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城市滥用“洋名”有损文化自信 |
| 范文 | 何晨阳 我们并不排斥外来文化，包容性强的中华文化在发展繁荣中当然会借鉴、吸收其他文化的长处。但是，这绝不是盲目“求洋”、简单模仿。 近日在西部某省调研时，不少群众向记者反映，当地一些“洋气”的商场、楼宇名称让人摸不着头脑：CCMALL是一个商场的名字，IBI是一个新经济产业园区的名称，CENTER OF THE SEINE是一处名为“塞纳中央”的楼盘。这些“洋名”，既让人感到费解，还在一些公务场合闹出了笑话——有领导在会议发言时，将IBI念成“阿比阿”，也有念“ABA”的，不仅让听众一头雾水，也让发言的严肃性大打折扣。 日本银座、法国家乐福进入中国后，都起用了中文名称；而中国一些城市却热衷用洋名，还有一些地方将IBI（分别是信息技术、生物科技、知识产权转化的缩写）等字母作为创业孵化器的名称。起个好名字固然重要，但不一定非要用英语才显得“高大上”。比如，浙江杭州的“梦想小镇”，名字既有创新味道，又有中国韵味，一样叫得响亮。非要在命名时杂糅英语，说到底是缺乏文化自信的表现。 几年前，我国部分地区曾出现热衷给楼盘取洋名的现象，到处都是香榭丽舍、埃菲尔……经过相关规范和治理后，这种现象得到了一定遏制。但从目前这些CCMALL、IBI的名称来看，在东部地区被遏制住的洋名、怪名，在西部一些地区有死灰复燃之势。 一些人认为洋名听着高端、大气、上档次，其实不然。最起码一点，这些名字不符合群众的语言表达习惯。一些市民就曾反映，洋名、怪名念着拗口，写起来费劲，聊天时提到这些名字，发音不准还会很尴尬。 “洋油”“洋火”“洋车”等特殊名词，曾打上物质匮乏时代的烙印。它们深植于老一辈人的记忆深处，是对历史的记录。这些“洋字头”，让我们在回顾过去时更加奋发图强。但是，在经济全球化、中国经济持续繁荣的当下，贪洋求怪的名字，不仅无助于提升知名度，反而还是一种崇洋媚外的表现。 有人认为，起个洋名、用个怪名没什么大不了，其实并非如此。做个类比：一部不尊重历史的“抗日神剧”，看上去不会造成多大的负面影响，但其对历史的不尊重及其示范效应，实质上很恶劣。如果抗日神剧越来越多，年轻人对历史的认知、尊重和认同就会逐渐削弱。洋名怪名也是如此。过分“求洋”张扬“个性”，不仅会破坏城市肌理，深植于心的文化自信也会受影响。 文化自信已是继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和制度自信之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第四个自信”。人们发自内心地感受到了中华民族文化的魅力，人们喜欢它、珍惜它、享受它，这就是一种文化自信。而起洋名、用怪名，破坏的正是这种文化自信。 唐诗宋词、丝路花雨……传统文化中的优质基因从未失传，那些美妙的词语并不仅仅呈现在典籍中，而是已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五千年来积累的那么多丰富的中文词汇不用，非要冠个洋名，这种崇洋媚外的做法让人遗憾。 楼宇、商圈、创业产业园等，除了使用功能之外，还关乎一个地方的形象，久而久之也会成为一种文化标志。必须强调的是，指出洋名的问题，并不意味着我们排斥外来文化。相反，中华文明在发展繁荣的过程中，一直都在借鉴、吸收其他文化的长处。但是，这绝不是盲目“求洋”、简单模仿。 河南省郑州市曾经一度“洋楼盘”泛滥，针对这一乱象，当地颁布适用范围包括城镇、楼群（含楼、门号码）、建筑物等名称的《地名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在开展相应治理后，滥用“洋名”大为减少。而记者查阅一些西北省区的相关细则时发现，要么适用范围有限，要么干脆对“洋名”“怪名”压根就没有应对的实施细则，没有相关约束。 在中国社会里滥用“洋名”，并非“私事”，这股崇洋媚外的歪风亟须受到关注和纠偏。有公众建议，在通过媒体等渠道积极倡导少用“洋名怪名”的同时，还需有相应法律法规助力，真正遏制一些崇洋媚外者的行为。这既是回应公众关切的积极态度，也是增强文化自信的切实举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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