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试论张之洞对近代禁烟问题的认知 |
| 范文 | 田鸽+荆姣姣 摘 要：对近代禁烟问题，张之洞并非始终如一地主张严禁，他曾表现出不同的思路，并随其身份、职责和任职地点的改变，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分别为山西巡抚任内的严禁、湖广总督任内的“寓禁于征”。但针对士子官弁，他则始终持严禁的态度，从《輶轩语》到《劝学篇》，他将禁烟重点放在士人身上，指出吸食鸦片的危害，引导其勤学以远离嗜好，并制定了具体的禁烟措施。经济利益的纠葛，利权关系的缠绕，使张之洞的禁烟立场，往往难以泾渭分明，而这种态度的游移和措施的多变，可能才是近代鸦片在中国久禁不绝的症结所在。 关键词：张之洞；寓禁于征；以学禁烟 鸦片问题，是近代中国的一大社会问题，各界人士从未放弃革除这一积弊。在解决措施上，方法多样，意见纷纭。在禁烟措施上，是严禁或弛禁，抑或寓征于禁；在禁烟主体上，是禁栽种还是禁吸食，是禁止全体，还是重点治理官员士子，均见仁见智，不一而足。张之洞曾在担任山西巡抚期间采取了严厉禁绝的措施，引起了研究者的关注，如徐志愿、乔小平在《标本兼治真举措，勠力同心祛烟患——试析张之洞的禁烟思想和实践》中，归纳了张之洞任山西巡抚期间的禁毒策略、禁毒方法及禁毒法令。王金香在《张之洞山西禁烟述略》中，认为其采取了切实可行的措施，取得了显著成效。雒春普在《近代山西禁烟运动述略》中，则称“张之洞禁烟功败垂成”，认为禁烟政策在其离任后没有延续性，致使山西再度成为鸦片的重灾区。但学者对其担任的湖广总督时期的“寓征于禁”策略，则关注不多，而对《劝学篇·内篇·去毒》则涉及更少，而后者更能体现张之洞在禁烟问题上的矛盾心态，并可解释近代中国在鸦片问题上久禁不绝的症结，值得深入探讨。 1 担任山西巡抚期间对禁绝鸦片的严正态度 光绪七年，张之洞由内阁学士外放为山西巡抚。在山西巡抚任内，他采取措施严禁鸦片，并取得了显著成效，时人有言“公之抚晋，首以禁种罂粟为务”[1]。 初到山西，張之洞在给其友人张佩纶的书信中，指出山西已经沦为鸦片肆虐重灾区，不仅栽种区域广，“晋民好种罂粟，最盛者二十余厅州县，其余多少不等，几于无县无之。”[2]而且危害大，“旷土伤农，以致亩无栖粮，家无储粟。丁戊奇荒，其祸实中于此。”1吸食者众多，“有嗜好者，四乡十而六，城市十而九，吏、役、兵三种，几乎十而十矣。人人枯瘠，家家晏起。堂堂晋阳，一派阴惨败落气象，有如鬼国”[3]，基于以上原因，他将禁烟作为抚晋的第一要务。 张之洞提出在山西必须禁止种植罂粟，原因有四：其一，罂粟“贼民害稼”，会导致粮食减产，并引起粮价上涨，丁戊奇荒中，“垣曲产烟最多，饿毙者最多。近日种烟之利，以交城为最盛，而粮价亦以交城为最昂”[5]，如果不设法禁绝，再遇灾荒，后果将不堪设想。其二，种植罂粟最耗地力，“晋省山农多，水利少，种植莺粟之功，倍于蔬卉。偶有山溪水浒可资灌溉，悉以归之。莺粟此物，最耗地力，数年之后，更种他谷，亦且不蕃。”[6]岂能用“此区区难得之水利，而养此毒民之物。”[7]其三，大量种植会给吸食带来便利，导致吸食者增加，引起社会问题。“晋省吸烟之癖，官吏士民弁兵胥役以及妇人女子，类皆沾染。大率乡僻居其十之六，城市居十之八。”[8]这样下去，会造成贫者益贫，弱者更弱的严重社会问题。其四，如果内地不能禁绝鸦片，会给反对重征洋烟者提供借口。“洋药税为海关大宗。今日方议重征，借禁外贩，以为坊民正俗之谋，若内地不禁，听其蕃滋，何以关远人之口。”[10]即内地如不实施禁种政策，但对“洋药”重征，会引起外国人不满。 张之洞的禁烟方案是，“先膏腴而后硗确，先腹地而后边厅，责之于乡保，毋徒付之于吏胥。遏之于播种之先，毋徒毁之于扬华之后。力禁庇扰，严定考成，感民以诚，未有不动，虽不能遽绝根株，而少一畦之莺粟，即多一口之余粮矣。”[11]张之洞还下发《札各属禁种罂粟》，责成各府州县认真执行禁种，“禁绝者优奖，不禁者严参”[12]，并附《禁种罂粟章程十条》，一为“得人”，应该选取无吸烟嗜好且有威望的乡绅，令其负责劝谕开导乡民。其二为“先难”，在播种之前，亲自到各地考察，申明禁止，秧苗破土而出时，进行第二次复查，以难办、偏远之地为首要查办对象，起到杀一儆百的效果。其三为“通力”，要求州县交界处由相关官员通力合作，不可因循推诿。其四为“除弊”，即禁止主管官吏“私收亩税”，徇私包庇。其五为“议罚”，凡种植罂粟的田地，立时充公，不论是租种的佃户还是赁地的业户，一同枷责充公，三年之后，如业户悔过再行归还。对于立村规处置的，悉听其便。其六为“悬赏”，对实心任事、劝办有效的乡绅给予奖励，并鼓励揭发检举，如查属实，也给予奖励。其七为“抑强”，对于包庇、抗命的营兵、劣绅等加等治罪，对于极端贫困的小民，也不能因贫穷而留情。不论强弱，禁种罂粟势在必行。其八为“速毁”，对于长出的烟苗，应立即摧毁，不能因循拖延。其九为“用威”，对于顽抗不除之乡，派兵弹压拔除。其十为“化俗”，即由官绅负责根据本地实情，劝百姓改种其他农作物，从实际利益上禁绝罂粟的种植。由此可见，张之洞在禁种罂粟的做法上，主要依靠乡绅和官员，对百姓剿抚兼用，对办事官员奖罚分明，希望通过这些方法实现在山西境内的罂粟种植的禁绝。 同时，他还派员查禁驱逐烟馆[13]、在省城设立禁烟局，为染烟瘾者延医用药，禁绝鸦片之害[14]。为保持政策的延续性，张之洞于光绪九年十二月再向下属下达《札各属严禁再种罂粟并发章程告示》，在罂粟栽种期之前重申禁令，防止“官渐因循，民仍尝试”[15]，要求各属员在第二年的禁种拔除工作中，不得错漏，“以期永绝根除”[16]。 张之洞在山西的禁烟运动，取得了显著效果，“南交北代，一律净绝，其余厅、州、县，南滨黄河，北抵边外，或十去八九，或十去六七，通省多少牵算，实已禁除十分之八。”[17]他信心满满地指出：“果能从此赓续而行，大吏有司，同心竭力，持之不变，三年以后，可期此害永除”[18]。光绪十年，张之洞调离山西，任两广总督。尽管他曾给继任巡抚奎俊写信，指明“罂粟应随时派查”[19]，并建议在一些地区可以酌派兵弁弹压。但山西禁种罂粟的问题，并未得到真正解决。 2 担任湖广总督期间“寓禁于征” 张之洞担任山西巡抚期间，所积累的禁绝鸦片的经验，并未在其担任两广和两湖地方官后加以推广，因为两地均非鸦片种植的主要地区，而且，由于地处交通要道，鸦片税收成为一项重要财政来源，因此，禁绝政策退位，而“寓禁于征”则成为张之洞在鸦片问题上的主要策略。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被迫同意鸦片贸易合法化，允许鸦片纳税进口。这一政策的改变，不仅使鸦片合法化，也大大刺激了国内的罂粟的种植。国内鸦片种植数量激增，对土药征税，便纳入统治者的视野。 光绪七年（1880年），李鸿章奏称以土抵洋，“土药之毒究比洋药为轻，而民财亦不外耗，倘将来洋商无利可图，洋药渐不来华，再增土药税厘益加严禁，尚未为晚”[20]。光绪八年（1881年），左宗棠奏请大幅增加鸦片厘税，以提高价格来减少吸食者数量，“税捐加，则洋药、土烟之价必贵，价贵瘾轻者必戒，瘾重者必减，由减以至断瘾尚可期。”[21] “寓禁于征”政策，成为一种可行方案，据统计，“1887年以后，清廷每年要获得700万两左右的鸦片厘金。”[22] 光绪十年五月，张之洞调任两广总督，此时正值中法战争，在两广总督任期内，张之洞的主要职责是参与和处理这场战争的各项事宜，对于禁毒事业未有关注。光绪十五年，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开始了其长达十七年的督鄂的政治生涯。不同于山西巡抚任内的严禁鸦片，湖广总督任内，张之洞对于鸦片，采取了“寓禁于征”的政策。 这一转变，主要基于以下三点原因。其一，张之洞认为湖北并非鸦片主产区，禁种并非重点，禁止偷税才是重点。“鄂中本非出产之处，近虽宜昌、施南、郧阳等府山僻之处间有种植，为数无多，入鄂之土药以川土为大宗，云、贵、陕、甘各土亦有来者，聚市于汉口、沙市等处”[23]。也就是说湖北省种植罂粟不多，大规模禁种，似无必要。但湖北省为九省通衢，云贵川等地所产鸦片，均经此地转运，因此，整顿过路土药厘金，成为张之洞关注的重点。 其二，光绪十六年，朝廷下旨整顿土药厘税，意在“裨益饷需”、“收回利权”，但其潜在目的在于增加朝廷的财政收入。为保证地方税收，张之洞一方面在湖广范围内对过境土药进行整顿，借以增加税收，另一方面在给朝廷的覆奏中，称整顿效果不佳。他称湖广土药税收减少的原因是巡丁不足，面对为数众多的刁悍之徒，不得不含糊忍让，减折抽取，而未全额收税。加上边界过长，山路崎岖，土药商贩绕路避卡，致使偷漏税现象日益严重，销售日益增多而税收却在减少。他将土药税厘征收分为南、北两局，并在宜昌设土药专局，以湖北候补道吴廷华总理局务，专办土药征收厘税之事。另外令宜昌总兵罗缙绅与吴廷华一道缉拿走私，弹压不法，增加土药厘税。张之洞在给其下属的公文中，也多次提及整顿土药厘税，并制订章程，选派能臣干吏专司此事。 其三，光緒二十五年，张之洞又着手增加土药厘税，并派员实地调查[24]，并于同年十二月二十九上奏朝廷，称宜昌关入不敷出，且湖北财政窘迫，因此“非加征土税，断断无从凑解”。拟即遵照旧章，将土药税加征三成，同时强调下游也应一体加征，才能收到实效[25]。对此，清廷照准。 同时，对于外国干涉中国税则的做法，张之洞也进行了抵制，在给下属的札文中，他强调“土药税则增减，乃中国自为政之事，不必与外洋各国商量”[26]。他提出由外务部出面，与英国人商议“进口洋药折中定额，递年减成，预算立表，咨行各省按额递减，定明官为督熬，商自买卖，如数认销之法”，逐步推进禁毒工作，将减少“洋药”进口与禁止“土药”并行办理，一方面要求与英国交涉，要求其履行《烟台条约》中“于行销洋药之事须有限制约束之意”，逐年减运，另一方面与国内实施勒令烟民减种、禁止开设烟馆、监督熬膏专卖等办法逐步控制“土药”数量，从而达到清除“药土流毒”的效果[27]。 3 以学禁烟：始终如一地严禁士子官弁吸食 对于禁烟问题，张之洞出于地方经济利益和国家利权的角度，曾经从严禁转向弛禁，但对于士子官弁吸食鸦片，张之洞则始终如一地坚持严禁的态度。 在四川学政任上，他在《輶轩语》中有“戒食洋烟”条，劝诫生员远离鸦片。告诫生员“洋烟者伤生耗财，废事损志”[28]，有志之士应远离之，应做到“上遵朝章，下爱生命”[29]。 在山西巡抚任内时，他严禁官员士子吸食。“属官中有嗜好废事者，分别撤任停委，勒限戒断，许令自新。弁勇勒限戒断，不悛者汰黜。学校诸生，由学臣随时董戒”。下发《札藩司通饬官员戒吸鸦片》，劝谕下属远离烟毒，并称“各员可早自为计，如自揣必不能戒者，及早引退，毋待本部院劾罢累累，始叹悔之无及也。”[30] 在《劝学篇》中，他提出具体的禁烟方法，“劝学者，戒烟之药也”，即以学禁烟。 首先，他引用《论语》中“齐之以刑，免而无耻。齐之以礼，有耻且格”[31]的教诲，认为“法所不能治者，名得而治之[32]，抛弃前人的重治吸食与严查海口等办法，主张从教育层面上解决国人吸食鸦片问题。张之洞认为，中国之所以有这么多人耽溺于鸦片中无法自拔，原因在于懒惰，懒惰又源于无事，无事源于无知，无知源于无所见闻，层层推论下来，中国人其实是在精神层面上出了问题，以致于无所事事，而终日卧于烟榻之上吞云吐雾，贻害自身。因此，浸染烟毒，“皆不学之故也”[33]。如果尽开民智，“城乡贵贱无所不学”[34]，就不会有人甘愿移昼作夜，终老于一灯一榻之畔。彼时，即使倡导吸食鸦片，也不会有人甘心如此浪费光阴。换言之，必须通过劝学措施，使士人有事可做，不再懒惰无事而沉溺于吸食鸦片，“劝学者，戒烟之药也。”[35] 其次，他将禁烟的关键，放在社会上层上，主张在解决上层吸食鸦片问题的基础上，依靠其约束各自的家人、下属，从而达到全社会成功禁毒的效果。张之洞的这一禁烟思想，与以前的重治吸食、严防海口等策略相比，具有更强的针对性和可行性。 |
| 随便看 |
|
科学优质学术资源、百科知识分享平台，免费提供知识科普、生活经验分享、中外学术论文、各类范文、学术文献、教学资料、学术期刊、会议、报纸、杂志、工具书等各类资源检索、在线阅读和软件app下载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