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俾斯麦外交活动研究综述 |
| 范文 | 吴奔骁 摘 要：作为外交史和国际关系史中绕不开的人物，俾斯麦及其外交活动一直受到中国大陆研究者的关注。1979年以来，我国的俾斯麦外交活动研究稳步向前，逐渐形成了双边关系、殖民政策和整体研究等三个方向。研究方法上，以文献为基础的传统历史学写作之外，政治学等社会科学也相继投入该领域。近四十年来，我国的俾斯麦外交活动研究，已经走过了初创阶段，取得了一定成果，但总体水平还有待提高。 关键词：俾斯麦；外交；联盟；均势 俾斯麦以外交家知名于世，紧张复杂的外交活动贯穿他的整个政治生涯。以1871年德意志帝国建立为界，俾斯麦的外交活动可分为前后两期。自1862年俾斯麦出任普鲁士首相至1871年德意志帝国成立，是为前期。在此期间，俾斯麦尽可能屏蔽了第三方大国势力的介入，为三次王朝战争创造了有利的国际环境，最终促成了普鲁士霸权和德意志帝国，彻底改变了欧洲的政治版图和各国间的实力对比。1871年至1890年俾斯麦辞职，则为后期。此一时期，俾斯麦在欧洲大国相互博弈之中，逐步建立了以德意志帝国为核心的、极其复杂的大陆联盟体系，并为德意志帝国的海外殖民扩张跨出了有限的第一步。大陆研究者的注意力主要集中于俾斯麦1871年后的外交活动，并沿着双边关系、殖民政策、整体研究三个方向交错推进。 一 双边关系研究 二十世纪八十、九十年代，研究内容聚焦德俄、德奥双边关系或德、奥、俄三角关系，研究视角关注外交活动本身，方法上排比罗列史实，梳理事件与事件之间的演进脉络，实际上是对德俄、德奥双边关系或德奥俄三角关系作定性研究。这一研究范式必然会产生这样一个问题，即在俾斯麦的外交布局中，德俄关系和德奥关系两者，孰轻孰重，谁居于优先地位。受这一模式的牵引，研究者的立场势必会地划分为重俄、重奥或居中调和这三派，或明或暗地形成观点的对立，这种对立既刺激了学术争论，却成为了这一范式难以克服的瓶颈。 重俄派的極端代表当属王鹏飞先生，他于1982年发表《俾斯麦是怎样充当俄国外交奴仆的》，举出了一系列他认为是俾斯麦“迎合”、“讨好”、“拉拢”俄国的行为，俾斯麦组织两次三皇同盟、在两次巴尔干危机当中的行动和《再保险条约》当中对俄国的承诺，都被作者认为全然具有亲俄媚俄的性质。对于俾斯麦联俄政策的效果，作者持鲜明的负面态度，认为其“惟一成就”就是隔离俄法、推迟了俄法的接近或同盟，其轻蔑不屑，溢于言表。1982年，邱凯淇先生发表《俾斯麦外交再论——兼与王鹏飞同志商榷》，提出了与王鹏飞先生截然相反的重奥观点。邱文认为，自普法战争以后，在俾斯麦的外交政策中，德奥关系逐步优先于德俄关系，俾斯麦是从德国自身的需要决定对俄关系，执行的是一种既拉拢又假手他人打击的羁縻政策。邱文进而跳出德、奥、俄三角，概述了德英关系的变化，认为在两大阵营对垒的情况下，俾斯麦均势体系的成败关键在于英国，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规律是造成德国两面受敌，一朝覆亡的根本原因，显示了比王鹏飞先生更为宽广的视野。与王鹏飞先生激烈的论述相比，邱凯淇先生的论证中正平和，有理有据，具有更强的学术生命力。 在这两种针锋对立的观点之外，其他的学者试图搁置非俄即奥的争论，通过更为细致地厘清德俄、德奥关系的演化进程，准确地指出其中的转折关键之处，以解开这一死结。1986年，孙炳辉、贾广民先后发表论文，提出了与王鹏飞、邱凯淇先生不同的观点。孙炳辉先生在其《俾斯麦在东方问题上的“现实政策”》中强调，俾斯麦不过是从德国的自身利益出发，利用“东方问题”对俄、奥两国分而治之，以达到其巩固德意志帝国在中欧的地位的目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孙文提出了一种偏向俾斯麦的“非罪化”观点，认为既不能将俾斯麦成为“非殖民主义者”，也不能将俾斯麦视为破坏欧洲和平的罪人。孙文认为，德国没有卷入东方问题是俾斯麦的明智之举，避免了德国过早地与其他大国发生冲突，为自身争取到了巩固的时间和国际环境，同时德国的调停活动，客观上起了维持东方均势、稳定欧洲局势的作用。贾广民先生在其《也谈德国统一后俾斯麦的外交政策》则开始尝试分段、分期地讨论俾斯麦的外交政策。贾文认为，应将俾斯麦时期的德国外交分为前后两期，前期的主线是联俄联奥，建立“三皇同盟”，后期的主线则是联奥抑俄，德奥同盟，而这一转折始于1875年德法战争危机中俄国反对德国进攻法国，中间经历了东方危机和柏林会议前后的德俄摩擦，以1879年德奥结盟告终。贾文认为俾斯麦的外交是总体失败，局部胜利。总体失败在于，德奥结盟预示着法俄结盟的前景，“德国在未来的战争中必将处于两线作战的困境”。局部胜利在于，俄法在俾斯麦任内未能实现接近。 1993年，邢来顺先生发表了《俾斯麦时期德奥同盟的性质》和《德国的统一与俾斯麦政府对俄政策》两篇论文，则代表了一种更为具体详尽的折中平衡观点，甚至具有很强的修正、颠覆色彩。在《在俾斯麦时期德奥同盟的性质》中，作者认为1879年德奥同盟具有和平防御的性质，是迫于俄国外交和军事压力而采取的防范措施，还是促使俄国重返三皇同盟的外交策略，俾斯麦从未想过要与俄国永久断绝关系，也不允许奥匈帝国将德奥同盟作为向巴尔干扩张的保护伞。在《德国的统一与俾斯麦政府对俄政策》中，作者将俾斯麦政府的对俄政策分为反仆为主、遏制胁从和羁縻笼络三个时期，其核心主旨是使俄国服从德国的外交安排、防止法俄接近、以期孤立法国。至于俾斯麦对俄政策的成效，作者持公开肯定的态度，认为“基本上是成功的”。与之前的论文相比，这两篇论文对德奥、德俄关系作出了清晰明确而又不自相矛盾的定性结论，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研究视角和方法的转向，双边关系研究失去了以往独领风骚的地位，但是在新方法的刺激下，旧题目的写作业呈现出新的气象，“地缘政治”这一术语和概念在分析论证过程广为流行，俾斯麦外交政策审慎自制的观点被普遍接受，具体到单篇论文上则各具特色。以德语能力而言，张翼的《论沙皇俄国在俾斯麦外交体系中的重要性》一文，正文全部用德语撰写，其德语素养在一般研究者中可谓佼佼。在新方法上，靳艳的三篇论文《从地缘战略视角评析俾斯麦的对俄外交政策》、《试析俾斯麦对俄外交的基础》、《俾斯麦对俄政策再评析》文，从地缘政治入手分析俾斯麦的对俄政策，相继将历史、俾斯麦的外交哲学思想等因素纳入讨论的范围，形成了一个逐次上升、完整丰富的研究序列。靳文始终保持鲜明的地缘政治分析色彩，将地理因素视作决定性的因素，并认为基于德国自身的地缘政治特点和俄国在其中的关键地位，俾斯麦奉行了联合俄国的政策以规避可能的战略包围。以新内容论，马龙的《俾斯麦时期的德意关系》以过往为人所忽略的德意关系为切入点，试图重新审视意大利在俾斯麦外交棋局中的地位，这提醒其他研究者，现有的俾斯麦外交政策研究中，还存在许多盲点和死角，有待发掘和清理。 二 俾斯麦殖民政策研究 由于俾斯麦只短时间地推行过大规模的殖民冒险，大陆研究者对俾斯麦殖民政策的关注度并不高。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直接以俾斯麦殖民政策为研究对象的论文仅有5篇，数量上远远无法与俾斯麦欧陆博弈研究相比。尽管研究不是很活跃，但是有限的研究者还是尽可能地搜集材料，展开了有益的探索。 首先以单篇论文形式专门探讨俾斯麦殖民政策的当属陈晓春先生，他于1993年发表了《俾斯麦和德国的早期殖民扩张》，从俾斯麦拒绝殖民政策的原因、推行殖民扩张的动机、殖民扩张的具体措施三个方面全面地探讨了俾斯麦的殖民政策。陈文认为俾斯麦的殖民政策始终是欧洲的形势变化为转移，但是内政因素在推动俾斯麦推行殖民政策上起来很大的作用，并将其分为四点加以论述，分别是经济危机引发了政治社会动荡、社会矛盾加剧和工人运动高涨、急遽膨胀的民族心理和凝聚人心的民族政治以及利用殖民扩张在议会选举中打击反对党。 但是，陈晓春先生的论文发表之后，反应寥寥，未能引发相关问题研究的热潮。邢来顺先生曾于1996年发表《论德国殖民帝国的创立》一文，对推动俾斯麦执行殖民政策的内政、外交原因给出了自己的解释，并简要叙述了俾斯麦在海外猎取殖民地的具体过程。在内政因素上，邢来顺先生追溯了广泛存在于普鲁士官方、民间商人、传教士和探险家之中的殖民传统，强调迅速发展的资本主义对殖民地的需求。在外交因素上，邢来顺先生在陈晓春先生已论及的英国因英法、英俄矛盾而陷于孤立之外，又补充了德国通过复杂的联盟体系巩固了其在欧洲的地位和法德关系缓和这两个有利条件。邢来顺先生的论文虽然为日后的研究者所参考借鉴，却无力扭转俾斯麦殖民政策研究冷落萧条的局面。直到2004年，陈从阳先生发表《俾斯麦非洲殖民原因探析》，才在陈晓春、邢来顺先生已有的基础上，对俾斯麦推行殖民政策的原因作了更为细致的阐述。陈从阳先生论文的最大新意在于加深了对内政因素中经济危机和选举这两点的认识。在经济危机方面，除了开拓市场克服经济危机的论述外，还强调了经济危机改变了德国阶级力量的组合，即重工业资本家和容克贵族结成了新的保护主义联盟。在选举方面，则是梳理了阶级力量重组后德国国内复杂微妙的政治形势，既有政党势力的重新组合、可预见的皇位更迭对俾斯麦的潜在不利，也有俾斯麦自己的应对之策，明晰了1884年帝国议会选举对俾斯麦的重大意义和俾斯麦借殖民政策攻击政敌的缘由。在国际环境上，陈从阳先生延续了邢来顺先生已有的论述。2005年，陈从阳先生又发表了《国外关于俾斯麦海外殖民原因研究撮要》，试着进行一次简单的学术史回顾，为今后的研究提供借鉴和启示。《撮要》分别介绍了国外从外交和内政这两个不同角度研究俾斯麦海外殖民原因的代表人物及其代表观点，梳理了“外交优先”和“内政优先”这两种不同视角在研究活动中的消长升降，随后提出了自己对研究视角的看法，即“外交优先”与“内政优先”并非相互排斥，而是可以相互结合、相得益彰的。 相较陈从阳先生深化俾斯麦殖民政策的原因分析，周丽军先生于2005年发表的《浅析俾斯麦对外海殖民扩张的态度转变及其影响》另辟蹊径，就邢来顺先生对俾斯麦猎取殖民地过程的叙述，进一步加以拓展延伸，详细介绍了俾斯麦指派外交官、探险家前往非洲、建立殖民地的经过，为之后研究俾斯麦时期的殖民政策和殖民活动提供了清晰的时间线索和丰富的人物线索，有助于展开、细化下一步的研究。 三 俾斯麦外交政策的整体研究 与关注细节和具体经过的双边关系研究不同，有关俾斯麦外交政策的整体研究，或站在欧洲格局变动的背景下探讨俾斯麦外交政策对欧洲格局的重塑作用，或贯通俾斯麦的整个外交生涯，归纳概括其外交政策中某些一以贯之的特征和原则。在视角、方法和观点上，这类研究深受欧美国际关系研究的影响，舶来的“地缘政治”、“均势外交”、“现实主义”等术语是其分析论证中必不可少的术语和概念。 这类研究的起步很早，“均势”一词很早就为大陆的俾斯麦外交政策研究所运用。1986，孔庆榛先生在《俾斯麦的均势外交探析》中便使用了“均势”一词，但孔文是围绕俾斯麦分化拉拢欧洲各大国的具体经过展开的，并没有言及俾斯麦纵横捭阖背后欧洲各国势力的消长及其利益动向。 杨国顺先生于1990年发表的《论俾斯麦“大陆政策”外交的客观环境》一文，是较早地真正在全欧格局下分析俾斯麦外交政策的论文。杨文的显著特点，是给出了“大陆政策”和“客观环境”明确定义。在作者文中，“大陆政策”是指俾斯麦把戰略重点放在欧洲大陆，针对欧洲列强包括法、英、俄、奥等国的不同情况和突出矛盾采取不同的策略，建立了一系列旨在使德国占据优势的同盟体系。“客观环境”则是指普法战争后欧洲总的形势和国际关系的基本格局以及德国所处的地理政治位置。全文围绕着这两个概念展开，条分缕析地探讨欧洲各大国不同的利益取向和俾斯麦纵横捭阖、维持欧洲均势的对策，指出俾斯麦如此的目的在于维持欧洲现状、维护德国的安全。杨文对俾斯麦“大陆政策”的总体评价较高，认为是适应德国的实际情况的，但也批评俾斯麦在维持欧洲均势和平的表面下包藏者建立德国霸权的意图，创造了新的不平衡。 1998年，基辛格《大外交》的汉译本出版，其中有关俾斯麦外交政策总体特征及其缺陷的论述，持续地作用于大陆的俾斯麦外交政策研究。《大外交》成为大陆俾斯麦外交政策研究的必备参考书，研究者在论及俾斯麦外交政策的总体特征及其缺陷时，无不带有基辛格论述的影子。由此而言，大陆的俾斯麦外交政策研究在《大外交》的诱导下出现了新的面貌。与此同时，俾斯麦外交政策总体研究也水涨船高，逐步成为了大陆俾斯麦外交政策研究的主流。 王开明和陈勤是这一新浪潮的前导和代表。2002和2003年，王开明和陈勤各自发表了《评德意志的对外战略——从俾斯麦到威廉二世》和《无法维持的平衡——从俾斯麦外交成功到新路线的失败》两文，对比俾斯麦外交政策和威廉二世外交政策，揭示其中的转折变化及其成败得失。两人均认为俾斯麦在德意志统一后奉行审慎克制的外交政策，力图维持对德国有利的欧洲均势。但是在俾斯麦外交的缺陷上，两人的观点却有所差异。王文批评的矛头指向俾斯麦造就的“帝国政制”，认为德国当时非民主的政治体制使外交决策缺乏刚性的制约和监督，为一小部分人掌握的外交决策过分依赖个人能力，人亡政息的危险在威廉二世这位才能平庸的后继者身上得到了印证。相较王文批评火力的集中，陈文的批评更为广泛。陈文同样注意到了德意志帝国政治体制下外交决策的执行依赖于宰相和皇帝间的信任，但是更多地批评了俾斯麦外交对整个欧洲国际关系的不利影响，比如法国成为德国的宿敌，均势外交可以制约却无法解决矛盾，未能建立协调欧洲各国关系的新制度。王文、陈文观点有异，其对比研究背后宏大深远的时间、空间视野却是一致的。2009年，王紫娟发表《英国均势模式与俾斯麦均势之比较》，从时间上的纵向比较扩展到了空间上的横向比较，分析了英国均势模式和俾斯麦均势模式各自的特点和作用。 随后，2006-2008这三年间先后发表了三篇研究俾斯麦总体外交思想和外交政策的硕士学位论文，分别是王存胜的《俾斯麦外交思想析论》、王丁冉的《俾斯麦外交思想研究》、周尚文的《论俾斯麦的外交政策》。前三篇论文在篇幅长短上各不相同，在结构和核心观点上却高度一致。这三篇论文在结构上均是按背景、内涵和评价三个部分逐次展开，核心观点上都不约而同地使用“现实主义”、“强权政治”、“均势外交”和“自制”等词汇归纳概括俾斯麦外交思想和外交政策的特征。《俾斯麦外交思想研究》和《论俾斯麦的外交政策》还强调俾斯麦外交经验的现实意义，认为俾斯麦外交中充分运用外交手段、审慎自制、保有余地等经验对当下的中国外交具有借鉴意义。相较而言，2013年白若萌发表的《俾斯麦外交体系的内在逻辑——兼论对中国和平崛起的启示》，其研究的出发点类似，结构和内容则有所不同。白文抛开了长篇大论的背景分析和面面俱到的特征归纳，“矛盾”一词成为白文的核心和线索。德意志统一以后矛盾重重的外部环境是俾斯麦外交的背景，俾斯麦外交的成功之处在于在以矛盾制衡矛盾，其内在局限性也在于压抑旧矛盾、制造新矛盾。至于俾斯麦外交对中国的启示，白文则总结出更为具体的三点，分为为妥善处理同周边国家的关系、将核心利益控制在亚太地区、处理好与美国的关系。受此影响，2015年姜爰晟在其硕士学问论文《俾斯麦外交模式及其启示》中，利用政治学方法，对俾斯麦的外交模式作了新的解读。姜文把俾斯麦的外交模式归纳为“低姿态、大结盟、绝对孤立、矛盾制衡”，尤其在“矛盾制衡”上更进一步，将俾斯麦的均势模式与梅特涅的均势模式相互比较，提出俾斯麦均势模式与梅特涅均势模式的不同和发展之处，在于改变了梅特涅所奉行的人口、领土均势，改行以“联盟”为基础的结盟均势，将原本并不具备凝聚力的国家强行联系在一起。在对俾斯麦及其外交模式的评价上，姜文着重认为，俾斯麦是外交活动中才能出众的“先知”，但没有担负好“教育家”的职责，没有把自己对国际局势的理解传递给国内各阶层和欧洲社会，容易造成国内舆论、国际舆论的双重误解和误判。 四 结语 俾斯麦外交活动千变万化，但是其以自身实力为依托、以自身利益为旨归的现实主义原则却是一以贯之，始终不变的。这一原则既是俾斯麦外交政策的标志，更是俾斯麦外交政策富于争议性的症结所在，有人认为他一贯地玩弄他国、制造冲突，有人认为他精心地维持均势、竭力地维持和平，两种观点泾渭分明，莫衷一是，大陆研究者概莫能外。纵观三十多年大陆的俾斯麦外交政策研究，从视野和方法来说，国际关系视野下的宏观概括取代了传统历史学下的梳理排比，成为主流。对俾斯麦的评价，也由激愤的道德评价变为功利的现实主义解读，俾斯麦的形象不再是可怜的“俄国外交的奴仆”，而是为了德国的利益、竭力维持欧洲均势和欧洲和平的杰出外交家。但是，不是所有的变化都意味着水平的提升。至少在研究的触角上来说，大陆的俾斯麦外交研究还存在着许多空白，比如说，由于与德国统一研究有所重叠，鲜见有单篇论文专门探讨俾斯麦在王朝战争时期的外交政策，具体事件的研究也很少见。由此可见，俾斯麦外交研究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其水准的提升还任重而道远。 参考文献 [1]亨利·基辛格著 顾淑馨、林添贵译.《大外交》[M].海口：海南印书馆，19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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