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从“传统的继承”到“创新的超越” |
| 范文 | 周子杰 郭庆玲 【关键词】 生生之道 ?道德之本 ?伦理之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中图分类号】A811 ? ? ? ? ? ? ? ? ? ? ? ? ? ?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9.01.011 党的十九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文化自信”展开一系列论述。坚持道路、理论和制度三个自信，“说到底是要坚持文化自信”[1]。文化是一个社会的整体精神风貌。在文化的构筑中，优秀传统文化始终是其最重要的基石与动力。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契合创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导演了波澜壮阔的无产阶级革命篇章，演绎了精彩纷呈的改革实践活动。但是，我们这个时代却经常面临欧美中心论的文化围剿，甘为西学招安的也大有人在。在此情形下，研究并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巨大现实意义不言而喻，否则根基动荡，遑论自信？深究中国文化，会发现她实是植根于生命之学，由生命体悟乃建道德伦理之制，儒道佛乃至百家之争鸣不逾生生之意，社会变迁与百姓日用尽在道统之内。传统文化精神的寻找与重新阐释乃至建构，应该始自“生生之道”，从生命逐步开显，而后发陈致用：文化有个性、时代有新命、中国有新篇。“生生之道”发端“道德之本” 以生命为本体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优势。方东美先生曾概括中国哲学的三大特点：以生命为中心的宇宙论，以价值为中心的人生观和对超越界保持开放的态度。以生命为基石是传统文化的特色，在生命的视野下万物皆可被称为同根同源、同心同德，甚至可延伸并缔结为命运共同体。 其一，“易以道阴阳”——生生之道的理论发端。在中国传统思想中，生命是一个值得深思的可靠向度。万物皆可分刚柔、动静、尊卑、高下、大小、强弱等，这些一张一弛的物象可用“阴阳”概括。《系辞》言“日月为易”，又曰“易也者，象也”;庄子直言“易以道阴阳”。“上日下月”之阴阳和合是生命的生发逻辑，“生生之谓易”。一阴一阳流通、互动、转化、和合，可促进万物的激荡与碰触，进而大化流行、生命不息。并且，生生之道一以贯之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无论“天地之大德曰生”（《周易》）的气魄还是“盈天地间只有一个大生”（《明儒学案》）的至高，生命的地位显而易见。 在此语境下，“生生”以动名结构和名词重复结构两分，前者的第一个“生”作动词“生发”“使生成”，第二个“生”是名词“生命”，此“生生”即创生生命;名词结构的“生生”是对“生”的重复强调，目的是凸显生命的外放张力。无论何者，“生生”都凸显了生命意蕴，体现了万物的生发和向上。同时，于生命之变中有常。张岱年先生在上世纪30年代提出传统文化的变与常亦有此意，变与常既有张力又统一于生命。可见，蓬勃向上、生发有力是生命的本质特征，而生生之道是“易”之精神内核。 其二，“生生之谓易”——生生之道的实践渊源。马克思提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2]探寻人的思想文化状况，必须从变化发展的自然生态环境和人的行动出发。生生之道与古代特殊的生存环境密不可分，中国传统文化的发生与构筑皆基于此。 我们的地理环境、风土人情孕育了几千年的农耕文明，其岩石土壤、季风温度和四时节律造就了长久适宜农耕的生存模式。这片土地上的人民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中顽强存活，势必长养一种“万物有灵”的崇拜。随着生产力的提高，他们把握四时天理流变，先前的“万物有灵”被逐渐淡化并被保存为一种潜意识的生命力，例如古人重视祭天、祭祖等活动，就体现了对生命的敬畏。 古代自然环境所赋予的生存方式关联了自我、他者、众生甚至天地万物，得益于万物流转、因缘和合，人类得以生存与延续。农耕生存的洗礼自然演化了天地万物的和合思维。生命因其生发的性质而具开放的状态，人们内在地把族类的生命纳入万物并进行生命的运算，将以生命为本质的学问不断发酵并酝酿成关乎万物的生命哲学。至此，存在成为一场关于生命的修行，天、地、人乃至万物成为息息相通的命运共同体。故中国传统文化的生生之道可上升到生命本体的高度。“道德之本”建构“伦理之制” 文化皆有传统，传统的内容总是借助于特定的自然环境及基于此而生成的政治經济文化形态，故说贯穿文化中的基本精神是历史地存在与发展的，它会被时代塑造成特定的文化形态。众所周知，近两千年以来的文化历史，对生生之道的发挥是特定的——伦理道德型文化构筑了具体的历史的人文精神内涵。可是，道德——具足生命力的本体存在，竟在人伦之维成了约束人的准则。 其一，生生之道是道德的最高追求。生生之道作为社会主义文化形态的根源性因素，其研究有必要性和现实性。在本体高度，生生之道构筑道德之本。那么，道德不是规范社会生活和人类行为的意识形态，而是立意于哲学本体论高度的生命力和创造力。生命的本性在于不断向上奋进和创造，“人在生活中能实践乎此生命本性便是道德”。[3]统一于生生之道，亦便是统一于道德，这样的理念可称之为道德本体。“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易传·系辞上》），生生之道的承接最终通过“尽性”实现——人以道德本性顺承生生之道，贯通天人并指向生命的创造力，这种臻达天人合一的境界才是真道德。可见，道德本体视域下的自我与他人皆共同趋向生命，“成己达人”也就具有了一体性，这是生生之道的道德意蕴。 然而，生生之道在道德伦理型文化时代被更多地演绎与限定在人与人的关系应对上，尤其是通过“礼”具体建构起明确的五伦与三纲。道德的生命力所体现的文化精神受限于宗法社会的治理结构，一切文化与精神必然被道德伦理训示与统摄。故“道德本体”不能只讲道德之用，而需把道德上升到本体，发挥其润泽知情意行的生命性。 其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伦理型文化的基础反思。居于本体论高度的道德本应体现生命的创生与活力，但真正实践起来则出现了伦理型文化的悖论。内在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文化精神，主要被伦理型文化限定为敬天法祖;天道健行更多被解释为天道循环、道统不二，从而论证当下社会的合法性。生生之道因此就成了忠孝文化。厚德载物、顺应天人的精神内涵，在论证忠孝文化的同时，更维护了整体社会成员之间的伦理秩序，把生生之道进一步人间伦理化。学究天人的目的却是经世致用，天地之道的和合底蕴被内化为道德伦理的精神，“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庄子·齐物论》）。致用更容易被当下俗世之实用理性规定，世俗致用、格物致知皆为提升人的道德水准，其对天地刚柔之道的回应终究实现为人间的伦理道义。 以生生之道引发的道德本体，被历时几千年的伦理型文化笼罩，早已失却道德之真。道德本体沦落成以生命的高度实施扼杀生命活力的事实，可谓“心比天高，命比纸薄”。道德本体与“生生之道”在创生不已和人文关怀的追求上高度一致，只是时空不通约。“若被看成死规矩，被社会礼俗所束缚，那至多有合于一时一地的社会道德，不为道德之真。”[4]作为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化类型，伦理型文化的糟粕必会激发时代的历史反思。确实，后经由八股考试与礼教吃人等质疑后，伦理型文化遭遇了新文化运动，疯狂的人们“把孩子和洗澡水一起倒掉”。新中国成立后，对于传统文化也引申出一种唯恐避之而不及的情绪，被礼教的禁锢磨蚀掉了客观心性的大多数则把传统文化的精髓和伦理型文化的礼教禁锢混为一谈。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的我们，要想寻找文化的根脉，还需回归到文化的生生之道而不是文化所体现的阶段性表征与社会发展酿就的历史惯性——伦理型文化之上。“伦理之制”扬弃于“文化的生命力” 生命可通行古今，因而以生命的气魄重新诠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基础担当成为可能。研究道德本体与伦理型文化的历史曲线，可发掘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独特性和包容性。 其一，生生之道蕴含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独特性。目前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主要在于对伦理型文化的否定，但最终却指向了对整体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指责与不屑。诚然，我们有过太久的伦理型文化的历史积弊，悠久的农耕文化也好像证明了文化的内在特质只能在此间被完整阐释。但时至今日，从晚清、民国时期跃迁到社会主义改革实践的历史进程却还在证明着，这个民族的文化并非中断，并没被全盘西化，当代“中国特色”也并没有因为优秀传统文化的容留与继承而被时代抛弃。 相反，承继着优良传统的当代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正在走向一条属于中国的独特发展之路，传统文化必将在其间继续成为社会发展的最基本的内在驱动。尽管我们不能抽象地提取与谈论一个先天存在的基本文化精神，但是精神总是有其越过时代局限的超拔能力，从而让特定历史环境成为精神发展的一个历史阶段而不是全部。五千年乃至更为久远的中国文化道统——文化的基本精神，早在封建伦理社会形态之前就形成与定格，那才是我们的最深层的文化心理积淀。行进到封建伦理时代，这个精神继续演化，得到了其时代的提升创新，也受到时代的局限与羁绊，我们不能拘泥于所谓的伦理型文化定论而彻底否定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内涵，而应该进行追溯与发掘，找到文化的合理内核——文化生命力，那是最根本的情怀与旨趣。在当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正是文化生命力最直接的体现。 其二，生生之道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包容性。生生之道以其生发脉动进一步涌动实践精神，这与马克思主义改变世界的实践性有内在契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现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包容特质相关，后者为前者的进入保留适当端口。“实践”是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关键，“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5]。马克思主义本体论视域下的实践能撇开抽象、孤立的个体，促进人的社会性构建。因此，实践作为纽带可达成人与物、人与人、人与自身的统一，且在本体层面也能散发人文关怀的光芒。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一方面继承生生之道的精华，不断摈弃伦理道德型文化的陈腐，同时在马克思主义所推崇的“实践”中达成人的本质——“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诠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宏大叙事”与“百姓日用”，是人文关怀的当代写照。援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活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所展现的人文关怀与和合包容会促进对陈腐伦理的扬弃，进而在文化上达成“创新的超越”。 由此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挖掘离不开道德的重新诠释。道德本体与几千年伦理道德型文化的关系有待澄清。道德所成全的“成己达人”和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促进，皆源于生命的创造力。基于伦理道德型文化的历史命运，道德最终还需回归“生生之道”的精神内涵。道德的生命本性催发了“生生之道”的体用和合，这种对生命的尊重和敬畏可统一理论与实践，从而实现道德本体的外放。生命的独特性和包容性，使得道德本体贯通体用，真正落实为物质的力量，毕竟“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6]。因此，回归道德的生命精神，回到人性的本真之维，通过道德展现深刻的人性关怀和命运共同体的生发拓展，才能最终实现“道德本体”的知行合一。 （本文系2017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传统家教、家风的历史嬗变及现代转换研究”成果，项目编号：17AKS022） 注释 [1]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7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7页。 [3][4]梁漱溟：《人生的三路向》，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9年，第126、138页。 [5][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06、11页。 责 編∕马冰莹 Abstract： Building China into a socialist cultural power needs to explore the source of the socialist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must be traced back to the Chinese outstanding traditional culture. To look for and expound the spirit of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we should start from the origin of life， then create the ethical system with the moral ontology， and end up with the current cultural life form， namely， the ethical system for the sublating of the socialist cultur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is embodies the courage to reinterpret the foundation of the socialist cultur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with the spirit of life. Keywords： origin of life， moral ontology， ethical system， the socialist cultur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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