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中美公众的世界观念调查报告（2016） |
| 范文 | 张昆 张明新 【摘要】 通过分析国家传播战略协同创新中心2015～2016年中美全国性民调数据，本文从世界大国观念、欧洲观念、亚太和邻国观念、国际关系观念四个方面，揭示了当前中美公众世界观念的基本面貌。研究表明，在两国公众眼中，美、中、德、俄、日、英、法、韩、加、澳、以、印等国，是当今最主要的世界政治、经济和科技大国。中国公众对欧洲的英、法、德更感兴趣，但美国公众对三国的了解程度更高；美国人对英法更亲近，中国人对德国好感度更高。研究还揭示，中美两国公众对亚太及周边主要国家的了解程度都不高；同时，两国公众都对本国的好感度极高，而对对方国家的好感度很低。两国公众都认为日本、美国与中国具有最强的竞争性，并以自己国家的利益为出发点来评价当前重要的双边关系。本文进一步讨论了上述发现对我国外交策略和对外傳播的实践启示。 【关键词】 世界观念 国家形象 对外传播 全球化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7.01.007 全球化时代，世界局势波澜壮阔、风云变幻，公众需要有观察、理解和融入世界的一套观念体系。2013年8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在全面对外开放的条件下做宣传思想工作，一项重要任务是引导人们更加全面客观地认识当代中国、看待外部世界。”2015年9月22日，习总书记在接受美国《华尔街日报》书面采访时亦表示：“当今世界，中国不可能独善其身，只有世界好，中国才能好。”可见，只有理性地把握住了外部世界，对世界的当前格局和发展趋势有着全面、准确的判断，才能创造对己有利的环境，为人类的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所谓“世界观念”，是公众以自身或自己所在的国家作为参照系，对世界格局和其他主权国家或组织团体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军事等领域的综合性的认知、感受和评价。公众这种看待外部世界的观念取向，虽然经验大于理性、主观色彩大于客观实际，但却是意识形态范畴中的重要部分。①因此，公众的世界观念是国家战略和决策体系的核心内容和民意表征，反映出一国民众对自身与世界的现实状况、演变趋势的审视和预期。 中国和美国是当今世界上影响力最大的两个国家，两国之间的关系状态和民意倾向，对世界格局的演变和发展举足轻重。两国公众世界观念的基本样貌和构成，是值得关注和研究的重要课题。华中科技大学国家传播战略协同创新中心自2013年以来，着手规划和实施大型民调项目《中美公众的世界观念调查》，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历时性地考察两国公众对世界各主要国家的认知、评价和态度，对世界主要双边关系的看法，以及对两国文化交往现状的认识和对两国的基本印象。通过数据分析，有助于加强我国外交策略和对外传播的现实针对性，积累中美两国关系领域的基础数据。迄今为止，在文化传播和国际关系领域，该项目是我国首个针对中美两国公众同步实施的、具有高度权威性的大型民调。 2014年12月～2015年1月，国家传播战略协同创新中心在我国做了第一轮全国性民调，主题为“中国公众的世界观念调查”；2015年12月～2016年1月，同时在中美两国做了第二轮全国性民调，主题为“中美公众的世界观念调查”。本报告的内容源于第二轮民调的部分数据。 研究设计与数据来源 本报告对中美两国公众“世界观念”的考察，包括四个方面：世界大国观念、欧洲观念、亚太和邻国观念、国际关系观念。所谓“世界大国观念”，指两国公众对当今世界大国的认知状况，包括哪些国家是政治、经济和科技大国，在不同领域各大国的相对地位如何；“欧洲观念”，主要勾勒在两国公众心目中英、法、德三个重要欧洲国家的面貌，包括他们对三国的兴趣、认知、好感度、亲身造访经历；“亚太和邻国观念”，关注两国公众对主要的亚太地区国家和本国周边主要邻国的认知和评价，涉及到的国家包括中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俄罗斯、印度、韩国、印尼等；“国际关系观念”，指公众对当今世界上一些重要的双边关系，以及对中国与一些主要国家之间关系的理解。 此次调查，于2015年底至2016年初实施，对象为两国的成年网民。②针对两国的调查都委托专业性的研究公司执行。其中，中国部分的调查委托北京华通明略信息咨询有限公司执行。该公司的调研样本库包含100万以上活跃样本。该调查执行过程中，共计随机发放邀请33000份，响应数为3551人，成功样本为2000（56%）。美国部分的调查，委托美国本土研究机构Qualtrics公司执行。该公司的调研样本库由超过600万用户构成。调查中共计发放邀请35000份，响应数为7500人，成功样本为2200（29%）。③ 本次调查除了强化质量控制，还事先设定配额要求，以确保受访者人口构成与两国成年网民的结构保持一致。中国的调查配额，以2015年6月我国大陆成年网民人口学特征为标准（男55%、女45%；20～29岁42%、30～39岁31%、40～49岁18%、50岁以上9%）。④美国的配额标准，以2010年美国人口调查局（United States Census Bureau， http：//www.census.gov/）公布的美国成年民众人口统计学构成为要求执行（男49%，女51%；18～24岁10%，25～34岁20%，35～44岁20%，45～54岁30%，55岁及以上20%；白人61%，拉美裔18%，非裔16%，亚裔5%）。 结果显示，中国样本的构成如下：性别方面，男性被访者占55%，女性占45%；年龄上，18～29岁的被访者占40%，30～39岁33%，40～49岁18%，50岁以上10%。职业方面，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占11%，公司/企业管理者占14%，律师/医生等专业技术从业者14%，公司职员35%，个体/自由职业者9%，学生/退休者/失业者占8%，其余9%为服务业从业者、工人、农民等；收入上，自认为家庭收入处于社会底层、中下、中等、中上和上层者，分别占23%、22%、25%、16%和14%。 美国样本的构成：性别上，男性被访者占52%，女性占48%；年龄方面，18～24岁被访者占10%，25～34岁20%，35～44岁20%，45～54岁29%，55岁及以上21%；种族方面，白人占59%，拉美裔17%，非裔14%，亚裔5%。职业上，全职工作者占40%，兼职工作11%，退休者15%，自由职业/学生占11%，失业者13%（其余10%为其他工作形式者、伤残者和不愿意回答者）；收入上，自认为家庭收入处于社会底层、中下、中等、中上和上层者，分别占10%、25%、35%、26%和4%。样本对两国成年网民具有较好的代表性，故未对数据做加权处理。 世界大国观念 所谓“大国”（great power），一般指大而强的国家，在国际事务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大国的特性，体现为拥有强有力的话语权，往往是規则或秩序的制定者。⑤大国包括区域性大国和世界性大国。古今中外，许多国家都有成为大国的梦想和追求。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当时的人们都拥有一套理解大国的观念体系。 本报告将公众对大国的理解划分为三个领域：政治、经济和科技，采用三个开放式的问题向两国被访者提问：（1）在您看来，哪些国家在当今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影响力？（2）当前，世界上哪些国家的经济实力非常强大？（3）您觉得哪些国家的科学技术非常发达？在分析中，将两国公众对三个开放式问题的答案进行统计，并按照各国被提及的频率排名。以第一个问题为例，如被访者列举到美国，则表明在其心目中，美国是当今世界的政治大国。我们首先按照中国公众提及各大国的顺序，一直排到第12位为止；然后，将美国公众排在前12位的大国也加以综合和补充，最后进行比较分析。 政治大国。统计发现（图1），88%的中国公众认为美国是政治大国，是被提及率最高的国家；第二是中国，为85%。俄罗斯列第三位，70%；英国第四，44%；德国第五，43%。在排序上，中美公众选择的结果完全一致。 在中国公众眼中，排在第6～10位的依次是：法国（36%）、日本（25%）、韩国（9%）、澳大利亚（8%）、加拿大（7%）。这些国家也被美国公众认为是比较有政治影响的国家，都排在前15位。但以色列、沙特、朝鲜和伊朗等国，在美国公众眼中的政治影响力更强一些，可能因为上述国家对美国有更重要的战略意义。 这与我们的第一轮民调结果非常相似。该次调查显示，美、中、俄、英、德是当今世界的政治大国；排在稍后的三个国家，日、法、韩，两次调查的排名也基本相似。不过，在首轮调查中印度列第九，本调查中澳大利亚列在第九。⑥两轮调查的绝对数据差别较大，原因可能在于调查对象（普通公众群体 vs.网民群体）和方式（电话调查 vs.网上调查）的差异。 经济大国。如图2，在89%的中国被访者眼中，美国是当今世界的经济大国，中国则排在第二（63%）。排在第3～5位的国家，依次是德（43%）、日（40%）、英（33%）。在美国公众眼中，美（77%）、中（62%）两国也是排在第一和第二位的经济大国。德日英三国也被美国被访者排在第3～5位，但顺序稍有不同。 在中国公众的眼中，排在第6～10位的世界经济大国是：俄、法、加、澳、韩。在美国公众眼中，除了韩国（第13位）外，上述国家也都排在前十。在中国公众眼中排第11位的沙特，被美国被访者排在第八位。我们的第一轮调查结果也显示，在中国公众眼中，美、中、日、德、英、俄、法，是排在前七位的世界经济大国。这与本轮调查的结果完全一致。 科技大国。在两国被访者看来（图3），美国是世界头号科技大国（中88%，美80%）。在中国人看来，德（55%）、日（53%）、中（38%）、英（32%）四国，列在第2～5位；而美国人认为，日（68%）、中（64%）、英（39%）、德（38%），分列在第2～5位。可见，美国公众对中国的科技实力更加认可一些。 2015～2016年，中国公众对世界科技大国的排序发生了变化。首轮调查，在中国公众心目中，排前八位的科技大国，依次是：美、日、德、中、俄、英、法、韩；第二轮调查则为：美、德、日、中、英、俄、法、韩。两相比较，德国、英国的位置有所上升，日本和俄罗斯的位置则在下降，其他国家没有变化。在两轮调查中，中国都列在第四位。 将政治、经济和科技三项指标综合，如图4所示，当今我国公众心目中排在前12位的世界大国，依次是美、中、德、俄、日、英、法、韩、加、澳、以、印。这些国家同时也被美国公众排在前12位。细微的差别在于，在中国公众看来（从排名顺序而不是被提及率的角度），德、俄、韩三国的大国地位更加靠前（第三、第四、第八），而美国公众则更强调日、英、加、以四国的大国地位（第三、第四、第八、第九）。 在两国公众眼中，美国都是当今世界上首屈一指的政治、经济和科技大国，中国则是排名第二的世界政治和经济大国，也是排名第3～4位的科技大国，而美国人对中国的科技实力更加认可。综合政治、经济、科技来看，两国公众心目中排在前12位的世界大国，大致包括两种类型：传统的大国和崛起的大国，前者包括美国、德国、英国、法国、日本、俄罗斯、加拿大、澳大利亚，后者则包括中国、韩国、以色列和印度。从地理位置上看，世界大国主要分布在欧洲（英、法、德、俄）、北美洲（美、加）、亚洲（日、中、韩、以、印）和大洋洲（澳）。当前亚洲多个崛起大国并存的格局，似乎对贡德·弗兰克的世界体系理论有一定的印证，即中国和亚洲其他部分正处于可能上升到世界支配地位的历史趋势中。⑦不过，周边大国数量众多（俄、日、韩、印），却是中国当前面临的现实环境。 欧洲观念 近代以来一直到20世纪中期，欧洲都是世界的中心。我们在第二轮调查中特别关注到两国公众对欧洲一些主要国家的观念。本文将着重报告被访者对英、法、德三国的兴趣、认知、好感度和造访经历。 对三国的兴趣。对一国的兴趣，可被认为是人们对该国表示关注的一种主动意识。我们采用如下开放式问题向两国被访者提问：除了本国之外，您对世界上哪些国家发生的事情很感兴趣？如表1所示，38%和31.6%中美被访者对英国有兴趣；35.5%的中国人对德国有兴趣，但只有21%的美国人有此想法。至于法国，31%和26.7%的中美公众表示有兴趣。整体来看，中国公众对英法两国的感兴趣程度略高于美国公众，而对于德国的兴趣则明显高于美国公众（高出近15%）。 对三国的认知度。人们需要对一个国家拥有全面、准确的认知，由此形成其关于该国比较持久和稳定的印象。分析显示（表1），在1～5的衡量尺度上（1代表“完全不了解”，5代表“非常了解”），中国公众对英、法、德三国的了解程度，依次为3.21、3.13、3.18；美国被访者自我报告的数据，则分别为3.72、3.55、3.47。这表明美国公众对欧洲三国的认知度要明显高于中国公众；同时，中国公众对三国的认知程度非常相近，而美国公众对英国的认知度明显更高，对法德两国的认知度则要稍低。这可能与美国与英国特殊的历史文化联系相关。 国家好感度。公众对一国的好感度，是其对该国态度指向或情感倾向的体现。好感度高，表明态度是积极的、正面的；好感度低，则表明态度是消极的、负面的。西方一些知名的全球性调查（如皮尤研究中心“全球态度与趋势调查”、世界价值观调查）常采用所谓的“情感温度计”，要求被访者给一个特定的国家“打分”（1～10或1～100），来衡量其对一国的态度倾向。本研究也采用打分的形式（1～10，1代表“感觉非常差”，10代表“感觉非常好”）。 分析表明，中国公众对德国的好感度（7.66）高于英法两国（7.37、7.34）。美国公众对英国的好感度最高（8.27），其次是法国（7.57），再次是德国（7.23）。比较来看，美国公众对英法两国的好感度高于中国公众，但对德国好感度要低于中国公众。 国家领导人好感度。人们对一个国家的政治领导人的好感度，也是衡量他们对该国印象的重要构成部分。本研究也采用给领导人打分的方式（1～10，1代表“感觉非常差”，10代表“感觉非常好”），来判断人们对一个国家的情感倾向性。如表1所示，美国公众对英法两国领导人的打分，与中国公众的结果比较相似（7分上下），但对德国总理默克尔的好感度（6.62）却明显地低于中国公众（7.5），也明显低于其对英法两国领导人的评价。与此相反，中国公众对默克尔的好感度明显高于英法两国领导人。 亲身造访经历。两国被访者中，拥有造访英、法、德三国经历者的比例，差别很明显。对三国中的任何一国，都只有略高于1%的中国公众表示曾亲身造访过；而在美国公众中，比例达到13～14%。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公众对访英、法、德三国的亲身文化经验，要远远超过中国人。 综上，中国公众对欧洲的英、法、德三国更感兴趣，不过，美国公众对这三个国家的了解程度却要更高。在对国家的好感度方面，美国人对英法更亲近，中国人对德国感觉更好。另外，两国公众对英法两国领导人的好感度比较相近，但中国公众对德国总理默克尔的好感度则要明显更高。在文化经验方面，美国人对英法德三国的造访经历明显多于中国人。 亚太和邻国观念 本次研究涉及到中美两国的主要邻国，以及亚太地区的一些国家，目的是想了解两国公众对这些国家的认知和评价，这是其亚太和邻国观念的重要构成部分。限于篇幅，本文只呈现调查中被访者关于各国认知度和好感度的数据。 国家認知度。本次调查涉及到两国被访者对13个国家的认知度。如图5所示，在1～5的衡量尺度上（1代表“完全不了解”，5代表“非常了解”），美国公众对中国的认知度为3.4，中国公众对美国的认知度为3.6，较为相近。至于其他国家，包括日本、俄罗斯、朝鲜、巴基斯坦、印度、印尼、越南、菲律宾，两国公众对它们的了解程度也比较相近。但加拿大、韩国、新加坡三国是例外。美国公众对加拿大的认知度要明显高一些（美国3.9，中国3.0）；至于韩国（美国3.1，中国3.4）和新加坡（美国2.7，中国3.2），中国公众的认知度要高一些。考虑到文化相似和地理临近的因素，上述结果应在意料之中。 国家好感度。调查中涉及到两国被访者对亚太地区和两国邻国中15个国家的好感度。我们同样采用“打分”的形式来衡量两国公众对这些国家的好感度（1～10，1代表“感觉非常差”，10代表“感觉非常好”）。如图6所示，两国公众都对本国的好感度最高（接近9分），而对对方国家的好感度较低，仅仅是刚刚越过“恶感”的边界，或者说，刚刚越过好感度的及格线水平（6分）。 美国被访者对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菲律宾、印度和越南的好感度要明显高于中国被访者（以日本和菲律宾为例，分别高出74%、52%）；至于俄罗斯、巴基斯坦、朝鲜、韩国、新加坡，中国公众对它们的好感度则要明显高一些（以巴基斯坦和俄罗斯为例，分别高出67%、38%）。另外，两国公众对墨西哥（约6.2分）、印尼（约5.8分）的好感度评价比较相近，都处于从“恶感”到“好感”的过渡线上。 国家领导人好感度。调查中涉及到两国被访者对6国（中国、美国、日本、俄罗斯、韩国和印度）领导人的好感度。结果显示（图7），中国被访者对习近平的打分相当高，为9分；美国人对奥巴马的打分却很低，只有6.5分，刚越过及格线。不过，两国被访者对对方国家领导人的打分都很低，美国公众给习近平的打分只有5.5分，中国公众给奥巴马的打分也仅有6.3分。美国被访者对普京和朴槿惠的评价，同样未达到及格线水平；他们给安倍晋三的打分，也只有6.6分。 中国公众对普京的评价很高，达到8.2分；对朴槿惠的评价也不错，为7.4分。美国公众最喜欢的政治领导人是英国首相卡梅伦，但在1～10的刻度上也只有7.1分。中国人对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评价极低，只有3.2分。而中美两国公众对印度总理莫迪的评价一致，都只有6分。 整体来说，中美两国公众对亚太及周边主要国家的了解都不算多，程度也较相似。相对于中国公众，美国公众对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菲律宾、印度和越南的好感度更高；至于俄罗斯、巴基斯坦、朝鲜、韩国、新加坡等国家，情形则相反。另外，两国公众都对本国的好感度最高，而对对方国家的好感度很低。在对国家领导人的好感度方面，美国公众对美国、中国、日本、俄罗斯、韩国、印度领导人的评价都很低，但中国公众对中、俄、韩领导人的评价不错，对美、印领导人的评价较低，对日本首相的评价则非常之低。中美两国公众对日本国家与领导人好感度方面的巨大差异，可以说是现实日美同盟关系及近年来日益恶化的中日关系的反映。 国际关系观念 公众对主要国家之间关系状态的认知和理解，是其世界观念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从两方面来评估两国公众的国际关系观念：其一，对当今世界上主要双边关系重要性的判断；其二，对一些主要国家与中国之间关系的理解。 对主要双边关系、国际问题重要性的判断。调查中涉及到当今世界上13个较受关注的双边关系或国际问题。如图8，中国被访者认为重要的双边关系或国际问题，排在前三位的是：中美关系、南海问题和中俄关系；在美国被访者看来，排在前三位的是：美国与中东关系、美—朝—韩关系、美俄关系。在中国被访者眼中，排在第4～6位的双边关系是：中欧关系、美俄关系、中日关系；在美国被访者那里，除了美俄关系之外，其余两种关系都不是那么重要，被排到了十名开外。显然，两国公众在评价重要的双边国际关系时，主要以自己国家的利益为出发点。 对各主要国家与中国之间关系的理解。本研究对一国与中国的关系的定义，不是狭义的外交关系，而是宽泛意义上两国之间的总体关系状态。调查问卷中的提问方式为：“您如何看待中国与如下各国之间的关系？”提供给被访者的答案，被划分为五种可能的类型：竞争关系、既是竞争又有伙伴关系、伙伴关系、都不是、说不清。 结果显示，在“竞争关系”类型上，如图9所示，47%的中国被访者认为日本与我国是竞争关系，换句话说，日本是排在第一位的“竞争型国家”。排在后面五位的国家，依次是：美国（26%）、菲律宾（24%）、印度（20%）、越南（18%）、印尼（8%）。在美国被访者看来，与中国最具竞争性的国家也是日本（33%），但排在日本之后的5个国家，却与中国公众的排序不同，依次是：韩国（25%）、美国（23%）、俄罗斯（20%）、朝鲜（19%）、德国（17%）。此外，在美国公众眼中，法国、新加坡、英国等国（约15%），也与中国有一定竞争关系；但在中国人看来，这种竞争性却很低（约5%）。 在“竞争+伙伴型”关系方面，如图10所示，美国是中国人眼中最大的“竞争+伙伴国”（57%），随后是英、德、法、韩等国，至少有一半以上中国被访者认为，它们是中国的“竞争+伙伴国”。但在美国公众眼中，情形却有所不同——略超四成的美国人认为他们的国家是中国的“竞争+伙伴国”。此外，只有不足四分之一的美国人认为其他各主要国家与中国的关系，是既有竞争性又有伙伴性的；换句话说，与中国人相比，美国人大大低估了这18个国家与中国的“竞争+伙伴型”关系。 至于“伙伴型”关系（图11），在中国公众眼中，巴基斯坦是我国最大的“伙伴国”（55%）。南非、俄罗斯、新加坡等，也被至少接近四成的中国公众认为是“伙伴国”。不过，只有17%的美国人认为俄罗斯、新加坡是中国的伙伴，11%认为南非是中国的“伙伴国”；至于巴基斯坦，只有7%的美国受访者认为该国与中国是伙伴关系。 其他不少国家，包括韩国（32%）、沙特（31%）、加拿大（31%）、德国（28%）、法国（26%）、英国（25%）等，尽管更多的中国被访者認为它们是本国的“伙伴国”（至少1/4），但只有很小比例（略多于一成）的美国被访者持同样看法。不过，美国和日本两国是例外。虽然只有8%和6%的中国被访者认为这两国是自己的“伙伴国”，但有至少两倍的美国被访者认为两国与中国是伙伴关系（美国20%，日本12%）。 综上，在评价重要的双边国际关系和国际问题时，两国公众都以自己国家的利益为出发点。在中国人看来，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是中美关系、南海问题、中俄关系，因为它直接关系到中国的根本利益和国家战略实现；而对美国人而言，美国与中东关系、美—朝—韩关系、美俄关系，直接影响到美国的全球地位和国家利益。在看待各主要国家与中国的关系时，两国公众都认为日本、美国与中国具有最强的竞争性；但美国公众更倾向于认为，许多大国和周边邻国与中国具有较强的竞争性，包括：韩国、俄罗斯、朝鲜、德国、英国等。另外，在中国公众眼中，美、英、德、法、韩是最重要的“竞争+伙伴国”，巴基斯坦、南非、俄罗斯、新加坡等则是最重要的“伙伴国”，但美国公众则倾向于低估各国与中国的“竞争+伙伴”关系和“伙伴”关系（美国、日本除外）。 实践启示 通过数据分析，本文从世界大国观念、欧洲观念、亚太和邻国观念、国际关系观念四方面，勾勒了当前中美两国公众的世界观念，以期为我国的外交政策和对外传播提供多方面的启示。 第一，在世界舞台上着力塑造中国的“负责任大国”形象，树立大国气质。当今的中国已经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大国，在美国人眼中更是如此。毫无疑问，在经济、科技等各项显示度明显的指标上（即所谓的“硬实力”），中国的大国地位已得到明确的认可，但在许多“软实力”因素上，如国家形象、文化影响力等方面，还有待进一步的增强。因此，要注意通过各种文化和传播活动，培育中国的大国自信、大国气质和大国情怀。本次调查的其他数据还显示，国人较为认同中国的负责任国家形象，通过有效治理环境污染、主动参与联合国维和活动等，能有力提升在国内外公众心目中中国的负责任大国形象。 第二，注意拉近国人与全球化进程中“遥远”国度的现实与心理距离。对于99%的国人而言，欧洲仍是一个万里之外的“遥远”的存在。人们对英、法、德三个主要欧洲国家的亲身文化体验几乎为零，认知度也较低，但对它们怀有较高的兴趣，也拥有较多好感。因此，在全球化不断深入的当今时代，需要通过多样化的文化传播和民间交流活动，拉近国人与欧洲主要国家的现实与心理距离。落实到新闻报道和公共外交活动中，尤其需要以跨文化对话的思路，寻求国人认知与理解欧洲的有效方法。 第三，通过加强与主要亚太国家和周边邻国的文化交往，加强战略互信。亚太和周边邻国是中国崛起的重要依托；历史表明，大国崛起都遵循“先周边、再世界”的规律。近些年来，中国的综合国力迅速增强，我国虽然一再强调“和平崛起”，但许多周边国家仍对此充满了警觉和忧虑。⑧因此，对外传播实践需要考虑，通过促进与亚太及周边国家的官方和民间文化交流，加强民众之间的认知和理解，为深化中国与这些国家战略互信、提升共识、加深合作提供坚实的民意基础，实现“与邻为善、以邻为伴”。 第四，注意强化对美日两国的民意研究，为我国的外交和文化传播实践提供现实依据，进而改善两国的对华民意。美、日既是当今重要的世界大国，亦与我国存在很强的竞争性。两国公众对当今世界国际关系的理解，与我国公众的差别甚大。由于历史与地缘政治的原因以及国家利益的冲突，两国尤其是日本的对华民意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扭曲，而这种民意又能在相当程度上决定该国的对华政策。因此，要加强对两国民意的研究，为我国的外交策略、对外传播和各种文化传播实践提供有利的现实依据，并以此来进一步改善两国的对华民意。在这方面，中国外文局和日本言论NPO从2005年开始共同实施的年度“中日关系舆论调查”，已做了一些工作，取得了不少成绩，⑨但还需要进一步系统化和深入展开。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跨文化传播中的中国国家形象建构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11&ZD024） 注释 编者：《中国的世界观念》，《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5年10月上，總第83期，第4页；张昆、张明新：《中国公众的世界观念调查报告（2015）》，《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5年10月上，总第83期，第8页。 权威资料显示，截止到2015年底，接近90%的美国公众为网民，超过50%的中国公众为网民。因此对两国网民展开的调查，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揭示两国的民意面貌。 对两国网民的调查都遵循在线调查的标准化流程，进行严格的质量监控。在被访者筛选上，排除近期参与过同类调研的样本，排除不满足配额的样本，排除样本重复参与作答的可能性；在作答质量上，设置程序检查，对始终回答一致的被访者跳出提醒、要求重答或终止访问；执行结束后，两家公司都指派督导检查数据，设置最低填答时间，剔除废卷，保证样本质量。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3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2015年7月22日，http：//www.cnnic.net.cn/hlwfzyj/hlwxzbg/hlwtjbg/201507/P020150723549500667087.pdf。 [英]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王保存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门洪华：《大国崛起与国际秩序》，《国际政治研究》，2004年第21期，第133～142页。 张昆、张明新：《中国公众的世界观念调查报告（2015）》，《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5年10月（上），第9页。 [德]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刘北成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第8页。 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较多，如：朴光海：《中国形象的对外传播需要新的视野与策略：〈超级中国〉带给我们的启示》，《对外传播》，2015年第4期，第19页。 近期基于该调查而产生的成果，如：王敏：《为何九成日本人对中国无好感》，《对外传播》，2015年第2期，第40～42页；金莹：《中国民众如何看待中日关系》，《对外传播》，2015年第11期，第20～22页。 责 编/郑韶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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