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融媒体视域下的社区公共领域构建 |
| 范文 | 梁丽 孙荣 作者简介：梁?丽?女（1991-?） 中国浦东干部学院讲师 孙?荣?男（1953-?）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公共管理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摘?要：当下我国城市社区面临着依赖行政力量驱动、社会动员乏力、公共领域衰退等治理难题，“独自打保龄球”已经成为基层社会的普遍现象。融媒体是以联动共融为中心，以用户和服务为基本点的新型媒体形态，可以作为信息化时代社区治理的新工具，助力城市社区塑造公共领域，破解社区共同体困境，为化解社区治理难题带来新契机。基于社区治理的现实需求对融媒体的价值、发展路径和可能存在的偏差进行探讨，能够为社区公共领域构建和现代媒体体系的构建提供理论指导。 关键词：融媒体;公共空间;社区治理 中图分类号：D66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3176（2021）03-085-（8） 引言 “媒体融合”渊源于美国学者普尔·伊契尔·索勒（Pool Ithiel Sola）提出的各种媒体在不断发展过程中呈现出的多功能一体化趋势。在互联网和信息化浪潮的冲击下，“媒体融合”已成为大势所趋。2010年以后，以“两微一端”（微博、微信、新闻客户端）为代表的网络新媒体平台被广泛使用，基层社区通过公众号、微信群、微博等改变了社区公共生活的组织、传播与互动方式，网络媒体以其开放性与低门槛而被视为社区公共参与和协商互动的桥梁。在融媒体迅速扩散的浪潮下，各主流媒体从平台融合、内容融合、功能融合与理念融合等多个方面积极探索媒体融合，相继开通了与电视、广播、报纸相融合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与新闻客户端，甚至部分媒体还创设了手机网和HTML5页面，形成了纸媒、网媒、广播媒体、电视媒体、社交媒体、移动客户端等多种形态融合的新型媒体。北京、上海、山东、广东等地多家主流媒体都以融媒体平台建设为切入点搭建基层信息枢纽，并取得较好的反响。自2018年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对融媒体建设做出重要指示以来，中宣部就要求“2020年底基本实现县级融媒体中心全国全覆盖”，目前绝大多数县级区域已经建成了县级融媒体中心，[1]这些媒体中心逐渐成为县域社会治理的主流舆论阵地、综合服务平台和社区信息枢纽。除了党政机关及人民团体所搭建的政务性新媒体平台，许多基层社区也开通了社区微信公众号或居民微信群，网络媒体的广泛传播对社区治理带来的影响正在迅速“发酵”，预示着融媒体在社区治理过程中的可行性与巨大潜力，开放的媒体形态，有利于改变传统社区治理中的“少数者决策”及居民主体性“稀释”的失衡格局[2]。 目前学界关于融媒体的研究方兴未艾，且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传统媒体的转型与新旧媒体的融合。研究涉及媒体形态融合、媒体机制融合、媒体运作层面的内容交叉与分享、新旧媒体之间的信息共享与功能互补等。二是关于融媒体的内涵、外延与应用价值的探索。学者们基于理论探讨、政策解读和区域性的实践案例分析，对融媒体的科学内涵、建设目标、整体规划进行梳理总结，探讨融媒体在社会治理和传播领域中的开发、应用与技术延伸，如公众的触媒习惯、消费习惯的小众化、媒体行业融合、开发“公民新闻”等。总体看来，学界对融媒体的认识与融媒体的实践进度相似，都处于探索阶段。本文希望以社区公共领域构建为切入点，对融媒体在社区公共领域构建中的价值、建设路径和可能存在的偏差进行系统梳理，以融媒体为新工具破除社区治理难题，为新时代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提供理论指导。 一、当融媒体遇上社区治理 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曾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对公共领域做出界定，认为公共领域是社会生活的一个领域，原则上向所有公民开放。但是，目前城市社区普遍面临着公共参与不足、集体行动困难、公共领域式微的难题。关注公共话题、热心公益事业的人越来越少，人们不愿把闲暇时间用在从事集体行动上，“独自打保龄球”的现象越来越普遍，基层社会的社会资本缺位造成了公民参与减少和公共精神衰退的现象。如何重塑社区公共生活和居民公共精神，如何激活基层社会公共参与，构建低成本可重复使用的公共参与平台已经成为一个时代难题。社区融媒体作为一种新型媒体形态，为社区公共平台搭建、多元主体利益共融和治理共同体构建提供了新的机遇。 1.社区融媒体的时代诠释 用户与服务是融媒体的两个基本点，融媒体通过互联网将报纸、电视、电台等传统媒体与手机客户端、线上媒体网站、微信微博等新媒体相互融合构建了新的媒体形态，不同媒体间的边界逐渐由清晰转向模糊。社区融媒体是融媒体在社区治理中的开发与应用，它将社区传统的平面媒体、视频媒体和新型的网络媒体平台、移动媒体终端等有机结合。随着基层公共空间建设和居民公共参与需求的增强，社区也逐渐构建起协同合作、资源共享、维度多元的现代媒体体系。社区媒体的融合并不是单纯的内容组合，而是多阶段、多层次的媒体融合，具体体现在如下方面。其一，功能互补互融。网络媒体以其及时性、便捷性和传播的广泛性与传统媒体功能互补，内容互融。利用新旧媒体各自的功能与优势，将文字、图片、视频等不同类型的新闻通过电视、广播、微博、官方网站、微信等各类媒体渠道发布，融合和跨越了新旧媒体的边界。其二，技术与平台融合。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和网络平台，凭借互联网发展的技术优势，从共享技术和传播平台上突破新旧媒体的兼容性问题，实现多方媒体的联动和网络平台资源的共享。融媒体以网络媒介为主，纸媒为辅，通过互联网与移动客户端整合信息，以开放式終端推送信息，使得传播更便捷，扩散更高效。其三，价值融合。以用户为中心，以服务为基本点的价值导向是新媒体的最显著特点，媒体融合的发展方向跳出了传统媒体重传播、轻服务、与受众关系疏离等缺陷，在媒体内容、服务方式、平台建设、信息反馈等各个方面更贴近基层生活，具有更强的生命力。 2.融媒体与社区治理难题 随着城市人口的增长和商品房小区的扩展，出现了许多人口过万的大型社区，社区居民的服务需求与利益诉求也愈加多元化、碎片化，现代化城市社区的建设面临着业委会与业主沟通渠道阻塞、集体行动困难、公共参与淡漠、公共服务能力不足等难题。总体可以归结为两个方面：其一，公共领域式微。当下社区公共生活比较缺乏居民可以实时获取信息、协商交流和达成集体行动的实体公共空间，全民上网的背后是体制内信息获取渠道阻塞和公共参与平台的缺失。社区公共领域的构建需要搭建开放的、可重复使用的参与平台，需要基于社会资本的积累与自愿基础上的公共参与，以达到一种多元共治的平衡状态，这种状态下国家权力对社区治理的控制不会过死也不至于放任混乱，而这个平台的构建就需要新旧媒体和互联网的合力构建。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各种社交媒体、移动媒体和自媒体将成为社区公共话题和政策议程提出的重要源头，互联网的传播技术和融媒体平台的联动力量也许是突破社区公共领域构建难题的重要突破口。其二，共同体困境。居民社区公共生活需要依托公共空间，不同参与主体需求在公共环境中对公共事务进行协商、讨论、表决和达成共识。现代化的社区治理需要公民不但懂得维护自身的权益，还要关注公共事务，承担公共责任。培养具有社会责任和公共精神的公民是未来提升基层社会公共生活质量和治理能力的重要内容。但是，目前的基层社区建设普遍是由行政力量主导的，居民之间缺乏沟通与互助，忙碌的工作和频繁的流动使邻里之间处于“陌生人社会”的状态，并在无交集的生活轨迹下一直陌生下去，公共精神和共同体意识的培育显得有心无力。与此同时，“搭便车”现象在公共生活中也普遍存在，部分居民对公共事务不愿投入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在处理公共事务时大多游离在公共议题协商的边缘，不具有实质意义的参与也就损失了公共参与话语中具备的权力。结果是，那些本意为征集民意、协商合作的基层民主协商会议、专题讨论会最后都成了权威主体的独白，而那些积极参与的公民则要付诸更多时间精力来推进公共议题的达成，这种现象进一步抑制了参与者的热情，助长投机者不劳而获的心理，使基层治理越来越难以走出“共同体困境”。 二、社区融媒体的价值探讨：从“独自打保龄球”到公共空间 融媒体为公共参与和意见表达提供了一个虚拟空间，并通过网络投票、主动发起议题、网络留言甚至网络舆情等方式转化为现实的政治过程，为社区居民从“独自打保龄球”走向公共空间提供了平台和条件。英国学者安德鲁·卡巴德斯等人归纳了网络在实现平民主义、重塑公民社会、促进信息沟通、实现服务革新的四重积极影响[3]。媒体融合所提供的线上论坛是一种虚拟的公共参与空间，改变了信息场域的博弈结构，较之传统媒体，互联网增加了民主参与或弱势群体的力量[4]。 1.融媒体引领居民从“独自打保龄球”走向公共空间 融媒体为社区公共领域塑造提供了平台。居民通过融媒体获取信息的过程，也是社区媒体的信息赋权过程，社区融媒体拓宽了信息弱势者的权利实现渠道，使普通居民都能行使相应的知情权和表达权，为社区居民公共参与创造了条件。线上媒体所提供的公共平台对居民而言是一个开放的传播系统，在这个平台上，每个人都可以将自己的想法与他人进行沟通，彼此讨论、协商、妥协并达成共识，从而影响社区公共事务的决策。社区媒体所报道的内容大多涉及居民的日常生活，即使是政治问题也大多关系到民生领域，社区媒体平台顺理成章地成为公共生活的重要场域，社区资源分配、社区公共议题生成、治理方案表决、治理制度的落实都在这个公共空间中由居民协商决定，具有动态性、实时性和重复实践的合法性优势。融媒体也为社区共同体的构建创造了契机。考夫曼（Henry Kaufman）用精诚团结来特指传统社会中公众典型的协作行为，他把精诚团结作为一种非自私的合作性行为，尤其与市场经济中的理性经济人行为相比，作为一種社会行为倾向，它代表着为他人利益而自愿地顺从和牺牲。在这种网络参与中，参与者有共同的价值、共同的精神和情景观，对某一事件的意义有一致性看法，这些安排通过交谈互动从而产生清晰的公众认可的成文或非成文规则，群体的主体意识通过非正式交谈显示出来，这就是社区利益共同体和公共精神的构建。借助社区融媒体推进社区公共领域构建是一个参与式的传播过程，居民的参与精神、参与能力和共同体意识在参与过程中不断得到培育、释放、提升和持续。随着网络新媒体与社区治理的深度融合，网络社区治理将从工具应用上升为居民的生活习惯，再进一步升级为居民对社区形成归属感与认同感的重要平台，通过对生活世界的重建，实现人与人之间进行有效沟通的生活世界，来保证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和谐关系[5]。 2.融媒体创新了基层民主的实现方式 互联网赋予了公众相对独立的网络话语权[6]，网络融媒体为处于基层治理边缘化的居民提供了更多的参与机会，是刺激基层民众参与公共生活，催生基层民主的一剂良药。基层社会公共参与的冷漠很大程度上折射出普通民众在基层治理的代表制下没有参与感、获得感与实现个人价值。公民的权利仅体现在投票和意见箱上，如果可选择的对象有限，那么选票对自身利益的改善效应就更低，居民就越来越失去参与兴趣，并以冷漠的方式进行抗争。改进这种现状的办法就是给予居民更多的话语权和表达空间，话语的民主一定意义上就是真实民主的实现，通过话语表达，让方案制定者倾听到不同利益主体的声音，从而形成能够体现公共利益的政策方案，也使公民在协商沟通中提高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改善社区参与低迷的状态。融媒体在公民自决权和媒介接近权方面的突破性贡献恰恰化解了这一痛点。在公民自决权方面，融媒体搭建起的公共参与平台是低成本的、可重复使用的，为基层公民自决权的实现提供了条件。融媒体在传达信息上更为快捷及时，通过提供网页、微信、微博、移动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社区居民可以实时参与到社区公共事务的处理中，通过互联网或移动网络终端将个人意见自由地表达，行使其知情权、传播权和言论自由。在媒介接近权方面，随着融媒体覆盖范围不断扩散到社区治理的各个方面，社区居民和社会组织都可以做自媒体，都可以通过网络平台发布言论和利益诉求。1967年，美国法学学者巴隆（Jerome A.?Barron）提出了“媒介接近权”（Access to the press），也被称为“接近使用媒体权”，即社会的每一个成员皆应有接近、利用媒介发表意见的自由[7]。居民可以利用新媒体与更多志同道合的民众联动共鸣，将民主普遍关注的利益诉求和热点问题发酵成焦点话题，塑造以居民利益为主导的融媒体话语系统，保障基层民众“媒体接近权”的实现，创新基层民主的实现形式。 3.融媒体提升了公权与私权之间的制衡性 融媒体或许能成为均衡公权与私权的新工具。阿尔文·托夫勒（Alvin Toffler）曾预言，“信息和权力并进并与政治息息相关，随着我们进入信息政治的时代，这种关系会越来越深”。[8]融媒体为居民、社会组织、社区精英等社会力量提供了参与公共事务的网络平台，有共同志趣和利益诉求的公众通过网络平台来建立联系、交换信息、充分讨论并达成共识，这些共识往往以其影响力和舆情的压力进入政策议程，草根群体的呼声被反映到公共政策中，网络参与平台的出现成为不同利益群体博弈和协商的桥梁。利用融媒体平台，居民可以通过在线留言、申请公开、网络信箱、微信微博互动、使用社区服务App等多种方式进行网络问政，行使知情权、监督权和参与权。融媒体以其高效便捷、低成本、低门槛与匿名化促成了广泛的公共讨论和大众参与。政府也借助融媒体及时收集公众诉求，推进信息公开、政策回应和妥善处理大众情绪。融媒体本质上是传播资源的泛社会化和传播权力全民化，公权与私权具有平等的网络话语权和新闻发布权。公共事件可以通过网络将公众诉求推送到政府面前，迫使政府回应公众诉求，网络问政推动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这背后凸显的是大众政治的勃兴[9]。 4.融媒体促进了社区治理的精准化 从总体上看，社区融媒体的开发与应用推动了社区公共领域的构建和公共精神的发展，融媒体视域下的智慧社区生态圈逐渐形成。社区中的居民通过微信公众号、智慧社区App、移动客户端等互联网手段来获取社区公共生活中的热门议题和政策信息、发表意见建议、获取相关服务、参与社区事务等。实践中的基层公共服务的智慧平台与融媒体中心往往是有机结合、共同建设的，如“移动业委会”“掌上社区”等既是一种新型的“云上互动平台”，也是一种媒体信息传播平台。这些平台为居民信息获取、意见表达、交流互动、投票表决、集体行动等参与行为提供了虚拟场域，讨论的内容也涉及社会新闻、焦点事件和国家事务，基层的公共事务和生活性的资讯也得到广泛的关注，推送的话题更贴近社区公共事务，关乎居民利益诉求。同时，基于媒体推送和居民反馈日益积累起来的信息逐渐积累成社区民生数据，利用融媒体集结的数据信息进行分析，可以准确判断社区公共生活动态、居民需求与居民偏好，有效监管和把握基层网络舆情，加快社区治理的精准化和现代化。 三、基于融媒体的社区公共领域构建 “资源通融、内容兼融、宣传互融、利益共融”是融媒体的基本特征。利用融媒体的特点与优势助力社区公共领域的构建，需要从多个层面做出努力。从宏观层面来看，政府应从社会结构与社会关系变革的高度对融媒体的开发应用进行顶层设计，立足于社区治理的现实需求推进社区公共空间的发展，培育起良性互动的政社关系，扮演好网络公共空间建设者、公共议程设置者和社会关系重构引导者的角色。从微观层面来看，社区公共领域的建设需要从平台建设、虚实交互、理念转变与智慧化设计等方面多管齐下，具体可以概括为如下层面： 1.平台支撑：构建立体多样的现代社区媒体体系 2014年8月18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审议通过的《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中指出：“要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在内容、渠道、平台、经营、管理等方面深度融合，着力打造一批形态多样、手段先进、具有竞争力的新型主流媒体，形成立体多样、融合发展的现代传播体系。”[10]可见，现代社区媒体体系的建设也应是新旧媒体互融互通的立体多样形态。基于媒体融合的現代社区媒体体系建设将传统媒体与新型媒体进行有机整合，将传统媒体的新闻采编与信息生成融入并扩散到新媒体传播网络中。将数字化、互动性、实时性和网络化的新媒体优势与以真实性高、传播性广与公信力强为优势的传统媒体相互融合，通过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多种形式，广播电视、报纸与网络推送等多种形态，共同打造现代化的媒体体系。传播性与服务性并举，真实性与实时性共存。同时，现代社区融媒体建设还要加强信息传播的共享与媒介优势的互补。基于资源共享、信息互通的建设理念积极推进传统媒体的现代化转型，开放新闻生产平台，为用户参与新闻生产和信息共享提供机会。结合社区服务思路，重构大众服务导向的新闻传播模式和虚拟化发展思路，在社会焦点事件与国家事务的议题之外，积极开发社区服务、物业管理、社区政策等贴近基层生活的议题，提升信息更新与反馈时效，通过反映社区民意与舆情形成一站式的媒介信息收集平台。 2.虚实交互：推进线上虚拟空间和线下真实社区的衔接融合 主流舆论阵地、综合服务平台和社区信息枢纽是融媒体建设的主要目标，未来社区融媒体的建设需要挖掘融媒体在线上信息交流、电子公示、网络征集意见、微信讨论、基层服务平台构建、智慧推送等方面隐藏的巨大的创新能量，借助融媒体的优势不断克服治理中体制和观念局限。真实社会与虚拟空间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脱节，一方面是由于线上线下信息沟通不畅，另一方面是线上信息的真实性存在争议，需要多管齐下共同推进虚拟空间与真实社区的融合，才能更好发挥融媒体服务平台和信息枢纽的作用。首先，需要加强线上虚拟平台信息发布的真实性审查与规范性建设。线上公共领域的建构，能够及时向居民传播信息、收集居民意见、提升社区参与的实时性和网络化。但是，网络空间中居民价值观与素质的差异化、需求的多元化与建议的碎片化对社区治理提出了新的挑战。对待网络空间的用户意图、传播信息和诉求要仔细研判，开发网络审查与网上投票系统，提升网络参与的规范性，完善网络空间治理的制度体系与规范化建设。其次，完善线下平台的衔接与配合。与线上互动同样重要的是构建线上线下相互融合的治理机制，依托媒体平台与互联网技术搭建“政府+业主组织+物业公司+第三方组织”的协商沟通平台，构建多主体参与的社区共治关系格局。同时，线上线下的融合需要基层政府与社区自治力量的配合，提升议程设定、舆情回应与社会资源配置效率，将虚拟空间的及时性与线下平台的落实能力结合，基于社区公共领域和社区共同体的构建提升社区的整体动员能力。 3.理念革新：以用户为中心的社区媒体服务供给设计 在传统的媒体途径中，传播者的主体地位显而易见，记者、编辑、编导、主持人、播音员等人都有权利决定他们传输信息的方式。[11]媒体和受众之间是一种远距离的传播与被传播的关系。以用户为中心和注重服务两个理念是融媒体的显著特征，也是融媒体超越传统媒体的主要体现。现代化的媒体服务首先要在“受众”和“传播者”之间搭起平等的、紧密的网络沟通平台，把握受众偏好与需求，以双向互动取代单向攫取大众的注意力，通过传播平台的便利性和媒介的公信力优势吸纳更多社区居民关注融媒体平台的信息服务。同时，传统媒体的转型应整合多种媒体资源，为读者提供增值服务，并构建起紧密的互动关系。“以用户为中心”作为价值导向的融媒体发展应以信息技术为支撑，以互联网为平台，实现新旧媒体的深度融合，为社区居民提供更精准更接地气的服务。实践中，在网络媒体、移动媒体的冲击下，整个媒体体系都应顺势进行深刻的转变。一是重视用户信息收集，与受众实时互动，了解受众信息与偏好;二是创新智慧媒介服务，利用大数据技术，对于读者、听众的需求做出精准的趋势性分析[12]。 4.智慧服务：打造社区融媒体的大数据服务中心 利用融媒体提升社区治理的精准化和服务的智能化需要从多方面做出努力。首先，技术支撑。社区融媒体建设要顺应目前网络传播的移动化、实时化与泛社会化趋势，开发实时更新的移动客户端、官方网站、手机App等新形式，运用云服务、云计算与大数据等新技术进行精准分析，以技术创新引领媒体融合与转型升级。其次，内容整合。媒体融合应适应新兴媒体传播特点，创新采编流程，优化信息服务，提供具有吸引力的服务模块。同时，在丰富受众个体数据的基础上，构建大众媒体的大数据服务平台，准确把握受众的偏好与需求。未来的媒体应该是智媒体，具有感知能力，能够提供多方面、多层次、个性化、小众化信息服务[13]。基于融媒体数据库充分利用大数据技术进行需求挖掘，扩大数据体量，提升媒介服务的智能化与精准化。 四、总结与思考 部分官方媒体用户关注度低一定程度上是其服务方式落后于时代变迁的一个缩影，利用媒体融合创新基层社会的信息获取方式和用户活跃度，是提升主流媒体影响力和认同度的重要路径，客观能够促进政府治理权威向网络空间延伸。同时，拥有不同知识、不同利益、不同经历的人，通过追求自己的利益和使用发言权构建公共能量场，从而把人民的注意力集中于一个有限的政策，使政策议程建立成为可能，理解、信任建立、价值共享在这里都可能发生[14]，公共精神和基层治理共同体在这里逐渐形成。但是，融媒体如何在复杂的网络环境中持续地发挥作用而不走样，如何维护公共平台中多元主体的话语权还有许多问题需要深思。 其一，如何应对网络媒体的两面性。网络传播是一把“双刃剑”，传播信息的同时也可能存在放大、扭曲信息的问题，需要审慎对待。融媒体线上平台的开发应用需要克服网络自身的弱点和缺陷。首先，使用网络媒体的参与者良莠不齐，受到群体效应和盲从心理的影响，网民容易被煽动。其次，互联网具有传播快、传播源多、受众广、控制难度大等特点，突发性事件容易在网络上迅速扩散、发酵甚至放大，极大地考验着基层治理的公关能力、应急处突能力和舆论引导能力。最后，媒体平台的技术价值和社会价值之间存在偏差。数据时代媒体通过算法设计和数据分析、断点分析等进行个性化信息推送，投其所好、精准投放。网络平台给居民看的东西都是其本人认同的、信服的和偏爱的，至于是否真实，是否能使受众获益是其背后的算法无法判断的，大数据和技术是不会思考的，这使受众获得的信息与人类的智慧和道德背道而驰，目前这个问题在许多移动媒体终端都普遍存在，需要尽早探讨破解之道。 其二，如何走出网络空间关系构建的困境。基层领导力量与多元主体之间的关系构建一直是社区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与社区治理结构相似，社区网络媒体空间中也存在着合作和信任关系构建的难题。基层虚拟网络空间中各类公益组织、企业和个人都借助互联网进行宣传和表达利益诉求，虚拟空间中也存在竞争、矛盾和冲突，虚假失真信息还常常会误导公众。如果主流媒体无法保持活跃度和影响力，就会在网络空间中被迫边缘化，如何加强官方媒体对网络虚拟空间的覆盖和引领作用是现代媒体体系建设的盲区和薄弱点。新形势下如何有序推进新旧媒体在网络虚拟空间中融合联动，如何提升基层领导力量的影响力和主流媒体的引导能力还需要进一步磨合与探索。 其三，如何構建公共领域多元共治的权力格局。信息和权力并进，融媒体在网络空间构建起多中心的权力关系格局，打破传统媒体对信息和传播权的垄断，拓宽了多元权力主体参与公共事务的活动场域，成为社区治理现代化的“催化剂”。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相互融合的过程也是现实社会与网络空间相融合的过程，现实社会中政府、企业、媒体、社会组织、用户等多元主体合作与博弈同样向网络空间蔓延。但是，与现实的社区治理格局类似，网络空间民众的注意力和精力也是有限和难以持续的，网络空间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向心力不强，而媒体本身并不是用户，无法完全代表公众的利益，网络平台的话语权和注意力也可能被部分活跃的个人或单位所把持，最终可能形成网络空间的寡头现象，大多数居民则被边缘化，造成整体福利受损，融媒体带来的基层民主福利则会被稀释。 其四，如何突破技术困境。在融媒体时代，各类公共网络平台对弥合社会断裂，提高基层治理的精准化与智能化方面作用的显著。但是，互联网技术的迅速发展在客观上也造成了真实社会与虚拟社会、实体大厅与网络平台、技术价值与社会价值等新的社会断裂，对社区治理形成新的冲击。媒体对社区公共领域的构建本身就是通过网络平台的力量为各类群体尤其是弱势群体提供表达诉求的场域，互联网的技术偏差将加剧老年群体和技术弱势群体的边缘化。如何保障技术弱势群体的利益和话语权，避免媒体融合过程中出现“用户”偏差，让信息充分地流动，改变弱势群体在公共治理中的旁观者地位，将是融媒体未来发展的重要议题。 参考文献： [1]郭全中.县级融媒体中心完善的关键点与三种路径[J].新闻与写作，2020（10）：82-86. [2]孙璇.网络新媒体时代社区主体治理的“草根实践”与治理体系构建[J].江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6）：51-56. [3]KAKABADSE A，KAKABADSE N K，KOUZMIN A.?Reinventing the democratic governance project through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 growing agenda for debate[J].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2003：44-57. [4]潘祥辉.去科层化：互联网在中国政治传播中的功能再考察[J].浙江社会科学，2011（1）：36-43. [5]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行为合理化与社会合理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256. [6]陈保中，韩前广.互联网时代公众参与公共政策过程的逻辑进路[J].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8（3）：45-53. [7]罗丹.媒介接近权的历史演化与当代发展——以《迈阿密先驱报》 诉托罗尼案为例[J].?东南传播，2017（11）：55-58. [8]托夫勒.托夫勒著作选[M].辽宁社会科学院新技术革命课题组，编.沈阳：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84：9. [9]李良荣，张盛.互联网与大众政治的勃兴——“新传播革命”研究之一[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2（3）：35-37. [10]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EB/OL].人民网，[2014-08-18].http：//media.people.com.cn/n/2014/0818/c120837-25489622.html？from=groupmessage&isappinstalled=1. [11]龔莉红.交融与突破：融媒体视野下高校宣传工作研究[J].江苏高教，2016（3）：87-89. [12]彭东.“以用户为中心”的媒体融合路径[J].新闻战线，2017（21）：119-121. [13]官建文.媒体·融媒体·智媒体[J].传媒，2015（8）：36-37. [14]福克斯，米勒.后现代公共行政——话语指向[M].楚艳红，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143-144. （责任编辑?董幼鸿） |
| 随便看 |
|
科学优质学术资源、百科知识分享平台，免费提供知识科普、生活经验分享、中外学术论文、各类范文、学术文献、教学资料、学术期刊、会议、报纸、杂志、工具书等各类资源检索、在线阅读和软件app下载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