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创新国家 |
| 范文 | 马里亚纳·马祖卡托 对于国家为了促进创新应该做什么，传统的看法是很简单的：它只需要不挡道。在最好的情况里，政府只是促进私营部门的经济活力；在最坏的情况里，它们用笨拙的、高压的和官僚的机构主动去抑制它。相比之下，这个快速移动的、喜欢风险的和开拓性的私营部门是真正推动能带来经济增长那一类创新的东西。根据这种观点，硅谷背后的秘密在于其企业家和风险资本家。国家可以干预经济——不过只是为了解决各种市场失灵或者建立公平的竞争环境而已。它可以监管私营部门，以便对各个公司也许对公众所强加的各种外部代价诸如污染负责，而且它可以投资公共产品，诸如基础科学研究或者研制几乎没有什么市场潜力的药物。可是，它不应该直接尝试去创建和塑造各种市场。2012年《经济学家》杂志上的一篇有关制造业未来的文章扼要地概括了这种普遍认识。“政府在挑选赢家方面一直很糟糕，而且它们可能会变得更加糟糕，因为众多的企业家和能工巧匠在网上交换各种设计，在家中将它们转变成产品，而且从汽车修理厂里将它们销往全球各地，”该文指出，“随着这场革命席卷而来，政府应该坚持一些基本的东西：开设更好的学校培养技术人员，为各类企业制订明确的规则提供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剩下的交给革命者即可。” 这种看法不仅普遍，而且也是错误的。事实上，与将各自的增长归功于创新国家的观点相反，国家历来不是充当私营部门一个爱管闲事的干涉者，而是充当其一个关键的合作伙伴——而且常常是一个更加大胆的合作伙伴，愿意承担企业不愿承担的风险。遍及整个创新链，从基础研究到商业化，政府已经逐步增加了私营部门一直担忧而不敢提供的所需要的投资。这种支出已证明是变革性的，创建了全新的市场和部门，其中包括了互联网、纳米技术、生物技术和清洁能源。 然而，今天，让政府敢想已经变得越来越困难。它们的作用已越来越多地被限于只是促进私营部门，以及也许在正确的方向轻推这个部门。当各个政府超出那种作用的时候，它们马上就被指控排挤走私人投资以及不恰当地尝试挑选赢家。国家作为一个纯粹的促进者、管理者和监管者的想法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广泛传播，但是它在全球性金融危机后不久已有了新发现的名声。在全球范围内，政策制定者们已经对准了公共债务（别介意正是私人债务导致了这场危机），认为削减政府开支将会刺激私人投资。这样一来，一直对过去各种技术革命负有责任的那些国家的机构已经看到各自的预算减少了。在美国，2013～2021年期间，预算“自动减赤”的过程已经使得联邦研发支出减少了950亿美元。在欧洲，欧盟的《财政契约》要求各国将本国财政赤字下调至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3%，而且正在削减教育和研发开支。 此外，部分由于有关其活力以及国家反应迟钝这种普遍看法，私营部门已经能够成功地游说各国政府削弱各种法规并且降低资本收益税的税率。光是从1976～1981年期间，在国家风险投资协会展开大量游说活动之后，美国资本收益税的税率从40%下降到了20%。而且，以将硅谷活力带到英国这一名义，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所领导的政府在2012年将符合减税条件的私人直接投资基金必须被投资的时间期限从10年减少至2年。这些政策增加了不平等性，而不是增加了投资，而且通过牺牲长期投资奖赏短期投资的方式，它们伤害了创新。 市场失灵的失灵 根据在大多数经济系里所讲授的新古典经济理论，政府政策的目标很简单，就是纠正各种市场失灵。按照这种观点，一旦失灵根源得以解决——垄断地位被遏制住、公益获得补贴，或者负面的外部性被征税——那么各种市场力量将会有效地分配各种资源，从而促成经济走上一条新的增长之路。但是，可以这么说，那种看法忘了市场都是盲目的。它们也许忽略了各种社会或者环境问题，而且它们常常在不是最理想的路径依赖的方向前行。例如，各个能源公司将会宁愿投资于从地球最深处开采石油，而不是投资于清洁能源。 在应对诸如气候变化、青年失业、肥胖、老龄化和不平等等各种社会挑战方面，国家必须带头——不是通过简单地解决各种市场失灵，而是通过主动地创造市场的方式，它们必须将经济引向技术和创新学者卡洛塔·佩雷斯所说的新的“技术经济范式”。这些方向并不是自发地产生于各种市场力量，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是深思熟虑的国家决定的结果。例如，在大批量生产革命里，国家既投资于各种核心技术，又投资于将这些技术扩散至整个经济。在供给方面，美国的军工复合体，形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投资于航空航天、电子和材料方面的各种改进。在需求方面，美国政府战后对郊区生活的补助——修建道路、支持抵押贷款和保证通过福利制度的各种收入——使得工人们能够拥有自己的住房、购买汽车和消费其他大批量生产的商品。 硅谷的技术——自由主义者也许会惊讶地发现，山姆大叔（指美国政府）也资助了这场信息技术革命背后的诸多创新。不妨考虑一下iPhone的情况。它常常被誉为是当一个放手的政府允许天才企业家们茁壮成长的时候所发生的典型例子，然而，使得iPhone成为智能手机而不是愚蠢手机的各项功能的研发获得了政府部门的资助。互联网的前身是阿帕网，是在20世纪60年代获得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资助的一个项目，后者隶属于美国国防部。地球定位系统（GPS）开始之初，是20世纪70年代一项被称为导航星的美国军事计划。iPhone的触屏技术是由一家名叫FingerWorks的公司发明的，该公司是由获得政府资助特拉华大学的一位教授和他的一位博士候选人创办的，他们获得了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和中央情报局的资助。即便连iPhone语调欢快的语音识别个人助理Siri，也可以将其血统追溯至美国政府：它是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一项人工智能项目副产品。这一切里没有一个是要表明史蒂夫·乔布斯以及其苹果公司团队在他们如何将现有的技术汇集在一起方面并不是十分出色的。可是，该问题是未承认这个故事的公共方面将令未来政府所资助的研究项目处于危险中。 那么，对于政策制定者来说，当涉及到创新的时候，这个问题就不应该是是否要挑选特定的方向，由于某些国家的政府已在做那件事了，而且有着很不错的效果。相反，这个问题应该是如何采用一种民主问责的而且是解决最紧迫的社会和技术挑战的方式。 一个更加聪明的国家 人们往往以一种完全错误的方式来评估国家在创新上的支出。在这种盛行的经济框架下，各种市场失灵被确认，而特定的政府投资被提出来。它们的价值随后则通过包括大量的猜测的一种精确的计算来接受评估：某种特定干预的各种好处将会超过与不愉快的市场失灵和解决方案实施相关的各种代价吗？这样一方法太过于静态了，无法评价某种像创新那样具有活力的东西。由于没有考虑到国家能够创建在之前从来没有存在过的经济格局这种可能性，所以它不重视政府在这一领域的各种努力。难怪经济学家们经常将公共部门描绘成只不过是一个效率低下版本的私营部门而已。 这种不完善的评估公共投资的方法招致各种指责，即通过加入某些部门的方式，政府正在排挤走私人投资。那种指责往往是错误的，因为政府投资常常具有“挤入”效应，意味着它刺激私人投资而且扩大国民产出整个馅饼，这既让私人投资者又让公共投资者获得好处。但是更加重要的是，各种公共投资的目的应该不仅是为了强力启动经济，而且正如凯恩斯所写的：“是为去做那些目前根本未做的事情。”当美国航空航天局启动阿波罗计划的时候，没有任何一个私营公司正尝试把人送上月球。 如果缺乏评估投资的合适的工具的话，那么各国政府就很难知道它们何时只是在现有的空间里运作，以及何时它们会使本可以避免的情况不幸发生。其结果是：过于有限的投资，受制于盛行的技术经济范式。评估一种特定投资的更好办法将是考虑它是否教会工人们新技能，以及它是否能带来发明新技术和创建新行业或者新市场。 当仔细考虑投资的时候，政府遭遇到了另一个相关联的问题：由于它们坚持应该解决各种市场失灵这种占优势地位的观点，因而对于其他事务则常常准备不足。为了避免诸如监管机构被商业俘虏等问题，人们认为，国家必须将自身跟私营部门隔离开来。这就是为何各国政府越来越多地将关键工作外包给私营部门的缘由。但是，那种趋势常常消除了它们为制定出一项投资于创新的明智战略所必不可少的知识，而且使得吸引顶尖人才变得更加困难。它创造出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一个政府越是不敢想，它能吸引的专门知识或技能就越少，它的表现就越糟糕。 为了发明各项技术和塑造各种行业和市场，国家必须用构想和实施大胆的政策所必不可少的智慧武装起来，这并不意味着国家将总会获得成功；事实上，创新过程中所固有的不确定性意味着它往往将会失败。但是它需要从失败的投资里汲取教训，并且不断改进其结构和实践。正如经济学家阿尔伯特·赫希曼强调的，这个决策过程就其本质来说是凌乱的，所以让各种公共机构欢迎这种反复试验过程是十分重要的。 得与失 鉴于政府在创新过程最具有风险的时期常常会实施非常大胆的开支计划，因此最为关键的是，不仅要弄清楚如何能够使投资风险社会化，而且也必须明确如何将投资的回报加以社会化。例如，比起大多数私人风险投资公司，美国政府的小企业创新研究计划很早就开始向各个公司提供高风险的资金了；当康柏和英特尔还只是初创公司的时候，政府就已经向它们提供了资金。同样地，小企业投资公司计划是由美国小企业管理局提出的一项倡议，在1978年就向包括苹果公司在内处于早期阶段的公司提供了至关重要的贷款和补助款。事实上，对于这类长期投资的需要随着时间的推移将只会有增无减，因为各个风险投资企业变得更重视短期前景，强调在三年之内为它们每一项投资找到一个“退场”。（常常通过对另外一家公司的一次公开募股或者出售。）而真正的创新可能需要数十年的时间。 经济学家们也许会争辩说，国家通过对由此所带来的利润征税的方式获得了其投资的回报。事实则更加复杂。一方面，大型公司都是避税高手。谷歌——应该指出的是，其划时代的搜索算法是利用由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所提供的资金而开发出来的——其部分利润，通过爱尔兰的方式减少了美国的税单。苹果公司通过利用美国各州之间逐底竞争的方式做着同样的事情：在2006年，苹果公司，其总部设在加州的库珀蒂诺，为了节省费用在内华达州的里诺市设立了一家投资子公司。 解决这个问题不只是一件堵塞漏洞的事情。在过去几十年里，正是由于有关私营部门如何充当唯一的财富创造者的一种虚假的叙述，美国以及其他西方国家各种税率一直在不断下降。由于出台了各项旨在促进创新的各种税收激励措施，政府的收入也已经减少了，但激励措施的成效并不显著。此外，鉴于眼下资金流动的程度，某个已经资助一个特定公司的政府也许无法对其征税，因为后者可能已转移至国外了。 有着各种如此做的方法。一个方法是将各种条件附加在政府发放给企业的各种贷款和担保里。例如，就像贷款的毕业生们是基于他们的薪水调整他们的助学贷款还款一样，国家投资的接受者也可以基于他们的利润来调整各自的还款数量。 各国获取更大回报的另外一种方法涉及对它们与企业合作的方式进行改革。公私部门的合作关系应该是共生的而不是寄生的关系。在1925年，美国政府允许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保持其对电话系统的垄断地位，不过要求该公司将其利润再投资于研究，这成为一笔导致贝尔实验室创立的交易。 国家在一家私营公司里拥有股份这一前景，虽然对于资本主义世界的许多地方来说也许是一件令人极其讨厌的事情，但是，鉴于政府已投资于私营部门，因此它们也许不妨赚取那些投资产生的利润（甚至就连财政保守派人士也许也发现有吸引力的某种东西）。虽然国家不必持有控股权，但是它可以以一种优先获得分红的优先股形式持有股权。这些利润可以被用于资助未来的创新。 下一场革命 以往的各种技术革命——从铁路到汽车、太空计划再到信息技术——并不是由于对这种经济制度轻微的修修补补的结果而发生的。它们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各国开始承担起重点不是放在将政府失败减到最少而是将创新达到最大化上的各项大胆任务。一旦人们接受这种更加主动的国家目的的话，那么经济政策的各种关键问题就得重新设计。 今天，从中国到丹麦再到德国，许多国家已经选定了各自的下一项任务：绿色能源。鉴于各种潜在好处以及投入使用的资金数量，各国政府以正确方式支持这项任务是至关重要的。首先，它们必须不仅要挑选投资的各种技术或者部门，而且要问它们想从那些部门得到的东西。例如，如果各个政府想从能源部门得到的是稳定的能源供应的话，那么页岩气将会是这种东西，但是如果任务是减缓气候变化的话，那么页岩气将不会是这种东西。事实上，各种任务导向的政策有必要促进多个领域间的各种互动。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的登月任务要求从火箭研究到电讯再到纺织品等许多不同部门的互动。同样地，这场绿色能源革命不仅将需要在风能、太阳能和生物燃料方面的投资，而且需要在新的发动机、更有效地维持基础设施的新办法和使得产品使用寿命更长的新办法方面的投资。因此，国家应该仿照风险投资界，而且实现其投资组合的多样化，将资金扩散至许多不同的技术和企业。 在进行绿色投资方面，各个政府应该资助那些被私营部门忽略却提供一种强有力的、明确的变革方向的技术，从而让不同企业家试验各种具体情况。不是采用老的指令和控制的方式，而是通过胡萝卜大棒并举的做法，各国政府应该提供雄心勃勃的目标。德国政府在其能源转型倡议（或者Energiewende）方面已经采取了这种做法，该倡议目的是逐步淘汰核能并且用各种可再生能源取而代之，它是通过为碳减排设定很高的目标以及补贴风能和太阳能技术研发的方式来做此事的。 更加广泛地说，各个政府应该达成允许它们分享它们的成功投资所产生的利润的协议。而最重要的是，它们应该创建未来的公共机构，将它们转变成创造性的、适应和探索的媒介，那将要求放弃目前对于在它们已发生后限制该国的干预以解决这些问题的痴迷——并且粉碎国家不可能创新这一广为流传的神话。 （选自美国《外交》杂志2015年1/2月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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