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打工潮背景下的跨省婚姻特征分析 |
| 范文 | 朱 冰 刘芝艳 摘要随着经济改革和户籍制度的松动，大量农民涌入城市打工。许多来自不同地区的青年男女在一起打工的城市恋爱、结婚。这种跨省婚姻与打工潮出现之前的跨省婚姻相比，具有完全不同的产生机制和特征，其大量存在也对中国农村的村庄和社会产生巨大的影响。 关键词打工潮青年农民跨省婚姻婚姻圈 相关研究回顾及问题的提出 婚姻迁移是指通过婚姻，女性可以从一个群体进入另一群体，从一个地区迁入到另一个地区，从而摆脱社会结构和制度的限制，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文化生活环境，这也导致社会的垂直流动和水平流动。历朝历代，特别是在战乱、严重自然灾害之后的大饥荒时期，都会出现大量的省际之间的婚姻迁移(以下简称“跨省婚姻”)。比如，1961年大饥荒最严重的时候，农村妇女出逃到邻省再嫁的情况十分普遍。20世纪70年代末，四川、云南、贵州、广西等西南贫困农村地区的女青年纷纷通过婚姻渠道迁移到相对发达的东部农村地区。这些女性普遍文化程度较低，但年龄比较小，且长相较好。虽然她们嫁到东部农村后的生活也并不是衣食无忧，但至少可以不用整日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这对许多贫困山区的年轻女孩子来讲，还是很具吸引力的。根据1990年全国人口普查的资料统计，1985年至1990年五年间，全国以婚姻为动机的跨省女性迁入者共4325747人，占同一时期女性迁入者总数的28％。其中，江苏、四川、河北、安徽的女性婚姻迁入占女性婚姻总迁入的比例都超过了40％。这些婚姻迁移女性一般是15～29岁的年轻人，主要集中在20～24岁。她们的受教育水平也高于女性平均水平，迁移的主要动机是经济因素，其途径主要是通过亲属或同乡介绍。 跨省婚姻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现象。由于中国20世纪50年代末以来实施的城乡二元体制，严格限制农村人口迁入城市，这使得农村年轻人除考上大学、当兵和少数的招工机会外，很少有“跃农门”进入到城市工作的机会。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前，经济状况差的地区的农村女性通过媒人、亲属网络、同乡网络等关系，向经济状况好的地区迁移。她们希望过上一种更轻松、更富裕的生活。此前学术界的许多研究，也多是针对这种打工潮出现之前的、“人为”介绍的“跨省婚姻”的研究，而很少关注到如今男女双方在打工中自由恋爱而结合的“跨省婚姻”。如今，时代的大背景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随着经济改革和户籍制度的松动，大量农民如潮水般涌入到城市去打工，许多来自农村的青年男女在打工的城市恋爱，并找到了自己的婚姻对象。那么，这种跨省婚姻是如何产生的?它有何特征?它对中国的农村和社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2009年1月19日～2月3日，笔者利用春节回家过年的机会，在老家湖北省F村对“跨省婚姻”作了专门调查，试图对“跨省婚姻”的形成机制、特征、给村庄及社会产生的影响等做较为细致而全面的考察。 打工潮背景下跨省婚姻的特征 打工潮背景下跨省婚姻的当事人大多是自由恋爱。传统的婚姻讲究门当户对，而打工背景下的“跨省婚姻”讲究的却是“爱情”。当代农村青年外出打工，因自由恋爱而产生的“跨省婚姻”，跟此前通过姻亲、同乡或媒人介绍的“跨省婚姻”相比，存在着一些明显的差异。它没有前者“过更好、更轻松的生活”那样明确的预期和目的，婚姻只是这些打工者们爱情的产物。这就打破了打工潮之前的传统“跨省婚姻”中“贫穷地区一富裕地区”的流动规律。 外出打工农村青年的自身条件决定了，他们的恋爱对象大多只能在打工者群体内部。嫁给打工所在城市的男性，这是众多外出打工的农村女性所向往的，这样就可以一跃而成城市人，过上比较“体面”的生活，家里的人也会觉得扬眉吐气。但是，这种情况一般很少。市场经济消灭了人与人之间的大部分差别，然而又更加强调传统形成的门当户对。外出打工的女孩子一般进的是普通的工厂，干的也是比较辛苦的活儿。在自身条件不是很好的情况下，她们对于未来婚姻的预期是无法确定的。也许他们能遇到家境非常好的对象，有个好归宿，从此实现改变命运的梦想。但是，这种机会无疑是少之又少的，电视剧里那种“王子爱上灰姑娘”的故事很少能够降临在她们身上。 打工潮背景下跨省婚姻的当事人双方，年龄一般较小，同居、未婚先孕的情况较多。农村青年一般从初中、中专毕业出来，就外出打工了。他们一般年龄在16～25岁之间。在调查中，笔者有个感觉，每当提到“跨省婚姻”时，就会听到“未婚先孕”这四个字。目前，湖北省F村跨省婚姻中，未婚先孕的比例达到了44％。这和我们传统婚姻有很大不同。许多外出打工的农村青年，尤其是女孩子比较单纯，性知识比较缺乏，在了解对方家境、见对方家长之前就已经与对方同居，甚至怀有身孕。等到发现两个人性格不合适或是对方家境十分不好时都无可挽回了。许多跨省婚姻就是因为怀孕而结婚，但又因为当事人年龄太小领不到结婚证，而只办个简单的婚礼。 在打工潮背景下产生的跨省婚姻中，父母一般都处于比较被动的局面，他们没有对未来儿媳(或女婿)的选择权与否决权。选择过程是儿子(或女儿)在千里之外的打工城市完成的，带回来也只是想给他们看看，并没有要征求父母意见的意思。而且，现在有很多年轻人瞒着父母在外同居，已经未婚先孕。一旦这种情况出现，双方的父母也没有其他选择，只能让他们奉子成婚。老人在家庭中的权力和地位更加削弱，这对老人的自尊心是极大的打击，也给未来家庭生活的各种矛盾埋下了隐患。 打工潮背景下产生的跨省婚姻的稳定性较差。超出传统婚姻圈的跨省婚姻一旦形成，爱情时期的理想主义便会面临严峻的现实考验。一方面，外出打工农村青年自身相对低下的收入水平和教育水平，决定了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在结婚后，特别是有了小孩之后仍然要回到农村。一个女孩子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农村是否适应?她能不能接受男方的父母及家庭?自身年纪尚小，却一下子就要为人父母，其角色身份能否及时转变过来?这些问题都是这些年轻的小夫妻们将要面对的。另一方面，这种跨省婚姻的成本较高，女方要回一次娘家，路费可能就要几千元。加上各种人情礼品，一年外出务工的收入可能只够回娘家一趟。女方只有委屈自己，尽可能地减少回娘家探亲的次数。但是，自己思念家乡、思念父母的感情却与日俱增。“在我和我丈夫之间，不能回娘家就像一个埋在地下的地雷，随时可能引发一起家庭矛盾。”许多女子嫁过去之后因生活不适或夫妻感情不和而逃回娘家，一去不复返。 打工潮背景下跨省婚姻对村庄及社会的影响 传统婚姻圈在慢慢解体，婚姻在村庄生活中的部分功能，尤其是互助体制在逐渐解体、丧失。传统的婚姻安排看似不合理，其实却有切合实际的优点。从社会关系上看，在传统的婚姻中，如果自己的女儿受了什么委屈，娘家人可以站出来为女儿说话，为女儿撑腰；女儿家里有什么事情，娘家人可以在最短的时间赶来帮忙，出人出力出 钱，帮女儿家度过难关。而“跨省婚姻”中由于娘家太远，使娘家对子女的日常救济变得不可能。这样不仅使得个体家庭在村庄中的人际关系网络被削弱，而且使村庄原有的靠姻亲维持的互助网络逐步解体。村庄中的各种互助越来越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将更加淡漠，维持村庄生活的成本越来越高。 婚姻仪式的意义在逐渐削弱，形式在逐渐简化，给村庄带来不安定因素。在传统的中国农村，如果说结婚登记是国家在法律上对夫妻关系的认同，那么结婚酒席则是在村庄内部确立事实上的夫妻关系。在农村人看来，即使拿了结婚证，也不能住在一起。只有办了婚礼以后，新人才能名正言顺地住进同一间房。结婚酒席是新娘子在新家庭中身份的一次仪式性的宣告。而在“跨省婚姻”中，年轻人常年在外打工，他们已经在外面有了一片属于自己的生活天地，在村庄中的结婚仪式的神圣性也不再为他们所看重。另一方面，由于女方的娘家太远，娘家人一般是缺席的。这就省却了婚礼仪式中与女方家庭成员有关的环节，婚礼变得简单很多。并且，由于这种已简化的婚礼大量出现，其已形成了一种大致固定的模式。因为年轻人都在外面打工，而在工厂是不容易请假的，一旦请假就面临着丢工作的风险。所以，一般情况下，这些在外打工的年轻人只有利用过年回家休息的那几天，在家草草办个婚礼就算了事。跨省婚姻不再像传统婚姻那样，根植于乡土社会，受村庄传统伦理观念、道德规范的约束。个体婚姻不稳定，也给整个村庄生活带来许多不安定的因素。 随着“跨省婚姻”的增加，农村家庭结构也在悄悄地发生变化，老人的负担加重。一般情况下，在农村家庭中，儿子一结婚就会分家出去自己单过，形成独立的会计单位，儿子与老人的经济账就基本上分开了。而现在，在打工家庭，特别是在跨省婚姻的家庭中，由于年轻人在外打工，小孩只能留给男方父母带，这样年轻人就会选择不与老人分家。而这种形式上的不分家使得老人的负担更重。儿子们在外打工赚的钱一般不会纳入到大家庭的会计单位，而是自己存着，而老人却要付出维持这个大家庭运转的更高的成本，老人的负担比以前更重，代际剥削更加严重。 当地农村对跨省婚姻家庭的婚姻及计划生育工作很难进行管理。在跨省婚姻中，婚前已经生了小孩的情况特别普遍。许多外出打工者的年龄小，没有达到合法的结婚年龄，许多人就先同居怀孕了。他们往往会选择先把孩子生下来，然后等结婚后再生一个。由于他们常年在外打工，有时是孩子出生前几天才悄悄回来，这样，村里的计划生育干部也无法对他们的生育情况进行管理。跨省婚姻将是一个长期存在的、而且将日益增多的社会现象，应当引起社会的足够重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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