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印太战略”与印度的安全理念 |
| 范文 | 李渤 【摘要】进入21世纪后，随着自身经济与军事实力的增强，南亚“超级大国”地位的稳固，印度积极谋求走出次大陆与印度洋，扩展对外交往空间，为其“世界大国梦”的实现营造更加有利的地缘战略环境。为此，结合“东向”转为“东进”战略的进程，印度提出了旨在扩大印度地缘政治经济空间与平衡其周边区域影响力“中心”不断增长的“印太战略”概念。但受其既有的安全理念及其所面临的内外安全问题的影响，印度对“印太战略”的认知与日本，特别是美国推出的“印太战略”的意图存在相当大的差异。 【关键词】“印太战略” 地缘政治 ?安全理念 【中图分类号】D81 ? ? ? ? ? ? ? ? ? ? ? ? ? ?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9.12.004 独立后的印度领导人一直确信印度会崛起成为超越南亚域限的世界或全球性大国之一，认为多种族、多文化的印度国家更适应现代世界。印度应与其他大国平等，而且在精神方面领先他们。 进入21世纪，经济的快速增长，国家实力的增强，核武器的配备，南亚“超级大国”地位进一步稳固及与世界其他地区经济联系的日益密切，并且受“东向”战略实施取得了实际成果的鼓舞，印度的政治精英认为，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制国家及所拥有的多元文化与多宗教信仰会让印度扮演一个特殊的世界角色，印度应该早日成为世界大国。印度的当权者更是誓言要在21世纪实现印度的世界大国之梦。印度前总理瓦杰帕伊將印度称为“一个复活了的强大国家”。曼莫汉·辛格曾表示，要“使21世纪成为印度世纪”。而怀揣印度强国之梦的莫迪执政后，则到处宣讲：“21世纪一定是印度的世纪！”并且，他们认为，当代印度已经到了“打破南亚限制”，“扩展其周边”的时候了，印度将要“越过南部亚洲走向印度的扩展的周边地区”。 印度人认为，印度不仅必须“东向”，而且还要走向更远的东方，会不可避免地加速进入“印太”这一广阔的地缘政治与经济空间的中心。“印太”概念最先是在2007年由印度学者提出，2012年2月，印度官方正式采用了这一概念。其后，日本也接受并开始使用此概念，现今的美国特朗普政府则正在力推“印太战略”由概念转为实际应用。但是，受其安全理念与所面临的现实安全问题的影响，印度对“印太战略”认知与美日两国所鼓动的“印太战略”的意图有着相当大的差异。 印度的安全理念 每个国家或人的集合组织因其所处地缘位置不同、周边客观环境差异，对自己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客观环境安全与否都有其独特的主观心理感受、看法，影响着国家安全理念的形成，进而影响着国家决策者对重大安全利益的判断和国家安全战略的制定。印度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有着严重的脆弱性，即西北部兴都库什山脉的缺口和三面环海都给外来征服者提供了适当的条件。从雅利安人进入南亚直至21世纪初期，异族征服、入侵频频到来，独立后，印度政府周边树敌，常以南亚霸主的心态对待其他的南亚国家。印度国内的政治人物、政治派别为达到某种政治目的，也经常以“外部敌人”“威胁”言论、宣传影响和吸引印度广大民众，由此造成不同种族之间、不同教派之间的相互排斥、猜疑、不满或仇杀，加之进入21世纪后，恐怖主义活动越来越频繁，次大陆始终处于战争、社会冲突和动荡之中。这些使得印度人形成了对自己生存环境安全的主观感受：其一，外侮、内患，不断的战争、冲突、骚乱，使印度人经常要面对威胁、恐怖、仇恨和死亡，认为自己始终处于一种不安全环境之中，“没有任何国家像自己一样面临如此之多的威胁”，使印度人内心有着极强的安全心理需求。其二，次大陆的相对封闭、独立的地缘环境，以及历经长期历史发展形成的独特文化，使现代印度人在与世界上的其他国家、民族交往时，常会显露出一种地缘文化孤立感。印度人认为自己总是不为其他国家、民族认同，或受到他们的蔑视与不尊重。其三，此时的友邻可能就是彼时的敌人。彼此接近是发生在自己身边的矛盾、战争和暴力冲突的根本缘由;自己安全的最大威胁或危险，造成自己生存环境不安全的因素就是“近邻”。因此，印度人更愿意寻求自我安全，远离强大的对手，或尽可能地将强大的威胁限制在南亚次大陆与印度洋区域之外。基于对自己生存环境安全的主观感受，独立以来印度的安全理念，即处理国际事务，尤其是涉及国家安全的问题，具有较强的独立自主性，认为邻国是潜在的敌人。从地缘安全战略角度考虑，印度认为南亚具有地缘战略一体性，而周边极具挑战性的国家制约着印度地缘政治影响力的扩展。再就是屡遭强族侵略的历史，尤其是近代二百年处在西方大国殖民统治下的历史，又使印度在与世界强族、大国与势力接触时，极为敏感与谨慎，视任何进入印度洋，或从陆上靠近印度的大国为其威胁或敌人。 上述安全理念在独立后印度安全战略中的实际体现即是，主宰南亚，称霸印度洋，视整个次大陆和印度洋区域为其势力范围，在打压巴基斯坦的同时，强化对南亚其他国家的控制，将其纳入印度的战略安全体系。印度先后与不丹、锡金和尼泊尔订立新的“友好条约”，加强与他们的“特殊关系”，与独立后的孟加拉国也签订了《友好合作与和平条约》，使其服从印度的安全利益需要。对印度洋上的斯里兰卡和马尔代夫，印度也保持着对其采取“安全措施”的主动权。 因印度自己欲做世界性的大国，所以对于域外大国在南亚次大陆与印度洋的“动向”极为关注和敏感，持有警惕、防范及“厌恶”心理。实际上，印度将任何进入印度洋和次大陆的大国都视为是对印度安全地位的威胁，并时常夸大这样的“安全威胁”来转移国际社会注意力，作为自己进行军备扩张的口实。早在英·甘地第二次出任印度总理时，为加强对南亚国家的控制，极力防止、排斥地区外大国干涉南亚国家的内部事务，向国际社会表明印度是南亚地区独一无二的角色，就曾明确声明，“印度不能容忍地区外大国干涉南亚国家的内部事务”，南亚国家应该首先在本地区内寻求解决国内危机的帮助。 然而，在现实的国际社会中，域外大国与势力继续追求在南亚和印度洋地区的地缘利益，特别是“9·11”事件后，美国加强了对南亚其他国家的渗入，并且，印度自独立后一直都不具备独自应对或排斥某一域外大国或势力对南亚次大陆与印度洋地区的“进入”的实力、能力。所以，印度在国际社会交往中表示出极强的独立自主性，避免再次坠入为某一大国控制的灾难，使印度既能发挥“力量平衡”作用，又能为自己谋取到经济、政治和安全上的好处。对待域外大国或势力，独立后的印度基本采取了“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的两不得罪的“中立主义”及不结盟的立场，尽可能避开大国政治的漩涡。 因此，当此国际关系复杂多变时期，面临着诸多地缘政治压力与挑战，并且国内的社会安全问题也日益加重、凸显，印度会坚守自己的安全理念，其“印太战略”的认知基本着眼于加强与东亚、南太平洋和太平洋地区绝大多数国家的全面合作，共建所谓“自由、开放和繁荣的印太地区”，在为其经济发展开拓广阔的地缘空间的同时，也借此将其政治、军事影响力由印度洋延伸拓展至太平洋。而外界对印度的“印太战略”表述的反映也多认为它是其“东向”战略转为“东进”战略的“升级版”或变体，是印度体现地区大国意志、实现世界大国梦想的重要工具。在这一过程中，印度会更彰显其独立、自主的大国意识与不结盟立场，努力平衡与其他大国和势力的关系，不愿看到“一个超级大国外加其他大国组成的世界”的出现。所以，印度不会完全认同其他大国或势力所主张的“印太战略”，也不会加入由某一域外大国势力主导、具有围堵其他大国或势力同盟倾向的所谓“印太战略”体系，充当人家“棋盘上的棋子”。况且，印度战略界对美国特朗普政府重视“印太”的“认真程度”持怀疑态度，甚至有学者认为，美国需要用实际行动来证明它真的是亚洲的伙伴，美国存在不确定性。因此，2017年、2018年的“马拉巴尔”联合军演，印度都拒绝了美国希望将澳大利亚纳入参演国家的要求;2018年6月1日到3日，在新加坡举行的“亚洲安全论坛”上，印度总理莫迪表示，“印度不认为印太地区需要成立一个成员有限的俱乐部，也不需要一个支配或对抗其他国家的组织”。 南亚的分离之势与印度洋的脆弱性、国际化 进入21世纪后，为给经济社会建设与发展营造一个稳定和平的周边环境，印度也为改善与南亚周边邻国关系付出了努力，但由于难以放弃其传统的地缘安全理念及行为方式，印度仍然没有摆脱自己制造的“南亚安全困境”。印度继续坚持次大陆一体化战略，仍认为安全的主要威胁是来自西部巴基斯坦的敌视政策，防范南亚的其他国家，可能受到某些区外势力鼓动、秘密援助乃至公开支持的动乱，或全面倒向域外大国与势力。印度一再向外界强调，这是它的“‘特殊利益区，不容任何域外大国插足南亚事务”。印度自独立后次大陆实施的霸权主义与干涉主义政策，以及南亚国家在国土面积、人口、资源、经济与军事实力方面存在的巨大差距，极度失衡状态及由民族分离、教派冲突，领土纠纷等各种安全问题导致的不安全与互不信任心理，加之大国地缘战略对此地区的关注，使得南亚国家虽围绕印度分布，却难形成“向心”之势，中小国家所持有的“外向”之心与因国家关系紧张导致的内部明显的“四分五裂”状态使得南亚从来没有成为一个完全统一的地缘政治区域。出于对印度怀有疑惧心理，南亚其他国家为了经济发展及自身安全免于完全依赖或为印度控制的境地，采取了积极寻求“国际机会”或域外安全“保证”的策略。除长期与印度公开对抗的巴基斯坦自独立后就加入了美国的军事同盟体系外，印度洋上的斯里兰卡与马尔代夫因其经济具有外向性特征，与域外国家联系“密切”。因地处沟通阿拉伯地区与南亚诸国的必经之路及国际海洋运输在印度洋上的重要关口位置，跨越多条国际主要航道，作为一个“脆弱的小国”，马尔代夫更希望以多边选择，而不是通过与印度的双边安全条约解决其安全问题。地处喜马拉雅山地区之颠，与中印两大国为邻，地缘政治地位突出，又在印度“安全伞”覆罩下的两个南亚内陆国家——尼泊尔和不丹，也始终在做外交多元化的努力，它们也从没脱离过域外大国的视线。而基本由多民族、多宗教信仰国家构成，处于地缘政治破碎地带、国内民族间互不认同与政治治理效能不足的南亚国家更是深受民族分离主义与极端主义相关联的恐怖主义组织活动之害。这就为域外大国或势力的渗入提供了有利条件。除作为军事盟国的巴基斯坦外，美国加大了对南亚其他国家的援助与联系力度，如加强与斯里兰卡的海上安全领域合作;2012年直接干涉马尔代夫纷争，后又与马政府秘密商谈建立军事基地事宜;2011年4月，与尼泊尔新政府签订了《贸易和投资框架协议》;2012年9月6日，美国又宣布把尼泊尔联合共产党（毛主义）从其全球恐怖组织名单中去除，等等。与此同时，欧盟、日都加速涉入南亚国家事务，扩大了对南亚国家的援助、投资与贸易。 南亚的地缘战略地位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其地处西亚、中亚、东南亚和东部非洲交接点，更重要的是它控扼世界第三大洋——印度洋的海上重要贸易通道。自近代以来印度洋就是域内外大国全球地缘战略的最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晚期至21世纪初，东亚经济及环印度洋地带经济的发展，使得印度洋海运航线和咽喉要道的作用异常突出。 但印度洋也是西方与东方，犹太教、伊斯兰、印度教及儒家多个文化的分界线，沿岸国家与域外大国的地缘政治与战略利益在此重叠，使其充斥着种种复杂的矛盾，导致多样的安全问题与冲突。同时，人口快速增长、贫困化还导致了大量的移民问题与土地承载力严重不足，种族冲突及移民与原住民间冲突的滋生、蔓延，不同宗教组织或同一宗教组织内部的教派之间的排斥、纷争与对立，还有生态环境恶化，经济来源减少，等等，导致国家政治制度效能缺乏或治理能力低下，甚至有的国家陷于失败境地，造成民族及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严重滞后。如今，印度洋区域已经是诸如海上走私、贩毒、军火交易及海盗活动等犯罪活动的聚集之地，加之对海洋资源争夺、占有加剧与生态环境日益恶化，非传统安全问题极为突出。此外，毗邻世界能源富集地區及地缘利益集中度高，东亚经济景气带来的世界主要经济区对其航线的依赖，域外大国的渗透与明争暗斗，这些因素使得印度洋正在迅速呈现为地缘战略、经济、自然资源和环境等各方面问题的一个主要的全球性交叉点。据统计，此区域39%的国家政治处于不稳定及社会经济处于危险状态，37%的国家受海盗及武装冲突影响，53%的国家涉及海上纠纷，31%的国家受暴乱影响，印度洋成为典型的地缘脆弱区域。 至今，印度洋区域内尚没产生一个海上或陆上“霸主”能把它统一为一个地缘政治实体。自近代以来，印度洋事务都是受域外强国影响或主导。21世纪初，虽然印度实力增长强劲，但尚不能改变这一态势。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的美国，依靠其在印度洋上的迭戈加西亚海军基地及周边其他军事基地，迅速填补此地区出现的权力空间。虽然美国迄今未能推行一个连贯的战略来保护其在印度洋的利益或者管理该地区复杂的外交关系，但美国已然将主导印度洋事务列为其全球战略的重要内容。 而对于极度依赖中东与波斯湾能源的日本来说，印度洋自然与其利益攸关。而且，此区域至今无确定权力秩序的状态，加之可以“搭车美国”并可“顺畅”通过东南亚的交通枢纽进入印度洋的优势，给日本这个近代就欲主霸于此的海洋大国以极大想象空间。此外，除了在印度洋具有传统影响的英国、法国与俄罗斯，一些实力正在上升的国家，如印度洋边缘的两个正在上升的强国澳大利亚与南非也更加积极参与进来，施加自己的战略影响，以色列对印度洋的影响也不可小觑;还有欧盟、北约、东盟等国际组织也将印度洋列入其安全战略议程。 既有的事实表明，在21世纪，现今的大国、强国与正在走上强国之途的国家，以及一些拥有实力的国际组织都决心要在印度洋圈占自己的势力范围或确定其地位。与近现代一样，对印度洋的掌控会是大国或强大的国际势力终定其全球竞争力的地缘政治标尺，印度洋地区会因大国或主要国际力量的地缘政治对抗或可能引发的冲突而导致其安全形势更加紧张或动荡。21世纪的印度洋区域已然超越了“地区性”，正在加速国际化，甚至越来越具有“全球性”。南亚与印度洋的上述形势，一方面反映出印度自身有限的实力与能力既很难推进自己的“印太战略”由概念转化为现实的进程，也不能阻止、排斥域外大国和势力干涉南亚国家的内部事务，限制域外大国海军在印度洋上的行动;另一方面表明一些域外大国和势力，尤其是美国为首的西方，并没有给经济稳步增长、拥有了核武器的印度以真正“尊重”，让印度成为他们的“平等伙伴”，也不会容忍印度“主宰”南亚与印度洋事务并向外扩张势力，在国际经济技术市场上仍对印度进行拥挤与限制，“似乎要永远将印度限制在地区大国的位置上”。这些因素都在强化着印度传统的对靠近南亚及印度洋地区的大国敏感与忧惧心理，更担心此区域成为大国与势力的战略竞争或对抗之地。实际上，印度也一直对拥有迭戈加西亚军事基地及在阿富汗保持军事存在的美国保持高度警惕。在此情势下，如果印度完全接受美、日的“印太战略”设想、诉求，不但不会得到自己理想的“地位”，还有可能陷入美、日的“规制”之中，以及增强他们在南亚及印度洋区域的存在与地位，尤其是有助于加速美国主导此区域事务的进程，或引发大国与势力之间的战略竞争、对抗。对于美、日等国“印太战略”谋划中所含有的对印度诸多不利或“有害”的东西，印度不会不清楚。现实及未来印度会继续对域外大国与势力参与或干涉自己南亚地区事务持有很强的“戒备”与排斥心理，不会很快加入某一大国与势力遏制第三方的战略之中。而对于印度洋地区安全事务，印度力求扮演安全“净提供者”角色，打造印度主导的“印度洋海上防务链条”。 印度国内安全问题 由于社会、文化构成多元、多样化，印度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教育普及度低，加之顽固存在的社会等级制度，造成其民族利益、教派利益、地方利益及社会阶层分离或对立交织在一起，深刻影响着印度社会的整合与凝聚力、团结与稳定，冲击着国家的安全、稳定。印度独立后，历经三千多年的种姓制度仅是在法律上被废除，一些政党为了获胜，还不惜代价拉拢和动员社会上的种姓。随着现代化的进程加速，不同种姓之间在政治、经济、社会地位平等方面产生激烈的斗争，种姓之间及种姓内部派别林立，彼此间相互排斥、猜疑、不满和仇杀成为印度社会冲突的一个重要方面，并且越来越多地表现为暴力冲突。种姓矛盾与冲突还常与宗教、民族矛盾互为交织，使得种姓制度成为印度社会众多冲突的根源，成为阻碍印度社会现代化进程的痼疾。 历史上进入印度次大陆的种族众多，使印度次大陆社会存在的宗教文化也极为复杂，不同宗教组织或派别一旦彼此失信或不和，必然会影响社会秩序的稳定与国家安全。在印度的国家政治、社会生活中，各政党之间的政治竞争容易表现为宗教上的冲突，普通民众往往也会因一些生活琐事引发尖锐的宗教矛盾，从而导致教派冲突不断。进入21世纪以来，印度的教派冲突仍在延续。其中，印度教与伊斯兰教两大教派之间的冲突，在发生的频率、规模、伤亡人数以及造成的影响等方面最为突出、典型。此外，印度社会中还存在有印度教与佛教、基督教、锡克教之间的教派冲突。根深蒂固的教派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一直是影响印度社会发展的一颗毒瘤。惨烈的宗教或教派对立与冲突是在“别有用心地残害自己的同胞”，在造成所有印度人的心理都难以安宁的同时，也淡化、削弱了民族与国家认同，加剧了国家内部社会结构的裂变。 再就是极端与民族分离主义也是印度政府难以解决的社会安全问题。受民族、种姓与宗教的影响，缺乏国家认同，使得印度社会的差异性非其他国家能与之相比。国内某个或某些种族、民族、种姓或其他的政治势力还往往利用教派政治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导致极端与民族分离主义众多，并且，印度的民族分离主义多是民族利益、地方利益与教派矛盾或冲突缠结在一起，从宗教因素来看，他们对于西方人的亲和力要大于對印度教教徒和伊斯兰教徒的亲和力，离心倾向进一步加重。由于独立后的印度政府的治理能力弱，在反民族分离主义方面表现出耐心有余、措施不力，没有形成前后连贯的政策、上下一致的合力，使其始终没能解决民族分离主义问题。而且近年来，印度极左翼武装活动又有回升趋势，左翼极端武装也活跃起来，印度602个地方行政区中的185个都受到影响，甚至形成了一个所谓“红色走廊”。印度前总理辛格曾明确表示，极左武装已成为“印度国内安全的最大威胁”。2017年4月，极左翼武装又在恰蒂斯加尔邦向当地警察发动袭击，导致至少25人死亡，6人重伤。与此同时，冷战后的印度又成为恐怖主义活动的对象国，恐怖主义活动越来越频繁，烈度越来越强，印度现已被认为是世界上本土恐怖组织最多的国家。印度内政部的数据显示，印度大大小小的恐怖组织多达数百个。印度已成为各种恐怖主义活动的“试验田”，在被复制到西方之前，新形式的恐怖活动基本上都在印度首次实施。在所谓自由和民主国家中，印度发生的恐怖事件占到了75%。印度前陆军总参谋长V·N·夏尔玛曾指出，印度的最大弱点是内部的不和，它所面临的最危险的威胁更可能来自内部的导致民族、种姓和宗教之间暴力活动与日俱增的政治斗争。在全球化、信息化，以及高度相互依赖的当代国际社会，印度国内安全状况不但造成了诸多社会冲突或暴力活动，形成难以整合、不易团结“统一”的国家形象，而且还成为跨国性的社会因素，国内所发生的种姓、民族与宗教纷争或动乱及反极端与恐怖主义行为往往会影响印度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实际上，极端与宗教恐怖主义暴力活动、民族分离主义运动已经成为印度大国梦背后的一个严重隐患，甚至还有可能导致国家分裂，不但成为拖累印度追求世界性大国地位，推动“印太战略”进程的难题，而且使印度对域外大国与势力染指次大陆与印度洋的战略企图会更为敏感、忧虑，对日本，尤其是对在中亚、印度洋都有极强军事存在的美国的“印太战略”的反应极为谨慎、警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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