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中国共产党“选贤任能”道路选择与实践研究 |
| 范文 | 麻宝斌 仇赟 摘要：国际上越来越多的政治学者，开始关注当今中国的“选贤任能”政治模式，其核心是中国共产党对“任人唯贤”干部路线和“德才兼备”干部标准的历史选择与实践运用。本文将从中国共产党“任人唯贤”“德才兼备”选人用人思想发展落笔，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采取溯源性分析、对比性分析和功能性分析三种视角，历史地、发展地、辩证地对中国共产党“选贤任能”道路选择与实践进行深入探讨和政治学分析，试图从中西方政治制度差异对比中探寻中国道路“选贤任能”篇章的独有特色和政治功能。 关键词：选贤任能；任人唯贤；德才兼备；委任制；精英政治 中图分类号：D26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7-9092（2018）04-0012-010 当今世界，中国的“选贤任能”政治模式越来越多地得到国内外学者的关注，是依靠西方民主选举的方式推选政治领导人更理想，还是像中国一样注重“选贤任能”更务实，已然成为中外政治学者讨论的一个热点论题。尤其在西方民主政体缺陷日益暴露的情形下，中国式“选贤任能”政治模式为世界治理提供了“东方智慧”。学者贝淡宁认为“贤能政治的含义是设计一种政治制度，挑选能力超过平均水平的政治领袖做知情的、道德上站得住脚的政治决断。”并指出，现在中国共产党“任务的重心转移到由德才兼备的政治领袖进行善政的问题，中国共产党的选拔和晋升机制因此变得更为尚贤”①。当今中国的“选贤任能”政治模式，其核心是中国共产党对“任人唯贤”干部路线和“德才兼备”干部标准的历史选择与实践运用。“任人唯贤”干部路线与“德才兼备”干部标准之间存在密不可分的关系，在内涵上高度一致。实行“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归根到底就是坚持“德才兼备”的干部选拔和使用标准。从文化根源看，“尚贤”不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发明创造，而是中国共产党在把握马克思主义政党本质属性的基础上，继承和发扬中华文明的优秀文化基因以及公平正义的政治理念，在思想建党、制度治党道路上的必然选择。从制度特色看，中国共产党的“选贤任能”实践，既克服了西方国家精英政治日益权贵化、资本化的倾向，又摒弃了苏共传统委任制方式封闭僵化、官僚等级的体制惰性。从政治功能看，确定“任人唯贤”“德才兼备”的干部路线标准，不但为选拔使用什么样的干部提供了判断标准和依据，更重要的是对于中国共产党塑造政党权威性、提升政党凝聚力、促进组织适应性、净化组织纯洁性、保证政策执行力、巩固政权合法性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功能作用。因此，中共应该有足够的制度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文化自信，坚持和发展好“任人唯贤”“德才兼备”的选人用人思想与实践，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的干部选拔任用制度体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的干部保证。 一、历史必然的溯源性分析 中国共产党确立“任人唯贤”“德才兼备”的干部路线和标准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在其发展过程中也形成了自身特色，并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干部制度的核心，发挥牵动和指引作用。 1.中国共产党确立“任人唯贤”“德才兼备”的干部路线和标准根植于中华文化“崇德、尚贤、举能”的历史传统。选贤任能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崇高境界，也是中华民族思想融合的光辉结晶，更是统治阶层治理经验的总结积淀。我国古人早在西周时期就意识到，统治者自身德行决定了政权兴亡成败。从文化上看，周代出现了“以德配天”的思想，《尚书·召诰》提出“皇天无亲唯德是辅”，把“德”作为封建统治者政权合法性的前提；《尚书·咸有一德》中还明确提出了“任官唯贤材”的思想，成为任人唯贤思想的发端。儒家思想者对“仁德”和“德政”进行了系统精辟的论述：孔子的政治理想是“为政以德”，提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论语·为政》），“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篇》），把德行作为统治者获得民众支持的重要品质。孟子提出，“唯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为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孟子·离娄上》）。孟子所谓的“仁”即为孔子所谓的“德”，仁德者得天下，失德者失天下，把德行与统治地位的内在逻辑关系清晰地勾勒出来。荀子认为“王者之论，无德不贵，无能不官”（《荀子·王制》）“论德而定等次，量能而授官”（《荀子·君道》），根据品德的高低而排定等级，衡量能力的大小授予官职。不但儒家注重和倡导德行贤能，墨家、法家也主张选贤与能：墨子认为崇尚贤能之人，是为政的根本，“尚贤者，政之本也”“古者圣贤之为政，列德而赏贤”（《墨子·赏贤》），并进一步提出“举义不避贫贱”“举义不避亲疏”“举义不避远近”的用人原则；韩非子认为“官职者，能士之鼎俎也”（《韩非子·六反》）“能，为可以明法，便国利民”（《韩非子·说疑》）。可以说，崇德尚贤举能不但是儒家思想的核心精神，更是中华文明的融通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特点就是推崇“德治”，力图通过强调治理者的品德和才能，来实现良政和善治。因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包含着一个值得注意的伦理假定，即认为“人皆可为圣贤”，正是基于这一伦理假定，才为“崇尚德治”和“举贤任能”提供依据，才会设计出内圣外王、德行天下的治国理念。在二十四史、《群书治要》、《资治通鉴》等历代典籍中，关于“举贤”“任贤”“择贤”“荐贤”“纳贤”等的记载和论述屡见不鲜，选贤任能成为封建统治者在长期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一条治理经验和任官原则。其中，北宋司马光对才德关系的论述被后人广为传颂：“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是故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由此，他提出：“取士之道，当以德行为先”。[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周纪》第一卷，岳麓书社1989年版，第4页。中国古代统治者创造的察举制、科举制等人才选拔机制也都侧重于对“德”与“才”的考察辨别。比如，两汉的察举制度对“孝廉”的举荐标准有四条：“德行高妙，志杰清白”“学通行休，经中博士”“明达法令，足以决疑”“刚毅多略，遭事不惑”，从德行、才学、明法、智谋等方面提出了具体要求。隋唐科举制度将“孝悌有闻”“德行敦厚”“节义可称”“操履清洁”“强毅正直”“学业优敏”“文才美秀”等包括德行、文才、治能等方面内容作为科举科目。杨随平：《中国古代官员选任与管理制度研究》，中国社会出版社2010年版，第16、50页。西方学者看到了中国文化认同与西方民族认同的巨大差异，“儒家伦理对于政治制度特别重要，因为它是确定精英的地位资格的标准，并可用来控制官员的行为”；“为了确保政治决策的公正和明智，中国的传统依靠为官者的个人素质”；“而统治者的任務就是要看到，真正具有美德的是那些掌权的人”。[美]詹姆斯·R﹒汤森、布莱特利·沃马克：《中国政治》，顾速、董方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31、32页。潘维也认为“中国政体与选举式民主制的差异在于选贤任能。择优录用的原则是中国历代治理的核心特点，就像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在选举式民主中的地位一样。”深入地看，“任人唯贤”“德才兼备”的选人用人思想一旦上升到文化层面，就与中华民族的集体潜意识相关联，会在历史选择层面自觉进入默认模式，如果强行的手动清除，反而会背负合理性必要性的责问，因为文化认同、文化传承往往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应该说，中国共产党选择“任人唯贤”“德才兼备”的干部路线和标准植根于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传统，具有文化传承上的联系性，但中共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与古人选贤任能的德治经验在本质上是有区别的，文化上的溯源绝不能抹杀本质属性上、阶级立场上的差异。 2.中国共产党确立“任人唯贤”“德才兼备”的干部路线和标准同源于马克思主义政党“民主集中制”的建党原则。中国共产党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马列主义建党学说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政党，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民主集中制是无产阶级政党的建党原则，是无产阶级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之一。中国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政党，其建党原则突出反映在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中，而“在组织中担任一定职务”的干部要求与其密切相连。无产阶级政党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的建党实践中已体现了民主集中制的思想，在他们起草的《共产主义同盟章程》、《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等章程和组织条例中明确规定了一些实行民主集中制的重要原则。比如，规定“同盟中每年选举工作人员，不称职的可以随时撤换”。关于党的干部选拔标准，恩格斯在晚年提出过，“要在党内担任负责的职务，仅仅有写作才能和理论知识，即使二者确实具备，都是不够的，要担任负责的职务还需要熟悉党的斗争条件，习惯这种斗争的方式，具备久经考验的耿耿忠心和坚强性格”《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99页。。这其中已经把政治品质和工作才能作为两条具体干部标准提了出来。列宁强调，建立“统一的因而也是集中制的党”，党必须实行严格的集中，以保证党的集中统一去战胜敌人，使党得以生存发展。1906年4月，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上，民主集中制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一个根本原则被载入党章，后来又被推广到世界各国共产党的建设中，成为指导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普遍原则。从历史角度看，中国共产党的组建和发展受到十月革命的影响，尤其在建党初期长期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接受其领导，在建党原则上选择和实践民主集中制具有历史必然性。毛泽东曾指出，“中国人找到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俄国人介绍的”；“中国无产阶级先锋队，在十月革命以后学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建立了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0、1472页。从具体内涵看，民主集中制中“民主”的内涵具体表现在：“党的所有负责人员、所有领导人员、所有领导机构都是选举出来的，是必须向党员作报告的，是可以撤换的。”《列宁全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49页。列宁认为担任党的领导职务应当具有清醒头脑和实际本领，他们既忠实于社会主义事业，又能埋头苦干、同心协力地工作。他提出干部应该“都是些不仅绝对忠诚而且确实是有学识有才干的人”。《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03页。并强调：“要研究人，要发现有才干的工作人员。现在关键就在这里；不然的话，一切命令和决议只不过是些肮脏的废纸而已。”《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92页。列宁把选拔使用有才干的人作为贯彻党的决议命令的关键因素，并把忠诚和学识作为干部选拔的两个基本条件。斯大林继承了这一思想并把干部条件概括为两项：“第一，要根据政治的标志，就是说，他们是不是值得政治上的信任；第二，要根据业务标志，就是说，他们是不是适合做某一项具体工作。”《斯大林文选》，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39页。当然，苏共在执政后期并未很好地践行“政治标准和业务标准并重”的干部路线，在执政阶层和干部队伍出现了僵化腐败等诸多问题，党的领导人最终放弃了无产阶级政治立场导致了历史悲剧，这些都反向证明了干部路线和标准的重要性，值得后人警惕。客观地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俄共（苏共）与中共在干部选拔标准上存在高度一致性，同样是无产阶级政党，同样选择和坚持了民主集中制的建党原则，组织路线和建党原则上的一致性也决定了干部路线上的同源性。但是，中国共产党在运用和发展干部委任制的过程中，十分注重将马列主义建党原则与中国革命建设的具体实践紧密结合，并没有完全照搬苏联模式。 3.中国共产党确立“任人唯贤”“德才兼备”的干部路线和标准契合于追求公平正义的价值导向。罗尔斯认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正义的主要问题是社会的基本结构，或更准确地说，是社会主义制度分配基本权利和义务，决定由社会合作产生的利益之划分的方式。”[美]约翰·罗尔斯著：《正义论》，何怀宏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5页。罗尔斯的正义论被称之为分配正义论。从分配正义理论来看，正义就是要确保应该得到回报的人按他们的美德得到利益的原则。即，正义意味着给予人们所“应得”的东西，而“应得”总是与美德联系在一起。早在两千三百多年前，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把正义定义为一种德性。他认为，人内心中的正义乃是内心中若干德性的恰当协调或和谐状态，并认为“每个人必须在国家里执行一种最适合他天性的职务”“正义就是有自己的东西干自己的事情”。柏拉图：《理想国》，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54、155页。亚里士多德提出了正义的等值授予原则，他指出：“正义的分配是以恰当价值的事物授予相应收受的人……按照这个要旨，合乎正义的职司分配（‘政治权利）应该考虑到每一受任的人的才德或功绩（‘公民义务）。”“城邦还应计及优良的生活而要求大家都具有文化和善德，那么这两者才应该是（分配政治权利）最正当的依据。”“以财富较多或门望（出身）较高为理由而要求治权归属少数人，这可说同样是不合正义的。”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139、140、154、156页。亚里士多德把德性和知识看作进行政治权力分配的最正当依据，并考虑到功绩，而不是财富或门望。可见，尚贤绝不仅是东方智慧，西方先哲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基于正义的原则，也表达了对贤能的崇尚。确立“德才兼备”的干部标准，即以德行和才能作为评价和使用干部的标准，最重要的一条是在价值观层面树立了公平正义的价值导向，也确立了对领导职务进行公平分配的基本原则和依据，这对于中国共产党发展和完善干部选拔任用制度体系的公平性正义性具有重要意义。干部标准首要回答“选什么样的人”的问题，选拔制度才能解决“怎样选人”的问题。追求公平正义，首先要让具有积极和正向价值意义的目标导向和评判标准，占据优势主导地位。比如：能力、经验、业绩、忠诚等等都是積极正向性的，比如：背景、关系、金钱、贿赂等等就是消极负向性的。举例而言，我们说察举制、科举制在古代中国具有进步意义，就是因为与世袭制、恩荫制、赀选制等相比，把德才作为选拔标准比把门第、恩宠、金钱等作为选拔标准更加具有公平性。虽然科举制、察举制在具体实践中出现了种种流弊，但是其出发点却充满正义观念，树立了积极的正面的价值导向，其进步意义不容否认。中国共产党历史地选择了“任人唯贤”“德才兼备”的干部选拔标准和路线，同样树立了积极正面的价值导向，在追求公平正义的现代生活中，具有价值引领和行为规范作用。现实的重心问题，更多地将放在如何把这一干部选拔标准落实到位，而无须质疑这一标准的公正性、科学性。作为中国共产党干部选拔任用制度的基石，“任人唯贤”“德才兼备”的干部选拔路线和标准完全能够经受历史和现实正义性的拷问。 从上述分析，也印证了这样的观点：“中国共产党的建党思想与中国传统哲学及政治文化发展的历史也有着深刻的、内在的联系，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继承与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的辩证统一。党的组织建设和干部工作同样也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结合。”陈凤楼：《中国共产党干部工作史纲（1921-2011）》，党建读物出版社2012年版，第1页。同时，中国共产党“任人唯贤”“德才兼备”干部路线和标准不仅具有鲜明的中国传统文化特色、无产阶级政党特色，也蕴含了公平正义的核心内涵，为党的队伍和党的事业发展壮大奠定了重要的价值基石，并从根本上保证了任何偏离这一核心价值的制度办法在实践中能够得到必要的纠正和完善。 二、中国特色的比较性分析 如何看待中国共产党“选贤任能”思想与实践的特色，需要在选准参照系的前提下进行比较分析，厘清特色优势。从现代政治发展的角度看，可比较的参照系有两条： 1.以传统“干部委任制”为参照系的比较分析。所谓委任制，是指任免机关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直接委派干部担任领导职务的一种方式。干部委任制是列宁主义的建党原则，产生于特殊的革命时代背景。1919年，俄共八大确立了党管干部的原则和干部任命制原则。列宁在沙皇专制政府严密统治和严酷镇压的特殊背景下建党，没有条件进行合法的公开化组织发展和干部选任，不得已采用上级对下级干部委任的方式。传统的干部委任制有这么几个特点：一是各级领导干部由上级党的机关甚至上级党的负责人直接任命。委任是上级权威的授予和传递，下降被赋予了上级权威代替上级行使被赋予的权力，从而高度对权力授予的上级负责。二是干部选拔的程序比较封闭简单，没有系统严密的程序设计，也缺乏必要的民主公开和竞争择优。三是干部选拔的标准是基于绝对忠诚而非才能。“委任实际上可以界定为一个政治上的权威指定某人担任某一负有责任的职位的一种权力和公认的权利”；“权威的选择是任意的，其基础是信任、忠诚和政治上的亲密关系，而不是被选择者的能力和技巧”。[英]韦农·波格丹诺：《布莱克维尔政治制度百科全书》，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52页。在特殊时期，传统的干部委任制有力促进了布尔什维克政党的组织发展和干部培养，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但斯大林时期，在执行民主集中制过程中，过分强调集中而忽视民主，在干部制度方面，把特定时期的临时措施无限放大并使之凝固化教条化，逐渐形成了干部终身制、个人集权制、最高领导者指定接班人制以及领导干部特权化等相联系的一整套完备的官僚等级制。从干部委任制到官僚等级制，见证了苏共执政阶层的蜕变，“一大批没有能力、没有个性、没有理想，而只会顺从、唯唯诺诺的社会庸才进入各级领导层，使执政阶层能力才干平均值下降从而动摇其执政地位”黄军甫：《干部委任制：苏共执政能力衰落的根源》，《城市管理》，2005年第2期。 。从苏共的经验教训来看，委任制通过对权力的高度垄断以及逐级配置，控制各级组织的机构设置和职务任免，以实现维护组织权威、贯彻组织决策的政治目标。但如果不能在实行干部委任制的过程中，很好地坚持和发展民主集中制，将会产生新的风险和弊端，过分强调集中而忽视民主，易于将干部任免权集中在个人而非组织手中，主要领导的个人意志甚至能够主导和影响一级组织的决定，如果没有完善的干部选拔任用程序设计和健全的干部监督以及责任追究机制相配套，干部委任制具有极大的可能性滑向苏共的官僚等级制。 正是看到了这一风险，中国共产党对传统的“干部委任制”不断进行了创新、完善甚至超越：其中，中国共产党在坚持“党管干部”原则的基础上，确立了“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和“德才兼备”的干部选拔标准就是对传统委任制的一项重大发展和贡献。在委任制干部选拔标准上，除了突出以德为先、政治忠诚外，构建了内涵丰富的“德才兼备”的干部选拔标准，并使其与不同历史时期的使命任务相适应。 新时代党的干部选拔标准，集中体现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的“20字好干部”标准，这是中共“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和“德才兼备”的干部选拔标准的继承发展和时代特征。与传统委任制仅强调“信任、忠诚和政治上的亲密关系”这一标准不同，中共的干部标准明显更加科学公正并具有良好的适应性。将德才兼备作为干部的选拔标准，能够有效防止委任的干部出现政治水准、工作能力的下滑，从而削弱执政能力和政党权威。同时，中共还通过积极探索民主、公开、竞争、择优的干部选拔任用方式，推行干部任期制，废除了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对委任制干部进行任免和轮换等，丰富和发展干部选拔任用程序。在委任干部的过程中，必须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经过动议、民主推荐、考察等规定的程序，经集体讨论作出决定，才能委派干部担任某种领导职务，通过健全比较科学完善的干部选拔任用程序，有效防止领导个人说了算和恣意用权。在严密的选拔程序中，干部考察程序负责甄别干部的政治忠诚和专业能力，民主推荐程序以落实和体现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作为干部考察的前置程序与其对接麻宝斌、仇赟：《民主推荐制度的历史演进与政治学分析》，《政治学研究》，2017年第2期。，这些程序设计都有助于将“任人唯贤”“德才兼备”的干部路线和标准落到实处，堵住了传统干部委任制的制度漏洞。所以，中国共产党既选择和实践了干部委任制，又改进和完善了干部委任制。 2.以西方“精英政治”为参照系的比较分析。“精英”一词最早出现在17世纪的法国，意指“精选出来的少数”或“优秀人物”。意大利社会学家帕雷托（Vilfredo Pareto）指出：“精英是指最强有力、最生气勃勃和最精明能干的人，无论是好人还是坏人”[意]威尔弗雷多·帕累托著：《精英的兴衰》，刘北成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3页。。邓利维和奥利里也提出，精英“最初是指（并且在大部分情况下仍然是指）最好的、最优秀的、最高贵的人”[英]帕特里克·邓利维、布伦登·奥利里著：《国家理论：自由民主的政治学》，欧阳景根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93页。。韦伯认为，官僚制的最大优越性在于专业知识，“官僚体制的行政管理意味着根据知识进行统治，这是它所固有的特别合理的基本性质”[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250页。。从本义看，精英与大众是二分概念，其含义中至少包括两个要素：一是“优秀的”这一价值因素；二是一个共同体中的“少数人”这一经验要素。苏哲：《精英——民主”模型：中国政治模式的經验描述与理论重构》，《浙江社会科学》，2011年第3期。同时，所谓的精英是能力判定标准下的“少数人”，而非道德判定标准下的“少数人”。后来，受到米歇尔斯“寡头铁律”的理论影响，精英的含义也发生了变化，精英这一概念变成了“少数人统治”的代名词。现实中，以文官制为代表的知识精英和以选举制、任命制为代表的权力精英，垄断了西方以行政与政治二分为基础的国家权力结构，所谓民主选举帮助精英阶层完成了对国家权力的合法化操控。不论是以政党中立、“功绩原则”、考录择优、职位常任等为特征的西方文官制，还是以总统提名、意识形态、非常任制等为特征的政治任命制，都是建立在少数人统治基础上的“精英政治”，这与中共建立在人民民主专政基础上的干部管理体制有着本质差异；而西方由资本操控选举、最终代表集团利益的政治精英与中共由党的代表大会选举、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执政阶层有着本质区别。 中国共产党选择的“任人唯贤”“德才兼备”干部路线和标准，虽然对干部的德才水平等提出了较高的标准和要求，但是与西方吹捧的政治精英主义有着本质不同，中共执政阶层从未允许“干部”以“精英”自居。首先，中国共产党是代表人民行使执政权和干部选拔权，坚持人民立场是最为根本的阶级立场，这有别于西方权力精英被资本控制的赤裸裸现实。中共干部与人民的关系不同于西方精英与大众的关系。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干部的权力最终目标是为人民服务。“西方国家的政治精英，大多是选举制度塑造出来的政治交易者，他们以占据高层职位作为主要目的，在选举的背后，支撑其进入政治和政府领域的基础则是资本的扶助和显要的出身。政治精英的成长，首先要得益于资本的扶助，才能进入政治市场，这就直接导致了金权政治的产生。所有奉行民主制度的资本主义国家都会孕育出金权政治这一形态，所有在这一政治形态下产生的政治精英，尤其是政客化的精英人物，从根本上来说，都是被资本所控制，被资本家所绑架的政治明星。”刘建军：《新型精英与使命政治：共产党执政体系的干部制度基础》，《探索与争鸣》，2010年第11期。正如列宁所说：“资产阶级民主同中世纪制度比较起来，在历史上是一个大进步，但它始终是而且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能不是狭隘的、残缺不全的、虚伪的、骗人的民主，对富人是天堂，对剥削者、对穷人是陷阱和骗局。”《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630页。其次，中国共产党在确立“任人唯贤”干部路线和“德才兼备”干部标准的同时，始终把人民群众当作真正的英雄，把历史活动看成是由人民群众推动的伟大事业，并没有夸大干部的作用。相反，中共培养干部的一项重要使命就是组织、宣传和动员群众，共同为符合人民大众、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奋斗目标而努力。这既跳出了封建统治者“上智下愚”、“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阶级局限，也不同资产阶级把政治看作“少数人”的事务，夸大精英人物的个人作用，强调“一个优秀的人品抵得上一万个平民”，主张国家机关只能由少数“精英”人物来管理。是否承认人民群众的历史推动作用，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与资产阶级政党的重要区别之一。马克思在总结1848年革命经验时，就对英国神父托马斯·卡莱尔所鼓吹的“英雄崇拜”进行了批判，指出他的理论“一言以蔽之，即应崇拜天才”，最后只能得出一个答案，即世界“应该由贵人、贤人和智者来统治”。《马克恩思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307页。第三，西方政治体制对领导阶层的选择标准，受精英政治理论影响往往突出和夸大专业能力的重要性，甚至认为“不管何种政治统治和意识形态，专家治国论应该应用到所有的现代社会”。对专业能力的夸大和强调，不但忽略或者故意回避了权力的阶级属性这一根本问题，能力只是权力行使的基本条件，权力行使到底为了谁的利益才是政治体系运行的根本问题。即使权力掌握在最有地位、最有才能、最有智慧的“贵人、贤人和智者”手中，政权属性如果不属于人民也是无益的。而且，由于人的禀赋、能力、境遇等方面的差异，过分强调“能力论”会引导个人竞争进入“丛林法则”的厮杀戕害，导致“赢者通吃”“输者全无”的局面，从而破坏了社会公平正义的基本准则。人类政治文明不应建立在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基础之上，在“才智”或者“资本”等占优势地位的精英阶层也不应借优势地位成为侵犯其他普通人平等行使政治权利的理由。所以，中国共产党选择的“任人唯贤”干部路线与西方精英政治在阶级立场、正义观念上有着本质的区别。 概括地讲，中国式“选贤任能”既突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治需要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继承，将干部的“德”放在首位，又根据不同时期的形势需要，对干部的“才”提出时代性要求。虽然，现实中还存在与“德才兼备”选人用人标准不相一致的诸多问题，但是中共干部选拔标准在多重因素制约之下，既克服了西方国家资本主导政治、权力精英日益权贵化的倾向，又摒弃了苏共传统委任制方式僵化封闭、日益官僚化的操作方式，选择了政治标准与能力标准同时兼顾、导向激励与制度塑造互动发展的正向模式，走上了重新缔造政党权威性、增强政治合法性的中国特色干部选拔任用制度发展之路。 三、政治作用的功能性分析 确定“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和“德才兼备”的干部标准，不但为选拔使用什么样的干部提供了判断标准和执行依据，更重要的是其对于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发展、路线方针的贯彻执行以及权威的树立、政权的巩固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功能作用。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1.塑造政党权威性。马克思主义认为，政党是一定阶级、阶层或集团的积极分子为维护本阶级、阶层或集团的利益，围绕夺取政权、巩固政权或影响政府而结合起来采取共同行动的政治组织。现代政治是政党政治，所以政治权威集中体现于执政党的权威。中国共产党作为现代中国社会的领导核心，同时是现行政治体系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权威塑造对于巩固执政地位、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等具有现实意义。塑造政党权威是中国现代政治发展中的重要内容，也是转型发展国家保持政治稳定的核心要素和推进深化改革的根本保证。“处于现代化之中的政治体系，其稳定取决于其政党的力量，而政党强大与否又要视其制度化群众支持的度。那些实际上已经达到或者可以被认为达到政治高度稳定的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至少拥有一个强大的政党。”[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刘为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77页。中共执政阶层推崇和践行的“选贤任能”，注重选拔任用在政治上和能力上“德才兼备”的干部，既有利于提高执政党干部队伍的整体素质，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利于提高建立在政党整合能力基础上的权威性。政党的政治整合能力主要是立足于利益多元化的社会环境，借助于体制内外的各種组织和团体，将不同群体聚拢到共同目标追求上来，一起为实现这种共同目标而努力。中国共产党的干部制度服从和服务于政党整合能力的提升，能够培养和选拔一大批具备共同政治信仰和必备专业才能的干部是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优势和干部优势。通过强有力的干部队伍组织动员广大群众，破除改革发展中的利益藩篱，调整和再分配不断分化的利益结构，使社会各利益主体在整合重组、深化改革中达成共识和默契，这些都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优势和权威影响的重要体现。政党权威塑造的目的就是要使政党权威主体的意志不断转化为能促使政党权威客体服从的支配行为，以实现特定的价值目标，这既构成了政党运行的内在动力，也提升了执政党的政治影响。所以，能否培养和打造一支“德才兼备”的执政骨干队伍，关系政党权威的塑造和政党影响力的实现。 2.提升政党凝聚力。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政党，一个国家，能不能为了共同的目标追求团结一致、凝心聚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这个政党、这个国家的兴衰成败。有学者认为，中国最顶端的权力架构是“核心的列宁主义”，“核心的列宁主义最基本的特征是一党执政的原则……这个架构用列宁本人的话说，乃是一个领袖或者是一小群领袖，领导一个受高度纪律约束的政党，用自上而下的权力输送方式管治党内事务、管治国家事务。”丁学良：《辩论“中国模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4页。列宁主义的建党原则是确保马克思主义政党团结统一的重要原则。而一个政党组织越团结，就越具有内聚力，其制度化程度也就越高。一方面，政党的凝聚力靠政党组织的权威性作为支撑，没有组织的权威性全体党员将沦为一盘散沙，以民主集中制原则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很大程度上通过“上级服从下级、地方服务中央”的组织原则，对各级基层组织和广大党员进行统一领导，确保各级组织和党员服从和执行党的纲领、党的纪律、党的政策，提升内在的凝聚力、执行力；另一方面，干部在提升政党凝聚力中发挥重要作用，政党的团结很大程度上靠党的干部来实现，“党依靠干部联系党员和群众，依靠干部对群众进行坚强领导”，尤其是在“德才兼备”干部标准下培养出来的党员干部，在政党认同、信仰认同、目标认同上高度一致，政治上的可靠性决定了干部群体和党员群体在组织目标中能够形成同向合力，而非异向斥力。通过干部标准的导向激励和价值塑造，使党员和干部产生对组织的认同感、归属感，这是政党组织意识共同体的锻炼过程。一种思想和理念一旦被组织内全体成员所广泛接受，那么它就有了上升为意识形态的可能，从而成为组织共同追求的理想化愿景。從某种意义上说，“德才兼备”不仅是一种干部选拔标准，而更像是政党集体意识的塑造标准，为提升政党凝聚力发挥同化和粘合作用。正如台湾学者蔡文轩等观察到的那样，“中国共产党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忠诚的，具有相同意识形态的精英群体。中国共产党因此可以避免执政党内部的分裂，把下一代领导人打造成为有一致性意识形态，年轻、受过良好教育、能够承担中国现代化任务的干部。而这些干部又反过来继续支撑共产党韧性权威体制。”Wen-HsuanTsai and Chien-Wen Kou，“The Party's Disciples： CCP Reserve Cadres and the Perpetuation of a Resilient Authoritarian Regime”，China Quarterly，2015，Volume3，p15. 3.促进组织适应性。适应性是后天获得的组织性，是适应环境挑战的能力和存活能力。亨廷顿认为，“在制度化程度很高的政治体系中，只有那些现在非重要职位上得到训练的人才有望按正常渠道获得最重要的领导职位。复杂严密的政治体系设置了各种各样的部门和职位，使从政人士在获取最高官阶之前得到锻炼，从而有助于加强该体系的自主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最高领导层是政治体系的核心；而次要的官职、边际组织以及半政治性组织则形成一个漏斗，意欲进入核心的人必须首先通过它的过滤。这样，政治体系便可在不损害一根毫毛的情况下，同化新的社会势力，吸收新的从政人士。”[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刘为，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7页。也就是说，干部选拔标准一定程度上是由政治体制主要是组织适应性决定的，它不但承担选拔什么样的人进入政治体系的问题，而且承担将来源于不同渠道、不同身份、不同背景的从政人士在政治体制内接受组织同化的功能。这种同化的程度、进度往往也决定了个人在何时、什么层级能够担负什么样的责任和职位。这一同化过程，同时也是淘汰过程，适应的个体被组织接受和选择，不适应的个体被组织体系排斥和淘汰。当“德才兼备、以德为先”成为中国共产党选拔干部的标准后，就已经竖起了一道天然的屏障，将不符合这一标准的人阻挡在执政骨干之外，同时对进入执政体系的干部也以这一标准进行塑造和强化，对违背这一标准原则的人将通过干部出口机制进行排除。组织的存在性、故态性远高于个体，而个体的自主性、适应性远强于组织，这就决定了组织中的个体通过自身适应性完成组织的同化是必然结果。而个体在选择加入组织（不论是政党组织还是其他组织形态）的同时，就已经自我选择被这个组织所同化。同时，个体的加入也为组织的发展增加了多样性和可塑性。现在，中共面临的新问题是既要有效克服市场化、资本化的环境影响，防止资本渗透、僭越乃至主导和操控中共执政阶层的内部运行，以保持政权的性质和服务宗旨不发生变化；同时还要积极回应经济发展、社会孕育、意识觉醒下的多重现实诉求，使执政阶层有足够的定力和能力适应、掌控、引领未来的发展方向，以确保无产阶级政权的稳固。而不同渠道、不同身份、不同背景的干部加入，也为组织自身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和可能，在接受和默认共同价值观的基础上，干部群体的差异性至少为组织应对、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并根据不同情势调整战略提供了更多的选择性和可能性。 4.净化组织纯洁性。只有坚持政治标准与能力标准相统一，并且始终把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才能保证民主集中制原则下的各级组织领导权特别是党、政、军的领导权牢牢掌握在忠于党的组织、忠于国家政权、忠于无产阶级的干部手中，这对于确保无产阶级政党性质，确保政党组织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确保各级组织始终坚决贯彻执行党的意志、决议、政策等具有决定性作用。同时，廉洁是善政的八项重要指标之一俞可平将“善政”概括为八个要素，即民主、责任、服务、质量、效益、专业、透明、廉洁。。掌握公共权力、公共资源和公共政策制定的各级干部只有廉洁奉公，才能确保公共权力的行使合乎法律和制度规范，公共政策的制定是为了促进社会公共利益福祉，公共资源的分配是为了保障公民权利而非谋求私利。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入发展，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趋多样化，生活在人群之中的广大干部的思想活动独立性、选择性、多样性、差异性也明显增强，对其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同化塑造提出了新的考验，部分干部因缺乏严格党内生活锻炼和重大政治风浪考验，党性修养、作风养成和道德品行等方面的潜在问题开始暴露出来。在现实中，有的干部不能恪守“廉洁奉公”的准则，而是站在部门利益、小团体利益乃至个人利益的立场上，或站在国内外资本利益的立场上，侵害公共利益，觊觎国家利益；有的干部不能认清党员干部的身份，妄议中央大政方针，丧失政治底线；有的干部放松自我要求，在其位不谋其政，慵懒散，为官不为等等，这些都与以先进性、纯洁性为目标的执政党建设不相适应。如果一个政党没有自我纠正、自我完善的能力，其自身的存在和发展也将面临极大的风险和挑战。干部一旦触碰道德的底线、政治的红线、纪律的高压线，就已经偏离了“德才兼备”的干部标准，走向了反面。这种情况下，中共的干部路线和干部标准同样承担着衡量干部够不够格、变没变质的检验作用，凡是偏离这一路线标准的干部，不论级别多高、贡献多大，都将受到党纪的诫勉和问责，情节严重的还将被清理出干部队伍。干部标准不但同化、影响体制外想要加入的群体，增强个体的共同意识和组织认同，同时也排除、筛查和清理体制内不符合标准的群体，以维护政党组织机体的纯洁性和同源性。 5.保证政策执行力。一个领导伟大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党，如果没有一大批能够有效执行政策、高素质的干部队伍，是不能完成其历史任务的。中共几代领导集体都很重视干部问题，始终把干部队伍建设作为党的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毛泽东明确指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指出：“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关键在人。”中共高层已经形成共识，必须选拔政治上可靠的干部，拥护并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的人进入各级领导班子，这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与命运的战略问题。干部的第一职责就是贯彻执行政党业已确定的路线方针政策。与西方的公共政策制定易于受到资本操控、民粹争锋和短期收益影响不同，中共的各项政策论证与制定往往基于国家的整体利益和长远目标，超越了局部利益、民众情绪和短视行为，更加具有科学理性。这对掌握政策的制定和执行的干部骨干队伍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西方学者通过中西政治制度对比，认为：“身居高位的人不但要具備专业知识，还要有经验和历史深度。他们必须是有素养的贤能之士。”“选贤任能选拔出来的领袖能够做出考虑相关各方长远利益的决策。”“智慧治理要求公民的权利与义务实现更好的平衡，抵制民粹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政治情绪，通过建立协商机构避免选举制度的负面影响，组建超越特殊利益集团的贤能、独立的行政机关，来从制度上保证实现长远利益和公共利益。”[美]尼古拉斯·伯格鲁恩、内森·加德尔斯：《智慧治理：21世纪东西方之间的中庸之道》，格致出版社2013年版，第51、98、100页。在现代治理的理论发展和实践中，智慧治理被寄予了改善和提升不同政治结构治理能力的期望，而基于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选贤任能成为智慧治理的重要选项。中国共产党确立并坚持的“任人唯贤”干部路线和“德才兼备”干部标准，保证了通过建立一支优秀的治党治国治军的干部人才，使政党的发展目标和各项政策得到有效执行与实现，这无疑对久议不决、政令不畅的民主政体提供了学习和借鉴的样本。 6.巩固政权合法性。政权合法性或正当性是指人们内心对政治权威和政治秩序的自觉认同。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来源，不同学者有不同的理解。意大利经济学家洛蕾塔·拿波里奥尼认为：“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取决于不断满足民众的福祉。”“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集中精力为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做实事，而不是将精力花在西方所谓的自由选举上。”[意]洛蕾塔·拿波里奥尼：《为何中国共产党比我们资本主义国家经营得好》，《红旗文稿》，2012年第18期。贝淡宁认为，“中国共产党通过以下三个来源获得了合法性：民族主义、政绩合法性和政治尚贤制。……而政治尚贤制正在变成越来越重要的合法性来源。”“高层政治尚贤制是中国模式的基础”。[加]贝淡宁：《贤能政治：为什么尚贤制比选举民主制更适合中国》，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第121、177页。亨廷顿指出，“政党在提供合法性和稳定性方面的重要意义和传统社会的制度性遗产之间存在着反方向的变化关系。”[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刘为，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69页。知名学者张维为认为，一个“文明型国家”数千年形成的政治理念和历史传承是最大的合法性来源。这种历史合法性最大的特点就是“选贤任能”的政治传统和“民心向背”的治国理念，这是中国模式的核心竞争力之一。这种传承的一个核心是“民心”的理念，即“得民心者得天下”；另一个核心是“选贤任能”理念，即治理国家必须靠人才。张维为：《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73、85页。不论哪种解释，选贤任能在提高政权合法性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是毋庸置疑的。一方面，合法性是政党权威的内在要求，政党权威是合法性的外在表现形式，选拔德才兼备的干部进入执政阶层通过提高政党权威提升了政权合法性；另一方面，选拔任用德才兼备的干部，更加容易实现政党的政治目标，能够做出符合长远利益的政治决策和实绩，而执政党能否不断创造新的政策绩效满足人民大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这是执政党维护政权稳定和保持政党权威最基本的职责使命。所以，“任人唯贤”干部路线和“德才兼备”干部标准的确立对提高政党权威性、政权合法性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 （责任编辑：徐东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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