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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叫板蒋介石的王昆仑

范文

林峰

王昆仑，原名王汝与，字鲁瞻，1902年8月7日出生于河北定县，江苏无锡人。1917年，少年的王昆仑考入北京大学预科班，学业期满，以优异的成绩升入北京大学中文系。他既是五四运动时期的骁将，又是痛斥蒋介石独裁统治的干将。

呼吁民治求索救国

1919年的“五四”运动中，还在北大读书的王昆仑和同学们一起，高举“打倒卖国政府”的标语，要求北洋政府取消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驱逐日本在我山东的驻军，收回青岛，严惩卖国贼，掀起了“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学生运动。在天安门广场，他带头高呼口号；在东交民巷，他参加了递交抗议书的行动；在赵家楼，他和同学们一起放火烧了卖国贼曹汝霖的家。

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王昆仑更加关心中国的政局。袁世凯死后，结束了北洋集团的大一统局面，开始了群雄纷起、兵连祸接的军阀割据年代。

1922年，年仅20岁时王昆仑与傅汝霖、钟天心、陈君朴、谭克敏等志同道合的一批学生创建了“民治主义同志会”，创办了《民生》周刊，呼吁民治，保障民生。

面对军阀割据，战争不断，民不聊生的纷乱时局，王昆仑不断寻找着救国的方略。他看到以段祺瑞为首的北洋军阀公然解散国会，废弃《临时约法》时十分愤怒。而看到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不断巩固民主共和制度，在广州建立军政府，进行护法战争，召开国会非常会议，通过《中华民国政府组织大纲》、出师北伐时则特别高兴。特别是对于孙中山先生屡败屡战从不灰心，总是不断寻求革命道路的精神，王昆仑佩服至极，他开始信仰“三民主义”，暗自立志要追随孙中山先生，用孙先生的“三民主义”挽救出于水深火热的劳苦百姓，使他们远离战争，远离剥削。在北京大学校园里，王昆仑经常与傅汝霖、钟汝中、陈铭德等九个志同道合的同学聚在一起，研究时政。

创办《人报》加入中共

1928年和1932年，王昆仑看到国民党内部明争暗斗，不可能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先后两次从南京回到北京开始对自己的活动进行反思。期间，他认真对比了国民党和共产党的不同，特别是对毛泽东、周恩来进行了全面的解析，逐渐认识到，蒋介石是当今的袁世凯，再也担负不起抗日救亡的民族重担，而全国的工农大众，尤其是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不仅同情和倾向共产党，而且还把救亡抗日的大任寄托到共产党的身上，王昆仑决定潜心研究共产党信仰的马列主义。于是，他决定从研究马列主义的著作开始，集中研读了不同文本的马克思原著，如沈志远翻译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李达翻译的《政治经济学基础教程》、吴念慈重新翻译的《史的一元论》、《中国社会史论战》和蔡元培题词李季著的《马克思传》。他又把马克思主义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进行比较，感到二者有许多共同之处。在学习革命理论和对中国当时社会状况进行研究的基础上，他开始研究如何寻求更好的革命道路，更好地继承孙先生的遗志，挽救受苦受难的中国百姓，而不再做官僚政客们争权夺利的工具。除了理论的学习，他还广泛接触了上海、南京、无锡等地的进步青年，并同他们经常举行座谈会，共同探讨救国之策。“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中，蒋介石采取“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镇压爱国学生运动，使王昆仑从思想上与国民党政府彻底决裂。期间，王昆仑的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他把解救国家和民族的希望转向了受苦受难的工农大众。

为了唤醒更多的人，他决定办报。淞沪抗战使淞沪铁路运输暂时中断，上海的报纸无法到达无锡。王昆仑和孙翔凤（时任《国民导报》总编辑）等商定立刻创办一份报纸，由孙翔凤提出计划，由王昆仑筹措经费。大家商议，报纸不光报道抗战消息，还要写文章鼓励人民联合一致抗日。在决定报纸名称时，王昆仑提出：“法国有《巴黎人报道》，是法国共产党的机关报，我们可以称为《无锡人报》”，最后讨论的结果是将这份报纸定名为《人报》。经过王昆仑的积极争取，在孙科等国民元老的支持下，《人报》在1932年2月26日诞生了。《人报》的宗旨是“张民意、扫专制、御外辱”，表达了王昆仑和《人报》同仁为实现这一宗旨而不屈服任何言论的坚强决心。《人报》开办后，王昆仑不顾个人安危，往返于上海和无锡之间，写下了大量的关于战场消息的报道社论，歌颂抗战将士，抨击蒋介石、汪精卫的卖国罪行，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贪婪和残暴。1932年3月，王昆仑在《人报》上发表《近时政幕之透视》，指出蒋介石是断送东北三省的罪魁祸首，也是断送十九路军淞沪会战的罪魁祸首，尖锐地批判了蒋介石为了巩固自己的独裁统治不惜对外妥协退让，而把军力用于“剿共”和对待地方实力派的丑恶行径。同时他还写文章抨击国民党政府向人民搜刮各种苛捐杂税，并公然拿保护防洪大堤所应得的堤工费扩充军备和中饱私囊，致使湖北江堤失修，洪水泛滥危害人民的情况。王昆仑这一时期的文章还把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帝国主义列强。

1932年11月，王昆仑因国民党立法院院长孙科的提名而担任国民党立法院委员。此时的王昆仑设法寻找共产党的地下组织，他细心分析周围的国民党要人，认真地选择谁有可能是共产党，或者间接认识共产党。最后，他找到了自己的好友左恭，请左恭帮忙找共产党。

左恭，湖南人，一直在国民党政府任职。此人很谨慎，不多表示，反对CC，反对黄埔系……与王昆仑有很多共同话语，知道他痛恨当时的国民党，尤其反对蒋介石，知晓王昆仑的内心非常苦闷，急切想找一条新的救国之路。于是，向时任中共南京市委书记卢志英同志做了汇报。

经卢志英间接或直接接触了解、考察和多次谈话，经请示中央批准，由卢志英介绍王昆仑于1933年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中央指示王昆仑要利用自己在国民党内部的关系，多获取情报。为了隐瞒自己的身份，王昆仑继续以国民党右派的身份出现，继续与他熟悉的右派元老交往，还与各地方实力派，尤其是派驻首都的代表频频交往。为了策应中央红军的反围剿工作，王昆仑有意识地和川系军阀刘湘、刘文辉，滇系龙云、卢汉，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粤系张发奎、陈铭枢等各地的军事实力派人物接触，一方面获取国民党上层方面的军政信息，一方面做推动这些人参加抗日的工作，通过这些工作，王昆仑不仅向党中央提供了许多重要的情报，而且对一些地方实力派人物的思想转变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全面抗战开始，在全国人民的一致要求下，蒋介石被迫与中共讨论抗日合作的问题。8月初，中共代表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等飞抵南京参加蒋主持的国务会议。期间，周恩来亲切接见了王昆仑，高度评价了王昆仑在隐蔽战线上所做的工作，并对他做出了重要指示：一是要求王昆仑做好长期隐蔽的准备，要利用自己在国民党内部的地位和声望，不断做国民党“太子党”和左派的工作，特别要做好孙科的工作；二是为了更好地发挥他的作用，将他的组织关系转为周恩来直接领导。从此，王昆仑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开展地下工作，为党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

痛恨独裁三次顶蒋

在国民党高层，王昆仑痛恨蒋介石的独裁是出了名的，他曾经不顾自身安危，三次当面顶撞蒋介石。1936年，日寇的铁蹄占领到华北，可国民党忙于内部派系的倾轧，全然不顾国家的危难。

在这种形势下，1936年7月15日，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四人联合发表了名为《团结御辱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的一封公开信，希望蒋介石放弃所谓“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联合各党各派和人民群众一致抗日，同时希望各地方实力派采取积极措施，推动中央政府赞成中国共产党的《八一宣言》，联合共产党抗日。王昆仑读后非常兴奋，又将此信转给冯玉祥将军。

在各方压力下，蒋介石不得不召开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对日提出了强硬政策。在会上，蒋介石对上面所说的公开信非常恼火，称这是站在共产党的立场上向他蒋某人示威的。冯玉祥当即说：“这封信我早知道，没有什么样不对嘛！”蒋介石敏感地追问：“你是从哪知道这封信的？”“是王昆仑告诉我的。”蒋介石转向王昆仑疾言厉色地问：“王昆仑，你是怎么知道的？”王昆仑十分镇定地说：“这封公开信早就送到了报馆，我是听他们说的。”蒋介石又追问到：“那你一定也看过了共产党的《八一宣言》了吧？”王昆仑反问到：“据我所知，岂止是我王昆仑读过《八一宣言》，蒋委员长您不是也读过吗？”王昆仑的犀利大胆震惊了四座，蒋介石气得拂袖而去。

1936年8月25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了致国民党书，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这封书信被蒋介石扣发了很久。为了争取国民党左派支持抗日，王昆仑向冯玉祥、孙科等人通报了中国共产党致国民党书的内容。冯玉祥将军认为共产党人有推动国民党和共产党联合抗日的最大诚意，于是，心直口快的冯玉祥在蒋介石召开的例会上当面质问蒋：“为什么不把中国共产党致国民党书向中委转达！”蒋介石一愣后反问冯玉祥：“焕章同志，这件事你是怎么知道的？”冯玉祥说：“我是听王昆仑说的！”蒋介石责问王昆仑：“又是你王昆仑！你又是从哪里得到这样的消息的？”王昆仑不慌不忙地说“我是从法国出版的中文报纸《巴黎时报》上看到的。”答案出乎蒋介石所料。蒋介石训斥到：“堂堂的国民党候补中委，为什么专看外国的报纸？”王昆仑再次反问：“中山先生亲自制定的国民党党章有没有规定国民党员不允许看外国报纸？”蒋介石张口结舌无言以对。

1945年5月，在抗日战争即将取得胜利的时候，国民党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蒋介石以正统和抗战功臣自居，借全国实行宪政为名，要求各省市的党、团、参议会一律移归给国民政府，以实现他的独裁统治。5月7日上午和5月8日上午，是时任参谋部总长兼中国陆军总司令的何应钦作军事报告。按照大会议程，5月10日上午，对何应钦的报告进行检讨和质询。在审议军事报告时，王昆仑站起来连提三条质询：“第一，抗战已经八年，前线军民流血牺牲，西北大后方却屯兵数十万，为什么不开出去打日本？第二，中国是盟国之一，现在盟军正在大举反攻，我们却连遭败绩，政府对协同盟国作战，有无周密计划？第三，第十军方某，在衡阳兵败被俘，只身回渝，招摇过市，据说是负有特殊使命，被敌方有意放回来的，现在道路传言，报章争载，也希望军事当局有个明白回答，以释群疑。”

王昆仑的质询使会议代表为之震惊，短暂的沉静后，会场喧闹起来。执行主席程潜示意大家坐下，保持安静。在会场的喧闹声中，蒋介石怒冲冲地走到大会主席台，气急败坏、声嘶力竭地骂道：“你王昆仑是不明真相，还是蓄意攻击？方军长功在党国，你污蔑方军长，就是污蔑我们全体抗日将士……你现在是国民党的中央委员，却公然在国民党的大会上，替共产党说话，你像国民党的代表吗？……简直是共产党的代表……你王昆仑吃国民党的饭，在家里暗通共产党，你以为我们一点都不知道吗？你这样做，何不早日退党？我知道现在有许多人看到中共有力量，准备将来摇身一变，当中共中委，所以现在处处留后步，处处替共产党说话，这种人简直无资格当中委！”失态的蒋介石无法控制自己，大骂了一个多小时。台下的特务们应声围攻王昆仑，高喊：“把王昆仑拉出去枪毙！”面对这一切，王昆仑从容不迫、正气凛然，站起来整了整衣服，昂首走出了会场，以示抗议。这件事轰动了整个社会，于右任老先生曾有诗云：“十年中委无人知，一骂成名天下闻。”

重庆谈判主席接见

抗战胜利后，由于共同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已经被逐出中国，国共之争再次成为国内外关注的焦点，人们担心内战在中国重演。此时的蒋介石仍未放弃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的意图，但蒋对全面内战也有顾忌，一是经过八年抗战，全国人民普遍期待和平建设国家，包括民主党派甚至国民党内部均有人反对战争；二是英、美、苏三国都表示不赞成中国发生内战；三是国民党政府的精锐军队抗战期间大都退到中国西南和西北地区，要迅速开赴共产党控制区前线还需要有一段时间。权衡利弊之后，蒋介石在调兵遣将的同时，亦发动和平攻势，于1945年8月14日、20日、23日连续三次电邀中共领袖毛泽东到重庆谈判。

对于蒋介石“假和谈、真内战”的伎俩，以王昆仑为代表的爱好和平民主的人士都清楚。他们认为，毛泽东来重庆谈判无异于当年刘邦赴鸿门宴。因此，王昆仑及一些著名民主人士不希望毛泽东冒此风险。蒋介石也不希望毛泽东来重庆谈判，这样就可以堂而皇之地把破坏和平建国的罪名栽到中国共产党的头上。为了揭穿蒋介石的阴谋，中国共产党正式对外宣布，中国共产党是热爱和平的，为了祖国的明天，不计较个人得失，决定派周恩来、王若飞等陪同毛泽东赴重庆谈判。8月28日，毛泽东等在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国民党政府代表张治中的陪同下，从延安乘专机赴重庆。8月28日，毛泽东在机场向新闻界发表了简短的谈话，指出目前最迫切的任务，是保证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以期实现全国统一，建立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毛泽东亲自到重庆谈判，中国共产党争取和平、民主、团结的诚意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欢迎和拥护。

8月30日，毛泽东在周恩来等的陪同下，亲自拜访了阔别近二十年的宋庆龄先生，王昆仑被邀参加会见。当周恩来向毛泽东引见王昆仑时，毛泽东紧握他的手连声说：“久闻大名，久闻大名……”。第二天下午，毛泽东特地在自己的住处桂园会见了王昆仑和小民革的同志。毛泽东征询大家对重庆谈判的看法，王昆仑担心毛泽东的安全，首先发言说：“对蒋介石其人，我还是了解一些。他这次邀您来是不会怀好意的。……从我切身的体会来看，蒋介石是不可信的，他三次电邀您来重庆谈判，是不得已而为之，并非出自诚意。因此，我认为和谈是没有希望的，即使谈成了，国民党当权派也不会给共产党实权的。”毛泽东说：“中共的决心下定了，这就是不管困难多大，一定要和谈成功，只许成功，不许失败。我们‘苟能求全，不惜委屈。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人民需要和平，人民需要团结。中国今天只有一条路，就是和，和为贵，其它一切打算都是错的！至于我个人的安危，昨天下午我在特园看望张澜、鲜特生二位先生，作了长谈，二位先生都不相信蒋有和平诚意，张先生指出，蒋介石在表演鸿门宴，是假戏。我说，我们就来他个假戏真做，让全国人民当观众，看出真假，分辨是非，这出戏就大有价值了。”

会谈中主席还亲切对王昆仑说：“我读过你的《花袭人论》和《晴雯之死》，很有新意，是反我们校长胡适先生的。”王昆仑惊讶自己在抗战时期重庆写的文章，远在延安的毛泽东居然读过。毛泽东指着周恩来说：“他回延安的时候，给我带回了不少精神食粮，其中包括你的文章。我认真读了，希望你继续写下去。”晚上，毛泽东在红岩村宴请大家后谈兴未尽，又将王昆仑、许宝驹、屈武留下，一直谈了个通宵。毛泽东回到延安后，在其它中共领导人面前也多次公开表扬过王昆仑。

在重庆期间，毛泽东在曾家岩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接见了他阔别十九年的诗友柳亚子，王昆仑再次作陪。对此，他铭记在心，多年后，还写文章回忆当时的情景，再次对毛泽东雄才大略顶礼膜拜。

统一战线建国功臣

重庆谈判国共两党签订了《双十协定》，之后，反内战，争民主的运动在国统区蓬勃开展，蒋介石对此异常害怕。国民党政府出动了大批军警、宪特在全国各地镇压民主运动。1946年，仅在重庆就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沧白堂事件”和“较场口血案”。

“沧白堂事件”是国民党特务蓄意制造的破坏重庆政治协商会议的事件。1946年1月10日国民党政府在全国人民要求和平民主的压力下，被迫在重庆召开了有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为了促使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地进行，重庆各界组成了政治协商会议“陪都各界协进会”。从1月12日到27日由该“协进会”组织共召开了八次各界民众大会，大会从第四次起改在重庆沧白堂，每次到会群众均在千人以上，最多达三千人，气氛非常热烈。大会的召开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恐惧，从1月16日到19日，当局连续派遣特务跟踪、威胁到会的政协代表，并且扰乱会场、谩骂、殴打会议主持人、政协代表和到会群众，打伤政协代表郭沫若、张东荪等人。

“较场口血案”是1946年2月10日发生的。1946年1月31日政治协商会议闭幕。为庆祝政协会议的成功，促使5项决议贯彻实施，2月2日，由政协陪都各界协进会等19个团体发起，定于2月10日上午在重庆较场口广场举行庆祝政协成功大会，并邀请李德全为总主席，李公朴为总指挥，推选李公朴、郭沫若、施复亮、章乃器等20余人组成大会主席团。陈立夫召集方治、叶秀峰、王思诚等人开会，密谋破坏。10日晨，当参加大会的群众团体陆续进入会场时，由中统特务组织秘密拼凑的另外一个所谓“主席团”成员吴人初（重庆市工会理事长）、刘野樵（重庆市农会常务理事）、周德侯（重庆市商会理事）等登上了主席台，会场两侧布满了特务打手，周德侯叫嚷要刘野樵当执行主席，并悍然宣布开会。李公朴、施复亮上前阻拦遭到毒打，郭沫若、陶行知、章乃器、马寅初等和新闻记者及劳协会员60余人也被打伤。

由于王昆仑身份特殊，他虽然没有直接参与这两次活动，但是他的夫人曹孟君却是这两次群众大会的主要负责人，因此，也间接见证了这两次血案。李公朴、闻一多相继被特务暗杀后，冯玉祥将军感到与蒋介石的理念完全不同，一怒之下借出国考察水利为名，到美国去了。冯玉祥将军出国时，王昆仑的处境已经很危险。1947年2月，蒋介石悍然宣布要中共代表团离开南京，从而彻底关闭了和谈的大门，王昆仑的处境更加危险。王昆仑计划与夫人曹孟君先去香港，再择机赴解放区，于是以申请赴美国考察为名，暗中购买了去香港的船票。不料，临行前被特务发现，只好退票。1947年秋，国民党特务机关已经将王昆仑列入暗杀的黑名单中。“小民革”领导机构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派周旧邦去上海通知王昆仑。得到情报后，王昆仑先是住进了上海仁济医院躲避，接着又向自己的顶头上司孙科称自己的胃病严重，在国内难以治愈，希望去美国治疗。在孙科的干预下，国民党政府同意了王昆仑的要求。

因为是几次群众活动的组织者，王昆仑的妻子曹孟君也上了国民党的暗杀名单，王昆仑无法为她弄到前往美国的护照，只好与她暂时告别，于1948年1月19日，携女儿王金陵去了美国。曹孟君则在好友李剑华、胡绣枫的帮助下隐蔽起来。

1948年2月，王昆仑经旧金山到达纽约。先期到达美国的冯玉祥将军在吴茂荪、赖亚力和王枫等人的帮助下，建立了“旅美中国和平民主同盟”，有成员200多人。王昆仑抵达美国后，被安排协助冯玉祥将军开展工作。1948年，美国政府在国民党的再三要求下，要将冯玉祥将军驱逐出美国。冯将军看到国内人民解放军即将赢得胜利，决定尽快回国，王昆仑也想与冯玉祥将军一道回国，但由于办不到离开美国的出境证明，因而不能与冯将军同行。后来，王昆仑几经周折，于1949年1月回到东北解放区。

2月25日，王昆仑与35位民主人士一起抵达北平，受到了热情接待。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王昆仑在第一届政协会上被选为政协常委。开国总理周恩来在组阁时再三斟酌，想让王昆仑出任外交部副部长，做外交方面的工作。王昆仑感谢党组织的信任，但他认为自己不适合在外交部工作，他坦诚地对周恩来说“总理，我没有外交方面的工作经验，还是委任更合适做这项工作的同志当外交部长的助手吧！”周恩来试图说服王昆仑，可王昆仑完全从工作出发详细剖析了自己的条件。周恩来为王昆仑大公无私的精神所感动，若有所思地说：“那你就当不管部部长吧！”

当时的各民主党派，联系着各界人士，联系着散落在社会的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而八个党派之首是“民革”，“民革”影响其它党派。因为“民革”联系的对象是原国民党的军政人员，包括350万人的国民党政府公职人员，800万军职人员。把这些人安置、教育、改造好，是新中国建设最为重要的一环。因此，毛泽东、周恩来都非常重视“民革”的工作。王昆仑恰好是“民联”的发起人，“民联”、“民促”、“民革”合并后，王昆仑被当选为“民革”中央常委。为了宣传对台政策，团结在台湾的爱国民主人士，促进祖国统一，在王昆仑等的提议下，“民革”中央常委会于1956年4月25日创办了《团结报》。之后的近三十年的生活，王昆仑一直从事政协工作，活跃在统一战线上。

1984年，82岁的王昆仑因病住院治疗，1985年2月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亲往医院探望。同年6月，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住院作健康检查，其病房与王昆仑为邻，二人回忆往事，增添了不少乐趣。6月22日，邓颖超出院前，亲笔题写“多年战友，数日芳邻”赠与王昆仑，并祝愿他早日康复。1985年8月23日，王昆仑病重去世。

一个为了中华民族繁荣昌盛、国泰民安、运筹周旋于国共两党的共产主义战士，在中国历史上，留下坚贞不屈的永世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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