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中越友好的历史经验与现实意义 |
| 范文 | 编者的话：本刊2014年5月（上）推出“越南的生存逻辑”专题策划，古小松、梁志明、杨保筠等专家对越南的历史文化、外交战略、民族宗教、与大国的博弈关系等进行了深入分析，引起了较为广泛的关注和讨论。本期我们再次约请潘金娥、刘稚、顾长永等学者，从各自的研究领域对这一议题作进一步探讨。敬请读者垂注。 【摘要】中越两国人民之间的历史文化联系和友好交往源远流长，非常密切，形成了一种非常特殊的国家关系。在中越关系的历史长河中，很多经验教训表明，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两伤”。60年前越南获得具有历史里程碑意义的“奠边府大捷”，是中越两国团结合作最终战胜强大敌人并结下了深厚友谊的重大历史事件，其经验值得我们深入挖掘。面对当今复杂的国际格局，我们要深刻反思历史的经验教训，以史为鉴， 清醒认识并破除各种干扰两国关系顺利发展的内外因素，确保中越关系这艘大船沿着正确的航道前行。 【关键词】中越关系 奠边府战役 历史经验 正确航道 【中图分类号】D812 【文献标识码】A 201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来访的越南国家主席张晋创时指出：中越互为重要邻邦和合作伙伴，两国关系60多年走过的历程留给我们最重要的启示是，不管遇到任何问题和干扰，中越双方要朝着友好合作的道路坚定不移往前走。面对国际政治经济格局深刻复杂变化，双方要共同把握好两党两国关系发展的正确方向，从双方根本利益和两党两国前途命运出发，坚定不移巩固和推进中越友好，不断增进战略互信，妥善处理分歧，不使中越关系这艘大船偏离正确的航道。张晋创主席表示，越方愿同中方加强睦邻友好和全面合作，增进互信，妥处分歧，继承和发扬传统友谊，使越中关系发展得更好，为各自发展营造良好外部环境。①中越两国领导人基于充分的历史经验教训和现实条件的考量，对两国关系未来做出的方向性指导，具有深刻的内涵。 历史的经验教训：合则两利，斗则两伤 中越两国人民之间的历史文化联系和友好交往源远流长，非常密切，形成了一种非常特殊的国家关系。在中越关系史上虽然两国也发生过矛盾，甚至有短暂的冲突，但那只是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的小支流，而和平友好、相互支持才是中越关系的主流。在近百年来的反帝反封建的民族解放斗争中，两国人民为抗击共同的敌人互相支持和援助，写下了光辉的历史篇章。许多进步华侨为越南民族解放斗争历尽千辛万苦，甚至献出了鲜血和生命；而诸如“两国将军”洪水（越南名阮山）等许多越南革命志士也投入了中国人民的革命运动，作出了宝贵贡献。②胡志明用一句诗高度概括了两国之间的密切关系：“越中情谊深，同志加兄弟。” 大量的历史事件证明，中越两国关系“合则两利，斗则两伤”。其中，最能充分证明两国“合则两利”的一个历史事件就是奠边府战役。1954年打响的奠边府战役，是越南人民抗法战争中规模最大、带有决定意义的战役。这次战役最终以越南人民军攻占奠边府，全歼法国殖民军1.6万余人的彻底胜利宣告结束。奠边府战役的胜利是第一次印支战争决定性的胜利，对越南战胜法国乃至关于印支问题的日内瓦国际会议产生了重大影响。奠边府战役是在胡志明和毛泽东的战略部署下，在越方将领武元甲指挥下和中方顾问韦国清等人的协助下，在中国人民的倾力援助下，中越军民同心协力战胜侵略者的一场历史性胜利。据原驻越大使张德维、原中国援越顾问团干部文庄和王德伦的回忆：“我们在从事翻译、秘书这些工作中深刻地体会到，中越两党中央一直保持着十分密切的联系，遇到重大问题总是反复交换意见，由越南党中央做出最后决定。越南党、政、军各部门的领导同志与中国顾问团同志的合作关系非常融洽，可谓亲密无间，充分信任。这一切为组织更大规模的奠边府战役做了很好的准备”；“在战役的准备和实施过程中，越南方面动员的人力物力之巨大是空前的。武器装备、弹药补给、火力组织、后勤供应等，数量都是极其巨大的。中国方面决心全力支援，战场需要什么、需要多少，都尽力尽快提供”；“越中战友间的亲密合作，在这个战役中得到了充分体现”；“武元甲大将为战役总指挥，韦国清为军事总顾问，中方各级军事顾问到前线全力协助。双方的合作十分融洽，对作战部署、作战方法、战术运用进行共同研究、周密计划。面对敌军布防严密、工事坚固、火力猛烈的情况，中国顾问介绍了近逼作业、堑壕接敌的打法，还派出从朝鲜归国的志愿军坑道专家前往奠边府，帮助指导实施暗壕作战，取得了极好的效果。”③在奠边府战役中，中越两国人民结下了亲密的革命友谊，同时保卫了两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果实。 另一场中越两国军民团结战斗取得重大胜利的战争就是越南抗美战争。在日内瓦会议后，法国撤出越南，美国政府在南越扶植吴廷琰担任总理，建立亲美政权，并支持吴廷琰集团发动“控共”、“灭共”战役，屠杀南越共产党。之后的几届美国总统，先后把战争升级为“特种战争”、“局部战争”和“战争越南化”。战争不仅造成数百万人的伤亡，其中仅越南军民死亡就达一百多万，受伤数百万，伤亡人数超过越南人口总数的十分之一，而且给越南人民留下了至今未能消除的后遗症，如橙色剂后遗症。需要指出的是，在这场战争中，除了美国直接派兵参战外，德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泰国以及韩国、日本和菲律宾等美国盟友也或多或少参与其中，并造成大量伤亡。其中，美国派兵65万，超过5万人死亡；韩国参派兵超过5万，死亡人数超过5千。在中国和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军事和物资帮助下，越南人民经过了20年艰苦卓绝的抗战，1973年3月把最后一批美军赶出了越南，并于1975年获得了南方解放，最终实现了国家的统一。为了支持越南人民的抗美战争，中国不仅援助了数百亿元的军事物资，而且派出了军事顾问团和炮兵作战部队，与越南军民并肩战斗，再次用鲜血谱写了友谊篇章，其中1146人战亡，6万多人受伤。 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印支的两次战争，不仅使越南革命获得了胜利，国家先后实现了独立和统一，而且对于中国乃至整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来说，也具有重要意义。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尤其是朝鲜战争爆发以后，美国杜鲁门政府将“越战”与“朝鲜战争”视为敌视和反对新中国的“双管齐下”的战争，把印支地区作为包围和进攻中国大陆的“南翼”；④之后的艾森豪威尔政府同样也是为了阻止共产主义南下而扶持南越政府反共，最终导致美国自己深陷战争泥潭，反共图谋失败。因此，越南抗法和抗美战争的胜利，不仅是越南人民的胜利，同时也维护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果实，对中越两国都具有重要意义。 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中越关系恢复了正常化，之后20多年来两国之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个方面的交流得到迅速发展和提升，形成了互利合作的大好局面，两国的老百姓从中得到了很多实惠，尤其是边境地区的居民安定团结，形成了富民兴边的好局面。 然而，尽管两国关系的主流是好的，但却未能避免“斗则两伤”的惨痛经历。 其中让大家记忆犹新的恐怕是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末两国关系对峙时期。上个世纪60年代，社会主义阵营出现分裂，中苏两国关系出现恶化，特别是1968年8月苏联出兵捷克斯洛伐克后，毛泽东主席调整了外交战略，缓和与美国的关系而集中力量对付苏联。在这样的背景下，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中国外交战略的调整中并存着两种外交方针，一是坚持革命外交，继续援助越南打击美帝国主义，一是确立务实外交，寻求和实现与美国缓和关系。因而中国在持续支持越南的同时，又在同越南的直接敌人美国发展关系。⑤与此同时，苏联则拉拢越南与中国对抗。在这样的背景下，越南对中国的不满逐渐加深，中越关系开始下坡，并最终酿成1979年的一场战争，在此之后还陆续发生冲突10年之久。对于这一段历史的原因，尽管两国历史学家们存在不同看法，但不可否认的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大国关系的变化进而对中越关系带来了冲击。这场战争对两国人民生命财产、尤其是两国人民之间的感情造成极大的伤害。 另外，2007年以来，由于国内外情况发生变化，中越两国在南海的冲突有所激化，两国渔业纠纷增多，同时在海上也发生了一些小摩擦，引起了一些群众的对立情绪，并且在越南发生了多次反华游行示威事件。这对1991年两国关系正常化以来全面快速发展的中越关系形成了一定的冲击。尽管两国经贸关系继续保持密切，但远未达到其应有的发展状态，并且在经贸关系中经常出现各种小摩擦，中国产品在越南市场上受到一些抵制；而两国媒体对两国关系的报道趋于消极，两国人民相互之间的怀疑和猜忌有所增加；不少人认为两国之间签订的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协议仅仅是一纸空文而没有实际意义；等等。这些情况已经影响到中国企业对越南投资的积极性，而把投资转向了其他市场。据统计，2013年，中国对越南直接投资额为23亿美元，而对老挝投资额则飞速上涨到60多亿美元。 回顾中越关系历史，尽管矛盾与不和是短暂的，但“冤家易结不易解”，其造成的不良后果难以消除，甚至消磨了两国人民之间深厚的感情和友谊。因此，我们需要铭记这些历史教训，冷静处理矛盾，避免前功尽弃，两败俱伤。 现实需要：合作互利，共促发展 当前，中越两国面临复杂的国内国际局势，都处在发展的关键时期，两国需要互利合作并相互支持；同时还应以史为鉴，冷静分析国际格局的变化形势和妥善处理好南海问题，推动两国关系按照正确的航道发展。 从国内来看，两国都处于改革深化期，需要集中精力谋求国家的发展，相互借鉴和支持。随着融入国际程度的加深，在政治思想方面，越南国内出现了思想多元化倾向，各种自由化思想、无政府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叫嚣盛行。其中一些人利用南海问题进行炒作，歪曲和抹黑中越两国关系的历史，其目的是瓦解中越友好关系的基础，进而削弱和否定越南共产党的领导权，并最终颠覆越南的社会主义制度。在经济方面，自2008年国际性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越南经济在低迷中徘徊，经济增长速度从前10年的年均7.5%以上下降到了5%左右，通胀率高居不下，企业职工罢工现象增多，企业关门倒闭现象多发，国有企业亏损严重，银行和金融领域风险很高，改革难有起色。与此同时，官员腐败案件频发并越来越严重，百姓不满情绪增多，社会治安问题越来越频繁和严峻。总之，越南面临革新以来最为严峻的形势。4月18日，越南政府不顾不良的国际影响，宣布放弃2019年的亚运会主办权，这与当前越南国内经济形势不佳、部门利益难以协调等问题不无关系，同时也反映出越南政府战略规划能力的不足。 从中国来说，当前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的深水区，积累了不少前期难以解决的问题，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目前正在逐步展开落实。因此，中国需要稳定的周边环境以便集中精力继续搞好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两个一百年的目标，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和民族复兴的伟大中国梦。而越南作为中国与东盟国家最为重要的一个伙伴，陆路和海路都与中国有很长的边界，是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环节；与此同时，越南还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之一。因此，处理好两国关系是中国外交战略的需要，同时两国之间还需要政治上的相互支持，治党治国经验的相互借鉴。 从国际上看，世界格局正在剧烈变化，大国对地区的争夺加剧，国际关系的变动再次对亚洲地区稳定和中越两国关系产生了严重干扰。越南地理位置和战略位置的重要性，使其一直成为大国争夺的对象。从历史上看，导致中越两国之间的猜忌和不和的原因，很多时候是外部因素作用的结果。中越关系的好坏，也始终受到大国间关系的干扰。其中最大的干扰因素来自美国。 上个世纪50年代，美国把越南作为遏制共产主义南下的“桥头堡”。越南作为东南亚的地区性大国，被美国纳入重点对象之列。回顾第一次印支战争，我们会发现这场战争不是法国与越南、老挝、柬埔寨之间的冲突，而是一场各种力量参与其中的斗争。越南的主要战争对手从表面上是法国，但从实质上则是隐身在法国背后的美国。据美国历史学者莫里斯所述：“朝鲜战争爆发后，由于担心亚洲不久会被控制在共产党手中，美国政府决定支持法国在印度支那的战争……在以后的几十年中，美国将向驻越法军和殖民政府提供30亿美元的援助——这占法国在越南战争总费用的80%以上。”⑥而法国驻印度支那远征军总司令纳瓦尔在赴任之前，同美国国防部商议制定了一项军事计划，即所谓18个月内平定印度支那的“纳瓦尔计划”，企图在美国援助下，消灭越军的主力部队。在奠边府战役期间，美国制定了代号为“秃鹫”的计划，准备出动海、空军甚至地面部队直接干涉，并调动航空母舰到北部湾活动。在中国获得的情报的帮助下，⑦中越两国联合制定了破解战术，才取得了奠边府战役大捷。为挽救被围困的法军，时任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雷德福海军上将甚至“主张使用500架飞机对越盟军队投掷战术原子弹来阻止奠边府的陷落”。他和美国国务卿杜勒斯一起声称，“如果中国公然介入，北京也要受到原子弹的待遇”。⑧因此可以说，奠边府大捷就是法美两国联手制定的“纳瓦尔计划”的彻底破产，是中越两国军民团结战斗粉碎了西方殖民主义妄图把共产主义新生政权抹杀在摇篮中的阴谋。 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阵营解体后，西方学者扬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的对抗已经结束，人类社会将以资本主义模式走向终结。然而，继续坚持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国、越南和朝鲜、古巴等国，并没有随着苏联的解体而倒下，而是通过进行改革获得了发展。因此，利用这些国家改革之机，对这些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渗透和“和平演变”，成为了共产主义敌对者们的主要手段和目标。过去几年来，越南反华情绪上升，其背后就有西方尤其是美国的支持。这些反华反共势力内外勾结，通过大众媒体炒作中越南海主权纠纷，煽动越南民众的反华和仇华情绪，妄图通过反华进而达到分化和削弱共产党的目的。实际上，越南反华现象很快得到了美国的赞赏。据日本《外交学者》杂志网站消息，美国国务院一位高官在希拉里·克林顿2012年越南之行的背景吹风会上说，美越关系中最“有趣的”因素之一就是越南“强烈深刻的反华情绪”。因此，“我们与越南的关系无疑已经明显改进”。⑨可见，中越关系恶化正中美国下怀，实际上更是美国从中作梗的结果。 过去几年来，美国把战略目标转移到了亚太地区，施展其所谓的“巧实力”，提高了对越南的关注，一方面给越南施压，一方面拉拢越南。2013年7月，美越达成建立全面合作伙伴关系协议；2013年12月，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访问越南九龙江三角洲地区，并提供东南亚国家3250万美元海上安全援助，其中1800万美元指定提供给越南，包括为越南海岸警卫队购买五艘新的巡逻艇，“而这些海岸警卫队的船只完全有可能用来在中国声称属于本国所有的地区巡逻”⑩。可见，美国打着援助越南的幌子，实则是利用南海主权纠纷激化中国和越南乃至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矛盾。就连日本人也清楚地看到：“美越关系近些年迅速发展，这种美越合作过去通常以中国的利益受损为代价。” 除了美国因素外，近年来日本对中越关系造成干扰的因素也不可忽视。过去几年来，日越关系也迅速升温，这与中日东海油气争端和钓鱼岛问题有一定关系，日本希望把东海和南海问题搅在一起，拉拢越南和其他东南亚国家在海洋问题上联合与中国对抗。2013年初安倍访问越南时，与越方就安全合作内容进行了讨论。据了解，在安倍和阮晋勇的会谈中，谈到了东海南海问题和中国，并就南海问题取得了一致意见。安倍在新闻发布会上称，“日越两国将发展在地区和平和稳定中扮演积极角色的战略伙伴关系，推进两国在政治和安保领域的合作”，而越南总理阮晋勇则力邀包括日本在内的各国加强南海问题合作。英国广播公司说，日本试图利用与湄公河流域各国在诸如对华主权争端等问题上的“同病相怜”，拉近彼此关系。日本同时还通过各种非官方渠道拉拢越南与中国对抗。在各种学术会议上，日本学者鼓动日本政府向越南学习，对中国采取“软硬兼施”策略。可见，日本向越南靠近，拉拢越南抵制中国，即改变中越关系的意图明显。 此外，印度和俄罗斯等大国对南海问题都有所参与，也会对中越关系的发展产生一些影响，容易引起一些联动。对于大国之间的关系调整以及大国发展对越关系，两国需要仔细分析和认真对待。越南作为一个处于弱势的小国，更应保持清醒头脑，吸取历史教训。 从战略高度推进南海问题的妥善解决，全面拓展两国关系。需要强调的是，尽管外部因素对中越两国关系有所干扰，但问题的关键归根结底还在于两国自己。加强两国高层和民间各层次的交往，加强相互沟通和了解，将有利于增信释疑，化解矛盾和分歧，从而达到互利共赢。两国高层已经明确了两国关系发展的方向，并给出了原则指导意见。针对两国关系中最为敏感和复杂的南海问题，2011年10月中越两国领导人发表联合宣言承诺：“双方将根据两党两国领导人共识和《关于指导解决中越海上问题基本原则协议》，加大海上问题的谈判力度，寻求双方均能接受的基本和长久的解决办法，并积极探讨不影响各自立场和主张的过渡性、临时性解决办法，包括积极研究和商谈共同开发问题。双方将稳步推进北部湾湾口外海域划界谈判，同时积极商谈该海域的共同开发问题。积极推进海洋环保、海洋科研、海上搜救、油气勘采、减灾防灾等领域的合作。”中国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执政以来，两国高层互动频繁，全方位积极推进中越关系的发展，并推动落实务实合作内容。2013年6月，习近平在会见张晋创时强调，中越双方要本着对历史和人民负责的精神，以中越友好和两国发展大计为重，下决心指导和推进南海问题政治解决，防止干扰两国关系。中方愿同越方共同努力，加大北部湾湾口外海域工作组谈判力度和密度，争取同步推进共同开发和划界，并尽快开展北部湾湾口外海域共同考察。据了解，截止到今年4月份，两国代表团已经就海上合作开发问题进行两次商讨。中越双方都在积极推进南海问题的解决，努力化解这一两国关系的最大难题。与此同时，两国经济、政治和文化的交流从官方和民间各个层次都在积极推进中。 结语 今天，我们纪念奠边府战役，就是要纪念中越两国军民团结战斗夺取反侵略战争胜利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并挖掘其中所蕴含的重大意义和历史经验教训，这将有利于中越两国人民以史为鉴，巩固友谊，加强团结和信任。中越两国新一代领导人高度重视两国关系。在张晋创访华期间，两国元首一致认为，中越均处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时期，双方视对方发展为自身发展的机遇，要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合作。这表明中越两国元首都强调要把握好两国关系发展的历史性机遇。我们只有清醒地认识并破除两国关系中的各种内外干扰因素，才能抓住机遇，保证两国关系沿着两国人民自主的、正确的航道发展。 本文结合历史和现实，内部和外部因素分析了中越两国关系沿着正确航道发展的重要意义。那么，我们如何才能建成一艘坚固的中越关系大船呢？越南历史学者阮光玉和阮明祥谙熟中国文化，他们借中国古代哲人智慧，提出处理好中越关系的策略，应是“大国以仁，小国以智”，“仁者，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智者，知人”。这一观点颇有几分道理，实际上也得到学者们的普遍认可。然而，要做到真正的“仁”和“智”，绝非易事。两国需要权衡好内部和外部各种因素，尤其是面对国际格局的变动，大国之间的博弈无疑将对中越两国外交战略进而对中越两国关系产生冲击。笔者认为，我们应在充分吸收中越传统友好关系中的营养成分的基础上，注入时代的活力，以新的国际关系理念为基础，借助现代科技手段，通过党政外交、人民外交和公共外交等多层次的交流渠道，增信释疑，互利共进，努力构建中越关系坚实的新航船。对此，笔者将在“构建中越关系的新航船”研究中加以详细论述。 注释 《习近平：中越双方要朝着友好合作的道路坚定不移往前走》，新华网，2013年6月19，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3-06/19/c_116212288.htm。 梁志明：《奠边府战役的胜利：中越人民战斗友谊的历史丰碑——奠边府战役胜利60周年纪念》，《东南亚纵横》，2014年第5期。 德维、文庄、王德伦：《奠边府大捷与中国驻越顾问团》，《世界知识》，2004年第10期。 李丹慧：《中美缓和与援越抗美——中国外交战略调整中的越南因素》，《党史研究资料》，2002年第11期。 [美]莫里斯·艾泽曼：《美国人眼中的越南战争》，孙宝寅译，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第17页。 [美]戴维·霍罗威茨：《美国冷战时期的外交政策——从雅尔塔到越南》，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124页。 《日刊称中越关系比美越关系更“坚定”》，新华网，2013年12月19日，http：//news.xinhuanet.com/cankao/2013-12/19/c_132980861.htm。 《安倍鼓吹越南日本联手应对中国获越响应》，新浪网，2013年1月17日，http：//news.sina.com.cn/w/2013-01-17/023926052445.shtml。 《越南总理拉日本介入南海》，新华网，2012年04月23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2-04/23/c_123022964.htm。 《阮富仲结束对华访问 中越发表联合声明》，新华网，http：//www.chinanews.com/gn/2011/10-15/3390948.shtml。 两位学者在2011年6月1～2日在日本早稻田大学举行的“中越知识分子对话”国际研讨会上提出的观点。 责 编/郑韶武 |
| 随便看 |
|
科学优质学术资源、百科知识分享平台，免费提供知识科普、生活经验分享、中外学术论文、各类范文、学术文献、教学资料、学术期刊、会议、报纸、杂志、工具书等各类资源检索、在线阅读和软件app下载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