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从“错位的共识”到竞争对手：美国对华政策40年 |
| 范文 | 赵穗生 【关键词】中美关系 ?错位共识 ?接触政策 ?贸易战 【中图分类号】D82 ? ? ? ? ? ? ? ? ? ? ? ? ? ?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8.23.002 中美建交四十年来，大多数美国工商界与外交决策界的精英都支持与中国接触的政策，而反对该政策的阵营主要由边缘化的军事安全界鹰派和工会领袖组成。然而，越来越多的政治领导人和中国问题观察家坦言美国的接触政策制造出了一个强大的对手，使得如今的接触政策退居守势。许多批评接触政策的人士呼吁采取更加强硬甚至是遏制性的政策。由于很多美国人认为中国利用美国开放经济的同时实行保护主义的壁垒政策，庇护国内市场，2016年美国总统竞选的候选人，无论政治派别，都一致将中国视为敌手。把攻击中国作为其竞选招牌的唐纳德·特朗普，其胜选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对中国的批评。当政的特朗普政府不再将中国视为与美国价值观和利益趋同的转型中国家，而是将中国宣布为战略竞争对手和挑战美国的修正主义国家，发动贸易战并且将其升级为了一场与中国的全面冲突。 这些事态的发展引发了关于过去四十年接触政策是否失败、美中关系是否陷入了潜在暴力对抗之中等问题。本文认为，美国对华政策风向的转变缘起于双方错位共识（mismatched grand bargain）的崩塌，即中国欲在与美国的合作中实现现代化与美国愿意帮助中国现代化使其走向西方化的两种共存意愿的崩塌。由于中国违背了美国的期望，两国已分道而行。面对现实的中国而不是美国所希望的中国，美国现在致力于维护自己的经济安全利益而非推进其改变中国的理念，关注如何平衡中国的崛起而非协助中国现代化。尽管美国过去曾鼓励与中国建立几乎不受限制的多方面关系以促进合作，但如今美国强调对等，以阻止中国利用其开放社会和开放经济、以牺牲美国利益为代价来发展自己。然而，深刻的相互依赖继续支撑着两国的关系。虽然许多美国人看到了接触政策的缺点，但他们找不到更好的替代选择。虽然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的政策已经极其强硬，但美国政府仍然无法放弃接触;因为接触政策不仅让中国崛起了，更在两国间建立了空前的经济相互依赖关系，并维持了亚洲的和平。如今两国都在经历着巨大变化，它们最终的发展方向将决定目前美中纷争的进程和结果。错位的共识 美中关系主要是由各自的地缘战略和经济利益驱动的。美国的接触政策源于战略上与中国合作以获得对苏联的地缘政治优势的利益需求，因为苏联是两国的共同威胁。就此而言，接触政策的产生不是基于两国共同支持什么，而是基于两国共同反对什么。但接触政策同时也是为了改造中国，以便两国能建立共同的利益与价值观。正如理查德·尼克松在1967年写道：“中国若不改变，世界就不会安宁……在这个小小的星球上，没有什么地方能让勤奋智慧的十亿中国人生活在愤怒的孤立之中。”[1] 因此，接触政策植根于当时流行的现代化理论，即通过协助中国实现现代化，培养出中产阶级，带来政治自由化，甚至于民主化，导致两国之间日益趋同。当北京从美国领导的自由主义世界秩序中受益，就会意识到成为一个利益相关方参与合作才是最符合中国利益的，或者至少不以西方民主国家为敌。接触政策开放了美国市场，并将美国的投资、技术和技能慷慨地带到了中国。为了让中国更加欢迎，华盛顿甚至暂时搁置了其对中国贸易政策和人權问题的批评，以实现改造中国的宏伟愿景。 然而，中国接受美国的接触政策，不是因为赞同美国的价值观，而是因为接触政策能帮其建立追索已久的富国强兵的目标。刚刚结束文化大革命的恐慌和困境，政治上的不安和经济上的混乱让毛泽东之后的中国领导人急于向发达国家打开大门，而这些国家几乎在某种程度上都是民主国家。中国利用美国的投资、技术和市场来推行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改革，不是因为美国将西方价值强加于中国，而是因为中国自身渴望改变。摆脱孤立、从贫穷落后的国家发展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使大多数国民享受到了中国历史上最富足的生活。 所以，接触政策是以一个错位的共识为前提的：当美国试图以自由化的路径塑造中国现代化时，中国则借与美国人的合作来复兴大国地位。“中国对财富和权力的追逐就如美国的传教士冲动一样，深深扎根在基因之中。”[2] 冷战结束和苏联解体给错位的共识打上了一个问号。1993年，新上任的克林顿政府发布了一项行政命令，将中国在美国市场准入的最惠国待遇与其改善人权的记录挂钩。迈克·奥森伯格（Mike Oksenberg）因此批评错位的共识，认为“美国对中国内政的影响力有限……美国按照自己的意愿改变中国的努力总是以失败告终”[3]。 但错位共识仍然维持下来了，部分原因是中国实行了邓小平主张的韬光养晦政策，保持了低调的姿态。由于两国力量对比悬殊，中国意识到对抗华盛顿可能会使自己付出高昂代价。尽管如此，中国仍然努力吸引了很多欧洲、日本和中国台湾的企业到中国做生意。美国工商界因此抱怨被排挤在中国潜在的巨大市场之外，遂成为接触政策的支持捍卫者。他们加入了拥护接触政策的联盟，认为美国应该保持耐心，等待中国发展，因为历史的洪流终将不可避免地推动中国走向自由市场和民主。利用自由主义价值观是说服美国克林顿政府扭转美国对华制裁政策的关键。[4]用自由市场压力必然产生民主政治的论点证明接受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合理性，克林顿总统曾经的名言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不仅意味着进口我们更多的产品，更意味着中国引进民主国家最珍视的价值之一——经济自由。”[5]错位共识的崩塌 尽管接触政策在1999年轰炸大使馆事件和2001年空中撞机事件等周期性危机之后仍然延续了下来，但由于中国和美国国内的挑战力量，错位共识已经崩塌。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是一个转折点。因为中国摆脱危机影响并迅速反弹，中国领导人开始公开指责西方国家“不合理的宏观政策”和他们“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6]与此同时，北京积极推广国家资本主义的中国模式，与市场导向的资本主义竞争。在特朗普政府背离自由主义模式后，习主席提出“四个自信”，即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称中国的体制为“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7] 北京的自信来自于过去30年来经济的快速增长，使其成为一个崛起的强国。清华大学的胡鞍钢以2014年中国的国力在包括经济实力、技术、整体竞争力和能力等各方面都超过美国的论断而闻名。[8]在推广中国成功的宣传活动中，2018年3月由央视制作的90分钟纪录片《辉煌中国》，宣传中国在世界科学、技术、基础设施和军事中的辉煌成就，成了中国历史上收益最高的纪录片。在此前一年，《战狼2》，一部讲述一名中国特种部队特工从西方雇佣兵手中拯救一个受战火蹂躏的非洲国家的故事，是创下中国史上票房最高纪录的电影;《红海行动》，一部关于中国海军在一虚拟阿拉伯国家从恐怖分子手中营救人质的电影，也赢得了极佳的口碑。 从经济上看，中国政府强化了国有企业的地位并引导了关键行业中的高科技发展。上海的李世墨认为，“中国利用了西方对全球经济秩序可能性的错觉，以对优惠条件的有效谈判加入了世贸组织……然而，中国不会且或许永远不会接受一个普世的自由民主意识形态，它充满活力的市场经济是有别于资本主义的”。[9]曾经是接触政策强有力支持者的美国商业界，如今抱怨中国窃取了他们的商业机密使美国公司在华投资条件恶化，执行对外国公司的歧视性规定，继续实施早该降减的高关税政策，以及拦截美国的互联网公司。很多美国评论者批评中美经济竞争规则对美国不公平。美国经济被挖空，技术被公开或隐秘地被迫转移到了中国。[10] 在国际上，习主席通过发起中国领导的全球及地区性倡议，比如“一带一路”倡议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挑战了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尽管随着国力的强大，中国开始呈现崛起大国的行为并不完全是个意外，但一些美国人却担忧中国要通过重建“中华王朝”（Middle Kingdom），来追逐大国梦。中国政府不再生活在愤怒的孤立中，而成为“一条国家重商主义的巨龙，利用其广阔的市场力量来恐吓和驯服资本主义竞争对手，扭曲和破坏以规则为基础的秩序，并将美国驱向亚太地区的边缘”[11]。 因此，接触政策遭受了质疑。一位将其称之为“世纪之赌”的学者认为，华盛顿和其他自由主义之都误判了北京维持甚至扩张其威权主义做法和重商主义政策的决心。如今中国稳当地坐在了全球化世界的中心，却拒绝美国模式，以牺牲他国来追逐自己的利益。富裕而强大的中国离美国越来越远，这让很多美国专家感到挫败。就如两位美国前任官员所抱怨的：“美国的军事力量和地区平衡策略都没能够阻止北京挑战美国及其领导的世界秩序，自由主义世界秩序也没能像预想的那样强有力地吸引或束缚住中国。”[12] 研究美国问题的中国专家王缉思承认，中国历来在塑造双边关系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中国再一次以其力量和行为导致双边关系发生变化。美国人对中国全球影响力的扩张感到震惊，比如‘一带一路倡议、中国经济和社会领域中国家角色的强化、共产党领导权及意识形态的巩固。”[13] 然而，2011年9月11日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美国的转变也加速了错位共识的崩塌。冷战结束之后，美国人欢呼自由民主的胜利，但其狂妄也同时糟蹋了这场胜利。为了维持“单极”的辉煌时刻，美国大倾国力，在伊拉克和阿富汗进行徒劳无益的战争，常成为海外的不稳定因素。贪功冒进造成了巨大的财政亏空和债务，威胁了美国履行国内外职责的能力，并使公众对美国的建制派感到心灰意冷。由于党派僵局阻碍了有效的政府行动，美国人在许多政策议题上深陷分歧，对“功能失调的民主”产生了信任危机。自越南战争以来，美国从未出现如此两极分化的局面。 分裂的美国的国内政治与其国际义务相冲突，诞生了一位以“美国优先”的总统，其实行孤立主义政策以减少美国的海外承諾，退出全球领导的地位。美国对中国改变已经失去信心了，所以现在转向了利字当头、交易性的政策方向。冷战结束之后，美国曾经宣称自由主义才是历史的正确选择，而要求中国朝此方向靠拢;但是美国在“9·11”事件之后，便不再是民主与普世价值的典范。20世纪90年代初对自由民主充满自信的弗朗西斯·福山写道：“不同政治和经济模式的相对声望在21世纪的头十年内发生了戏剧性的逆转。”美国的民主在20世纪90年代掀起一股令人向往的浪潮，美国也因此占据了制高点;但10年后美国所暴露的缺陷使所有的景仰都让位给了一个更为微妙和批判性的看法。[14]王缉思指出，美国常常要求中国遵守“以规则为基础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但华盛顿现在已经抛弃或暂停了过去提倡的这样一些相同规则。“中国的外交决策者越来越难辨别出美国自己到底想要什么样的规则，想要外国遵守什么样的规则，想要维持什么样的世界秩序，而在重大国际问题上华盛顿的立场又在哪里。”[15] 现实主义学者约翰·米尔斯海默认为，美国在冷战结束后追求的自由主义霸权注定是要失败的。美国依据自己的形象重塑世界，包括在世界范围内传播自由民主、构建开放的国际经济和国际机构的政策，本应是为了保护人权、促进和平和创造一个民主安全的世界;然而，美国却最终成了一个高度军事化的国家，参与破坏和平的战争，损害人权，还威胁了自由主义价值观——因为国内的民族主义和现实主义几乎总能打败自由主义。因此，华盛顿不得不采取一个基于民族主义和现实主义的更为克制的外交政策。[16] 但有一些美国人却诿过于他国，包括中国。特朗普总统将美国几乎所有的弊病都怪罪到了外国人身上。拿中国来当替罪羔羊，可以帮助政客避免面对补偿全球化输家的难题。这个转变在特朗普对中国展现的敌意之前就已经发生了，并助长了反华的经济民族主义。一位资深的中国问题研究者因此告诫，为了应对自顾强大和专制的中国对美国利益的侵蚀，美国政治中的民粹主义热潮要求将本国利益放置在更优先的地位，而美国的对华政策也因此发生了五十年来最为消极的转变。[17]中美纷争的加剧 当期盼中国成为下一个资本主义大老虎的乐观输给了视中国为强大专制主义对手的悲观时，接触政策受到了强大的挑战，支持该政策的声音也因此而沉默了。就连尼克松和布什留下的共和党与中国的友谊遗产也在消损。接触政策被批评为“自由主义神话”“美国外交史上的战略失算”“美国对中国的危险幻想”和基于外交理想主义和天真假设的傻瓜游戏。[18]阴谋论将中国对美国的开放描绘为狡诈的中国领导人依据权谋的古老文化所设计的一场骗局，以欺骗无知的西方人，尤其是头脑简单的美国人。阴谋论认为，北京设法欺骗天真的美国人帮助中国发展经济和提高其科学能力，从而埋下了破坏美国自身的种子。[19]美国在诚恳合作与竞争中摇摆了数十年，如今决心将中国视为掠夺性的对手。 激烈的竞争主要集中在经济领域。2016年总统竞选期间，唐纳德·特朗普指责中国“强奸了”美国经济，用不公平的货币政策与压低出口价格来促进违规的中国经济增长。他宣称将采取更强势的政策，包括对中国出口美国的产品加征45%的关税。特朗普的言论在美国引发了很大的共鸣。正如前任商务部部长普利茨克向中国同事解释的，多年来美国人被告知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因而不应该将发达国家的标准强加到中国身上。但中国的成功严重削弱了这一逻辑论点，靠廉价的制造业起家的中国迅速发展成为全球的技术中心。面对说辞与现实之间深刻且日益严重的脱节，美国人认为中国的成功至少有一部分是建立在他们的牺牲之上的。中国没有遵守游戏规则，不斷地违背自己许下的国际承诺，利用不公平竞争使其有利于中国公司。“无论有没有特朗普，美中关系都在迅速地走向一个十字路口。”[20] 曾经是特朗普首席战略师的斯蒂芬·班农处在这场圣战的最前线。班农将美国工人阶层和中产阶级的损失归咎于中国的出口，向中国发起了一场经济战。尽管班农是一个共和党的鹰派，但很多分属不同政治派别的人都同意“班农是对的：中国在经济上打击了美国，但美国政府和企业却多年来无动于衷”[21]。甚至一些杰出的全球主义者，奥尔布莱特、托马斯·弗里德曼、法里德·扎卡利亚，都因中国对美国缺乏公平对等而表现出深刻的担忧。他们批评中国成了一个出口大国，但却收紧外国商品的市场准入限制。 以支持接触政策立场著称的戴维·兰普顿抱怨中国在中美双边贸易中获得了贸易盈余，借入世抓住了外国开放经济的机会，却没有为美国及他国提供对等的国内准入。结果，“对等”和“公平”问题成了美中关系中最突出的前沿问题。美国国际集团的前任首席执行官莫里斯·格林伯格（Morris Greenberg）曾是中国入世的大力支持者，但是他也认为“中国若不愿意对等，便不能期望继续在外国市场中获得优惠的贸易和投资条件”。潘文（John Pomfret）发现“美国国内在酝酿一场对中国的强烈抵制，且其远超特朗普”。不再受两党曾经的向中国示好的共识牵制，“让中国感到不安是他们目前所愿”。[22] 这个大环境的转变为特朗普总统向中国发起减少巨额贸易逆差的贸易战作了铺垫。2018年3月22日，美国宣布对价值500亿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7月6日贸易战全面展开，价值340亿的中国商品被加征25%的关税，与此同时第一轮针对500亿商品的关税也开始生效。在中国报复了等值的美国商品之后，7月10日，特朗普政府宣布额外对2000亿的中国产品加收10%的关税。8月1日，特朗普政府进一步施加压力，将原先提议的10%的关税率提高至25%。当美国对价值160亿的中国商品加收10%的关税于8月24日生效时，中国回击了等值的美国商品。以牙还牙式的贸易战如火如荼地展开了。 贸易战的目的是为了减少赤字并使美国的工作岗位回流。据估计，“除非中国更改其产业政策，给予美国公司对等的市场准入，否则关税将促使美国公司撤离中国和制造业回流美国，或从其他不会长期威胁到美国安全的国家进口”[23]。更重要的是，贸易战是为了防止中国以牺牲美国为代价来提升其高科技产能。2017年12月，特朗普政府发布的国家国防战略（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指控每年都有价值上千亿的美国科技被非法地传送到中国。特朗普政府将技术能力与国家安全联系起来，增加了中国对美科技投资的限制，并扩大了“战略贸易”的物品清单，要求企业按照规定筛选买家和下游终端用户，追踪整条价值链的动向。 共和党参议员约翰·康宁（John Cornyn）和民主党参议员黛安娜·范斯坦（Dianne Feinstein）共同提起了一项为国家安全而严格缩紧对中资和其他外商投资筛选过程的法案。美国海外投资委员会（CFIUS）已经阻止了中美企业之间越来越多的收购、合并和许可协议。不久以前，这些强硬的政策还会引起美国公司集团高层的骚动，担心报复将导致他们被中国市场拒之门外。但是美国工商界的很多企业已经沉默而且赞成转变战略。2018年8月，皮尤研究中心（Pew）在贸易战激烈进行时发布了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在一系列的关切中经济问题非常显著。在2：1的比例中，有更多的美国人担忧中国的经济威胁多于担忧其军事力量。[24] 地缘政治也在竞争中占据显著位置。约翰·米尔斯海默的结构现实主义曾告诫，美中之间的力量对决是不可避免的。尽管几年前人们认为这个理论过于简单化，但类似的新理论，如修昔底德陷阱、权力转移论、新冷战等，却在今天日渐风行。格雷厄姆·艾利森援引修昔底德的“雅典的崛起及其在斯巴达引发的恐惧使得战争无可避免”，写道：“如果修昔底德在观察的话，他会说中国和美国正在按剧本梦游般走向一场或许成为历史上最宏大的冲突中。”[25]科里·斯盖克（Kori Schake）根据权力转移理论，断言中国将推进其认同的价值而破坏美国领导的秩序，而中美两国间明显不同的文化可能会造成暴力性权力转移。“一旦美国选择不去质疑中国的崛起，一场冷战就能得到避免;因为美国会输。美国将不诉诸暴力而放弃竞争，放弃盟友，并学会在一个受制于中国的世界里生存。”[26] 一位学者认为美中对峙导致了新的两极世界的出现。在这个新的两极世界里，中国与处于19世纪的德国钢铁世纪水平里的苏联经济不同，是一个极具活力的经济体，参与全球竞争，有能力竞争并且赢得对于苏联来说不可想象的胜利。[27]一位学者将中美两国之间的大国斗争和意识形态竞争描述成二次冷战。在一次冷战中，苏联是一个军事对手而非商业对手，而日本则是商业对手而非军事对手。与一次冷战不同的是，二次冷战中的中国既是一个军事对手又是一个商业对手。因而，美国需要放弃其70年以来所采取的分离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的政策，转为采取传统意义上的大国行动——协调军事、外交和贸易三种手段的全面大国战略。[28]另一个学者建议美国“放弃过时的双边办法，在亚洲采取多边的方式建立以价值为基础的共同防御同盟”，因为“就如苏联在1991年以前对欧洲国家是威胁一样，中国在今天也是亚洲国家的共同威胁”。[29]该建议与约翰·米尔斯海默的呼吁如出一辙。米尔斯海默长期以来主张美国应遏制崛起的中国，包括用美国强大的军事能力围堵中国，创立类似于北约的同盟对抗中国，在经济上孤立中国，并让中国为所做的违背美国利益的事情付出代价。 在一定程度上，特朗普政府的国家国防战略反映了一种思路，它指出国家间的战略竞争，而非恐怖主义，成了今天美国国家安全的最重要关切。印—太被确定为一个至关重要的区域，是“自由与压迫的世界秩序之间展开地缘政治竞争的地方”。美国呼吁建立自由与开放的印太，明确表达对中国展示铁腕力量将美国推出该地区的做法表示担忧。虽然国防部部长詹姆士·马蒂斯（James Mattis）抱怨“还没有任何敌人能像预算控制法案中国防开支的削减那样更能打击美国军队的敏捷度”[30]，但美国国会通过了迄今为止数额最大的7170亿美元的2019年国家国防授权法案。特朗普总统在签署国防法案时表示，这项国防议案措施是为了对抗俄罗斯、中国以及其他国家的侵略行为。议案限制了中国在美国大学建立中文项目的出资，限制中国参与联合军演，呼吁增强美国与印度和中国台湾的关系，并缩紧对中国对美投资的国家安全审核。曾经出现在奥巴马政府2015年国家国防战略中的美国欢迎“中国稳定、和平与繁荣的崛起”的表达，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特朗普政府与中国相处的交易型实践 在维系两国关系的基本战略要求和接触政策极限之间，特朗普总统进退维谷，他在第一年任期中的作为令人难以捉摸，摇摆于“强硬和绥靖这两种极端中，一个具有危险的升级性，另一个则是极端的幼稚;一个政策太强硬以至于面临战争危险，另一个政策太温和而几乎等同于纵容”[31]。特朗普比以往的总统更加不稳定，传达的意思自相矛盾，在制造混乱中企图争取更有利的成果。在第二年的任期里，特朗普政府选定了一种好斗的方式，以最大限度向中国施压。 特朗普政府从不忌讳宣布对华政策的转变。白宫亚太事务资深主管马特·波廷格（Matt Pottinger）在华盛顿特区中国驻美大使馆的一次发言中说：“特朗普政府已经更新了对华政策，将竞争的概念放在了最前列。”[32]在一个重要的演讲致辞中，副总统彭斯宣布美国将在所有方面对中国予以强有力的反击。彭斯指责前任政府对中国的行为熟视无睹，甚至怂恿教唆，表示现任政府将会坚定发声，站起来，斗争，并获得胜利。彭斯的评论被认为是“新冷战的宣言”。[33]但特朗普总统个人对中国的态度从根本上说是交易型的，一直没有找到一个能替代接触政策的全面战略方案。 当2016年的竞选结束之后，候任的特朗普总统接听了中国台湾总统蔡英文的祝贺电话。这是中国台湾领导人与现任或即将就任的美国总统之间近40年以来的首次接触，是对美国所承认的“一个中国”政策立场的挑战。尽管该敌意的行为可能会很容易地发展为强硬的政策对抗，但特朗普总统却在2017年2月份突然扭转了态度，在通话中告诉习主席他会尊重“一个中国”的政策。时任国务卿雷克斯·蒂勒森在3月首次正式访问北京时，一字不差地重申了习主席提出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原则并同意尊重各自的核心利益和重要关切。该措辞被认为暗示美国接受中国反对其干预台湾和人权等问题的立场。美国研究中国的专家对美国公开接受了中国的提议感到意外，认为蒂勒森可能是陷入了中国政府宣传和外交陷阱中。 在4月6日美国佛罗里达州举行的特朗普—习近平峰会后，两国的缓和加速了。特朗普对亚洲历史的认识不足以应对最敏感的问题，他全盘接受了习主席所说的西藏、中国台湾和朝鲜问题的观点，并且表示他们之间有很好的默契，认为中国在解决朝鲜问题上极其重要。两国随后宣布了中美经济合作的“百日计划”，贸易协定涵盖了农业、金融服务、投资、能源等领域。特朗普总统不再将“一个中国”原则视为讨价还价的筹码，拒绝了蔡英文“不排除再次与美国沟通”的提议，暗示了他在与中国台湾交谈之前会先与习主席商讨。[34] 从简单化的反华立场扭转至同样简单化的亲华立场，特朗普总统在经历了一个强烈批评中国到接受中国的大转弯后，又拐了一个弯——2017年5月24日，他派了“杜威号”导弹驱逐舰进入了中国南海上的一个人工岛礁美济礁的12海里范围内。6月28日，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投票批准美国海军舰艇例行停靠台湾。次日，财政部宣布间接制裁承保朝鲜政权的中国实体;同日，美国批准了价值14亿美元的对台军售。7月2日，斯特西姆号驱逐舰在中国重新规划的西沙群岛中建岛周围巡航。特朗普政府出于对中国以投资获取军用和商用前沿技术的忧虑，在9月拒绝了一个中国支持的投资者收购莱迪思（Lattice）半导体公司。该公司专门生产用于通信、计算和军工用品的可编程芯片。 然而，特朗普总统于11月8～9日到北京进行国事访问，再次发出了混乱的信号。出发前特朗普总统抱怨中国的不公平贸易行为和巨大的对华贸易逆差，但在习近平主席给予其“国事访问+”的接待规格和签署价值超过25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进口协议后，又将责任推卸到了前任美国政府而非中国身上。特朗普的言行很快在美国国内引起了批评。《纽约时报》的一篇报导发现，特朗普对中国表现出了一种从未出现在出访美国总统身上的遵从姿态，标志了一种“角色的颠倒：比起中国需要美国，美国现在好像更需要中国的帮助”[35]。 回到美国，特朗普又换了姿态。特朗普政府向世界贸易组织（WTO）表示了美国反对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立场，因为该立场可以让华盛顿便于维持它对中国商品征收高额的反倾销税政策。2018年1月，特朗普政府发布了关于中国履行WTO承诺情况的报告，表明“美国错误地支持了中国加入WTO，当初谈的条件未能有效确保中国接受一个开放、以市场为导向的贸易体制”。中国依然是一个国家主导的经济体，并利用了WTO成员国的资格成为国际贸易的主导者。[36] 这种严厉的批评为特朗普政府在第二年实行的好斗策略奠定了基础。但是特朗普总统并没有因此改变交易式的行事风格。2018年3月發起的贸易战，他以为可以轻易胜出。习主席在4月10日的博鳌论坛上许下一系列承诺，包括打开中国的银行业和汽车行业、增加进口、降低外资在制造业的持股限制和扩大知识产权保护;特朗普总统将上述“美言”视为让步，并声称“我们将共同取得大进展！” 尽管特朗普总统将以往的对华谈判贬低为对美国收获甚微的无意义交谈，但他还是与中国展开了谈判。5月4日，美国政府向中国派遣了由财政部部长姆努钦带领的高级代表团，要求北京削减2000亿美元的贸易赤字，并更改包括强制技术转移在内的产业政策。但代表团空手而归。5月19日，在华盛顿举行的后续谈判达成了一项联合声明，宣布双方就避免贸易战达成了共识。5月21日，特朗普总统宣扬谈判的成功，在推特写道，隔阂将“第一次得到消除”，中国将“购买我们美国伟大农民能生产的几乎所有农产品”。然而几天过后，他又改变主意拒绝了协议。尽管特朗普总统加剧了贸易战，但在与习主席通话后，他又亲自反转了对中国电信巨头中兴通讯的罚款，该公司涉嫌违反美国政府的贸易禁令，非法输送产品给伊朗和朝鲜。 与此同时，特朗普总统发起了全方位的出击，甚至与自己的盟友争执不休，而没有向美国的伙伴和盟友伸出结盟的橄榄枝以联合向中国施压。在2017年7月1日的一则采访中，特朗普攻击欧盟“跟中国一样坏，只是比较小……最重要的是，我们还在北约花了一大笔钱去保护他们”。他将欧盟当成美国“目前全球范围内最大的敌人”，随后又补充“俄罗斯在某些方面是敌人，而中国是经济上的敌人”。北约前任秘书长抱怨道：“特朗普似乎准备破坏美国长期以来对其盟友的基本战略认知。”[37]因此，“美国快速并毫无犹豫地离弃了其全球联盟体系的领导地位。美国长期的盟友感到困惑不已，在‘美国第一转变为‘美国唯一的新世界秩序中无所适从”[38]。美国在国际社会中变得越发孤立，特朗普总统在2017年12月发出威胁，任何国家若支持一项谴责他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的联合国决议，美国都将中断对该国的援助。无视特朗普的威胁，联合国决议以压倒性优势通过了该决议。 这些混乱的信号和不稳定的行为是大战略缺失的迹象。待遇没比中国好到哪里去的美国盟友和其他贸易伙伴纷纷丢下美国继续商谈合作协议。代表超过四分之一全球经济的欧盟和日本签署了一个全面的“经济伙伴关系协议”。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本是为了巩固不安的中国邻国间的联系和集中谈判力量为美国提供打开中国市场的经济杠杆而提出的，在特朗普总统宣布美国退出之后，11个国家重新签订了一个新的协议。这是一个显示各国如何在没有美国领导下继续前行的强有力信号。 因为美国侮慢轻蔑其盟友，这些盟友国家转而试图与中国开展更多的商业合作。德国和日本都增加了他们的对华投资。曾经是北约在中东地区对付俄罗斯的屏障——土耳其，在“一带一路”倡议中与中国共同合作。尽管北京和欧盟在诸如技术转移和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上意见不一，但2018年7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国欧盟峰会发表了一项联合声明，宣布双方坚决承诺抵制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提高贸易投资自由化与便利化。虽然中日关系经历了动荡起伏，但如今与美国之间的贸易摩擦促进了两个亚洲老对手的接近。2018年10月，值时隔7年日本领导人首次正式访华之际，习主席对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说两国关系如今“重回正轨”，两国“有了更多的共同利益和关切”。[39]坚持接触政策 自1979年关系正常化以来，美中关系经历了风风雨雨，上下起伏。在20世纪80年代，哈里·哈丁称美中关系为“脆弱的关系”;90年代，戴维·兰普顿则将其描绘为“同床异梦”。进入21世纪，美中关系在频繁的危机与动荡中越发不稳。尽管动荡不稳的循环造成过较严重的对峙僵局，但美中关系还是渡过了许多起伏。两国虽不是天然的伙伴，却也并非必然的敌人。在深远的意义上，两国的关系是伙伴同时也是竞争者。美国和中国尽管对这样的关系感到难以适应，但也都担不起与对方脱钩的后果。如《二次冷战》的作者所表明的，虽然历史上大国间由衷热忱的和平极为罕见，但冷和平或缓和却是一个切实可行的目标。“作为接下来几十年里的两大强国，美国与中国将无他选，只能想办法‘和平共处。”[40] 尽管美中竞争加剧了，但接触政策仍然是健康竞争的基础。不管接触政策遭受了如何广泛的批评，很多美国人仍在坚持接触政策。戴维·兰普顿说得好：“美国发挥自己的经济、军事和意识形态力量建立了造福全球经济增长和避免大国战争的机构、联盟和管理机制。这样做的同时，它也促进了一系列新兴大国的崛起，当中最瞩目的是中国，这是它现在必须要应对的。如果美国要维护好自己的利益，华盛顿就必须赢得北京的合作而非试图逼其服从。”[41]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特朗普总统的母校——院长杰弗瑞·嘉瑞特表示“中国与美国确实不同。我们所能做的最重要的事，是保证中美之间的差异分歧是力量的来源、经济增长的来源、商业机会的来源，而不是冲突的来源。创造这种历史的最好方式是通过更多的接触、更多的理解、更多企业与企业间的纽带、更多的文化理解;因此对处于21世纪最重要的关系中的我们来说，更多的接触才是正确的道路”。[42]继续坚持接触政策的人是有理由的。 首先，虽然接触政策有时很难实行，但它比孤立中国的企图更符合美国利益。史文（Michael Swaine）认为，直到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中国还是一个很大程度上封闭、有敌意的国家，希望向他国传播其毛泽东主义、斯大林主义的模式。“尽管最近有所挫折，但今天的中国比起接触政策之前依旧有极大的改观，更加开放、全球化和宽容了。”[43]最重要的是，接触政策产生了一种深刻的相互依赖，使两国共生共荣。努力工作的中国根据比较优势在美国市场提供了成本低廉的商品，使收入受限的美国消费者能够在痛苦的滞涨年代维持生计。自那以后，中国制造的商品便使美国消费者受益无穷。美国从中国巨大的储蓄储备中获益，弥补了本国储蓄短缺加剧和不负责任的财政政策的危害。作为过去十年里全球增长的最大贡献者，中国惊人的经济增速也是美国繁荣的原因之一。中国需要美国的市场来发挥其出口和在供应价值链上的比较优势，而美国的利益则在维持和加深现有在中国市场的生产链和经营业务。 尽管存在贸易逆差的问题，但中国自2015年来取代加拿大成了美国头号贸易伙伴和第三大出口市场。2007～2016年，美国对华商品出口增长了86%，而对世界其他地方的出口仅增长了21%。美国对华服务贸易出口增长了12%，而对世界其他地方的出口却缩减了0.6%。[44]特朗普总统强调了工作岗位的流失，却无视与华贸易所创造的工作岗位。中国贸易的增长支撑了2009～2015年美国最大的就业增长。[45]美国的对华贸易赤字确实可观，但是很大一部分美国的对华进口是来自于其他地方，包括美国的转口贸易。如果基于增值来计算贸易赤字，结果将减少接近40%。另外，美国有巨额的对華服务贸易逆差：2015年500亿美元，2016年380亿美元。[46]在2016～2017学年度，有超过35万的中国学生赴美留学，占外国学生总量的三分之一以上。中国游客也成为对美国旅游产业发展至关重要的因素。2016年中国游客在美消费达到了332亿美元，比其他任何国家都要高很多。[47] 与中国打贸易战不仅伤害中国经济，还因对美国公司供应链的扰乱而对美国经济有很大的伤害。当中兴通讯因违反美国制裁而导致其在美营业牌照暂时被吊销和无法获取美国技术时，一系列连带伤害也广泛传递到了高通、谷歌、刺槐通信公司和众多小供应商等美国伙伴中。一项世界银行的研究表示，在美国与中国间加增25%的贸易关税可以降低高达3%的全球出口量和高达1.7%的全球收入;而中国和美国可能各自下跌3.5%和1.6%。[48]尽管两国可以宣告胜利，但贸易战在此过程中却可能会消耗大笔的财富，最终使双方得不偿失。 当特朗普政府在2018年3月22日宣布对中国发起500亿美元的关税制裁后，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猛跌了724点即2个百分点，传达出强烈的信息。随后，习主席在4月10日致辞，对贸易领域表现出安抚的基调，暂时平息了贸易战的紧张，道琼斯指数推高了1.6%。虽然特朗普政府满怀信心地认为美国在贸易战中占上风，但关税抬高了美国各种进口商品的成本，带来了通胀压力和利率提升，进一步加重了美国贸易逆差和强势美元。美国政府在2018年3月宣布贸易战后，美国的对华贸易赤字继续攀升，8月份高达386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0.5%，并创下了最高的月度对华赤字记录。[49] 尽管中国经济对美国贸易的依赖程度高于美国对中国的，但中国半封闭式的经济和一党制比美国的民主选举制更有能力抵御贸易战的后果。美国政客必须关心选民的反对意见。随着美国生产者遭受到贸易战带来的痛苦，越来越多的立法者对抬高关税的影响持谨慎态度。美国参议院以88比11的投票通过了一项象征性的决议，试图在2018年7月11日，即政府宣布对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实施新一轮10%关税的翌日，遏制特朗普总统的关税令。特朗普总统在8月宣布了2000亿美元的关税后，参与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听证会的355名厂商中有95%的人表示反对这些关税。2018年9月13日，全國零售联盟、美国石油协会、玩具协会、由全国最大的农业商品集团支持的团体“农场主支持自由贸易”，以及80多个其他组织，联手组建了“支持自由贸易美国人联盟”。联盟致信立法者，抱怨“无论大小公司都因为提高关税和接二连三的报复行为而受到伤害。这一类的故事举不胜举”[50]。 成百上千的美国公司游说政府将他们的产品划出特朗普的关税清单外。因为游说活动的影响，贸易代表办公室后来豁免了年度进口价值74亿美元左右的商品。南卡州参议员林赛·格雷姆（Lindsey Graham）是最为支持特朗普总统打击中国的人之一，但在幕后，他代表了7家从中国进口的南卡加州化学和纺织品公司展开交涉以避免贸易战的伤害。其中四家的进口材料从特朗普关税清单上撤销了。[51] 由于两国的可持续性增长都有赖于对方，美国对华民意数据一直没有太大的变化，反映出一种谨慎的态度。2018年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的民意调查数据显示，在过去40年来美国对中国的态度保持稳定。只有31%的民众将中国的经济力量，39%的人将中国的军事力量视为对美国的严重威胁。这将中国的威胁远远置于了其他国家，比如朝鲜（78%）和俄罗斯（47%），对美国的威胁之后。对中国在世界各地日益增长的影响力进行回应，42%的美国人认为中国应该在亚洲承担更大的责任。相比之下，只有24%的人认为美国应该承担更多责任;28%的人认为美国应该少承担责任;以及47%的人支持美国继续维持如今承担的责任。[52] 尽管许多美国厂商对中国的经营环境不满，但在支持特朗普保护主义和接受旷日持久的贸易战的后果上，他们的态度并不明确。上海美国商会在2018年4月10日至5月10日进行了一项调查，发现尽管公司对各种监管和经营挑战颇有怨言，但只有8.5%的受访者支持使用关税，而69%的受访者反对使用关税，41.5%的人赞成将对等投资作为在中国获得更大市场准入的工具。[53]在贸易紧张局势不断升级时，中国美国商会和上海美国商会于2018年8月29日至9月5日联合对其会员企业进行了调查。超过60%的受访者表示，美国和中国最初发起的500亿美元关税都对其公司产生了负面影响;而预计受第二轮美国关税2000亿美元负面影响的公司比例会跃升至74.3%。联合关税的实际影响反映在了盈利损失（50.8%）、生产成本上升（47.1%）和产品需求减少（41.8%）上。[54] 其次，接触政策不仅结束了两国间23年的外交疏离，还为越南战争后的亚洲和平繁荣奠定了基础。该地区的大多数国家寻求从中美两国获得最大限度的好处、降低得罪任何一方的风险、维持自身独立的战略，都希望美国不要在亚洲和中国脱钩。当中国与亚洲其他国家的经济相互依存度增加时，他们担心特朗普政府抽身而去，对多边机构不屑一顾。 2016年东亚区域内的贸易份额上升至57.3%，而与美国的贸易下降。[55]欧盟、日本和美国在2015年共占东亚国家出口总额从1990年的近50%下降到29%。中国作为该地区的主要生产基地，是与日增长的区域内贸易的中心。现在，每个亚洲国家都与中国增进贸易往来。亚洲领导人清楚，由于他们的经济依赖北京，所以他们不能冒犯它。 中国利用这些潜在的变化，加强了其力量和形象。越来越多的亚洲国家被拉向中国的轨道。由于这种地缘政治转变正在积聚动力，一些国家倾向于向中国接近，低调处理领土争端的分歧，以及为了弥补美国的脱离而加入北京的倡议。大多数亚洲国家都参与了中国主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一带一路”倡议。虽然美国的军事能力仍然在亚洲占主导地位，但中国的影响力却越来越大，甚至拉近了和美国的长期盟友的关系。 例如，菲律宾总统罗德里戈·杜特尔特为寻求中国投资而搁置了对北京要求中国南海领土权的法律挑战。中菲关系升温的一个迹象是，杜特尔特在2017年5月视察了一艘停靠在菲律宾的中国海军舰艇，这是中国多年来首次对菲律宾进行此类访问。在马尼拉主持2017年东盟首脑会议时，杜特尔特在较早的首脑声明草稿中删除了对有争议水道岛屿军事化的提法，以及“紧张局势”和“活动升级”的说法。杜特尔特通过在两个大国间（中国和美国）巧妙地回旋，获得了实惠。中国人向杜特尔特提供了有利的投资待遇，而美国人减少了杜特尔特对联盟的义务。 在这种情况下，正如杰弗瑞·贝德尔（Jeffery Bader）所指出的，如果美国沿着“与中国脱钩的道路继续走下去，追求无节制的竞争，将不会出现与苏联冷战的重演，当时有许多西方和民主国家决心加入美国的阵营孤立苏联”，而现在它们在经济上与中国深深地相互依赖，“即使那些警惕中国的国家，比如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也不会拿与中国的经济联系去冒险，不会加入一场这次由西方重新竖起‘竹幕的争斗中。我们将孤身战斗，只能靠自己”。[56] 最后，尽管中国的崛起不可避免地加剧了摩擦，但接触政策让中国成为与美国及其邻国关系中的利益相关方，从而帮助其避免了潜在灾难性的美中对抗。与美国维持关系符合中国的利益，因为中国还远未具备像美国一样承担起全球领导的角色的能力。全球领导力的代价是高昂的;它意味着一国需要挺身为他国的福祉作出貢献且派士兵到远离家乡的地方战斗甚至死亡。北京寻求全球治理的改革，但尚未针对全球问题发起严肃的回应，比如对难民危机或叙利亚内战的回应。中国的崛起并不意味着美国的衰落。虽然美国在亚洲维持主导地位变得困难，但对中国来说，要在短期内将美国赶出亚洲也同样困难，甚至更加困难。中国对美国的支配地位感到不安;尽管如此，它还是从美国所领导的秩序对该地区的稳定繁荣中获益匪浅。北京已经为其疏远美国的对抗政策付出了代价。中国将从与美国和周边国家的友好而非敌对关系中受益。 中美对决可能会给中国的经济转型和政治稳定带来极大风险。经过多年的GDP高速增长，中国经济经历了从依赖低成本制造和出口产品到高科技创新和消费驱动的艰难过渡。因此，北京明确表示，它不希望打一场对中国经济损害远多于对美国的贸易战。对中国出口来说，没有其他市场能替代足够大且利润丰厚的美国市场。另外，中国严格的进口控制不仅伤害了美国产品的出口，也伤害了中国消费者。中国的普通百姓支持降低进口关税，因为这意味着普通消费者能购买到更便宜的外国商品和服务。[57] 历史上，外部的敌对压力有助于动员中国民族主义反对作出任何可被视为向外国投降的让步。随着贸易战的升级，中国媒体将经济摩擦描述为美国阴谋论的一部分，甚至是一个遏制中国的大战略。中国的怀疑和诉求并非毫无根据。在历史上的屈辱和今天强大资源的基础上，中国追求“中国梦”具备强有力的民意基础。 特朗普政府认为它很容易就能在贸易战中胜出。一些西方媒体也预测，北京从一开始进行的针锋相对的关税报复会失败。特朗普总统从他的“美国第一”出发，不给中国领导留余地，习主席只能站稳立场，将美国的压力化为他的政治优势。中国的产业政策和其他行事做法还在继续加速进行。尽管关于“中国制造2025”紧锣密鼓般的新闻报道减少了，但重点已转移到结果而非公共关系的胜利上。产业政策曾一度帮助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升级产业并带来财富和繁荣。美国政府也支持过全国的铁路系统，比如马歇尔计划、网络发展、胡佛水坝和空间计划。虽然政府在自由的企业制度中担任适当的角色有别于中国全面支持国有企业的产业政策，但中国不会仅仅因美国的压力而放弃其产业政策。 部分原因出于美国压力，毛泽东“自力更生”的口号在此被人们想起。中兴通讯的制裁唤醒了中国政府，鼓励中国企业将高科技和关键工业品、系统投入本土化，减少对美国的技术依赖。2018年1月，美国禁止阿里巴巴的转账机构收购美国的速汇金（MoneyGram）汇款公司，理由是防止数百万美国公民的私人数据在中国公司手中受到侵害。阿里巴巴使用基于区块链的技术，创造了在许多方面不同而更具创新性的产品。过去，华盛顿未能逼迫北京在大部分的争端中退让。随着中国变得更加强大，逼迫中国让步只会变得更难。把中国赶到角落将会促使中国变得更加强硬，除了反击之外别无选择，尽管两国都没有做好陷入一场双方均无胜算的暴力对抗中的准备。结论 随着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意识到美国无法将中国人变成“美国佬”（Yankee Doodles），他们不再寻求推动中国人与美国人达成一致。[58]然而，这不意味着美国可以放弃接触中国的努力。在与中国的竞争中坚持美国价值观的呼声是合理的。尽管外部影响对中国的变革是有限的，但并非无关紧要。生活在一个多元政治体系世界中，美国可以与中国展开积极的竞争，以展示谁的价值观能更好地服务于人民。 当美国开始实行接触政策时，两国之间的分歧要比今天大得多，而尽管有这些分歧，美国还是与中国接触了。美国必须保持其竞争力和对其优势及价值观的信心，重建自己作为一个有效、包容和开放的国家的声誉，支撑其民主和资本主义的制度，并投资于传统的联盟。1972年，随尼克松总统访华的小查尔斯·弗里曼认为，“让美国或中国再次取得伟大成功的最好办法就是不要试图阻碍对方的进步或将其摧毁。双方都要关注国内的战线，贯彻其所宣扬的价值观，提高其国家竞争力的基础因素，并在担心别人的问题之前先解决好自己的问题”[59]。黎安友（Andrew Nathan）附和说，成功的中国政策的第一步就在于国内。“我们必须恢复我们的力量并重新致力于我们的价值观——这个改变自己的使命在这一刻看起来比改变已经失败的中国的任务更加艰难。”[60]威廉·H·奥弗霍尔特批评特朗普总统放弃美国自己成功的发展模式，其结果与目的适得其反，认为“应该通过做美国最擅长的事情来确保美国的繁荣：在国内创新并与世界其他国家进行自由贸易”。[61] 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说得对，“中国和美国仍然是坐在一艘大船上同命运、共患难的。为了保全两国的利益，他们共同的挑战是在不确定而未知的水域中驾驭好这艘船”[62]。虽然并不存在两个深入交织的经济体和军事大国之间展开经济和地缘战略和平竞争成功的先例，但美国和中国必须找到彼此利益的平衡点，避免不符合双方利益的暴力对抗。这种层面的接触要求远见和灵活性。由于紧密的经济相互依赖、国际机制秩序的存在、有限的意识形态对抗以及核二次打击能力，两国的领导人别无选择，只能寻找管理竞争和继续相互接触的途径。 注释 [1]Richard Nixon， "Asia After Vietnam"， Foreign Affairs， 1967， 46（1）， pp. 113-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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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Jeffery Bader， "US-China Relations： Is it Time to End Engagement？"， Brookings Institution Policy Brief， September， 2018， https：//www.brookings.edu/wp-content/uploads/2018/09/FP_20180925_us_china_relations.pdf. [57]Xie Tao， "America and China： Destined for Conflict or Cooperation？"， National Interest， July 30， 2018，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america-and-china-destined-conflict-or-cooperation-we-asked-14-worlds-most-renowned-experts. [58]"Is American Policy toward China due for a'Reckoning'？"， A China File Conversation， February 15， 2018， http：//www.chinafile.com/conversation/american-policy-toward-china-due-reckoning. [59]Chas W. Freeman， Jr.，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Game of Superpowers，Remarks to the National War College Student Body"， February 8， 2017， http：//chasfreeman.net/the-united-states-and-china-game-of-superpowers/. [60]http：//www.chinafile.com/conversation/american-policy-toward-china-due-reckoning. [61]Jeffrey Sachs， "Trump is robbing America of what makes it great"， Washington Post， July 25， 2018，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ews/theworldpost/wp/2018/07/25/us-china-2/？utm_term=.8b0e087c4d2b. [62]"Remarks by Ambassador Cui Tiankai at the 8th US-China Civil Dialogue"， July 26， 2018， http：//www.china-embassy.org/eng/zmgxs/zxxx/t1580425.htm. 責 编/刁 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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