请来台，更要经过它的审核。它如果有疑惑则入台签证便下不来。这使得最需要方便进出台湾的香港星艺人物，对过手手续的一位助理干事，都非常巴结。这位低级干部离职后，才把大家吓了一跳，他摇身一变，成了港台制片界的大亨。 在台湾，思想争取工作还是在持续进行的，问题是要这些国民党党棍子去跟知识分子沟通，惹气多作用小。这类工作，跟父亲没有关系，但是，有阵子反对意见太凶了，上面交下一些难缠的人物，大家不愿意碰，硬摊派了一个给父亲，是学术界的殷海光，父亲只好遵照这种几近胡闹的指示投谒拜访。殷海光傲气十足，特别是瞧不起国民党人不学无术。父亲耐着性子谦虚地听他谈共产党，殷海光还抽出一本美国人的著作，认为鞭辟人里，非常高明，书名就叫“洗脑”，问父亲看过没有，父亲实在忍不住了，他翻到书前页，指出作者在序中，特别提到感谢父亲协助的文字。父亲刚进门还挨冷钉子，辞别时。殷海光意犹未了。殷海光表示对国民党里还有读书人很感到意外，父亲真是啼笑皆非。 刊物出名了，单位主管的总干事便宣布改革。首先，取消了作者署名，认为他们这种研究单位不宜搞“明星主义”：其次，取消由总编辑全权审稿，而组织了一个编辑委员会，以编辑委员会来审稿。事实上是登稿的分赃。结果，原来把关甚严的审稿工作开了后门，那份刊物苦心培养起来的声誉一落千丈。 父亲最厄运的事终于发生，“文革”发生后，日本由岸信介具名，邀父亲再度赴日作专题演讲，那也正是日本召回各地驻外大使，检讨中国变局的时候，大家都需要对大陆的新变局有第一手的了解。但是邀请函的寄达，却惹怒了许多人，他上头的一个裘姓总干事自诩是台湾所谓的“中共问题研究专家”，甚至愤慨说：为什么请他不请我!那时，在日本名人录中提到台湾的中共问题研究专家只有郑学稼和父亲，郑专长理论，父亲专长实务问题。如果，那个名人录要在台湾这个研究领域里选最吃瘪的两个人，也一定是他们两个。真应了蒋经国对内的批评：“外争不足，内斗有余”。嫉妒他的人无法取消这项邀请，想出了一个极缺德的办法：他们说父亲来台九年，没有经过“安全调查”。因为，父亲来台是陈健中作保人，漏了这条手续，现在要补回这个程序。就这样，由本单位行文有关机关，由恶名昭彰的警备总部负责作“安全调查”的约谈，约谈期间，自然无法出境。三个月后，警总说可以出国了，问题是邀请的会议早已结束。 从未在台湾为所受不公平待遇而怨艾的父亲，在约谈结束的时候，却少见地惹出气来。“安全调查”的结案手续，千篇一律都是要填一份“自白书”，没问题的人也是要写交待。这种“宁枉勿纵”的愚思，也曾激怒金庸，也是因为要他写这种东西杜绝迁台之念。这种切结字眼攸关名节，父亲当然拒绝。父亲后来在家人劝解下，写了一份“自白书”。警总的人也觉得“老师”真多事，快点了事还不好吗?父亲受到他这一生中仅有的侮辱，十多年后，父亲过世，家中整理到父亲留下的那份“自白书”复本，内中列明了他一生的行事。往事尘埃，记不清楚了，我却牢记得文末的一句话：书生报国，如此而已!这简单的“如此而已”四字，曾震动得我腑脏翻滚。 俱往矣。沧海一粟，我父亲只是一个被浪费掉的人罢了。 (摘自《档案界》网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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