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符号学视角下满蒙服饰文化比较研究 |
| 范文 | 高明君 孟庆凯 【摘要】民族服饰文化是中华文化宝库不可缺少的一员。服饰文化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服饰文化的发展与传承预示着民族文化的保持与创新。从符号学理论的角度看，满族尚蓝、尚白，蒙古族以蓝、黑、白为尊，满族与蒙古族在长期的民族融合贯通中，均保持了本民族固有的民族文化，又诞生了具有满蒙融合特色的特有文化。服饰文化发展与民族起源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各民族服饰文化在融合过程中既很好地保持民族自有特色，又能够与其他民族实现有效贯通。满蒙服饰文化识别了各民族的地域特征，识别了各民族的心理特征，象征着各民族的礼仪教化以及体现的身份等级，还预示着未来满族和蒙古族服饰文化的传承基调与变异、流行趋势。 【关键词】 符号学? 满族? 蒙古族? 服饰文化 【中图分类号】G640? ? ? ? ? ? ? ? ? ? ? ? ? ? ?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9.14.011 民族关系的本质就是社会关系，民族文化是指按照民族精神与民族认同形成的约定俗成、不断演化、民间与集体需要共同遵守的风俗文化与生活习惯。服饰文化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服饰文化的发展与传承预示民族文化的保持与创新。笔者以东北及内蒙古地区的满族、蒙古族为研究群体，以满蒙民族文化为研究对象，从满蒙民族的服饰文化着手，应用符号学理论，深入分析了满蒙服饰文化的变迁、传承，从而为民族文化的融合协同提供研究助力。符号学理论 特伦斯·霍克斯认为独立存在的事物与其他事物相联系，且可被解释，其本质功能就是符号。[1]列别津和戈洛温认为符号既借助某种意义实现内在价值，又需要借助外在表现形式呈现这种价值，符号既具有精神外化物质载体的特质，又必须有可以感知的外在形式。[2]巴赫金则认为“符号具有物质性、历史性、社会性、意识性、可解码性、话语性和元语言性”。[3]皮尔斯强调符号包含形体、对象、阐述三个部分。符号形体表征可被外在感知的事物形式;符号对象表征可被感知的事物内容;符號阐述表征符号形体的思想意义，即符号的解释。[4]马大康将人类最初的言语行为与行为语言划分为“原生性符号”，将其他符号称为“次生性符号”，从物质性、规约性、意向性、解释性四个层面归纳了符号特性。[5] 艾柯从来源、产生方式、意义功能三个角度将符号划分为自然符号、人为符号、诗意符号。[6]索绪尔将符号广义地定义为“语言符号”“非语言符号”，认为语言属于人类生产活动中产生的文字语言、口头语言，体现为符号形体与符号对象这两面。[7]皮尔斯根据符号属性将符号划分为性质符号、事实符号、通用符号;根据符号抽象程度将符号划分为图像符号、指示符号、象征符号;根据符号阐述将其划分为词类符号、命题符号、论辩符号。[8]苏珊·朗格从空间上将符号进行多角度延伸，认为符号主要是自然符号与人工符号。自然符号属于人类生活中自然形成的符号，人工符号则是人类加工创造并积极推广的符号，主要包括理智符号、情感符号。[9]因此，符号是从事物中总结归纳的能够表征事物属性、体现事物价值并可被外在感知的一种语言。对符号的认知、发展、改进，将符号的意义从单纯的“形似”表现逐渐推向更高层次的艺术再现。卡西尔强调“人为主体-符号体现-文化创造”的三位一体理论，提出“符号就是人的本性提示”，人就是符号主体和符号功能。[10]作为“后结构主义”符号学理论的代表人物，罗兰·巴尔特在其著作《流行体系》中将服饰划分为意象服饰、书写服饰以及真实服饰三类。符号学视角下满族服饰文化研究 满族服饰的形成与特征。作为三大少数民族之一，满族主要聚居于我国北方省份。按照满族历史，满族服饰文化发展经历了满族先祖与清朝两大时期。 满族服饰在先祖时期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以肃慎人、挹娄人、勿吉人为主的“开蒙时期”，族人先以猪皮或者桦树皮做衣，以猪毛织布，服装以缠绕式为主，多以尺布遮羞。后在初步掌握了纺麻、纺毛技术后，他们开始喜好貂皮，面料选择趋于多元化，族中妇女开始着装布质衣裙。第二阶段为以靺鞨族为主体的“发展时期”，其纺织、服装均出现巨大进步，服饰延续了开蒙时代勿吉人的着装特色，族中妇女喜穿布衣，男子喜穿猪狗皮为原料的皮衣，服饰接近中原地区的样式，为长袍、圆领、腰束革带，足着麻鞋或者靴子。他们同时仿照唐朝构建百官朝服制度，在服饰、颜色、样版等方面借鉴唐朝，但又有别于唐朝。第三阶段为以女真人为主的“大金时期”，织物多以棉、麻、丝为主，男子发式仍沿用前剃后辫的先祖模式，辅以色丝带、宝石珍珠作为发饰。 满族建立清朝入主中原后，为了体现尊卑有别，形成了民间服饰与官定服饰。民间服饰遵循“南衫北袍”，服装以长袍、马褂、马甲、衬衣、套裤为主，配饰以鞋、帽、饰品为主。袍服是满族族人共着服装，旗人所穿袍服就是后世的“旗袍”，基本样式为：紧身窄袖，圆领偏襟，马蹄袖头，四开杈，扣襻固定。服饰面料坚持以冬皮、夏布，以丝、绸、棉、麻、素缎为主。 满族服饰的符号元语言。索绪尔构建了基于“能指”“所指”的二元符号学理论。皮尔斯构建了基于符号形体、符号对象、符号阐述的三元符号学理论。罗兰·巴尔特重在研究服饰的书写语言。基于这些符号学的理论，笔者选用技术性语言作为研究手段，重点研究真实服饰的技术性基本要素，即面料、款式、色彩、图案、工艺等。 从典型款式元语言看，顶戴花翎是满族朝服中最有特色的标志官阶品秩的款式。袍服均遵循紧身窄袖、圆领偏襟、马蹄袖头、下摆四开杈、扣襻固定的基本样式，后来演化出立领、左右开衩或者不开衩的样式。整体而言，窄身紧袖是满足袍服的标志性符号。马褂遵循左、右、后“三开衩”、圆领对襟、短袖袖长到肘部、扣襻固定的基本样式。在官定服饰中，马褂依据衣服长度、色彩纹饰作为职位高低的区别。领衣、披肩领为官定服饰中服袍上单独外加的硬领，连结硬领下的前后长片，春秋两季用料为湖色的缎，夏天为纱，秋冬为皮毛或者绒。马甲遵循立领对襟、长度齐腰、扣襻固定，供各部、各司官员穿着，以皮质为主，后期有棉、麻、丝等面料，辅以异色花纹镶滚装饰。套裤无腰无裆，独立分离的两个裤腿分护两腿，臀部外漏，扎带辅以流苏为装饰。 从典型色彩元语言看，满族崇尚蓝、白二色，象征黑土地的蓝天白云、茫茫林海。从典型面料元语言看，满族服饰面料最常用的是皮裘，满人往往头戴皮帽、身穿皮袄、外罩皮衣、下着皮裤、脚穿皮靴。从典型工艺元语言看，满族服饰多以绣、镶、嵌、滚、盘为主。绣即刺绣，满人刺绣各种图案在袍褂上，民间多托以吉祥祈福之意。镶，则是多以花边、对纹、织带等镶嵌在衣领、袖口、下摆、开衩等处，形成对比的装饰效果。嵌，指在面料之间的夹缝中嵌入布条或者是花边。滚，则指通过丝线包光服饰边缘。盘，主要指盘扣工艺。从典型图案元语言看，满族服饰图案主要分官定服饰图案、民间服饰图案两类。官定服饰图案多以龙、蟒纹饰为主。符号学视角下蒙古族服饰文化研究 蒙古族服饰形成与特征。蒙古族服饰的形成经历了四个时期：第一时期是史前时期，其服饰与满族相似，以尺布遮羞。到了新石器时期，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升，蒙古族人逐渐使用衣服、袖子、开衩袍等服饰。第二时期是战国时期，蒙古族服饰逐渐转向以皮质为主的衣物，如皮袄、皮帽、坎肩、长袍等，服饰特点是以短衣为主，大襟开向反面，并逐步实现与鲜卑、匈奴等族群的融合。第三时期是元朝时期，服饰由原来的等级森严的特色逐渐转变为极具感染力的时代“品牌”，在服装色彩、服装款式、服装面料以及服装配饰等方面进行了更为详细的区分。第四时期是北元及明清时期，此时期蒙古族的服饰文化既最大可能地保留了自己的民族特色，也逐渐与其他民族完成融合。 蒙古袍是蒙古族最具特色的民族符号。蒙古族人春秋着夹袍、夏季着单袍、冬季穿皮制长袍或者棉制长袍。蒙古袍色彩、面料因人而异，款式为长形、右衽，开衩或者是不开衩，领口、袖口、衣襟处配以不同色彩、不同纹饰的镶边，袖子分为马蹄袖、无马蹄袖，与满族服饰相近。此外，扣袢儿既固定蒙古袍，又与镶边、款式相匹配，起到装饰效果，满足人们的审美需求。蒙古袍坎肩分长短、无领无袖，前有裳无衽，后长倍于前，有镶边，分对襟、开襟。其腰带长约3～4米，以丝绸为面料，以红、黄、绿为主色，层层缠绕腰间，配以适宜的镶边，与蒙古袍颜色相匹配，产生色彩鲜明的对比效果。蒙古族女子多缠绕三角状的短腰帶，材质、色彩、款式均与蒙古袍相对比，以达到对女子健美纤细的要求的审美效果。其腰带除满足人们的审美需求，更注重保护人体内脏、防寒保暖。其靴子以皮革、布料、毡子三种材质为主：皮革一般选用牛皮，分涩面牛皮、光面牛皮;靴底分软底、硬底。布料一般选用大绒，配以金丝线绣的精美图案。 蒙古族服饰的元语言。笔者重点通过研究蒙古族服饰的图案、色彩、款式、材料、工艺等技术性基本要素来分析蒙古族服饰的元语言。从典型款式与典型色彩元语言看，阿拉善部落的蒙古袍季节性特征显著，夏有单袍，春秋有夹袍或者薄棉袍，冬有皮袍或厚棉袍;其为长形大襟，高圆角领，右侧扣袢儿，开衩处配以镶边绸缎;男子腰带间挂蒙古刀、褡裢;该部落蒙古族女子蒙古袍无开衩，马蹄袖，未婚妇女系腰带，已婚妇女外穿坎肩，对襟，两侧有衣兜。察哈尔部落的蒙古袍以羊皮为材质，开衩，衣领、衣襟、袖口配以深色镶边;已婚女子穿后开衩坎肩，坎肩前襟有衣兜;该部落的蒙古袍多以紫、黄、红、青为主，已婚女子的蒙古袍多以粉、绿、青为主。从典型的服饰材料元语言看，貂皮、狐皮、鼠皮、狸皮是蒙古族经常选用的服饰材料;猪皮、羊皮、牛皮、狼皮等是蒙古族人应用最为广泛的服饰材料。在征服欧亚大陆的过程中，来自于西亚的绣金锦缎也成为了蒙古族服饰融合后的重要特征。从典型图案元语言看，蒙古族崇尚自然，自认为是苍狼白鹿的后代，因此，图案选取多以花鸟虫兽、吉祥瑞物为主。符号学视角下满蒙服饰文化比较研究 满族服饰尚蓝、尚白，蒙古族服饰以蓝、黑、白为尊，满蒙两族服饰文化在长期民族融合中，既保持了本民族固有的民族文化，又诞生了具满蒙融合特色的服饰文化。 满族服饰色彩明度较高，具有强烈的色彩对比度。满族皇亲国戚的服饰专属享有明黄色，象征其处于等级权力的巅峰;民间服饰则以青色居多。蒙古族服饰讲究色彩比例与色彩排列;蒙古族最早崇尚青、白、红，青色象征蓝蓝的天空，白色象征吉祥与圣洁，红色象征太阳，这三色在蒙古族女性饰品中应用最为广泛。后来，蒙古族服饰在清朝时期受满族服饰文化的影响，转而崇尚蓝、黑、白三色。 满族入关建立清朝后，满族人民服饰材质多以丝、绸、缎、纱为主，配以象征身份地位的顶戴花翎。满族平民百姓服饰多以廉价的纺织物为材质，帽子多以皮质为主，配饰多以金银为主。蒙古族人民的服饰材质则多以动物皮毛为主，后受中原文化的影响，又多以丝、绸、缎、布为主。在这点上，满族与蒙古族相类似。蒙古族帽子多以呢料为主，贵族的帽子配饰多以动物皮毛、银饰为主，平民百姓的帽子配饰则以骨雕手工艺品为主。 满族服饰图案多以萨满图腾为主，龙蟒纹样、花鸟虫兽、几何图案等是满族图案的首选。蒙古族服饰图案多以几何形状、花鸟虫兽、山川树木为主，辅以极具宗教气息的八宝、莲花、铜钱等图案，象征蒙古族人民对自然和生活的热爱。 无论服饰色彩还是服饰材质、服饰图案，满族与蒙古族均具有一定的相似度。这些相似之处不仅将满族与蒙古族紧密联系在一起，还将两个民族在历史长河中的融合痕迹予以保留。从符号学理论的角度看，满蒙服饰文化既识别了各民族的地域特征，也识别了各民族的心理特征;不但象征各民族的礼仪教化以及体现本民族的身份等级，还预示未来满族服饰文化、蒙古族服饰文化的传承基调与变异、流行趋势。结语 民族服饰文化是中华文化宝库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笔者以符号学理论为基本指导，从服饰款式、服饰色彩、服饰面料、服饰工艺等方面，分别对满族服饰文化、蒙古族服饰文化进行了深入探析，并应用符号学理论对满族、蒙古族服饰的文化内涵进行了有效总结，指出了符号学理论对各民族服饰文化的识别与交流的意义。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东北文化与东北绘画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0YJA760034） 注釋 [1][英]特伦斯·霍克斯：《结构主义和符号学》，霍铁鹏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第87页。 [2]王铭玉：《翻译符号学的学科内涵》，《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16年第5期，第1～10、18页。 [3]李京育、吕明臣：《从语言到话语——论巴赫金对索绪尔语言观的批判与继承》，《学习与探索》，2018年第9期，第146～151页。 [4]彭佳、李跃平：《论规约符及其连续性——皮尔斯符号理论中的重要概念》，《中国外语》，2016年第2期，第34～40页。 [5]马大康：《符号、艺术及其解释》，《浙江社会科学》，2018年第11期，第135～144页。 [6]宋伟：《艾柯反对艾柯：阐释的悖论与辩证的阐释》，《文艺争鸣》，2017年第11期，第120～122页。 [7]潘洵：《论索绪尔语言学的任意性原则》，《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第104～111页。 [8]赵星植：《论皮尔斯符号学中的传播学思想》，《国际新闻界》，2017年第6期，第87～104页。 [9]黄应全：《苏珊·朗格的“现代模仿说”：艺术是人类情感的象形符号》，《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第101～110页。 [10]沈国琴：《卡西尔的语言哲学探析》，《外语学刊》，2018年第3期，第1～6页。 责 编∕周于琬 Abstract： National costume culture is an indispensable part of the treasure house of Chinese culture. Costume culture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national culture. The development and inheritance of costume culture indicate the maintenance and innovation of national cul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emiotic theory， the Manchu prefer blue and white， while the Mongolians regard blue， black and white in esteem. In the long-term national integration， the Manchu and the Mongolians both have maintained their own inherent national culture， and also generated the unique culture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anchu-Mongolian integration. The development of costume culture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origin of the nation. In the process of integration， the costume culture of all nationalities not only keeps its own characteristics， but can effectively connect with those of other nationalities. The Manchu-Mongolian costume culture helps to identify the regional and psyc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different nationalities， symbolizes the civilized etiquette of different nationalities and the level of personal status， and also indicates the inheritance keynote， variation and popular trend of the Manchu and Mongolian cultures in the future. Keywords： Semiotics， Manchu， Mongolian， costume cultur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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