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建构新的国家思想形态 |
| 范文 | 【摘要】由改革维新转变为革命推翻清政府是孙中山思想的大转变，也是其革命道路选择的变更。在思维理论上，孙中山试图把西方与中国的实际融突起来，以建构新的国家思想形态。精神在孙中山哲学理论思维逻辑中具有主导的地位，其哲学理论思维基本上属于心体学的系统，可谓精神心体学。孙中山以“心为万事之本源”的哲学理论思维为指导，反思民主革命多次失败的原因，提出了“知易行难”的反命题“知难行易”。把知行纳在知识论的范围，并与精神和物质的演变过程相联系，有其近代意义和价值。 【关键词】革命 精神心体学 “知难行易” “心为万事之本源” 【中图分类号】 B25 【文献标识码】A 在中日甲午战争期间，孙中山曾上书李鸿章，主张改革变法。他说：“窃尝深维欧洲富强之本，不尽在于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此四事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我国家欲恢扩宏图，勤求远略，仿行西法以筹自强，而不急于此四者，徒惟坚船利炮之是务，是舍本而图末也。”①模仿西法进行改革，发展经济，做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这是富强治国的大经大本，欧洲富强的大本不完全在于船坚炮利，在于人、地、物、货的才、利、用、流，若只求船坚炮利，乃是舍本求末，是达不到国家富强的目标的。然而，孙中山的良言建议，并没有被采纳。 孙中山自述他在澳门行医的时候，“欲以和平手段，渐进方法，请愿于朝廷，俾倡行新政。其最要者，则在改行立宪政体，以代专制及腐败的政治。予当时深表同情”，②他以为这是为国利民之事。这时，其思想停留在变法维新的层次，兴中会亦“偏重于请愿上书等方法”。在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后，清朝悍然下诏，不许上书请愿。和平的道路已走不通，“知和平方法，无可复施。然望治之心愈坚，要求之念愈切，积渐而知和平之手段，不得不稍易以强迫……徐图所以倾覆而变更之者”，③于是，便由改革维新转变为革命推翻清政府。这既是孙中山思想的大转变，亦是其道路选择的变更。后成立同盟会，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口号。在此革命纲领基础上，他提出了民族、民权、民生之三民主义作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价值目标。 精神与物质关系论 孙中山曾把改革变法希望寄托在清政府和大吏李鸿章等人身上，然而希望落空，只能依靠自己力量及主体战斗精神，奔走四方，组织革命团体，实行武装起义，以推翻清政府。在思想理论上，孙中山基于其学医的自然科学功底及对各国政治制度、经济文化的实地考察和感受，试图把西方与中国的实际融突起来，以建构新的国家思想形态。 孙中山从物质与精神的融突关系中，来阐述其哲学理论思维。他认为精神与物质既相对又合一。“然总括宇宙现象，要不外物质与精神二者，精神虽为物质之对，然实相辅为用。考从前科学未发达时代，往往以精神与物质为绝对分离，而不知二者本合为一。”④他体认到哲学是探索宇宙中物质与精神关系的，两者相辅为用。譬如说人的五官百骸为体，属物质；言语动作为用，属精神。两者相辅不可分离。“若猝然丧失精神，官骸虽具，不能言语，不能动作，用既失，而体亦即成为死物矣。由是观之，世界上仅有物质之体，而无精神之用者，必非人类。人类而失精神，则必非完全独立之人。”⑤人若没有精神，即无灵魂，就不是人类。他认为由于科学的进步，可以制造机器人，虽然在形象上与人无异，但他没有精神灵魂，终究不是人类。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有精神之用，非专恃物质之体也。我既为人，则当发扬我之精神……故革命在乎精神，革命精神者，革命事业之所由产出也。”⑥机器人虽然有人的五官百骸，而没有精神，所以说精神非专恃物质，精神与物质相对相分。然就人类而言，官骸与精神相辅不分，体用一源，合而为一。 所谓“精神”，他说：“欲求精神之界限，固亦非易。然简括言之，第知凡非物质者，即为精神可矣。”⑦这个精神的定义太宽泛，而未真正揭示精神的本质，仅就物质相对而言精神。换言之，精神是由非物质来规定的，然非物质不等于精神。 孙中山以非物质即为精神，是要强调精神的度越性、独立性，以便凸显精神的特殊功能和作用。譬如北伐，“自余观之，武器为物质，能使用此武器者，全恃人之精神，两相比较，精神能力实居其九，物质能力仅得其一”。⑧以武昌革命为例，当时革命党人与满清的武器相差何啻一与千之比。但革命党人敢以卵击石，完全靠革命党人的精神为之。武昌一役可证“物质之力量小，精神之力量大”⑨的现实。日俄战争就兵力言，俄国数倍于日本，然日胜俄败，日胜俄在精神。战争的战略战术、指挥艺术和官兵的精神状态，能决定战争的以少胜多、以弱战强。“故在今日而言救国救民，必要革命。革命须有精神，此精神即为现在军人之精神。”⑩以革命救国，非有革命精神不可。 什么是革命精神？他说：“智仁勇三者，即为军人精神之要者，能发扬此三种精神，始可以救民，始可以救国。”“智”是指聪明、有见识。军人的“智”，“一别是非，二明利害，三识时势，四知彼已”。“别是非”是讲利于民则是，利于国则是，不利于民、不利于国则非。是非不明，便是无军人的精神。“明利害”与别是非相因，军人以利国利民为己责。利民者民亦利于你，害人者适以自害。明乎此，始可谓智，为革命之军人。“识时势”的“时”是指时机成熟与否，“势”是指势力的顺逆，顺势用力易，逆势用力难，乘时势，无有不成功。军人的任务是救国救民，建设新国家，而非扰民。“知彼己”，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对人民以仁义为重，人民与我一体，利害与共。 所谓“仁”，军人有杀身以成仁，无求生以害仁。“博爱之谓仁”，“博爱”指公爱而非私爱。仁的种类：“一救世之仁，二救人之仁，三救国之仁。”“救世之仁”即宗教家的仁，以牺牲为主义；“救人”即慈善家之仁，以乐善好施为事；救国为志士爱国之仁。军人的仁，其目的在于救国。所谓国，包括三要素：一为领土；二为人民；三为主权。 所谓“勇”，“不怕二字，实即勇之定义”。孔子讲“勇者不惧”，不惧为勇的特征。军人的勇，“须为有主义、有目的、有知识之勇始可，否则逞一时之意气，勇于私斗而怯于公战，误用其勇，害乃滋甚”。勇的种类有发狉之勇，有血气之勇，有无知之勇，这些都是小勇，而非大勇。军人之勇，在夫成仁取义，为大勇。一是长技能，熟悉武器和战术；二是明生死。不明生死不能发扬勇气。“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者。死得其所则重，不得其所轻。”为革命而死，就是死得其所。 孙中山以革命生死观鼓励革命军人的勇气，我死则中华民国生；扬不怕牺牲的精神，实现人之不死的价值。“精神者，革命成功之证劵及担保也。”他强调精神的作用与功能，精神是革命成功的决定因素，物质武器是次要因素。但无一定的物质基础，光有革命精神也不能成功。物质与精神必相辅为用。 孙中山在西方文化的熏陶中接受了其自然科学思想，如生物进化论、细胞学说及星云说等，结合中国传统公羊“三世说”，将宇宙的进化分为三个时期：物质进化期、物种进化期、人类进化期。关于物质进化时期，他说：“元元之时，太极（此用以译西名“以太”也）动而生电子，电子凝而成元素，元素合而成物质，物质聚而成地球，此世界进化之第一时期也。今太空诸天体多尚在此期进化之中，而物质之进化，以成地球为目的。”他用《周易·系辞传》中的“易有太极”这一中国传统哲学概念来释义西方自然科学中的“以太”。在谭嗣同哲学理论思维逻辑结构中，“以太”是作为“寂然不动”、“一而不二”的“仁”的“所以通之具”，即托言以太的沟通一切的、最精微的、中介性的特性，把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统摄起来。孙中山与谭嗣同的区别在于，以太不是作为所以通的工具，而是作为所以然的太极本身，赋太极以形而上性。由太极（以太）的运动而生电子，电子凝聚而成元素，元素聚合而成物质，物质汇聚而成地球，这便是物质进化的过程，并认为当今太空中的众多天体还在此进化之中。 孙中山认为，自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一书出版以后，使进化之学大放光明，他亦依归于进化，并以太极（以太）为其哲学理论基础，由物质进化而进入物种进化时期。他说：“由生元之始生而至于成人，则为第二期之进化。物种由微而显，由简而繁，本物竞天择之原则，经几许优胜劣败，生存淘汰，新陈代谢，千百万年，而人类乃成。”所谓“生元”，即元始的生命，孙中山解释为细胞。他说：“据最近科学家所考得者，则造成人类及动植物者，乃生物之元子为之也。生物之元子，学者多译之为细胞，而作者今特创名之曰生元。”即取生物元始之意。由生元而进化到人，按照物竞天择的进化原则，经漫长的优胜劣汰、新陈代谢过程，物种由微到显、由简到繁的演变过程，最终而成人类。 对于人类进化，孙中山认为，人类初出之时，与禽兽没有什么区别，“再经几许万年之进化，而始长成人性，而人类之进化，于是乎起源。此期之进化原则，则与物种之进化原则不同，物种以竞争为原则，人类则以互助为原则。社会国家者，互助之体也；道德仁义者，互助之用也。人类顺此原则则昌，不顺此原则则亡。此原则行之于人类当已数十万年矣。然而人类今日犹未能尽守此原则者，则以人类本从物种而来，其入于第三期之进化，为时尚浅”。人类进化与物种进化最大的区别，就在于一以互助为原则，一以竞争为原则。以互助为原则的人类社会，社会国家是互助的根本本体，道德仁义是互助的作用、表现。国家顺互助原则就昌盛，逆此原则就灭亡。 由物种而进人类，转竞争为互助，才能建构文明和合社会。人类进化之目的，孙中山认为：“即孔子所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耶苏所谓尔旨得成，在地若天。此人类所希望，化现在之痛苦世界而为极乐之天堂者是也。”他把孔子和耶稣融突一起，说明人类普遍希望价值理想世界是一个化痛苦为极乐、转尘世为天堂的世界。 从物质进化——物种进化——人类进化的演变，进化的原则也随之而变化。人类进化之所以以互助为原则，而非以物种进化的竞争为原则，是因为人是有人性、有智慧、有道德的人，而非禽兽。然而一些学者未能与时偕行，仍以物种进化的物竞天择为原则来观察社会，“而学者多以仁义道德，皆属虚无，而争竞生存，乃为实际，几欲以物种之原则而施之于人类之进化，而不知此为人类已过之阶段，而人类今日之进化，已超出物种原则之上矣”。人的思想观念，换言之“精神”，往往落后于进化，由此可以得知“行之非艰”而“知之惟艰”。精神的智慧既度越物质，而又支配物质。虽然精神与物质可相辅为用，但精神并非专恃物质，而可独立存在，这就凸显了精神在孙中山哲学理论思维逻辑中的主导地位。之所以强调、突出精神的作用和价值，是其军事实力、群众基础与其革命目标之间的冲突所致。孙中山并没有多少军事实力，又无广大群众基础，而只得求助于革命精神，发扬主体战斗精神，以实现其革命目标。 心为万事之本源 孙中山用“生元”这一创新的概念，来陈述细胞为生命起始的价值。不过他对细胞的体认，已度越了能变异、能分裂的生物限度，而赋予有知觉灵明的精神性存在。他说：“生元者，何物也？曰：其为物也，精矣、微矣、神矣、妙矣，不可思议者矣。按今日科学所能窥者，则生元之为物也，乃有知觉灵明者也，乃有动作思为者也，乃有主意计划者也，人身结构之精妙神奇者，生元为之也。人性之聪明知觉者，生元发之也。”“生元”是精微奥秘、神妙莫测的存在；是人的思维不可到达的、“不可思议”的境域；是有知觉灵明、动作思为、主意计划的有意志的精神性存在；是人性聪明知觉之发的存在。这是孙中山对生元内涵、性质的规定。 “生元”作为有意志的精神性的存在，它不仅是生命的起始，而且具有先验性。孙中山将其与孟子的良知良能相比拟。他说：“孟子所谓良知良能者非他，即生元之知、生元之能而已。自圭哇里氏发明生元有知之理而后……今皆可由此而豁然贯通，另辟一新天地。”生元之知、之能，就是孟子所说的良知良能。自从发现“生元有知”的理论以后，哲学家所不能明白的，科学家所不能解释的，进化论者所不能通达的，心理学家所不能说明的，便可由“生元有知”论豁然贯通，而开出新天地。 “生元有知”作为天地万物的生命起始，而先验地赋予其良知良能；“生元之结聚于人身各部”，包括能思之心。他说：“夫国者，人之积也。人者，心之器也。国家政治者，一人群心理之现象也。是以建国之基，当发端于心理。”人是心的器皿，国家是人的积聚，国家政治是一群人的心理现象。换言之，人、国家、国家政治都受心的制约，由心来决定。 基于他对心的这种决定性的价值体认，他说：“是故政治的隆污，系乎人心之振靡。吾心信其可行，则移山填海之难，终有成功之日；吾心信其不可行，则反掌折枝之易，亦无收效之期也。心之为用大矣哉！夫心也者，万事之本源也。满清之颠覆者，此心成之也，民国之建设者，此心败之也。”他把国家政治的兴盛与腐败、清王朝能否被推翻、民国建设成功与否等统统归结为人心的振与靡，只要“吾心”的信念与意志认为可行的，即使有移山填海的艰难，也有成功之日。“吾心”认为不可行的，即使像反掌那样容易，亦没有收效的日子。由此，他得出结论，心为“万事之本源”。“人心就是立国大根本”，清朝亡于此，民国成于此。这就是说，心是万事万物最终的根源，即其形而上本体，万事万物都由心来主宰。 从心为万事本源出发，孙中山认为，“古今之革命维新、兴邦建国等事业”，“有志竟成”，“为先知先觉者所决志行之，则断无不成者也”。“吾心”的意志、精神可以决定革命维新、兴邦建国等大事业能否成功。尽管孙中山这里说先知先觉者决志行之，但他并不否定群体之心的作用。譬如政治的隆污，系于人心之振靡，即意蕴民心的向背。如发展实业（工业），“此为兴国之要图，为救亡之急务，而能万众一心，举国一致，而欢迎列国之雄厚资本，……则十年之内，我国之大事业必能林立于国中”。若能做到万众一心，必先奠基于方寸之心。他说：“要做革命事业，是从甚么地方做起呢？就是要从自己的方寸之地做起。要把自己从前不好的思想习惯和性质，像兽性罪恶性，和一切不仁不义的性质，都一概革除……自己能够在心理上革命，将来在政治上的革命，便有希望可以成功。”由己及万众，万众才能一心。“国民国民，当急起直追，万众一心，先奠基于方寸之地，为去旧更新之始，以成良心上之建设也。”万众一心，一统思想、意志，必须从每人心上去旧更新，以完成良心上的建设，才能完成建立中华民国的大事业。 如何完成良心上的建设？孙中山认为宣誓是一统思想、意志的一种形式。“故由清朝臣民而归顺民国者，当先表示正心诚意，此宣誓之大典所以为必要也。”正心诚意地表示其拥护民国，扶植民权，励进民生，经过这样宣誓典礼，乃得享民国国民的权利。有人视中国如盘散沙，人心涣散，要进行革命建设，首要是心理建设，若人心不能正心诚意，人力不能凝聚，革命就不能成功。这就是孙中山之所以讲“心也者，万物之本源”的根据所在，心就成为万物之所以然的本源。 孙中山首先宣誓。誓曰：“孙文正心诚意，当众宣誓：从此去旧更新，自立为国民。尽忠竭力，拥护中华民国，实行三民主义，采用五权宪法，务使政治修明，人民安乐。措国基于永固，维世界之和平。此誓。”宣誓是万众一心的一种形式，真正做到万众一心，正心诚意，其内容在于发扬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并融突西方近代自由、平等、博爱思想，以培养民众的良心，提升民族自尊心、自信心，以振奋中华民族精神。据载，俄国革命家问孙中山：“你的革命思想，基础是什么？”孙中山答复说：“中国有一个正统的道德思想，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至孔子而绝。我的思想，就是继承这一正统思想，来发扬光大的。”他的哲学基础是建立在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地上，以求中华文化道德精神的复兴。由韩愈提出“道统”论，宋明理学家继承之，自谓继尧舜而至于孔孟的绝学，孙中山略孟子，亦谓继承这一正统思想，可见他对于宋明理学家的思想是基本赞同的。 孙中山认为，“只要改造人心，除去人民的旧思想，另外换成一种新思想，这便是国家的基础革新”。譬如革自私自利之心、金钱主义之心、求官之心等，而提倡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所谓“八德”。为什么要讲中国固有道德，因为“现在受外来民族的压迫，侵入了新文化，那些新文化的势力，此刻横行中国，一般醉心新文化的人，便排斥旧道德。以为有了新文化，便可以不要旧道德，不知道我们固有的东西，如果是好的，当然是要保存，不好的才可以放弃”。就“忠”而言，民国不是忠君，而是“我们做一件事，总要始终不渝，做到成功，如果不成功，就是把性命去牺牲，亦所不惜，这便是忠”。这里予“忠”以新诠释，赋予其新内涵。孝是中国传统伦理之根本，“《孝经》所讲孝字，几乎无所不包，无所不至，现在世界中最文明的国家，讲到孝字还没有像中国讲到这么完全”。孝不能不要，“忠孝二字讲到极点，国家便自然可以强盛”。“仁爱也是中国的好道德”，墨子讲兼爱，耶稣讲博爱。中国古代政治家讲“爱民如子”、“仁民爱物”。 孙中山极为看重信义。中国是既讲诚信，又讲道义的。“中国古时对于邻国和对朋友，都是讲信的。”爱和平是中国极好的道德，“只有中国是讲和平，外国都是讲战争。”又说：“中国人几千年酷爱和平，都是出于天性。论到个人便重谦让，论到政治便说不嗜杀人者能一之，和外国人便有大大的不同。”恢复忠孝、仁爱、信义、和平这种民族道德精神，是心理建设的重要措施，是建设中华民国的需求。 为振兴中华民族精神，除恢复中国固有道德精神外，还要学习欧美等国的长处，以使我国能与欧美并驾齐驱。在学习过程中，他以三民主义的立场观点，以中解西。他说：“社会主义者，人道主义也。人道主义，主张博爱、平等、自由。社会主义之真髓，亦不外此三者，实为人类之福音。我国古代，若尧舜之博施济众，孔丘尚仁，墨翟兼爱，有似博爱也者。然皆狭义之博爱，其爱不能普及于人人，社会主义之博爱，广义之博爱也。社会主义为人类谋幸福，普遍普及。”在中西文化道德思想比较中，能比较真切地体认到其差异。为消除这种差异，他认为其三民主义建设，可以与博爱、平等、自由相比拟，民族主义以自由为价值目标，民权主义以平等为价值目标，民生主义以博爱为价值目标。“三民主义的精神，就是要建设一个极和平、极自由、极平等的国家。”不仅政治上谋民权平等，而且社会上谋经济平等。孙中山为实现其价值目标，可谓鞠躬尽瘁。 从“生元有知”到心为万事之本源，孙中山的哲学理论思维形而上学，基本上属于心体学的系统，可谓精神心体学。 知难行易论 孙中山以心为万事之本源的哲学理论思维为指导，反思民主革命多次失败（包括辛亥革命）的原因，体认到革命的践行与革命的认知，并不是传统思想中所说“知易行难”的关系。他认为《尚书·说命中》“知之非艰，行之惟艰”的论说，影响深远，造成对革命事业的损害。他说：“夫革命党的心理，于成功之始，则被‘知之非艰，行之惟艰之说所奴，而视吾策为空言，遂放弃建设之责任。”革命党人秉“知之非艰，行之惟艰”的心理，而国事则日形纠纷，人民则日增痛苦，必须破此“知之非艰，行之惟艰”的大敌。“故先作《学说》，以破此心理之大敌，而出国人之思想于迷津，庶几吾之建国方略，或不敢再被国人视为理想空谈也。”如此，才能万众一心，急起直追，“以我五千年文明优秀之民族，应世界之潮流，而建设一政治最修明，人民最安乐之国家”。于是，他提出了与“知易行难”的反命题“知难行易”说。 孙中山对于“知难行易”的思议，是从革命实践中得来。开始时对“行之惟艰”，信而无疑。继思要打破此难关，便以王守仁的“知行合一”说，鼓励同人，久而久之，仍存畏难之心。于是就专事研究“知易行难”问题，终于豁然有得。他说：“知中国事向来之不振者，非坐于不能行也。实坐于不能知也。及其既知之而又不行者，则误于以知为易，以行为难也。倘能证明知非易而行非难也，使中国人无所畏，而乐于行，则中国之事大有可为矣。”为证明其“知难行易”之说的正确性、合理性，他用百姓日用生活活动中的饮食、用钱、作文、建屋、造船、筑城、开河、电学、化学、进化等十事为证，便可推翻“行难知易”说和王守仁的“知行合一”说。 孙中山之所以不惮其烦地以求发明行易知难之理，“盖以此为救中国必由之道也。夫中国近代之积弱不振，奄奄待毙者，实为知之非艰，行之惟艰一说误之也”。他把中国近代落后、腐败、积弱等待毙情境，归之于知易行难，而要以“知难行易”来救中国。于是他赋予知行以新内涵、新思维、新关系、新价值，而具有现代性。 就“知”而言，他说：“当今科学昌明之世，凡造作事物者，必先求知而后乃敢从事于行。所以然者，盖欲免错误，而防费时失事，以冀收事半功倍之效也。是故凡能从知识而构成意像，从意像而生出条理，本条理而筹备计划，按计划而用工夫，则无论其事物如何精妙，工程如何浩大，无不指日可以乐成者也。”为什么在科学昌明的时代要先认知？这是为了避免错误、费时失事，所以由人的认知的意象感性认识，进而到条理的理性认识，再制订出计划，然后用工夫去做，就能完成精妙浩大的工程。从这个意义上说，“天下事惟患于不能知耳，倘能由科学之理则，以求得其真知，则行之决无所难”。如果由科学逻辑，以求得真知，行有何难！中国其时之所以尚未成为完全独立的国家，境内有他国的租界，中国的治权、海关握于外国人之手，就在于知难。日本维新之初，其当时的知识学问，还远不如中国，“然能翻然觉悟，知锁国之非计，立变攘夷为师夷，聘用各国人才，采取欧美良法，力图改革”。日本不过用了50年，便成为强盛之国。孙中山认为如能毅然打破知易行难的迷信，“奋起以仿效，推行革命之三民主义，五权宪法，而建设一世界最文明进步之中华民国，诚有如反掌之易也”。他把“知”的概念与国民革命的实践联系起来，而赋予其新内涵、新价值。 孙中山的“知”，主要是指革命知识、建设知识以及自然科学知识等方面。他所谓的“行”，是指“人类之进化，以不知而行者为必要之门径也。夫习练也，试验也，探索也，冒险也，之四事者，乃文明之动机也”。不知而行，意蕴从行中获得知，譬如生徒的习练，即行其所不知以达其所欲能；科学家的试验，即行其所不知以致其所知；探索家的探索，是行其所不知以求有新发现；伟人杰士的冒险，是行其所不知以建立其功业。此四种人的实践活动，尽管其活动即行的目的、性质、功用不同，但其价值都是从不知中，通过践行的主体活动而获得新能力、新知识、新发现、新功业，而促进人类的进化、文明的动机，国家的富强。由此可知，尽管孙中山倡导知难行易，但他并不忽视行的价值与意义。在这里，孙中山讲了先行后知，其实，他讲先行后知，是为了证明知难。 基于对知行的体认，他认为人类进化的过程中，知行是交互并进的，它体现了知行进化的阶段性。“考世界人类之进化，当分为三时期：第一由草昧进文明，为不知而行之时期；第二由文明再进文明，为行而后知之时期；第三自科学发明后，为知而后行之时期。”由“不知而行”、“行而后知”到“知而后行”，既表明人类认知发展的过程，又说明知行之间进化的关系。这就是说人类在进化过程中，知与行始终相依不离，无论是不知而行，知易行难，还是知而后行，知难行易，只不过是一个知行先后、知行难易的话题；换言之，犹朱熹所说的“致知力行，论其先后，固当以致知为先，然论其轻重，则当以力行为重”，即知先行后，知轻行重的话题。只不过孙中山将其放在人类进化过程中来论述，而赋予其新义，并构成了行（不知而行）——知（行而后知）——行（知而后行）的过程，这个进程基本上符合人类认知的发展。孙中山认为，欧美等国由于没有知易行难等思维定势的障碍，便由草昧而直进文明，由文明而进于科学时期，得以有今日突飞的进步，从而跨越了由“文明再进文明”的行而后知的阶段。 孙中山认为，由于自然科学的发明，人类始能进于知而后行的第三时期的进化。人们的真知特识是与科学相联系的。他说：“夫科学者，统系之学也，条理之学也。凡真知特识，必从科学而来也，舍科学而外之所谓知识者，多非真知识也。”科学是可经验世界的实证理性的世界观。孙中山认为科学是能实证的，便举中国习以天圆地方、天动地静以及养子为螟蛉等相袭数千年的思想见识，都是误识谬见。只有到了科学发明后，人类才获得真知特识。然而，从实证的视阈来观，有可实证的知识，但也有未经实证的科学预见，亦有不可实证的价值理想等。把科学之外的知识，都说成是非真知识，就把知识所包含的内涵狭隘化了。 在孙中山的思维里，是把“知”与“智”分开的。如果知识主要指科学的实证知识，那么，“智”主要指智慧。前者舍科学之外的知识为非真知识，是狭义的知识，后者则“智之范围甚广，宇宙之范围皆为智之范围，故能知过去未来者，亦谓之智。吾人之在世界，其智识要随事物之增加，而同时进步，否则渐即于老朽颓唐，灵明日锢，是以智之反面，则为蠢为愚”。“智”相对于蠢愚而言，智识随事物的发展而进增，否则就会变为老朽顽固。“智”范围广大，宇宙范围之内的都是其所包含的对象。“知”与“智”分殊，基于这个体认，他认为认知宇宙万事万物的方法也二分：“一种是用观察，即科学；一种是用判断，即哲学。人类进化的道理，都是由此两学得来的。”一是在观察科学实验中获得知识，一是在逻辑判断中获得智慧，前者是可实证的，后者一般是不可实证的。但两者亦是相辅相成的，“到了这个时代，科学也一天发达一天，人类的聪明也一天进步一天，于是生出了一种大觉悟”。有了大觉悟，便可推行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建立中华民国。 孙中山囿于传统的观点，他把人的觉悟分为三系：“其一先知先觉者，为创造发明；其二后知后觉者，为仿效推行；其三不知不觉者，为竭力乐成。有此三系人相需为用，则大禹之九河可疏，秦皇之长城能筑也。”能创造发明的人是先知先觉者，能仿效实行的是后知后觉者，从事劳力的是不知不觉者，三者相需为用，才能完成一大工程。只有先知先觉的发明家，而无后知后觉的鼓吹家以为知之易而不效法，以为行难而不推行，那么，不知不觉的实行家也就不能竭力去完成，也就做不成大工程。孙中山虽把人分为三系，但也看到三种人各有其用，缺一不可，只有三者合力，才能使创造发明转化为现实的成果。 由于发明家、鼓吹家、实行家的社会分工的差分，被孙中山视为知行的差分。他举建筑学为例说，先绘图设计，后从事建筑，这是知而后行。譬如“上海租界之洋房，其绘图设计者，为外国之工师，而结垣架栋者，为中国之苦力。是知之者为外国工师，而行之者为中国苦力，此知行分任而造成一屋者也”。在表面上看，似乎工程师容易，而施工者胼手胝足很难，其实工程师设计用尽心机，又需具备各种知识，是知难行易。在科学愈来愈发达的时代，这种分工愈来愈显明，知行的分工亦愈来愈远。于是他批评王守仁的“知行合一”，虽用心良苦，但“其说与真理背驰”。“然阳明乃合知行于一人之身，则殊不通于今日矣。以科学愈明，则一人之知行相去愈远，不独知者不必自行，行者不必自知，即同为一知一行，而以经济学分工专职之理施之，亦有分知分行者也。然则阳明知行合一之说，不合于实践之科学也。”尽管在科学文明愈来愈发达的当下，确不需要“知行合一”兼于一身，然而，科学家既是科学原理的发明者，亦是科学实验的参与者，可兼知行于一身。当然科学的实验可以是一个团队。若把社会分工简单等同于知行分任，把知行的分任固定化、绝对化，也有其弊病。知行既有分任，亦相资为用，不可分离。若以知行分任的实行者为不知不觉者，则有忽视人民群众革命觉悟和革命力量之弊。 知行话题，在中国哲学思想演变过程中，论争不断。或讲知识与实践的关系，或指伦理道德的遵守与实行，或论科学的知识与实验，或说革命精神与革命行为等。就中国古代哲学思维而言，知行主要是指道德意识与道德行为之间的关系，虽涉及知识论话题，但非主导，孙中山把知行纳在知识论的范围，并与精神和物质的演变过程相联系，有其近代意义和价值。 孙中山积极向西方学习，探索西方为什么发展进步，中国为什么落后挨打，除了政治的、制度的、经济的、文化的原因之外，他从“知易行难”与“知难行易”的视阈来论述，从理论思维层面予以揭示，可谓别开生面。他在向西方学习过程中，尽量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创造性提出自己的主张，尽管有些主张过于理想化，但寄托了他的价值理想，体现其救国救民的愿望。他为中华民族的存亡而忧患，为中华民族的复兴而担当，为中华民族理论思维的发展而致思，为推翻专制的清政府、建立民主的中华民国而尽瘁，这种精神是值得大大肯定的。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哲学思潮发展史”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为：05AZX003） 注释 《上李鸿章书》，《历年书牍函电》，《孙中山全集》第4册，上海：三民公司印行，1927年，第2页。以下《孙中山全集》均采用三民公司1927年版本。 《伦敦被难记》，《孙中山全集》第4册，第2、5页。 ～《军人精神教育》，《孙中山全集》第3册，第299、299、299～300、298、300、301、305、305、306、314、325、325、331、332、306页。 ～《建国方略·孙文学说》，《孙中山全集》第2册，第50、51、5～6、51、51、52、6、6、6、77～78、97、96、78、78、78～79页。 《孙文学说·自序》，《建国方略》，《孙中山全集》第2册，第3页。另见《心理建设自序》，《序文》，《孙中山全集》第4册，第7页。 《宣传主义是以党治国的第一步》，《历年演讲录》，《孙中山全集》第3册，第115页。 《陆军军官学校开学训词》，《历年演讲录》，《孙中山全集》第3册，第482页。 戴季陶：《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蔡尚思主编：《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2卷，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602页。 《革命成功全赖宣传主义》，《历年演讲录》，《孙中山全集》第3册，第129页。 ～《民族主义第六讲》，《三民主义》，《孙中山全集》第1册，第88、89、89、89、90、92、93页。 《社会主义之派别及方法》，《历年演讲录》，《孙中山全集》第3册，第7页。 《与戴季陶氏社会问题之谈话》，《历年演讲录》，《孙中山全集》第3册，第30页。 《心理建设·自序》，《建国方略》，《孙中山全集》第2册，第7、8、8页。 ～《建国方略·孙文学说》，《孙中山全集》第2册，第1～2、55、62～63、61、60、60、89、57、57、59、37、55页。 《答程正思》，《朱熹集》卷50，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2452页。 《民权主义第一讲》，《三民主义》，《孙中山全集》第1册，第5、10页。 责 编/樊保玲 张立文，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博导，中国人民大学和合文化研究所所长，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院长、学术委员会主席，中国周易研究会副会长。研究方向为中国哲学、中国传统文化。主要著作有《和合学概论》、《中国哲学范畴发展史（人道篇）、（天道篇）》、《周易思想研究》、《朱熹思想研究》、《宋明理学研究》、《传统学引论》、《走向心学之路》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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