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传统“大一统”思想与近代中国国家转型的内在逻辑统一 |
| 范文 | 王健睿 【摘要】中国传统大一统思想作为中华文明千年存续与发展所传承下来的思想体系，对整个中国的历史走向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近代中国国家转型的选择之中，民主共和的政治转型之路逐渐深化为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共和之路，并最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完成了国家的现代化转型。民主共和有利于在近代继续维护大一统;人民当家作主是中国民主共和之路的必然选择;唯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制度，由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近代中国国家转型之路与中国传统大一统想在历史的进程中形成了内在的逻辑统一。 【关键词】大一统思想? 党的领导? 国家转型 【中图分类号】D261.1? ? ? ? ? ? ? ? ? ? ? ?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9.14.008 大一统思想作为中华文明千年存续与发展所传承下来的一种思想体系，不仅包含了地理意义的疆域统一，更包含着中华民族对于整个中国国家政治上的统一、经济与思想文化上的高度发达与统一的强烈的期盼。在中华民族千年历史进程中，大一统思想作为一种历史发展的规定性贯穿始终，对中国的历史走向产生了重要影响。近代以来，不论中国经历何种外来入侵与内部混乱，保证国家完整与统一的观念都烙印在全体中华儿女的心中，不论是哪一个政党、哪一位领导人，都把维系中国的统一，实现统一中国的现代化发展作为自己的政治使命。在中国国家转型的历史进程中，唯有中国共产党凝聚了全体中国人民的力量，带领中华民族取得了反侵略战争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维护了中国的统一与完整并实现了中国的现代化转型。大一统思想的形成及发展 大一统思想作为中华民族千年文明所传承的核心思想，其文字记载最早出现于《春秋·公羊传》之中，“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深刻地反映了周王朝虽然是建立在分封制的基础之上，但在春秋时期，诸侯国一律听命于周天子，形成了一个由天子统辖各个封国的统一国家。孟子对于大一统也有“定于一”的表述，其所谓“定于一”，就是指天下一统的局面。天下一统、政治统一，就会使社会安定、民生发展，进而巩固天下的统一。战国末年，秦国凭借其先进的制度与强大的军事实力横扫六国，一统天下，建立秦王朝，改分封制为郡县制，统一文字、货币、度量衡，建立了以官僚制替代贵族制的秦制，造就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制的国家，以至后世呈现出“百代都行秦政法”的历史局面。 到了西汉王朝汉武帝时期，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实行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为秦制配上以儒家为核心的意识形态系统”，最终创造长达千年的大一统政治统治。自此以后，大一统不仅作为一种地理疆域与政治经济的统一形态，更作为一种厚植于整个中华民族社会、文化等方方面面的意识形态体系，融汇于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之中，对整个中华民族的发展与繁荣产生了持久而深远的影响。 自秦汉以后，中国历史上又出现了两次由“分裂”到“统一”的大的历史进程，分别是从三国魏晋南北朝到隋唐的大一统和从五代十国到辽、宋、金对立再到元、明、清的大一统。这两次历史上的“分裂”与“统一”都在不同程度上推动了多民族的大融合，促进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不断向前发展。与此同时，在这两次历史上的“分裂”与“统一”的过程中，中华民族传统大一统思想在历史进程中不断展现出了其强大的生命力，大一统思想也更加牢固地根植于每个中华儿女的心中。 从整个古代中国和中华民族的发展历史来看，虽历经朝代更迭与统一分裂，中华民族大一统的观念却早已经作为一种歷史规定性融入中华民族的民族血脉，不仅使疆域统一、政治经济的统一成为整个中华民族的共同心愿，更形成了整个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民族形态与兼容并蓄的文化形态，天下“定于一”和“天下大同”“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等中华民族传统观念也早已深入人心。大一统的历史规定性与近代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家转型的逻辑相统一 中华民族传统大一统通思想作为一种历史规定性对近代以来中国的国家转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决定了只有民主共和的政治转型之路才能在近代继续维护国家与民族的大一统，并且最终使中国走上了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共和之路。 民主共和有利于在近代继续维护大一统。清朝末年，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与帝国主义列强的蛮横抢掠使当时的中国陷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整个国家的完整统一难以维系，对政治体制进行转型已经成为当时迫在眉睫的任务。封建中国从当权者到社会知识分子精英都主导推行了不同的政治体制改良方案，如由统治阶级内部发起的洋务运动和由统治阶级外部发起的戊戌变法，其目的都是在维持中国传统封建大一统政治统治的基础之上维护国家的统一与完整，结果都以失败告终。究其原因，与中国千年封建社会所传延的“百代都行秦政法”有直接联系，千年秦制在发展与实践之中不断进行自我完善，特别是选官制度的不断完善，使秦制形成了：制度性、厚植性以及权力在制度化安排下的开放性、精密性、自给性等根植特性，“秦制越走向成熟，越失去其内在的弹性空间，最终成为无法变革的体系”。[1]对秦制本身进行改良从而实现封建中国政治的现代化转型已成为死路，只有彻底推翻封建制度本身才能使中国实现政治现代化转型，并维护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的完整与统一。于是近代中国走向民主共和之路便成为了国家转型的内在要求，最终，辛亥革命的爆发，结束了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政治统治。 辛亥革命后，以袁世凯复辟帝制和以军人专制政权形态呈现出来的军阀混战又使中国陷入了新的混乱之中，究其原因，当时中国的国家现代化转型是从上层建筑也就是政治革命入手的，革命的结果仅仅是国家的上层建筑得到了转型，而整个中国社会还未完全从千年封建体制的阴影中走出，当时的中国缺乏一个能够凝聚社会主体力量也就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组织与意识形态，政治革命后，没有能够很好地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参与到民主共和的政治与社会建设中去，最终导致了新的混乱。 人民当家作主是中国民主共和之路的必然选择。近代中国的转型之路是从政治革命开始的，并希望由政治革命而带动社会革命，其对民主共和的选择并不是由中国社会所内生形成的。因为当时中国社会并不具有西方民族国家向民主共和转型时那样的经济基础与社会基础，同时也就不具有像西方社会那样推动政治现代化转型的强大的资产阶级。对于近代中国的国家转型来说，其并不具备一个内生的强大的决定性力量从国家内部推动整个国家政治向民主共和转型，因此在国家转型的过程中，就需要组织起全社会的主体性力量去推动整个国家的政治转型，而当时中国社会的主体性力量，就是广大的人民群众。伴随着中国封建社会的彻底解体，以广大劳动群众为主体的人民群众成为了中国社会的主体力量，走上了历史的舞台，在中国政治与社会的现代化转型之中，就需要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在尊重中国历史传统的基础之上，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作为社会主体的自觉性，使之成为自觉的主体，凝聚力量，共同推进中国的政治与社会现代化转型。 政党作为民族与阶级的先锋队组织，作为国家转型之中最为自觉的主体，承担了这个历史任务。在推动中国政治向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中，政党只有在始终坚持民主与共和的根本原则基础之上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才能凝聚力量推动整个国家的现代化转型;而实现这些的核心就是要保证广大人民群众作为社会的主体力量，能够完全地掌握整个国家的政治权力，并且通过国家权力的制度性安排，保证广大人民群众的自由与平等。同时，不论是哪个政党提出的何种主义、何种转型方案，始终要尊重中国的国家实际状况与国家历史传统，始终遵循大一统思想对中国国家现代化转型提出的内在要求，也就是民主与统一的有机结合，在国家转型进程中始终维护中国这个多民族古国的完整与统一。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及西方民主模式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做出了自主的选择，提出了能够维护多民族国家统一并唤醒民族意识、凝聚全民力量的主义与纲领，并对中国的现代化转型之路提出了自己的方案，至此，近代中国的国家现代化转型之路正式走上了坚持以人民为主体，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共和之路。 唯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制度。政党只有使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保证人民真正的自由与平等，才能全面凝聚人民的力量，进而不断推动近代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共和之路，并维护中国在现代化转型中的统一与完整。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其所坚持的以人民为本位的国家观与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共和之路是内在统一的。 首先，马克思主义强调人民群众在社会历史变革中的决定性作用，认为人民群众是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者、社会精神财富的创造者、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力量，这使中国共产党清醒地意识到，要想领导中国实现国家现代化转型就必须要凝聚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始终为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而不断奋斗，其对于人民群众的凝聚力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共和之路的基础。 其次，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及其根据中国实际情况本土化过程中产生的方针、政策的指引下，致力于引领中国走向社会主义道路，并最终走向共产主义。共产主义的实现是以人的全面解放为基础的，其需要生产力的极大发展以及现实的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来保证，为此社会主义共和国需要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以及全体人民掌握国家政权的政治形式。马克思曾指出：“公社的伟大措施就是它本身的存在和工作。它所采取的各项具体措施，只能显示出走向属于人民、由人民掌权的政府趋势。”[2]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道路本身与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共和之路是内在统一的。 最后，中国共产党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所施行的不同的方针政策，都是为了在维护中国这个古老的多民族国家内在统一的基础之上，凝聚整个中华民族的力量，从而推动整个国家的现代化转型。如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不同阶段所施行的不同的土地政策，更好地凝聚了当时占中国人民大多数的农民的力量，从而最终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在抗日战争时期，时值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际，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与民族的独立，中国共产党提出了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等一切抗日的力量共同抗日，挽救中国于水火。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新中国即将成立之前，毛泽东对中国即将走上的人民当家作主的共和民主之路也就是人民民主专政进行了充分地论述，“在国内，唤起民众。这就是团结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结成国内的统一战线，并由此发展到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3]这些方针政策无不凝聚了中国人民的力量，并最终带领中国走上了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道路。结语 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是中国共产党奉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传统中国大一统思想内在逻辑统一的必然结果。只有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共和之路才能在近代继续维护大一统，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共和之路，就必须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共和国，“在中国的共和民主中，政党与人民是必须始终共存一体的，政党不能凝聚人民，就不可能成为共和民主的建设和发展力量;反过来，人民不能够借助政党而真正赢得其对国家的主体地位，将国家权力掌握在全体人民手中，共和民主也就失去了生存与发展最关键的基础”。[4]注释 [1]林尚立：《当代中国政治：基础与发展》，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7年，第48～50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95页。 [3]《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72页。 [4]林尚立：《当代中国政治：基础与发展》，第72页。 责 编∕周于琬 Abstract： As a thought system still existing today after thousands of years of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civilization，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great unity thought has exerted an important influence on the historical trend of China as a whole. Among the options for modern China's transformation， the road of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of democratic republic has gradually developed into one where the people are the masters of their own country， and finally completed the modernization transformation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Democratic republic is conducive to continuing to maintain unification in modern times; guarantying peoples position as masters of the country is the inevitable choice of China's democratic republic road; and onl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an lead the Chinese people in realizing the political system that ensures the people are the masters of the country. Thus， modern China's national transformation road led b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China's traditional great unity thought have formed the internal logical consistency in the historical process. Keywords： Great unity thought， the Party's leadership， national transforma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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