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 | 图书中的历史知识性差错探究 |
范文 | 曾朝晖 摘 要:在图书、期刊中的历史性差错比较常见,造成这种现象的影响因素有很多种,笔者就自身工作经验而言,探讨书刊中出现历史性差错的主要原因,并举例进行阐述,以期能够为相关领域的研究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关键词:图书;期刊;历史性差错;原因 当前,图书、期刊中的历史知识性差错比较常见,这是由于这类差错辨认困难,牵涉范围广,而作者写作时又往往不能认真查证核实,有时又错解文意;编校人员在处理书稿时,也由于自身的相关知识的局限,从而对历史知识性差错敏感度不够,又无查证的意识,这些都导致历史类图书差错率高,又难以改观的现状。笔者试从长期工作经验出发,将常见的几类差错列举出来,稍加分析,以期同行共同探讨解决之道。 1 内容理解错误 对古诗文的理解错误在书稿中非常常见,例如李白的诗句:“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其中的“捣衣声”有的书本就解释为妇女洗衣捶衣的声音,这就和原诗意思大相径庭。实际上所谓“捣衣”,就是将制衣的布帛放置砧上,用杵捣平捣软,用来制作冬衣。这是妇女们常在秋收棉花收割后,为远征的丈夫孩子准备冬衣时进行的工作,所以古文常常用“捣衣”来寄托思乡之情。而那种想当然的解释不仅于理不通,而且也会将原诗的意境破坏殆尽。 在我国文化中,很多专有名词及典故都有其长期积累所包含的特指含义,如不了解而望文生义就会闹出笑话,此种类型词语不胜枚举,只略举几例。如“寿以枣梨”专指书刊行世,而不是给枣子梨子,因为古代通常用枣木和梨木制作雕版印刷书籍。于此相关的还有“灾梨祸枣”,是用以批评滥印无用之书的现象。还有‘谢家宝树指的是能光耀门庭的子侄;“七月流火”应释为:农历七月,秋季开始,大火星自西而下;等等。 笔者曾看见一个书稿把《道德经》中的“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写成“天地不仁以万物为雏狗”,这一个字的差别就完全把圣人的意思搞反了,将祭祀用的草扎的狗变成了小狗。如果编校人员也对《道德经》一无所知,就可能对“雏狗”二字无动于衷,成书后就会贻笑大方。 造成我们容易对古文内容理解错误的原因还有:①古文中的通假字非常普遍,如:“说”通“悦”,“见”通“现”,“裁”同“才”,“知”通“智”,“不” 通“否”等等,还有些词古今意思完全不同,如“经济”“自然”“妻子”等等,用今义解释古义自然错误百出。②历史上的纪年与现在纪年的差别会让我们对一些史实记述的年代产生误解。例如秦朝历法以农历十月为开端,在《陈涉世家》中记载的陈胜吴广起义开始于前7月,结束于来年12月,就是说第一年是7月8月9月,第二年是10月11月12月 ,共六个月。不懂历法变迁的人就很容易以为是起义进行了18个月。③对一些词语的定义认识模糊或者是根本搞错。例如在中华书局出版的一本《周易》上就将屯卦的覆卦说成需卦,正确的应为蒙卦;在商务印书馆的《历代辞赋鉴赏辞典》中,将“何异纠纆”写成“何异纤纆”。④用现代的标点符号去给本没有标点的古籍断句标注,如不严谨,也往往容易将文章意思弄错甚至搞反。⑤年代久远造成的错字漏字很容易让人产生歧义或错义。⑥版本不同造成的文字内容的不同。⑦简体字繁体字对应错位造成的理解错误。等等 2 文物常识错误 在有些书里,表现半坡原始农耕时期的图片却与半坡时期毫不搭界;一幅現代画家画的表现战国时废井田开阡陌的图片,却被当成汉砖上的刻画像;把北京周口店发现的1.8万年前的古针说成是“迄今世界上最早的缝纫工具”,而罔顾辽宁还出土了2.5万年前的古针;还有图书写道:“北京猿人可以用火煮兽肉”,但生活在五十万年前的北京猿人哪里来的容器煮兽肉?应该是用火烤肉才对,煮和烤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有教材写道:“半坡人用纺轮制作麻布”,纺轮却如何能制作麻布?只可能是用纺轮纺线,用原始纺织机织麻布。这些文物常识的差错在历史书籍和历史教材中屡见不鲜。 3 历史人名搞混 历史上的人物众多,稍不留神就容易搞混弄错,这主要由于以下几个原因:首先,由于汉字的特点,有很多字同音、形近,加之古人喜欢用较为偏僻的字眼取名,很多字现在都很少出现了,这就造成容易把历史人名弄错。如某历史类图书中提到:(晋)惠帝皇后贾南凤荒淫凶残,是个野心家。但晋朝并没有一个皇后叫“贾南凤”。史书记载:“惠贾皇后讳南风,平阳人也。”显然“凤”应为“风”,因音近、形似而在编排中出现了差错 又如:在“淝水之战”中被打败的前秦皇帝“符坚”常被误作“苻坚”;唐中宗时入藏和亲的金城公主被误作“金成公主”;甚至新中国成立后的国 家领导人也同样被弄错了名字,如:曾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张鼎丛被误作“ 张鼎承”,曾任国家体委副主任的荣高棠常被误写作“荣高堂”。还有些就是想当然地用简化字代替历史人名中的字。如:一本书中写道:蔡京、童贯、王甫、杨戳等人都公开卖官鬻爵……其中,“王甫”就应为“王黼”。“黼”与‘甫同音,但并没有简化为“甫”。类似的情况还有魏徵的“徵”,毕昇的“昇”等。 其次,由于今人不了解古人在名字和称谓上的特殊性也造成了许多差错。古人称谓甚多,除名字外还有字号,同时爵位职务名称、去世后的谥号、原籍或者居住地名等都可以成为他的称谓。如王安石名安石,字介甫,号半山,又被成为王舒公、王荆公、临川先生等等。如此之多的称谓,很容易在翻译古文时搞错,张冠李戴的现象经常出现。如一位资深译者在翻译明朝学者的一篇文章时,就把其中一段丞相王旦不计私怨极力推荐寇准为相的佳话之中王旦的谥号“王文正”写成了王安石的称谓“王文公”,闹了一个大笑话。要知道,寇准被推举为相时,王安石可是还没有出生哪! 以下列举一些容易出错的人名(括号里为正确):颖(颍)考叔、曹父(交)、蠃(嬴)政、刘印(卬)、田纷(蚡)、儿(兒)宽、主父郾(偃)、陈藩(蕃)、崔实(寔)、荀或(彧)、夏侯敦(惇)、柯(轲)比能、温桥(峤)、符(苻)坚、姚弘(泓)、拓拔(跋)珪、王玄莫(谟)、杜(社)仑、徐园(圆)朗、张柬芝(之)、王之焕(涣)、李沁(泌)、浑碱(瑊)、任环(寰)、孟知详(祥)、 赵在理(礼)、李杭(沆)、郭茂清(倩)、陈谊(宜)中、李廷(庭)芝、谢访(枋)得、完颜承辉(晖)、杨维(惟)中、扩廓贴(帖)木儿、李景龙(隆)、方孝儒(孺)、杨琏(涟)。 4 官职名称差错 由于我国历史朝代众多,政权机构不断变化,因此官吏职衔名目繁多,使今人很难将它们清楚地区分辨别开来,这就容易出现错译官名的差错。例如硬把今天政府的官职名称套在古代的官职名称上去,将固定官职名当一般形容词理解,将机构名称当成官名,错拆固定名词等。如黄帝时有个叫羲和的人被分配做占日的工作,于是羲和氏便用来指代中国古代掌管天文历法的官吏。但有的古文今译图书中却将‘羲和之官译为‘宽容大度能够安抚四方的宰相”,显然谬之甚矣。 还如把“布政司”这个明清时期的地方行政机构名称当成“布政使”这个官名:把夏后氏这个专指禹受舜禅而建立的夏王朝的氏称的专用名词分拆译为“夏朝后继位的君主们”,使译文与原文意思大相径庭。 类似的还有:步军校尉与步兵校尉搞混,都督与都护、督军搞混,主簿写成主薄,检点写成点检,虞候写成虞侯等等,等等。 5 误引史籍、误指出处 误引史籍、误指出处在书稿中是层出不穷。例如有书稿标题明明是《南史*刘湛传》,内文却是《宋书*刘湛传》。《南史》《宋书》是不同时代的史学家著的不同的两部史书,而南朝宋的大臣刘湛在两本书中都有传,上述所说的书稿张冠李戴,让人啼笑皆非。 还如一部书稿在引用汉武帝元封元年国家曾征收过500万匹绢的史实时,注明事见《汉书*平准书》。但《汉书》是有志的部分无书的部分的,《史记》才有书的部分而无志的部分,《平准书》恰是《史记》卷三十的篇名,所以这个所注是为大谬。另外不少书稿按照所注明的引文出处去查时却又查不到,这种情况也屡见不鲜。 6 引用古籍不准确 引用古籍不准确 的现象几乎随处可见。如将古文中的汉文数码改为阿拉伯数码,这样做很容易让人对引文的可靠性产生怀疑。同时让近代才传入我国的阿拉伯数字出现在我国的古代典籍之中,这本身就十分滑稽。 还有就是引文文字以讹传讹严重失真,如在《论语*八佾》中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在有的书稿中竟然变成“欲欲乎文哉”,使得这段文字不知所云。又经常有文章写道:孟子曰食色性也。估计孟老夫子要是看到这样的文字胡子都得气歪。实际这句家喻户晓的话是出自《孟子*告子上》,是孟子与告子辩论时,告子为了证明自己的论点时所说的话。 7 史实错误 史实的错误不胜枚举。如有书中写道,“春秋时期被放逐的楚国诗人屈原”,但屈原却是战国时人;有书把“头悬梁,锥刺股”的主人公误由苏秦写成张仪;一书中写道,陈友谅攻占了南昌,事实是陈友谅并未能攻克西吴军苦战坚守下的城池;有书写道,户部郎中刘九皋给朱元璋上了封奏折,而“奏折”之名最早出现于清代顺治朝,明代无“奏折”这种称呼;有书写努尔哈赤于1625年迁都沈阳,改名为盛京,但盛京之名事实为1634年皇太极所改;又有书中说康熙帝提倡推广种牛痘来预防天花,这也违背史实,因为牛痘术是直到18世纪末才由英国医生琴纳发明的;还有书写道蔡元培任校长后广罗人才,各派人物云集京师大学堂,而事实是蔡元培1917年出任校長时,京师大学堂早已改名为国立北京大学五年有余了。 8 注错古地名今地 注错古地名今地的现象也常有。例如有位名家写了一篇介绍范仲淹《岳阳楼记》的文章,在写地名时写道:写这篇《记》的时候,范仲淹不在岳阳,他被贬邓州,即今延安。但据《元丰九域志》载,宋朝时邓州属京西路,即今河南省邓州市,而现在的延安地区宋朝时叫延州,属陕西路。据史料记载,范仲淹曾于庆历三年在延州任职,庆历六年已到任邓州,《岳阳楼记》就是作于邓州任上的。 古地名和古人名的差错出现的缘由很相似,多是由于名字同音或字形近似或名称不断的变迁等原因所造成的。现将容易出错的地名列举如下(主要以清朝地名为例,括号里为正确):江苏海洲(州)、江苏雎(睢)宁县、江苏常州(长洲)县、江苏长州(洲)县、江西永兴(新)县、江西东(乐)平县、江西东(乐)安县、江西太(泰)和县、陕西盛(咸)宁县、直隶漆(滦)州、直隶南(东)光县、直隶清风(丰)县、直隶南官(宫)县、直隶榆林(临榆)县、山东济宁洲(州)、山东滨洲(州)、山东荷(菏)泽县、山西沂(忻)州、山西洚(绛)州、山西苛(岢)岚州、山西宁乡(乡宁)县、山西岗(岚)县、山西倚(猗)氏县、河南漳(彰)德府、河(湖)南祁阳县、湖南保(宝)庆府、湖南林(临)武县、湖南永新(兴)县、河(湖)北通山县、浙江游龙(龙游)县、湖北祟(崇)阳县、四川保守(宁)府、四川纂(綦)江县、四川逢(蓬)溪县、甘肃合(河)州、甘肃泰(秦)州、甘肃西河(和)县、福建(安徽)南陵县、福建福青(清)县、广东肇州(庆)府、广东邵(韶)州府、广东菠萝(博罗)县等。 9 古籍的书名错误 由于我国古代典籍浩如烟海,编校人员不可能一一尽悉,所以很容易将一些书名搞错,尤其以同音或者字形相似的一个字错代了原来正确的字的情况为多。例如(括号里为正确):《三材(才)图会》《怡志棠(堂)诗文集》《南雪(雷)文约》《兵境(镜)类编》《魏郑公练(谏)录》《伯(柏)枧山房诗文集》《凤台祇(祗)谒笔记》《读史方兴(舆)纪要》《殿(段)氏说文注》《监(盐)铁论》《大义觉述(迷)录》《国朝中洲(州)文征》《戚小(少)保年谱》《木种(钟)集》《草(群)经平仪(议)》《鹿州(洲)全集》《墨子问(间)诂》《习苦齐(斋)古文》《长卢监(芦盐)法志》《玉谿山(生)集》《筠轩清闷(閟)录》《泥(妮)古录》、陆楣《西征(征西)纪略》、殷化行《征西(西征)纪略》。这类型的差错有时会导致一字谬之,差之千里。 10 对敬辞谦辞的不熟悉产生的错误 这类错误相较而言少一些,但也不容小觑。由于我国为礼仪之邦,礼节繁琐,但古今礼仪变迁又十分巨大,导致今人对很多古人常用的敬辞谦辞不甚了解,往往凭着主观意向擅自取用,常常使人哭笑不得。如学生向老师自称“愚生”,弟弟向哥哥自称“愚弟”,送书予人却题写“XX惠赠”,我要对别人送我礼物表谢意时却写成“我笑纳了”等等,这些都是十分不适当的。在书稿中,敬谦辞误用不仅会贻笑大方,严重的甚至会引发争端,编校者们不可不防。 11 图像错误 有很多的书内插图甚至封面的图像出现错误。笔者经常看见一套书里边李白和苏东坡的画像为同一张图片,还有的书将荀子画成了孟子的,将曾国藩像用成了李鸿章的,将梁启超当成康有为的,将北洋水师的经远舰当成致远舰的,等等。 12 年代、纪年及人物生卒年月差错 古代有用于纪年的年号,还有指代朝代名称的国号,这就很容易将两者混淆,如明景帝在“土木堡之变”后改年号为“景泰”,就常常被误作改国号为“景泰”。在记述历史事件的时间或人物生卒年代时常有将“公元前”遗漏的错误出现,这样一来,记录就与真实历史相差了几百上千年,谬之远矣! 上述笔者总结的只是当前图书中历史知识性差错的较为典型的十二个方面,实际操作中还有更多其他类型的错误出现,这里就不一一举出。 造成如此多历史知识性差错存在于书稿中的根本原因就在于编校人员或盲从轻信作者,或掉以轻心,或囿于学识,加之古文功底薄弱,历史文物等知识欠乏,在编校一些经典古籍时只注重文从字顺,却对典籍知之了了,又懒于查证等因素综合造成的。而要想有效减少书籍中历史知识类差错,笔者认为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抓起: 1)编校人员要加强自身学习,尽量多读一些古籍经典、历史图书,努力扩充知识面,丰富自身的历史知识及提高文言文阅读水平,这样才能敏锐地发现书中的错误。 2)如果编校人员暂时水平不够,那么就必须养成勤于动手查证的习惯。对于比较明显的差错,编校人员往往都会去查证更改,但对于一些隐藏得很深的不明显错误,就容易麻痹或偷懒而不去查证,导致它们被漏掉。所以看见历史方面的知识点就要时刻绷紧心弦,保持警惕。 我们可以经常利用的各类工具书有《辞海》《中国历史大辞典》《中国历代人名大辞典》《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外历史年表》等。另外还可以充分利用互联网查找,这样可以更快更好也更方便。在利用互联网时要特别注意辨别哪个是权威的网站,哪个更加准确,最好能找到原始出处,不要被一些错误的信息带偏的更远。 总之,编校人员既要博览群书,又要勤于动手,心中要有“不懂就查”的观念,并且要敢于质疑、勤于质疑,认认真真处理书稿,才有可能尽量减少书中的历史知识性差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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