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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我国档案学高影响力学术著作研究

范文

摘要：选取CSSCI数据库中档案学的来源期刊《档案学研究》和《档案学通讯》2010年～2014年5年间期刊论文的参考文献作为分析数据源，统计了我国档案学的高被引学术著作、高被引著者、高被引出版社或学位论文授予机构，并对高影响力学术著作涉及的主要研究主题进行了剖析。通过统计分析，用数据来支撑学术著作是我国档案学发展的重要资源形式的论断，并为档案学文献馆藏配置、读者文献阅读以及档案学的传承提供参考。

关键词：中国；档案学；学术著作；高影响力

Abstract：Based on the statistical data of Archives Science Bulletin and Archives Science Study as the CSSCI source journals during 2010-2014， the paper lists the highly-impact academic works including books and thesis， highly- impact authors and publishing houses in archive science in China. Meanwhile， the paper dissects the research themes of these influential works. According the statistical finding， the study concludes that books and thesis as systematic knowledge system are very important and indispensable information resourc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archive science and these works can also provide guideline for the allocation of library and readers reading.

Key words： China； Archive science； Academic works； Highly impact

1 引言

我国学者苏新宁在其主编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图书学术影响力报告》中提到：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图书是最重要的学术资源，根据CSSCI数据库的统计数据显示，其收录论文的参考文献中图书的比例高达50%以上[1]。图书作为系统、完备的知识载体，在科学交流的过程中举足轻重。然而，由于种种原因，现在的学术评价中，尤其是量化评价盛行的背景下，图书在学术交流中的空间受到了挤压，这对于很多领域，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来说，无疑遭受了重创，尽管很多学者不认同快销式的学术产出，却又不得不顺应潮流。在终端泛在化、移动化的技术背景下，各种媒介包括现在新兴的自媒体信息充斥以及人们越来越认同的碎片化阅读对图书的出版行业造成了不小的冲击。与此同时，随着更多的工具和数据获取平台的出现，又为图书评价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尤其是在人文、社会科学这些以图书作为重要交流媒介的领域，这为这些领域的科学评价以及规范和健康发展带来了契机。

档案学作为社会科学领域的一个分支，图书对其发展从逻辑上来讲也是非常重要的。然而，近几年来，随着新媒介和人们新的阅读偏好的冲击，档案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对于学术图书的依赖程度有多大，哪些学术著作对档案学的发展影响深远，这些学术著作为什么能够得到学界的青睐，档案学读者如何选取优秀著作来阅读，图书馆如何优化配置档案学图书资源，这些问题值得探讨。从现有研究成果来看，关注学术图书在档案学发展中的作用以及档案学的重要著作的研究相对比较少。王新才等人[2]在其论文《国内档案学核心期刊参考文献研究（2004～2013）》中列出了档案学的10本高被引专业书籍和10本非专业书籍，但论文主要关注档案学参考文献的文献类型剖析，没有专门针对学术著作进行分析。奉国和与李媚婵[3]在其论文《基于Citespace的档案学研究可视化分析》中从CSSCI数据库采集了1998年～2012年档案研究的论文，研究结果中被引TOP10的文献，其中前9个都是图书，这个研究结果也一定程度上印证了档案学研究中图书的重要性。同时，这些研究也为本研究提供了历史数据。

2 研究对象和数据处理方法

2.1 研究对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图书的定义是：凡由出版社（商）出版的不包括封面和封底在内49页以上的印刷品，具有特定的书名和著者名，编有国际标准书号，并有定价且取得版权保护的出版物称为图书[4]。在图书情报学中，书被称为专著，以区别于杂志、学报、报纸等连载期刊，而按照Wikipedia的定义：专著是指某一个主题或者主题某个方面的专门著作，通常是由一个作者来完成，专著一般而言，对某个主题的阐述更加全面、系统，且有作者对该主题的独特的见解和主张。有人指出：专著不一定是书，博士论文、硕士论文只要是独自创作的都算专著。为了体现我国档案学界对系统知识的借鉴，本研究中除了将参考文献中标注为[M]的对象统计在内之外，还将学位论文也纳入统计的范畴。同时，为了区别于专业领域对图书和专著的界定，本文将这两类文献类型统称为学术著作。

档案学领域的文献计量研究普遍采用以CSSCI来源刊物作为分析对象，本研究也拟将CSSCI来源刊物：《档案学通讯》和《档案学研究》作为分析对象，选取2010年～2014年文献类型为“论文”的文献，其中2014年CSSCI中《档案学研究》只包含第一期和第二期的数据，笔者采用CNKI数据库来对缺失的数据进行了补充。

2.2 数据处理方法。为了能够使得分析的结果更加准确，对于下载的数据主要进行以下几方面的处理：（1）合并和纠错处理。对于同一书名、同一作者、同一出版社，但是出版年、版次、卷期不同的图书，或者书名中书写了分卷或者分集（辑）名的，本研究将其视为同一研究对象，将其合并。对于书写形式不同，但实属同一著作的也进行数据合并。例如莫里斯·哈布瓦赫、保罗·康纳顿、里奇·唐纳德等国外人名，著录中对于名和姓的放置位置不同，但实则指代的都是同一作品。（2）数据计数和识别方法。对于一篇文献中出现的重复参考文献，因为总参考文献数量采用了累加的方法，因此这里同样也采用累加的方法。例如A文献在同一篇论文中被引用了两次，则其被引频次增加2次。图书和学位论文的识别采用文献类型M和D来进行识别，主要以CSSCI系统给出的结果为准，并辅以粗略的纠错处理，例如文献以M为标识，但是出版社和学位论文机构处却显示为期刊名，对这样的数据进行删除。

3 统计结果和统计分析

检索结果显示：《档案学通讯》（2010～2014）文献类型为“论文”的文献量为685篇，其中有51篇没有参考文献，《档案学研究》（2010～2014）文献类型为“论文”的文献量为568篇，其中有46篇没有参考文献。由于要分析参考文献的类型，因此将没有参考文献的数据从数据集中剔除。《档案学通讯》634篇论文中，有428篇的参考文献中有图书，占总数据量的67.5%，参考文献中学术著作（包括图书和学位论文）比例不小于50%的占总文献量的25.7%，其中有45篇文献的所有参考文献均为图书。《档案学研究》论文参考文献有图书的比例为57.7%，参考文献中学术著作比例不小于50%的比例为16.9%，有20篇文献的所有参考文献均为图书。

3.1 高被引学术著作。统计的结果显示：这两本期刊的参考文献数量共有约10941篇，篇均参考文献数量为8.7，其中学术著作被引2941，篇均引用学术著作数量约为2.3。选取被引频次大于5的学术著作作为高被引著作，这些著作平均每年都被其他文献引用，说明它们在档案学研究中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如表1所示。其中同一作者、同一书名、同一出版社出版年、不同的学术著作进行了合并，因此表格中没有列出出版年。此外，对于没有出版社的图书为了和后面的数据保持一致，也未进行统计。从统计结果来看，档案学的高被引学术著作均为图书，这些图书大多数都是档案学的理论、思想和实践研究，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历史著作、哲学和社会学著作。总体而言，档案学对学术著作知识的吸纳仍然保持着鲜明的档案特色，这说明档案学研究始终保持着本色，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档案学研究过程的外化仍显不足。

3.2 档案学高被引著者。为了了解档案学的高影响力著作主要的创作者和重要学者，我们统计了著作被引频次大于5的著作，如表2所示。由表2可知，这些高被引著者，既有个体学者又有研究机构，既有国内学者又有国外学者，既有现在活跃的学者，又有已经成为很多领域都耳熟能详的著者。从高被引著者反映出来档案学对其他领域知识的融入和认可相比高被引著者要更加丰富，反映出档案学研究并非很狭隘，也具有非常强的包容性。从统计结果来看，冯惠玲被引频次最高，这与笔者统计的2003年～2012年的高被引期刊著者中最高被引著者[5]一致，可见冯惠玲在档案学领域中的产出类型非常多样，而且各种成果的影响力都非常大。但期刊高被引著者与学术著作的高被引著者仍然差异比较大，学术著作的著者相对期刊著者在领域中的知名度要更高，对学者的知识沉淀，包括知识深度和广度要求更高，才能形成受学界其他学者认可的、经得起时间考验的系统的、经典的著作。

3.3 档案学高被引出版社或学位论文授予机构。选取被引频次不小于10的出版社或学位论文授予机构作为档案学的核心文献来源如表3所示。结果表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是最具影响力的档案学出版机构，其出版的档案学著作备受业界的青睐，相比排在第二位的“中华书局”，被引频次多了68次。排在第二位的“中华书局”又比第三名的“中国档案出版社”被引频次多出113次。但总体而言，排在前11位的出版社对档案学经典著作的推广和传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可以说是档案学的核心出版社。表3黑体表示的机构是高被引学位论文授予单位，中国人民大学的学位论文被引用频次最高，其次是武汉大学和山东大学。相比学术图书，学位论文被引的频次仍然偏低，学位论文作为能够代表领域研究重点、热点的系统化知识，对领域发展的重要性地位应该不断地强化。

从本文对档案学CSSCI来源期刊2010年～2014年这5年间参考文献的统计结果来看，新的信息环境、新兴的技术、用户新的阅读习惯，对档案学研究中专著的地位有一定的冲击，但是总体影响并不大。与以往研究的数据相比，近5年的高被引学术著作与之前的研究，例如苏新宁[6]、王新才等[7]以及奉国和等[8]的研究结果相比，档案学高影响力著作在不断地发生变化。苏新宁统计的是2000年～2007年包含图书馆学和情报学在内的高被引著作，档案学在其统计的110种著作中入选了8种，吴宝康的《档案学概论》排名第一，其次是冯惠玲的《档案学概论》，周雪恒的《中国档案事业史》排名第三。这8种著作除了何嘉荪等的《文件运动规律研究：从新角度审视档案学基础理论》和韩玉梅的《外国现代档案管理教程》都包含在了笔者统计的高被引著作中。与王新才等人的研究结果对比来看，仅考虑档案学专业图书的话，排名前两位的著作一致，其余的著作除何嘉荪的著作外，其余著作都有，但是位置却不尽相同。而与奉国和等人对1998年～2012年的高被引文献相比，除了排在第一位的著作相同之外，其余著作的顺序也不尽相同。

本研究除了从数据上揭示了档案学近几年的高被引学术著作之外，还从统计数据以及与其他研究的成果比对的结果发现：档案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领域的分支，学术专著对其发展的支撑作用仍然非常关键，而且随着时间的变化，对于学术著作的关注也在发生变化。尽管学术著作在利用的过程中马太效应不明显，但从期刊对其引用的数据，却可以将分散在不同研究者的认知视角进行归纳，在不受马太效应影响下得到的领域高被引著作更能体现出其自身蕴含的学术价值，对于指导信息泛滥环境下的读者阅读、图书馆馆藏配置、学者的客观和多维评价具有重要的决策参考价值。

*本研究是ISTIC-T联合实验室开放基金研究成果之一，受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学术图书影响力评价研究（2014-QN-396）”资助，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2014CZH006研究成果之一。

参考文献：

[1][6]苏新宁.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图书学术影响力报告[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2][7] 王新才，文振兴，王春晓.国内档案学核心期刊参考文献研究（2004～2013）[J].档案学通讯，2014（3）：27～32.

[3][8] 奉国和，李媚婵.基于Citespace的档案学研究可视化分析[J].档案学研究，2014（5）：18～23.

[4]图书[EB/OL].[2015-3-7]. http：//zh.wikipedia.org/zh/图书.

[5] 任红娟. 我国档案学核心作者及其研究主题分析[J].档案学通讯，2013（4）：30～32.

作者单位：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来稿日期：2016-0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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