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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社会经济地位与主观幸福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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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阳

[摘要] 借助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3年的数据，采用有序Logit模型，本文从地位寻求角度实证分析了我国老年人社会经济地位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结果发现：老年人自评的社会经济地位和社会阶层与主观幸福感显著正相关；经济收入对幸福感的提升作用主要取决于相对经济收入水平，且收入差距扩大不利于提高老年人幸福感；受教育程度和工作对幸福感无显著影响，但城乡间存在差异。从控制变量来看，女性老年人幸福感显著高于男性，身体越健康的老年人幸福感水平越高。

[关键词] 社会经济地位；主观幸福感；社会阶层；相对收入

[中图分类号] C924.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129（2017）01-0107-09

一、引言及文献综述

幸福是人类永恒的价值追求，人民幸福是中国梦的重要内涵之一。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人们的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显著提高，而作为衡量人民生活质量的重要标准，居民主观幸福感成为众多学者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根据2016年《中国经济生活大调查》的国民大数据，大约50.81%的中国居民在2015年感到生活幸福。与此同时，我国早已进入老龄化社会，截至2014年底，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已经达到2.12亿，占总人口的15.5%，使得中国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个老年人口突破2亿的国家。伴随着我国老龄化进程的逐渐加快，如何提高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进而解决老龄化问题给社会带来的种种压力和挑战，已经成为全社会的焦点问题，受到众多学者的广泛关注。

上世纪50年代，国外学者率先开始研究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并逐渐成为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伦理学等领域的重要研究方向，我国对于幸福感的研究起步较晚，大约上世纪80年代才受到国内学者的关注。

收入的高低是居民幸福与否的重要影响因素。关于收入与幸福感的关系，国内外学者已经做了大量研究，但结果却不尽相同，Stevenson 和Wolfers（2008）发现高收入个体的幸福感要高于低收入个体，而且收入的增加也能促进幸福感水平的提升[1]。罗楚亮（2009）根据我国住户调查数据，得出了绝对收入与主观幸福感有显著正相关的关系[2]。而一些學者却得到相反的结果，比较成熟的结论有1974年美国经济学家Easterlin提出的“Easterlin悖论”[3]，他通过研究发现当一个国家变的富有时，其国民的幸福感水平却并未提升，这一结论在美国、英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已经得到验证，国内学者何立新、潘春阳也承认“Easterlin悖论”同样适用于我国[4]。除绝对收入外，幸福感还受相对收入水平的影响，相对收入理论认为人们的攀比心理使得人们总是习惯与周围的人进行比较，幸福感也随着他人收入水平的变化而变化，Ferrer-i-Carbonell（2005）[5]、Easterlin（1995）[6]都强调幸福感主要取决于相对收入而非绝对收入。

此外，大量文献表明收入差距对幸福感也有一定影响，Alesina等（2004）[7]、Graham（2006）[8]、Takashi Oshio（2011）[9]分别对欧洲和美国、拉丁美洲、日本的研究发现收入差距的扩大不利于幸福感水平的提升，张辉（2014）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数据研究发现，相对收入差距的扩大显著影响幸福感的提高，而且低收入个体和农村居民更易受收入差距影响[10]。

社会经济地位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多维变量，是经济水平、受教育程度、职业类型等因素的综合反映。从现有文献来看，大多数学者同意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能够提高主观幸福感这一论断。Chu Xiaoyuan等（2015）通过研究社会支持、社会经济地位对幸福感的关系，得出了社会经济地位对中国居民幸福感有显著正向作用的结论[13]。国内学者曹大宇（2009）基于社会阶层划分的视角，使用WVS微观数据对我国居民社会地位和幸福感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也得出了社会地位越高，其幸福感越高的结论[14]。

受教育程度、工作与幸福感的关系也是学者们研究的重点，但得出的结论却不一致。Catherine和Marieke（1997）研究发现，提高受教育程度能显著提升居民幸福感，这是由于良好的教育能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寻求更稳定的工作，从而促进幸福感提升[15]。Yakovlev和Leguizamon（2012）通过对美国50个州数据的研究，发现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对主观幸福感有较强的正效应[16]。但是，Clark和Oswald（1994）却发现受教育程度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具有显著的负相关，即受教育程度越高，主观幸福感越低，他们的解释是受教育程度越高则对生活的预期也越高，导致现实结果与心理预期差距加大，幸福感就会降低[17]。还有一些学者认为受教育程度和工作对幸福感没有显著关系，雷宏振、章俊（2015）基于社会支持的调节效应，实证研究了社会经济地位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结果发现，幸福感与受教育程度和职业两个指标的相关性并不显著，而与收入水平成明显正相关[18]。

从现有文献来看，学者们将影响幸福感的因素主要归结三类，一是个人或家庭因素，包括收入、教育、职业、财富等，二是社会因素，包括收入差距、社会资本、社会阶层、社会福利等，三是人口学特征，包括年龄、性别、婚姻、政治面貌、户籍类型、健康等。

关于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现有文献大多从健康[19]、收入[20]、社会支持[21]、医疗保险[22]等角度进行研究，很少有学者着眼于老年人社会经济地位和主观幸福感的关系。在老龄化背景下，本文从地位寻求角度，实证研究老年人社会经济地位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重点考察社会阶层、收入（包括绝对收入、相对收入、收入差距）、受教育程度、工作、政治面貌等因素对幸福感的影响，对提高老年人的幸福感感受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

三、数据与变量

（一）数据来源

本文所使用数据是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3年的数据，该数据于2015年1月1日正式发布。该调查是中国人民大学与香港科技大学共同发起的全国性大型社会抽样调查，旨在了解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生活质量、就业状况以及社会态度等。2013年调查的总样本量为11438，其中60岁以上老年人有3176个，删除关键变量缺失值样本，并剔除回答选项为“拒绝回答”“不知道”“不适用”的样本，最终得到有效样本3098个。其中，男性占51.42%，女性占48.58%，城镇居民占40.80%，农村居民占59.20%。

（二）变量选取

1.被解释变量。主观幸福感是指人们依据自定的标准对其生活质量整体的评价（Diener，1984）。在CGSS2013问卷中，被访者被问到：“总的来说，您觉得您的生活是否幸福”，备选选项有“非常不幸福”“比较不幸福”“说不上幸福不幸福”“比较幸福”“非常幸福”，按照这一次序分别赋值1—5分。

2.主要解释变量。社会经济地位是指全面考虑经济条件、受教育程度以及职业等因素后对自己地位综合评判的结果，是多重指标的综合反映。本文选取的社会经济地位变量包括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和客观社会经济地位，主观社会经济地位是被访者自评社会经济地位，在CGSS2013问卷中相关问题为：“与同龄人相比，您本人的社会经济地位是”，选项有“较高”“差不多”“较低”，分别赋值3、2、1分。关于客观社会经济地位，没有统一的衡量标准。根据文献资料，选取社会阶层自评等级变量，共有10个等级，1代表最底层，10代表最顶层，从表1来看，阶层认同变量均值为4.19，说明我国老年人认为其阶层地位处于中等稍微偏下水平。

其次，收入水平是影响社会经济地位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中国人受儒家思想影响，有更强的家庭观念，因此相比个人收入，家庭人均收入是衡量绝对收入水平更合适的指标。相对收入则是与所在地区经济水平的比较，在CGSS2013中相关问题为“您家的家庭经济状况在所在地属于哪一档”，选项有“远低于平均水平”“低于平均水平”“平均水平”“高于平均水平”“远高于平均水平”，分别赋值1—5分，从表中看该变量均值为2.61，说明老年人家庭经济状况总体处于中等偏低水平。

对于收入差距的测量，一般采用基尼系数或泰尔指数，但在CGSS数据库中，同一编码的市县的有效样本数太少，这样计算出来的基尼系数或泰尔指数势必会有很大的偏差，为此本文选用家庭人均收入变异系数（标准差/均值）衡量收入差距。

受教育程度是另一个影响社会经济地位的重要变量，本文选取被访者获得的最高教育程度，整合为5类作为虚拟变量加入模型，以文盲组为参照，从表1中可以看出，学历为文盲、小学或私塾的老年人较多，分别占到30%和35%，说明老年人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此外，工作类型也会影响社会经济地位，进而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针对未退休和退休的老年人，分别选取其当前工作单位的类型和上一份工作单位的类型作为工作变量，分为个体及务农、企业及社会团体、党政及事业单位三种类型，以个体及务农为参照组。最后，对老年人政治面貌进行考察，中共党员赋值为1，其他（包括群众和民主党派）赋值为0，从表1可以发现，拥有党员身份的老年人仅占14%，党员身份的稀缺性，进一步凸显出党员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

控制变量。实证分析一般还需引入控制变量，以消除遗漏变量偏差，本文主要引入人口学特征变量。性别：男性赋值为1，女赋值为0；年龄：连续型变量，即受访者2013年周歲年龄；户口类型：城镇户口取值为1，农村户口取值为0；婚姻：1代表有配偶，0代表无配偶（包括未婚、离婚和丧偶）。此外，国内外很多学者把健康状况作为影响老年人幸福感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本文也将老年人自评健康作为控制变量，从“很不健康”到“很健康”共分为5个等级，分别赋值1—5分，从表1来看，其均值为3.15，说明老年人健康状况整体处于一般水平。

（三）变量的多重共线性检验

对变量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是回归分析建模之前的必要步骤。方差膨胀因子（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VIF）是指解释变量之间存在多重共线性时的方差与不存在多重共线性时的方差之比，VIF越大说明多重共线性问题越严重，一般地，VIF小于10即认为不存在多重共线性。从表2列出的各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来看，各变量的值都远小于10，最大的也只有2.07，尽管它们的平均VIF为1.52，但不明显大于1，因此各变量之间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模型也不存在过度拟合的情况。

四、实证分析

（一）描述统计分析

表3对老年人幸福感水平进行了分类比较。限于篇幅，这里只关注了部分解释变量。为了便于比较分析，对连续型变量重新编码，具体做法是：将社会阶层变量取值为1-3合并为低社会阶层，4-7合并为中等社会阶层，8-10合并为高社会阶层；对于家庭人均收入变量，以上下四分位数为界划分，低于下四分位数为低收入组，高于上四分位数为高收入组，介于上下四位数之间为中等收入组。

从表中可以看出，57.33%左右的老年人认为自己社会经济地位处于中等位置，老年人自评社会经济地位与幸福感呈明显正相关，即认为自己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老年人感到越幸福。从社会阶层来看，超过6成的老年人处于中等社会阶层，而处于高社会阶层的只占到3.39%，并且社会阶层越高的老年人主观幸福感也越高。关于家庭人均收入，高收入组的老年人幸福感最高，中等收入者次之，低收入者最低，这说明较高的绝对收入水平能提升高年人幸福感。就家庭经济状况而言，53.78%的老年人认为自己家庭的收入水平处于平均水平，家庭收入水平低于平均水平的也占到了33.18%，通过比较不同家庭经济状况是幸福感得分，发现家庭经济水平越高的老年人感到越幸福，说明相对收入与幸福感也正相关。就受教育程度而言，拥有小学或私塾学历的老年人最多，占到了34.83%，没有受过任何教育的老年人也占到了30.15%，而只有5.46%的老年人拥有大学及以上学历，反映出我国老年人整体受教育水平偏低。从幸福感得分来看，文盲组的幸福感得分最低，只有3.7323分，而小学组和初中组的老年人幸福感得分比较接近，分别为3.8054分和3.7965分，幸福感最高的为拥有大学及以上学历的老年人，整体来看，拥有较高学历的老年人感到越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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