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基于文学文化协同伦理的审美生活构想 |
| 范文 | 季婧 摘 要：理查德.罗蒂伦理学思想的核心伦理问题，是以非传统道德的“文化伦理”强化“伦理的审美生活”的道德合理性基础。本文从“文学文化”的核心伦理问题入手，探讨问理查德.罗蒂“文学文化”伦理审美生活建构的价值目标，进而寻找“文学文化”与伦理审美生活空间的建构。 关键词：文学文化；审美生活；审美向度 罗蒂从“文学文化”的视阈提出的通过私人审美生活与公共协同伦理的阐述与建构，是当代西方美学“生活转向”命题实用主义哲学领域中重要的借鉴性资源，其对思想多元背景下的“文学文化”与社会伦理关系的思考具有启示性意义。 1 “文学文化”的核心伦理问题 理查德·罗蒂以道德伦理的角度审视、探查和解析文学文化的审美伦理问题，其根本目的在于凸显文学文化的伦理意蕴或道德价值，并与当代西方美学“生活论转向”命题的相扣，提供一个未来社会“伦理的审美生活”的理想图景。为使得这一图景的构建能够成立，理查德·罗蒂赋予了“文学文化”以多元宽容特征的努力，但这一努力的难点在于，如何将看似合理的“伦理的审美生活”构想转化成一种现实的可能。 在西方哲学体系中，以诗歌为代表的文学和以伦理为代表的道德一直是西方哲学领域中精神世界里高低对立的两极。柏拉图就曾以“败坏道德”为缘由将诗人赶出其《理想国》的城邦。随后的康德等一批启蒙家在赋予了哲学许多新的思想体系后，文学与道德在精神世界上的对立并没有得到和解，在哲学思想体系中文学因被视之为人类精神生活的一种“偶然”，从而形成要么将文学从道德的理性体系中剥离，要么将文学纳入道德的“护佑”与“庇荫”之下的观点。 然而，文学巨大的生命力并没有因此而消亡，而是随着时代的脚步而逐渐发展壮大。随着自上世纪60年代后现代主义成为社会主流理论，传统伦理学自以为是式的傲慢被人们逐渐舍弃，与时同时，文学的重要性及其精神价值却成为备用广泛关注的重要内容，并为之产生了大量的理论成果，其中就有著名的理查德·罗蒂的“伦理的审美生活”学思想。 理查德·罗蒂在伦理学思想的美学向度中，将“文学文化”推向了社会文化的核心位置，试图用非传统道德的文学来喻指一种反传统道德的伦理观。在他的理论中，出于对文学是人类道德现象内在韵律的理解，认为文学不是道德现象之外的某种异物，恰恰相反，文学的奇趣和蓄意为个体道德提供了相应行为的依据，在具体表现时具有“隐喻”、“想象”、“自由”三个属性。 “隐喻”这一具有深厚修饰作用的文学修饰手段，其伦理意蕴的重要维度向为理查德·罗蒂所欣赏，认为“由于“任何外在于语言的东西都不能成为认识的基础”，“并不存在任何超越语词的永恒真理”，因此哲学自身也就必然蕴含着文学隐喻的因素：“今天字面儿的客观真理不过是昨天的隐喻的尸体”。并强调指出：人类道德本质的来源，实际上是来自于用不同的词语对道德所进行描述的历史，而人类道德来源于词语描述的基本特征，所表现出来的是将某种描述经过社会的本义化过程从而固化成为某种良知或者是崇高的道德理想的道德之源。 理查德·羅蒂对于文学想象与道德之间的关系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认为由于道德是“一项增进对越来越多的人和事的反应能力的事情”，所以“它是通过发展更丰富、更生动的想象力而获得的”。基于此，文化事件流变的过程就使人类想象力得以无限拓展，从而保全了每个人捍卫道德选择权力的公共性即保全了道德选择灵活、富有弹性的内在善性。人们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捍卫道德选择权力的公共性，道德的内在善性就能够得到多大程度的保全，从而避免绝对权威意义上道德“终极语汇”的束缚。而为了保证人们道德领域想象力的不枯竭，就要从各种形式的文学中获得想象力，以增强对道德的敏感及选择的能力，只有这样，一旦伦理大厦坍塌后，人们就可以通过文学的想象力，挽救道德领域得以继续存在的想象空间，并从而引导人们新的道德行为和操守。 理查德·罗蒂一方面赞赏通过制定适当的规则帮助我们成长并使我们的行动变得更自由的这一西方现代伦理学的政治诉求，但同时理查德·罗蒂也敏锐地觉查到，由于道德语言的独断性质，使得以其为主导的社会生活往往非但没有达到现代伦理的政治诉求，反而与之现代伦理政治诉求相背离。因此，罗蒂将目光移向文学，通过他对文学词汇任意创造和论述的多样性而更具语言使用的自由性的深刻认识，提出应该赋予文学以改善道德语言、进而促成个体自由的崇高使命。指出，只有在以文学为主导的社会里，人们才可以像写小说一样自由地叙述自己的生活，并始终保持打破道德语言独断专行的权利，从而文学作为个体自由的必要条件，能够给人类道德进步提供了一个更为可观的文化选择。 2 伦理审美生活建构的价值目标 理查德·罗蒂“文学文化”的伦理意蕴还表现在蕴含伦理审美生活建构的价值中。道德的伦理价值目标决定了道德具有一定的社会伦理价值取向和导向，没有道德价值目标引领的伦理的审美活动的建构由于缺乏道德和理性支撑容易陷入盲目的盲区。之于伦理价值目标是建构伦理审美生活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使得文学与道德现象内在的关联性在理查德·罗蒂的伦理观呈现出一种对 “伦理的审美生活”的不懈追求，正如理查德·罗蒂自己所指出的，在超越了传统的宗教与道德之后，我们必须为现代伦理的政治诉求提供新的构想，而在此构想中， “除了审美化的伦理，似乎没有可以替代前两者的力量”，也正是基于此，理查德·罗蒂力求使以“文学文化”所代表的审美原则与伦理原则相互贯通，并由此赋予审美以伦理的功能，而这样做所引发的结果就是作为关心道德伦理问题的思想者，理查德·罗蒂特别注重建构和确立“文学文化”与伦理的审美生活价值目标，倡导为现代伦理的政治诉求提供新的构想。而在此构想中，“除了审美化的伦理，似乎没有可以替代前两者的力量”，也正是基于此，理查德·罗蒂力求使以“文学文化”所代表的审美原则与伦理原则相互贯通，并由此赋予审美以伦理的功能。这样的结果便是，通常由伦理来决定的生活领域转由审美来决定，对理性伦理的解构最终通向审美生活模式的伦理学阐发与建构。 伦理的审美生活建构应该如何建构和确立审美生活的伦理价值目标，该问题不仅涉及“审美生活”这一概念的界定，而且涉及“文学文化”与审美生活之间的伦理关系。 一旦进入生活状态，人类就与生活结成了非常紧密的伦理关系。生活可以对每一个人提出道德义务要求，并赋予他们相应的道德权利，在这种基于伦理的审美生活建构以它对人类活动的二元领域划分逻辑起点的理论之中的理查德·罗蒂认为，人类活动既然包括私人活动与公共活动两种形式，那么与之相对应的，就必然会因之而形成私人话语与公共话语两个目标不同、价值取向迥异的语言系统——前者以自我语言的偶然创制为契机，通过人们想象力的无限拓展和道德选择能力的不断提高，进而建立一种着眼于自我创造与丰富的私人化“审美生活”；后者则以人们在公共活动领域不可避免的“痛苦”为纽带，通过文学的移情作用来提高人们的道德敏感性，進而以造就一种协同伦理的方式来弥补私人化“审美生活”的种种局限，而无论是私人性的还是公共性，都需要借助“文学文化”的基础性作用来完成，这就是理查德·罗蒂所设计的伦理的审美生活范型。笔者认为，私人领域的审美生活阐发和公共领域协同伦理的建构，是构成理查德·罗蒂所设计的伦理的审美生活范型的两个方面。 2.1 私人领域的审美生活阐发 对伦理传统自我观的反思促成了理查德·罗蒂对私人领域的审美生活阐发。他认为，由于道德语言所具有的隐喻性特征，伦理学中的道德语汇并不是道德原则的客观反映，只不过是在特定历史、特殊环境中的一种偶然性的创造，如此，在一个理想的自由社会，对道德语汇来自于偶然性的承认，无疑与私人领域的审美生活所相符合的，因此，人们需要以“对他们道德考量所用的语言，保持一种偶然意识”尊重和维护自我偶然性语言创制的合法性。也就是说，私人生活领域中，生活主体以新语汇取代旧语汇，新的语言经验和持久的自我放大是个体道德实践最有希望的模式，并且以此为基础所发生的以语言的偶然创制为基础的审美化的自我创造、丰富和扩展的自然演变具有合理性。根据这个理论，“诗人”和“讽刺家”都被理查德·罗蒂视为在“文学文化”主导下的审美生活表现突出人格范型： 在理查德·罗蒂关于“文学文化”与伦理道德关系的理论体系中，“诗人”是真正的广泛意义上新字词的创制者和新语言的构成者，诗人能够直面自我偶然性的这一优势，决定了他们不仅是“人类的前卫先锋”，同时，诗人通过诗歌中丰富的隐喻性的自我描述，完成了自我创造和自我生成，成为“自我偶然性”的自觉者——他们不再相信以往的“道德伦理”是民众生活的绝对界定，而是从自我的意识出发，自由地观察、评论和描述事物并以此使道德所提出的问题具有了非预定、非命题性质的答案。从这个意义上说，理查德. 罗蒂认为“十足诗人有意识地需要证明他不是一个复制品或仿造品”，“十足诗人”的价值就在于他们能够以他们之于他们的人格，给世人提供了一个自我创造、自律的参照。 受弗洛伊德“道德心理学”中有关自我论述的影响，理查德. 罗蒂视“讽刺家”（the ironist）为其“文学文化”主导下的审美生活主体的另一种范型。从理查德·罗蒂所精心描绘的“讽刺家”两个“质疑”：一个是对目前使用的“终极词汇”以及对“现有词汇所构做出来的论证”质疑中不难发现，理查德·罗蒂对“讽刺家”从语言层面对各种“终极语汇”的广泛质疑与不确定这一基本特征是十分赞赏的，认为在“讽刺家”不断变化着的语言描述的流变中，以所不断突破对自我的固定观点，在否定所谓语言“终极语汇”的同时实现着自我的丰富与充盈。 2.2 公共领域的协同伦理的建构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理查德·罗蒂对自己所设计的审美生活图景充满期待，但生活于现实社会中的他，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理论命题：出自于个体之间的“偶然性语言”如何以个体身份参与具有公共性质的社会生活，并根据这些条件，按照普遍的自由法则，和公共性的公平与正义相协调。对于这样一个命题，理查德·罗蒂给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借助于实际案例：“一个冗长、优伤而富于情感的故事：‘因为这正是她当时所处的境况——背井离乡，举目无亲，或者‘她或许会成为你的媳妇，或者，‘因为她的妈妈会为她感到伤心”来证明：理性的道德语汇往往无力回答一个具体的、有多种可能的道德问题，从而强调：虽然正义的语汇必然是公共性的，但是，这种公共语汇的根源并非基于某种共通的人性，而是基于人人都会有的由侮辱与残酷带来的痛苦感觉。建立在对人类共有的对痛苦经验的感受，才是最宽广的人类协同，人类共有的遭受痛苦，是公共领域个体道德语汇的相关性的根源。因此，无法与他人共享的私人语汇，却能够成为痛苦感受所形成的人们道德敏感性提升的依赖，构建起“文学痛苦”与个人审美生活彼此之间的关联。在“文学痛苦”中，文学作品及其叙事能够通过对各种痛苦的详细描述，从对于自律、自由的生活追求中分离出必然含带的残酷倾向，由此提高道德敏感性。与此同时，建筑于审美生活基础之上的个人文学语汇，又能够既摆脱对不朽规则的无望探讨，又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个体“审美生活”所带来的残酷倾向，进而通过道德领域的移情性理解，实现公共领域人们道德观念与道德行为上的最大协同。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发现理查德·罗蒂“伦理的审美生活”构想的脉络：一方面是在私人领域强调建立一种以自我创造与丰富为特征的审美生活，这种审美生活的主要关注点在于个体怎样塑造他的生活并使其变得对自身而言更有意义；另一方面，又以人类生活的基础经验“痛苦”为基点来阐述一个公共领域的协同伦理，试图为私人化审美生活提供一个宽松的、包容性的环境，希望通过这样的一种架构来造就一个私人完美与人类协同并行不悖的理想社会。 3 “文学文化”与伦理审美生活建构的空间 从哲学意义上来说，任何一种伦理都需要有具体的空间才能发挥作用。“文学文化”与伦理审美生活建构的意蕴也需要借助于一定的伦理空间来彰显。 理查德·罗蒂本着“文学文化”为先导，将私人审美生活与公共伦理相协同的阐述及建构，不仅涉及文学文化，而且涉及到未来社会“伦理审美生活”的何去何从。 从理查德·罗蒂立意的角度来看，力图通过文学语汇的多样性把自由的现实从传统伦理学的基础主义误区分离出来，并赋予其多元宽容的特征，理查德·罗蒂基于文学文化与伦理审美生活的关系而做出的理论探讨与理论建构，由于文学文化与伦理审美生活所具有内在相同性和一致性，在缺少私人空间的社会语境下，对现代伦理规则下的个体精神的张扬与个体意识的自由无疑是极有裨益的。然而，我们知道，当我们对某一事物进行探讨时，其目的是为了指导实践，倘或某一理论及其建构，缺乏对实践指导的意义，那么这种探讨也就是无意义的。对于理查德·罗蒂的“文学文化”与伦理的审美生活的研讨来说，理查德·罗蒂所要面对的是如何把在理论上看似完整的“伦理的审美生活”构想转化为一种在文学文化指导下的现实可能，从而使“文学文化”与伦理的审美生活建构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纵观理查德·羅蒂的“文学文化”无疑兼有私人性和公共性伦双重维度。虽然为了保证个体审美生活的绝对自由性，理查德·罗蒂试图将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截然区别开来，认为私人式的自我词汇是他人无法享，也不适合于论证的词汇；而正义的语汇则必然是公共的，具有共享性。但以这样的论断来否认私人审美生活与公共领域无涉在实际上是行不通的，就连理查德·罗蒂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公共性作为公共行为伦理的事实维度，其要旨在于人类参与社会的活动必须要纳入由道德伦理诉求、道德政治诉求等构成的社会生活体制框架，公共领域的伦理性是社会伦理的价值维度，公共领域的协同伦理建构恰恰是以各不相同的私人审美生活之间的相关性为前提的，面对私人审美生活与公共领域之间相悖的两难选择，理查德·罗蒂有时又不得承认再者之间虽然不是综合的，但一个无法充分另一个产生影响。 综上所述，实际上理查德·罗蒂理论中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划分所陷入的困境在于，个人行为与公共性的道德伦理的诉求是紧密相关的，无法从本体的层面截然两分，如此也给我们提出了这样的启示：个人领域的私人思想不可能不影响公共行为， 也不可能不为公共行为所影响。因此，“文学文化”与审美生存伦理维度的建构，确实还存在着一个个体成长在“文学文化”审美体验中如何评估至善道德问题的探讨空间。 参考文献 [1]理查德·罗蒂.哲学和自然之镜[M].李幼蒸，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 [2]理查德·罗蒂.后形而上学希望[M].张国清，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 [3]胡春光.理性还是感性——理查德·罗蒂人权思想论析[J].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3 [4]李纲.论理查德·罗蒂的科学理性观[J].理论月刊，2010.8 [5]安佰鸿.理查德·罗蒂的文学文化[J].东岳论丛，2009.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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