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档案部门在社交媒体时代文化传承功能的发挥 |
| 范文 | 陈祖芬 摘 要：在社交媒体时代，档案部门在发挥文化传承功能时存在“两难”困境。为解决这个困境，档案部门已拥有一些充分条件。社交媒体是档案部门进行文化传承的加速器，也是具有文化传承功能的档案优先实现社会价值的选择器；档案部门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可信度高，档案网络信息服务基础较强。在这些基础上，档案部门可以在价值引导、筛选鉴定和加工编辑等方面发挥作用。 关键词：档案部门；社交媒体；文化传承 Abstract：In the social media age， the archives encounter a dilemma when their cultural inheritance function. In order to solve this dilemma， this article analyzes some sufficient conditions that an archives has. Social media is an accelerator in cultural inheritance for archives. Its also a selector for the records which have cultural inheritance function to achieve social value. There is rich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information in archives， which has high reliability. And the base of archival network information service is strong. On the basis of these conditions， archives can try to play important roles in value guiding， selecting and appraising， modifying and editing. Keywords：Archives；Social media；Cultural inheritance 时下，将社交媒体应用于档案服务已成为众多档案部门的重要关注点。张照余认为：“文化传承功能是对档案馆社会功能的高度涵盖，它具体体现在档案馆的‘存史‘资治功能之中。强调档案馆的文化传承功能，实际上就是强调档案界的历史使命。”[1]近年来，社交媒体（主要包括社交网站、论坛、博客、播客、微博、微信、维基、内容社区等）用户数量迅速增长，它具有的信息传播优势为档案部门文化传承功能发生作用提供良好的条件。因此，档案部门可以从发现文化传承功能走向发挥文化传承功能。 1 档案部门在社交媒体时代发挥文化传承功能的“两难”困境 在社交媒体时代，档案信息已从封闭的库房走向开放的网络空间。但是，大部分档案馆在社交媒体中上传的信息仍然以档案新闻、馆藏介绍为主，辅之以地方历史文化的介绍。文化传承功能的发挥在事实上存在着“两难”困境，“供”与“需”在“文化传承”的问题下恰似两条尴尬的“平行线”。 1.1 档案部门“怀才不遇”。一方面，档案库房里存放着大量有文化价值的档案资源，大有“怀才不遇”之感。档案部门竭力想提供给网民利用；但主动浏览档案信息网站、主动关注档案类社交媒体，并从中获取文化信息的公众仍然不多。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网民的上网目的多样，他们的关注对象也多样，档案文化并非大众文化，档案信息的社会影响力较弱，如果没有特殊需要，网民上网的目的地大多不会指向档案类社交媒体。二是档案信息浩如烟海，它们长期“蛰伏”在数据库中，如果没有特殊需求，人们不太可能主动查询档案文化信息。三是社交媒体中可读性强的档案文化信息相对欠缺，很多现有信息难以激发网民阅读兴趣。 1.2 网民用户“求知若渴”。另一方面，众多网民传统文化缺失，他们意欲了解传统文化，也不排斥档案类文化信息，但无法实现愿望，他们求知若渴，却求而不得。其原因也是多方面的：一是快节奏现代工作使网民时间碎片化，快餐文化带来“浅阅读”，但传统文化精华则需要“深阅读”；二是 “心灵鸡汤”“生活百科”“标题党”等社交媒体中常见的内容已经难以引起众人的兴趣，网民开始审美疲劳，遇到符合自己口味的信息并不容易；三是随着档案宣传的深入，也有网民意识到档案的价值，但是“档案文化信息”对他们还是比较抽象的概念，并没有走到身边。 1.3 关于“两难”困境的思考。从上文分析可见，档案部门“怀才不遇”和网民用户“求知若渴”，有档案部门外部的原因，也有档案部门内部的原因。是否可以通过主观努力解决？既然让网民主动“拉取”档案信息的概率相当小，那么，是否可以考虑向他们“推送”呢？如果有机会向网民用户“推送”档案文化产品，而且“推送”的力量还比较强大，档案部门是否可以考虑把握机遇呢？ 2 档案部门在社交媒体时代承担文化传承责任的充分条件 社交媒体恰好为解决“两难”困境提供了良好的机遇，档案部门也具有自身的资源和能力基础。这两方面的结合就构成了在社交媒体时代承担文化传承责任的充分条件。 2.1 来自社交媒体的便利条件。如果能将人们可能感兴趣的档案信息通过一定的方式推送到他们的眼前，一旦档案信息与“兴趣点”或“关注点”相符，就会激发人们的阅档热情，使档案信息得以传播。这种“互动”后的“推送”是社交媒体的长项，为档案部门担负起文化传承责任提供了诸多便利。 2.1.1 社交媒体是档案部门进行文化传承的加速器。社交媒体传播是一种人人参与的接力式口碑传播。web2.0时代带来了互动性强的社交媒体，于是，web1.0时代的“等客上门”的状态可以得到改观，让档案信息“远行”已成为可能。杜子建认为：“在新浪微博上，一个帖子的远行大致需要发布者、阅读者、旁观者、喝彩者、围观者、推动者、关键人和内行人。”[2]一条档案文化信息在社交媒体的传播也可以借助这些角色的共同作用。这里，档案工作人员就可以充当首推者、关键人和内行人。因为无论强关系还是弱关系，都具备一定的私信力，所以只要能编辑出有吸引力的档案文化信息，一定会得到处于人际关系中的强关系（现实生活中的朋友、同学、亲人/亲戚、同事、老师/领导等）的关注、点赞、评论和转发。当亲友成为喝彩者之后，信息还会继续传播，会有更多强关系的关注、点赞和转发。在这个过程中，知名人士的陌生人粉丝、普通人的网友等弱关系也有可能会对某些信息感兴趣，关注、点赞、评论和转发量还可能很多。当档案文化信息得以成功推送，它所承载的文化便得以传承。可见，相比传统纸媒和web1.0时代单纯的网站展示，社交媒体加强了档案信息传播的能力，也大大加快了文化传承的速度。 2.1.2 社交媒体是具有文化传承功能的档案优先实现社会价值的选择器。档案具有第二价值，即社会价值，丰富的档案馆（室）藏是社交媒体的文化之源。然而，档案开放是有条件的，可开放档案的公布是有限的，公民主动利用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所以，选择一部分具有文化传承功能的档案在社交媒体上公布和传播，并观察公民对这些信息的反应，有助于增强档案部门对“黏性”信息的感知力。因为信息是否具有用户黏性，是社交媒体信息有效传播的重要指标。在社交媒体中，关注量、粉丝量、点赞量、评论量、转发量等数据都可以成为考察民众兴趣度的标志。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和统计，档案部门就可以摸索出一种基于爱好、基于转发量的档案信息筛选标准。“任何完整的网络信息传播过程，都是双重主体选择的过程，是双向选择的结果。”[3]当档案信息在社交媒体中传播时，档案部门作为传播主体要选择档案信息，网民作为接收者也要选择接收的档案信息，社交媒体不仅为档案部门提供了展示档案信息的平台，更为网民表达信息选择意向提供便利，还实现了实时的交流。这样，一部分具有文化传承功能并受民众喜爱的档案信息就可以优先实现社会价值。社交媒体也在客观上成为发现和培育文化传承人的“伯乐”，这些文化传承人主要是指在社交媒体中推动档案信息传播的档案工作人员和活跃网民。 2.2 来自档案部门自身的优越条件。除了社交媒体提供的客观便利，档案部门自身也已具备了一些优越的条件，以便在社交媒体时代承担起文化传承责任。 2.2.1 档案部门拥有可信度高的档案信息。《中国舆情指数报告（2013）》显示，虽然中国网络活跃用户已达4亿人，但选择信任电视、报纸等传统媒体的受访者还是比网络媒体的多。社交媒体是依托网络传播信息的，信赖感的欠缺势必影响传播的效果。网络生态环境的养成不是一朝一夕的，要想改变并不容易，所以，民众对网络信息的怀疑态度在短期内不太可能有大的改观。由于档案形成于社会活动的过程中，它天生具有原始记录性、凭证性、权威性。在老百姓眼中，档案信息的可信度是比较高的。所以，如果让档案部门与社交媒体相结合，就会有更多的网民相信信息的真实性，发自内心地做好文化传承，达到较好的传播效果。 2.2.2 档案中蕴藏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档案的产生和发展都体现着历史文化性。首先，人们生产、生活经验和知识的原始记录代代积累构成了丰富的档案资源；其次，因为书写着人类历史，档案已经成为文化传播的载体，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充当着文化使者。近年来，各地依托档案进行的文化活动越来越多：利用革命历史档案举办反映当地革命史的爱国主义图片展、利用建筑档案举办的地方历史建筑文化展、利用特色档案进行的特色档案展等，受到了民众的欢迎。因此，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资源是档案部门在社交媒体中进行内容建设的坚强后盾。 2.2.3 档案部门已经具备较强的网络信息服务基础。纵观档案信息化发展历程，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国内外档案机构纷纷进行网络信息服务实践，经过20多年的发展，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在这方面已经有许多成功的案例，我国档案部门网络信息服务也已初见成效。已有上千个档案馆在互联网上建立自己的主页，建设档案信息资源库，尽可能地为民众提供档案目录或全文检索服务，网上档案展览发展迅速。到了社交媒体时代，不少档案部门也开始利用博客、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进行档案信息服务。这些积极的作为使档案部门以文化传播使者的面貌出现在网民面前，为档案部门在社交媒体时代承担起传承文化的责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3 档案部门在社交媒体时代发挥文化传承功能的策略 既然条件都已经具备，档案部门就可以在社交媒体时代有所作为，发挥文化传承功能。具体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进行： 3.1 价值引导。美国传播学者丹尼斯指出：“大众传播不仅对个人而且对整个社会或文化都有影响。它可以影响一个团体的共同信仰和价值观。”[4]社交媒体是一种大众传播媒介，它的受众面较宽、影响力较大，能够广泛而直接地把档案信息中承载的文化价值观传播到社会个体。此外，再加上档案信息较高的可信度，大部分受众比较容易接受档案文化信息中传达出的价值观。当然，信息又具有相对价值，不同的受众对同一条信息可能会有不同的反应。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希望档案信息助推良好社会秩序的形成，就需要借机做好价值引导。在选题和加工的工作中，应当将正确的价值观融入上传的档案信息中，使人们在阅读过程中潜移默化地接受它。以加工革命历史档案为例，欲赞颂爱国主义精神时，就可以选编含有抗日战争时期英雄事迹的档案；欲表明艰苦奋斗精神时，就可以选编当时的旧衣物、旧武器等实物档案图片；欲体现战争的残酷、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就可以用长长的烈士名单和惨烈的战争场景图片来震撼人心。对于加工后的档案信息成品，档案部门还可以利用社交媒体的强参与性，在与网民的互动中引导正能量。 3.2 筛选鉴定。Adam Crymble 在对Twitter 和 Facebook的使用进行对比研究后谈到，一些档案机构以自己的意志为转移，将整理的档案进行过度开发利用。但频繁的发布并没有得到更多的用户的关注。[5]因此，档案部门应当在了解社交媒体的特点基础上精心选材，确定有助于文化传承的档案信息来源。好的素材是加工编辑的重要基础。档案工作人员要熟悉馆（室）藏，一个档案馆往往拥有很多全宗，先要从面上筛选出比较适合用于文化传播的全宗，划定一个大致的范围。例如，宣传部门、文化部门、科技部门、教育部门的全宗就可以优先得到选择；有的档案馆还专门设有名人全宗、名胜古迹全宗等地方特色明显的全宗，这些也可以优先选出。除了全宗内的档案外，档案资料也是档案部门的收藏品，虽然它们产生之初有大量复本，但是一些年代较久的档案资料已相当罕见，例如，民国时期的地方报纸杂志。所以，以档案资料为社交媒体信息源也会受到欢迎。划定好全宗和资料的大致范围之后，还应当明确开放档案和不开放档案的范围，只有开放档案才可以作为正式的备选档案信息源。这时候再细化选题，并挑选适合在社交媒体上传播的档案信息源。为了慎重起见，工作人员最好再进行一次公布前的鉴定，方可编辑加工上传。 3.3 加工编辑。档案部门加工编辑的成品质量是其文化传承工作能否被认可的关键。法国传播学者多米尼克·吴尔敦指出，“信息不等于传播”，“传播只有通过另一方的存在和相互的认可才具有意义，而不能仅仅停留在信息传递的层次”。[6]因此，如何把筛选鉴定好的档案信息编辑加工成社交媒体上被认可的信息，并使其走得更远，达到传承文化的效果，就成为工作的难点。从总体上看，由于档案原件并非因传播而产生，其传播力较差，这就需要在加工时充分考虑成品的传播力。笔者认为，在社交媒体中传播的档案信息加工成品要具备可读性、趣味性和文化味，才有助于提高用户黏性，推动“人人传播”。官方的社交媒体平台常犯的毛病就是缺少平民视角，事实上，加工编辑每一个帖子、每一篇博客、每一条微博、每一条微信时都应该设想“粉丝”的反应。在社交媒体中，一条优秀的档案加工成品可以在文化传承的核心理念下，以文学的笔调和多媒体的形式加以展现。例如，加工一组不同年代的毕业证书实物档案图片，档案人员可以将毕业证书图片穿插在勾起几代人对青葱岁月历史回忆的文字之中，同时配以回忆青春的背景音乐，在学生毕业季推出。这件加工品虽然立足于档案，但它传递给受众的信息早已超出了那些老旧的毕业证书，而它引起的心灵共鸣或许不只是正在收拾行装的毕业生，也包括他们的父辈。这时候，人们转发的就不只是一条社交媒体信息，更是一种毕业情愫、一种文化情怀。档案部门也可以在网民的互动中，不断加工完善这件成品，使这条信息走得更远。 参考文献： [1]张照余.档案馆“资治”“存史”和“文化传承”功能辩证[J].档案学研究，2004（5）：7～10. [2]杜子建.微力无边[M].沈阳：万卷出版公司，2011：61. [3]徐玉萍.网络信息传播规律研究[J].图书馆学研究，2010（6）：14～17. [4]梅尔文·德弗勒，埃弗雷特·丹尼斯.颜建军，等，译.大众传播通论[M].华夏出版社，1989：328. [5] Adam Crymble. An Analysis of Twitter and Facebook Use by the Archival Community. Archivaria 70 （Fall 2010）： 125～151. [6][法]多米尼克·吴尔敦.宋嘉宁，译.信息不等于传播[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2：12. （作者单位：福建莆田学院文化与传播学院 来稿日期：2015-02-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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