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中国的国际秩序观与全球治理的未来 |
| 范文 | 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 【摘要】从经验研究的方法论出发，中国的国际秩序观受到历史、社会、文化和现实等多重因素的制约，先后经历了从天下秩序到国际秩序的变化，正在朝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秩序转型。这一转型的基本特征是中国在继续参与现有国际秩序的同时，正在实现从改制向改制与创制并重的方向转型。其中，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成为中国新秩序观的两个支柱。中国的新秩序观并非是推翻现有国际秩序，而是在参与现有国际秩序的同时，通过改制和创制两条路径推动现有国际秩序向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中国的这一新秩序观将对中国外交乃至整个国际关系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左右着世界秩序的未来。 【关键词】国际秩序 中国崛起 世界秩序 【中图分类号】 D8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7.04.001 导论：问题的提出 进入21世纪以来，由于全球化的发展和非西方国家的群体性崛起，长期居于主导地位的西方自由制度主义共识正在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很明显，非西方国家在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的时候并不愿意将西方标准带入一个全球化的21世纪。①其中，作為一个有着几千年文明历史的国家，随着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快速崛起，中国与国际秩序的关系成为学者关注的热点。② 在一些悲观的人看来，中国的发展犹如一个万花筒，一些人声称中国即将走向崩溃。③有的学者则认为中国的持续崛起将给世界其他地方造成巨大的威胁，比如芝加哥大学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认为中国经济的崛起必然导致中国的扩张，并会像美国那样行动，从而引起中美的利益冲突。④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的谢淑丽教授虽然不完全同意米尔斯海默的意见，但她认为，由于制度及其他历史原因，尽管经济发展使中国的国际地位显著提高，已具备超级大国的实力，但国内长期积累的一些问题并未得到有效解决，随时都有演变成大规模危机的可能，从而威胁政治的稳定，即中国是“脆弱的超级大国”，始终把维持国内秩序放到第一位。⑤ 相比之下，更多的学者认为中国肯定会挑战国际秩序，而且会按照自己的规则改造国际秩序，比如约翰·艾肯伯瑞（John Ikenberry）认为，中国的崛起将是21世纪伟大事件之一，对东亚地区乃至未来在世界范围内产生深远的影响。⑥美国前国务卿康迪·赖斯甚至认为中国模式与美国和其持同样民主价值的西方国家所秉持的民主发展模式背道而驰，中国的崛起必然会冲击西方自由民主价值在世界上的吸引力。⑦ 最乐观的代表性学者是英国左翼思想家马丁·雅克，他认为，中国及亚洲具有文明上的特殊性，并且将在不断的发展中走上与西方不同的现代化道路，中国的崛起将会改变全球规则，中国将会统治世界。⑧不管怎样，由于中国所具有的庞大规模，不管是轰然倒塌，还是强势崛起，都必然会对世界秩序产生重大而深刻的影响。尤其是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后，中国崛起对全球经济和政治地图的影响日益成为学界热烈讨论的话题。⑨2008年爆发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和政治局势更加复杂动荡，尤其是美国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以来，亚太局势“树欲静而风不止”，形形色色的“中美新冷战论”“凉战论”“中日冲突不可避免论”等观点流行于世。⑩在中国国内，也出现了一种日益强大的声音，即认为“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中国应该“另起炉灶”“放弃不结盟原则”“放弃不干涉内政原则”等。?其实，所有这些声音和主张都集中表现为一个核心矛盾：当今世界体系会不会发生根本性变化？中国是应该继续参与现有国际体系，还是另行建立一个国际体系？ 中国的秩序观 秩序观就是一国对建立什么样的国际秩序的观点和看法。关于中国的秩序观问题，在国内外学术界，一个持续的争论是关于中国究竟是一个修正主义国家还是一个维护现状的国家？?对于一些学者来说，中国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一系列从双边外交到多边外交的转型表明，中国是一个维护现状的国家，中国更可能会选择与现有国际秩序合作，而非颠覆现有国际秩序。?而另外一些学者则倾向于中国将破坏现有国际秩序，而按照自己的面貌再造一个新的国际秩序，特别是因战略文化的传统或国内政治的需要产生了修改国际秩序的冲动。?因此，根据学者们关于中国对西方主导的现有国际秩序的态度，可以将学者们已有的对中国秩序观的研究划分为三个学术流派：革命派、接轨派和传统派。 第一种观点是革命派。这种观点认为，中国是一个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一国家性质决定了和现有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国际秩序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阶级斗争将在很长一段时期内继续存在，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必须“丢掉幻想，准备斗争”。比如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王伟光认为，当前，资产阶级自由化势力、和平演变势力、敌对颠覆势力已经在国内有了一定的阶级基础，人民民主专政的首要的第一任务，就是对这些势力进行专政，第二大任务才是针对国外的敌对颠覆势力。?文化纵横杂志社社长杨平强调，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社会不光有经济实力，背后还有一套法权体系，有一套话语权，中国如果没有一套话语体系，光靠经济实力打不过人家，因为在别人眼里，我们只是经济动物。?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王湘穗认为，当今世界实际上是西方五百年整个资本主义体系构成的世界，中国需要制定系统的战略，不应该仅仅包括经济的，或者是文化的，还该有货币的、金融的、外交的、法律的，甚至是军事的更完整的设计，要有主动的对于全球治理模式的设计。?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张宏良说，过去我们有阶级斗争这个普遍真理，现在“普世价值”替代了阶级斗争，结果我们由此陷入了被动挨打的地位。如果再不恢复“阶级斗争”这个普遍真理，我们就打不过人家的普世价值，结果就只能是第二个苏联或第二个中东。?总之，在革命派看来，现有国际秩序是一个坏的秩序，对其应当采取彻底革命的立场，建立中国共产党主导的社会主义秩序。 第二种观点是接轨派。这种观点认为，现有的国际秩序总体上对中国有利，中国没有必要推翻现有国际秩序。因此，中国需要与现有国际秩序接轨，并进行改革，以推动国际秩序向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比如胡鞍钢认为，到2020年，中国经济实力将超过美国，中国将成为一个更加成熟、更负责任和更具吸引力的超级大国，在這一过程中，世界力量分布将从无极世界向美国、中国和欧盟主导的多级世界演变。?云南红集团董事长武克刚认为，关键的问题是中国国内秩序要改革，如果在国内的秩序——经济秩序、政治秩序、社会秩序没有解决的话，向外走只能变成中国腐败和洗钱巨大的黑洞。中国未来腐败的大头是大量外汇的国际资本流动，这种腐败是天价腐败。?苏长和、任晓等上海学派学者把“费孝通规则”作为“共生体系”的内在价值，并主张采取包容式改进、结伴互信、国际行政合作等短期策略，强调西方秩序和中国秩序可以形成一个“共生体系”，应该寻求建立一种共生的秩序，而非彼此替代的秩序，苏长和认为应该加强自身的话语体系，推动中国模式的国际秩序。更多的学者同意中国已经成为现有国际秩序的重要成员，而现有国际秩序存在着不公正不合理的问题，应该推动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不过，可惜的是，学者们将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应该建立新秩序的问题上，但对于如何建立新秩序缺乏实质性的讨论，只有章百家谈到中国只有改变自己，才能影响世界的问题。 第三种观点是传统派。这种观点认为，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与传统文化有着割不断的联系，甚至有人认为，随着中国实力的复兴，应该复兴中国传统文明，实现所谓的“第二次文艺复兴”。比如复旦大学的张维为认为，中国崛起是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这种崛起不仅在物质财富上，而且在制度安排和文化理念上，一定是超越西方和西方模式的，并一定会深刻地影响世界未来的格局和秩序，主张“王道”，反对“霸道”。外交学院教授苏浩从地缘政治、国际关系的角度讨论了西方国家对东方文明的冲击，并首次提出“第二次文艺复兴”新概念。西方的蓝色文明和东方黄色文明相互交融，为中华文明复兴开启了一个新的思路。中国人民大学的王义桅认为，中国应该从文明的高度，以“中国梦”实现“世界梦”，当中华文明走向海洋，才能塑造包容自己历史、包容西方的全新文明，为世界探索超越西方的发展模式与文明形态。还有一些学者强调中国古代国际政治思想中存在大量的政治智慧，应该将这些政治智慧进行创造性转化，使之成为缔造未来世界秩序的一种参考摹本。 上述三种观点尽管各有理据，但在方法论上都存在着比较大的问题，那就是所有的研究都是要么基于某种先入为主的立场，比如基于阶级斗争立场、现实主义立场、自由主义立场和文明主义立场；要么把中国秩序与国际秩序对立起来，夸大中国秩序与世界秩序的差异和矛盾，从应然的角度分析中国崛起对世界秩序的影响，而非从实然的角度考察中国的国际秩序观及其这一秩序观对国际秩序的影响。从经验研究的方法论出发，考察中国与世界秩序的关系，就是考察在中国实力持续上升带来的国际权力结构重整的背景下，中国的国内制度体系和价值观念与世界制度体系和价值观念之间的互动关系。尤其是从案例研究的方法着手，分析中国国际秩序观是如何形成的，将向何处发展，以及随着中国实力的上升，可能对世界秩序产生的影响。在本文中，我们假定中国崛起会改变世界权势格局（当然，这只是一个研究假定，中国是否会从根本上改变世界权势格局，还是一个开放性的问题），并探讨由此带来的世界规范和价值观念的可能变化及其途径。 从体系内改革到体系外创制 在分析中国与世界秩序关系的时候，一个经常被讨论的话题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和美国领导的资本主义体系之间的矛盾问题，北京大学的王缉思教授将其归结为“两个领导权的问题”，即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国内的政治领导权和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权之间的矛盾。对中国而言，维护和巩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夯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维护国家长治久安，是最为重要的战略宗旨，中国选择融入经济全球化体系，参与包括联合国、IMF、世界银行、WTO在内的一系列欧美国家主导的国际秩序，并不意味着要放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也并非放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一旦现有国际秩序与中国国内秩序在该问题上发生碰撞，中国与国际秩序的矛盾和冲突便会凸显出来。如何处理两种制度体系之间的复杂关系，决定着中国与国际秩序的未来。 在参与现有国际秩序的过程中，随着中国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提升，中国国内秩序与现有国际秩序之间的矛盾开始凸显。最早暴露这一问题的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北京奥组委提出了“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口号，表达了中国与世界和谐共处的良好愿望。但是，随着一些国家对北京奥运会进行抵制，以及在奥运圣火传递中发生的一系列干扰事件，中国领导人开始意识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制度体系与欧美主导的现有国际制度体系之间的矛盾。自2009年开始，中国领导人在外交上逐渐呈现强硬的立场，捍卫“核心利益”成为中国外交的一个底线。2010年发生的谷歌事件，中国领导人发现对于谷歌退出中国的问题，在公众舆论尤其是互联网舆情上呈现更多同情谷歌而非支持中国政府的声音，而且还一度有“茉莉花革命”的危险，且看到在这些“颜色革命”事件背后总有着美国和其他外国势力的影子。后来，2010年爆发“阿拉伯之春”事件，中东20多个国家和地区局势动荡不定，更是让中国高层领导人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防止“颜色革命”、巩固意识形态、维护政治安全上升为中国外交头等重要的问题，“中国要想在国际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并发挥较大的积极影响，首要的是把自己内部的问题解决好，把自己的能力建设好，坚持改革和创新，不断提升主体能力”。尤其是随着中国经济总量在2010年超过日本之后，中国越来越强调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在十八大以后，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明确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认为“意识形态工作是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在外交上史无前例地先后召开了中央周边工作座谈会和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强调奋发有为地推进中国外交的改革创新，不断推进外交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有学者称之为中国外交已经实现了从韬光养晦到奋发有为的重大转变。种种迹象表明，随着中国实力的上升，在中国与国际秩序关系上，中国正在从强调在现有体系内改制向体系外创制转变。 在中国秩序与世界秩序的关系上，中国更强调改革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秩序，把推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作为一切事业的核心。习近平最近将“四个全面”作为治国理政的国家战略，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其核心在于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在2014年召開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也明确指出，在外交上，“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对外工作要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增强全国人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维护国家长治久安”。这些信号都表明：尽管中国领导人并没有放弃继续推进在现有国际体系内改制的传统路线，但越来越重视在现有国际体系外创制的新路线，特别是通过发展和完善中国自身的制度体系，逐步提升在国际秩序中的政治影响力。“一带一路”构想的提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发展银行、丝绸之路基金等一系列国际公共产品的创制，都是中国在现有国际秩序之外寻求“增量发展”的重要实践。 既然中国领导人已经确立了体系外创制的新秩序观，那么，这一体系外创制和体系内改革是什么关系呢？关于这一问题，集中体现在关于普世价值和中国模式的大规模争论上，争论的一方主张中国不可能摆脱普世价值，必须遵守现有国际秩序及其价值观；争论的另一方则主张中国发展有自己的模式，“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中国完全可以在国际秩序上“另起炉灶”。对此，习近平在多个场合做出了回答，他首先肯定了世界和平发展的基本趋势，提出了“世界多极化向前推进的态势不会改变，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不会改变，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不会改变，国际体系变革方向不会改变以及亚太地区总体繁荣稳定的态势不会改变”的“五个不会改变”的主张。同时，他也强调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独特性：“正如一棵大树上没有完全一样的两片树叶一样，天下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经验，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肯定还要不断发展、不断完善。世界在变化，中国也在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必须随着形势和条件的变化而向前发展。只有不断与时俱进，中国才能充满活力。”因此，在中国秩序与世界秩序的关系上，中国领导人采取了折衷的态度，既强调中国秩序与世界秩序的统一性，认为国际社会已经成为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应该“坚持合作共赢，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也强调中国秩序与国际秩序的差异性，“要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我国的发展道路、社会制度、文化传统、价值观念”。在具体问题上，“我们愿意借鉴人类一切文明成果，但不会照抄照搬任何国家的发展模式”。从这一角度来看，中国对参与现有国际秩序和完善中国国内秩序采取了一种两面下注的并重立场，认为：“我们观察和规划改革发展，必须统筹考虑和综合运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国际国内两种资源、国际国内两类规则。”显然，如果要想更深入地了解此种并重立场，还需要通过案例分析和检验。 体系外创制：案例分析与检验 十八大以后，中国在体系外创制方面推出了一系列新制度平台，比如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及应急储备安排、上合组织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丝路基金等。这些新制度平台看上去是在国际货币基金、世界银行等现有国际货币金融体系之外建立的，它们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将决定着中国对国际秩序的影响。 案例分析1：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及其应急储备安排 2008年的金融危机暴露了现有国际货币金融秩序的不足，IMF、世界银行等现有的国际金融制度安排无力维持国际金融秩序、无法为遭受金融危机的国家提供有效援助。面对挑战，金砖国家决定联合起来承担起维护国际金融秩序、应对经济危机、向包括金砖国家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金融援助的责任。2012年3月，金砖国家领导人在第四次会晤时发表的《新德里宣言》中将成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作为金砖国家下一阶段的目标，宣言称：“我们探讨了建立一个新的开发银行的可能性，以为金砖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和可持续发展项目筹集资金，并作为对现有多边和区域金融机构促进全球增长和发展的补充。我们指示财长们审查该倡议的可能性和可行性，成立联合工作组进一步研究，并于下次领导人会晤前向我们报告。”这是金砖国家第一次提出要成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 中国作为金砖国家的一员，积极同其他金砖国家合作共同推动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成立。中国不仅积极推动成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还主动倡议成立应急储备安排。如果说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相当于金砖国家的世界银行，那么应急储备安排则相当于金砖国家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急储备安排将扮演最后贷款人的角色，在成员国出现国际收支困难，无法偿还外债时，向其提供流动性支持。中国作为金砖国家中资金最充裕的国家，借款的可能性最小，中国倡议提供应急储备安排纯粹是出于大国责任，向金砖国家及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类似金融防火墙的公共产品。2012年6月，金砖国家领导人在二十国集团峰会期间启动了建立应急储备安排的磋商。2013年3月，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五次会晤期间，金砖五国同意建立应急储备安排。2014年7月15日，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六次会晤发表了《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六次会晤福塔莱萨宣言》，正式宣布成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及应急储备安排，其中，金砖国家开发银行法定资本1000亿美元。初始认缴资本500亿美元，由创始成员国平等出资。应急储备安排初始承诺互换规模为1000亿美元。各国最大互换金额为中国410亿美元，巴西、印度和俄罗斯各180亿美元，南非50亿美元。 对于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及应急储备安排的定位，金砖国家领导人一致认为是对现有的国际机制形成补充，而非替代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制度安排。中国为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及应急储备安排的建立做出了巨大贡献和妥协，金砖国家总部虽然位于中国，但是首任行长是印度人，任期六年，根据印度媒体的消息，在印度人担任行长后，会由巴西人和俄罗斯人担任行长，各自五年任期。那就意味着在十六年的时间里中国人都无法担任金砖国家开发银行行长。中国、印度、南非之前曾经为金砖国家开发银行总部所在地及行长人选展开过竞争，最后中国做出了妥协，让印度人担任首任行长，在南非设立区域总部。在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制度形成时期，首任行长在雇佣人员、制定决策流程、确定政策方面将发挥关键作用。首任行长在任期间创立的惯例、形成的机构风格很难被继任者所改变，所以印度接受了这一安排。此外中国还退出了前几任行长位置的争夺，避免了其他金砖国家对于中国影响力过大的担忧。通过对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及应急储备安排建立过程的分析，我们发现中国在与其他金砖国家合作时，并没有采取强加于人的霸权做法，中国倡议创办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和应急储备安排，又不愿意单方面主导，而是顾全大局、协调分歧、推动合作而且还能够贡献中国智慧，勇于承担重任，努力与其他国家成为合作共赢的伙伴。因此，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和应急储备安排并不是中国对外战略的工具，而是为各方所共同参与的国际公共产品，它并不是替代国际货币基金和世界银行，而是补充和发展国际货币基金和世界银行。 案例研究2：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201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和李克强总理在先后出访东南亚时提出了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简称亚投行，AIIB）的倡议，将同域外现有多边开发银行合作，相互补充，共同促进亚洲经济持续稳定发展。根据设想，亚投行将是一个以重点投资基础设施建设为主要使命的亚洲区域多边政府间开发机构，法定资本1000亿美元，是中国试图在国际金融秩序中发挥主导作用的一次重要尝试。自倡议提出后，得到了20多个国家的积极响应，特别是2015年3月18日法国、德国和意大利同意加入亚投行，引发了世界范围内加入亚投行的积极性，截止3月31日，共有46个国家意向成为创始会员国，大大出乎美国等各方的预料之外。最终，美国也不得不表示支持亚投行与美国主导的世界银行等金融机构建立合作关系。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是继提出建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NDB）、上合组织开发银行之后，中国试图影响国际金融体系的又一举措。其实，之所以设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主要基于中国看到亚洲基础设施领域存在的巨额资金缺口，中国则开始考虑如何优化使用其所持有的巨额外汇储备的问题。据亚洲开发银行测算，2010年至2020年，亚洲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缺口为8万亿美元，而亚洲国家现有的融资渠道（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仅能提供每年200亿美元左右的援助，远远不能满足亚洲国家的融资需求。然而，亚洲并不缺乏资金，中国、日本、韩国等都是外汇储备大国，巨额外汇储备缺乏一个合理的融资平台，资金流无法形成投融资循环。因此，亚投行多边临时秘书处秘书长金立群先生认为，如果成立亚投行，可以和世行、亚行等多边开发银行合作，就可以成为一家专业、高效的基础设施融资平台，从而撬动私营部门和域外国家的资金，合理分担风险，利益共享，促进亚洲基础设施的建设。因此，中国倡议亚投行遵循开放性的区域主义原则，欢迎有意愿的亚洲国家参与筹建，并按照先域内后域外的原则逐步向域外国家开放，将亚投行建设成为各国团结合作、共谋发展的重要平台。在2015年3月22日开幕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5年年会上，金立群进一步强调，亚投行的核心理念是精干、廉洁、绿色，将对腐败实行零容忍度，并致力于促进发展绿色经济和低碳经济。习近平在2014年11月6日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八次会议时指出，要以创新思维办好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丝路基金，强调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丝路基金同其他全球和區域多边开发银行的关系是相互补充而不是相互替代的，将在现行国际经济金融秩序下运行。关于亚投行的宗旨和业务范围，财政部在网站上更是提出，中国强调亚投行作为新的区域多边开发银行，与现有多边开发银行的业务领域各有侧重。亚投行专注于亚洲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区域互联互通和经济合作，而现有的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多边开发银行则以减贫为宗旨。对于创办亚投行后会不会动摇中国对现有国际金融机构的参与力度，中国财政部同时指出，中国也将一如既往地支持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现有多边开发银行在国际发展议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显然，中国并没有排斥哪一个国家，也没有替代现有国际金融秩序的意图，中国更关注的是以中国的方式为国际社会承担更多责任，作出更大贡献。 自中国提出筹建亚投行倡议以来，得到了20多个国家的积极回应。中方积极与亚洲国家和域外国家进行了多轮磋商和广泛沟通，意向创始成员国就备忘录达成了共识。2014年10月24日，包括中国、印度、新加坡等在内21个首批意向创始成员的财长和授权代表在北京正式签署《筹建亚投行备忘录》，共同决定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标志着这一中国倡议设立的亚洲区域新多边开发机构的筹建工作将进入新阶段。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见了出席签署仪式的各国会议代表，习近平指出，亚投行的建立是“一种创新机制，有利于推动完善全球金融治理”，“将亚投行建设成为一个平等、包容、高效的基础设施投融资平台和适应本地区各国发展需要的多边开发银行”，“应该秉承开放包容的区域主义，欢迎所有有兴趣的国家积极参与，实现合作共赢”，“深化亚洲国家经济合作，实现共同发展。我们将努力使中国自身发展更好惠及亚洲和世界各国”。亚投行作为国际公共产品的性质进一步凸显。 综合上述案例，我们发现中国所创制的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及其应急储备安排、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是在现有国际经济金融体系之外创制的，其本质上是一种由中国推动创制的国际公共产品，在理念上都是开放性的而非排他性的，与现有国际经济金融体系是一种补充和发展的关系而非替代和竞争的关系，因为它们均有其独特的业务范围和主营领域，比如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强调在遭遇国际经济金融危机时新兴经济体的联合救助，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则更强调对亚洲地区基础设施的投资而非现有金融机构强调的减贫，丝路基金则是中国主导提供的一种国际开发基金。中国之所以创立这些新的金融机构，主要原因是在现有金融体系不合理和能力不足的情况下，中国努力推动现有秩序改革受到来自西方发达国家的阻力，为了更好地优化管理中国日益增长的巨额外汇储备，在现有国际金融体系之外创设新的国际金融机制，是一种体系外创制的“增量改革”策略，最终目的还是推动现有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向着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结论 国际秩序是如何形成的？这一问题是自民族国家产生以后国际关系的一个核心问题。在历史上，先后确立了威斯特法利亚体系、维也纳体系、凡尔赛—华盛顿体系、雅尔塔体系等一系列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所有这些国际秩序都是以主权国家为基础的，由大国主导确立的，有着明显的缺陷和不足。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面对恐怖主义、全球金融危机、新兴经济体群体性崛起、全球气候变化和一系列地缘政治麻烦，现有国际秩序正在出现能力不足的危机。其中，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持续崛起，更是引发了国际学界对中国崛起和未来国际秩序发展的浓厚兴趣，中国究竟是继续参与现有国际秩序，还是另起炉灶，建设一种不同于现有秩序的国际新秩序？如何调适中国秩序与国际秩序的关系成为新时期中国外交的一个核心问题。 从现有学界对该问题的讨论来看，以中国秩序是否挑战现有国际秩序为标准，无外乎强调推翻现有国际秩序的革命派，强调与现有国际秩序接轨的改革派以及强调回到中华文明主导秩序的传统派三个学派。不过，上述三个学派都在方法论上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那就是过于关注中国应该如何对待现有国际秩序的应然研究，忽视了中国领导人究竟持一种什么样的国际秩序观的经验式的实然研究。从经验研究出发，中国的秩序观经历了从中国主导的天下秩序观到欧美列强主导的半殖民秩序观，再从中国共产党主导的革命秩序观到改革秩序观的转型。2008年北京奥运会以来，随着中国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的迅速上升，中国领导人的秩序观正在从过去强调体系内改革向体系内改革与体系外创制并重转型，并且体系外创制越来越占据更加重要的地位。尤其是中共十八大以来，在中国秩序与世界秩序的关系上，以习近平为代表的新一届中国领导人更强调改革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秩序，把推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作为中国一切事业的核心。 然而，通过对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丝路基金等一系列新创制的国际金融机构所做的案例分析来看，中国并没有意图要颠覆现有的国际秩序，而是寻求在继续参与现有国际秩序的基础上，通过体制外创设国际公共产品，探索国际秩序改革的一条新路，亦即通过体系外创制的“增量改革”带动体系内改革的“存量改革”。换言之，在中国领导人看来，当今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已经成为一种世界秩序或全球秩序，其本质上是一种国际公共产品，推翻这一公共产品不仅不符合世界各国的共同利益，也不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中国推动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向着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并不是推翻乃至颠覆这一公共产品，而是改变这一旧秩序的政治性质，使之更加公正，更加合理，能够更好地世界各国人民服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的秩序观正在从过去强调“国家间合作”的“国际秩序观”向今后强调“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秩序”“全球秩序”转变，推动建立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已经成为中国新秩序观的重要内容。 注释 Nick Bisley， Great Powers in the Changing International Order， Boulder： Lynne Rienner，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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