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厚土”小说系列的母题探索 |
| 范文 | 摘 要：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人民文学》《上海文学》和《山西文学》一共发表了李锐的《锄禾》、《合坟》、《秋语》等共计九篇短篇小说，加上后来陆续发表的九篇，“厚土”系列共包括十八个短篇小说。今天，“厚土”以及“行走的群山”系列中所描绘的吕梁山地方色彩已经成了一张李锐的小说名片。但细读李锐精心勾勒的这十几个短篇，却发现小说家的文本意义仍然与评论家们逐渐固定下来的“李锐的吕梁山”印象存在着不小的罅隙。在这其中，地域写作的印象与小说对人类普遍生存问题的追问之间的距离，仍旧解读李锐小说难以回避的茅盾。 关键词：李锐；吕梁山；地域写作 伴随着“厚土”系列一定程度上的经典化，这个名词已成为吕梁山地区在文艺领域内的一个指称。2001年出版的一本关于吕梁地区的摄影集取名为《走进吕梁·厚土》，2016年一本对当代吕梁山区的社会调查报告直接以“厚土”为标题名。从九十年代开始，不乏有评论家将李锐的吕梁山与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作类比，意在使其小说的地域背景成为湘西那样可以归类的文学标签。其后，越来越多的评论家如王尧等将吕梁山视作李锐小说的第一故里。造成此归归类的原因大致可以概括为：一是“厚土”及后来的《无风之树》、《万里无云》中李锐不断将吕梁山区作为小说的写作背景。这片被长久忽视的穷乡僻壤以崭新的文学面貌出现。二是小说中大量晋西南方言土语的应用，使得习惯于阅读“中心语言”的读者产生陌生感，因而加深了对小说地域的印象。三是“厚土”的开始发表时间（1986年）正值文学史所定义的“晋军崛起”这一文学事件的兴起之际，李锐被视作这一作家群体中的先驱，他的小说亦被视作这一文学运动开始的标志之一。但李锐对吕梁山的书写，依然与大家所熟悉的经典文学故乡—如“莫言的高密东北乡”、“苏童的香椿树街”等存在着距离。 与在高密东北乡土生土长的莫言不同，李锐十八岁才第一次进入吕梁山，第一次体会到农民生活的滋味。在《锄禾日当午》中，作者坦言自此对农民的认识从惯常的审美文本上“对劳动人民的同情”和政治上所标榜的“光荣的劳动人民”认知中脱离出来，在六年如一日的生活中体会到“八亿数千万的人，世世代代面朝黄土背朝天实在是一种残忍”。所以，吕梁山系列小说不是李锐对于从小熟悉的生活经验的自然表达，而是对从一种身份到另一种身份，从一种生活状态到另一种生活状态的深刻体悟。在《吕梁山色有无间》中，王德威在地理上将李锐的小说天地归结为“黄土高原上的吕梁山脉”，并由北向南列举出其小说中出现的村落，其中包括：矮人坪、古老峪、五人坪、青石涧等。在“厚土”系列中出现的村落有：古老峪（《古老峪》）、东坡（《同行》）、青石涧（《青石涧》）等。但李锐笔下的农村缺少了特殊性，以上列举的任何一个农村在小说里也很难说构成了完整的乡村社会。这使得读罢厚土系列，读者却发现各个村落之间、每个农民之间显示出惊人的同质，似乎这个村庄里出场的人物，完全可以在另个村庄里登场。在建国前早已经确立的山西作家赵树理“经典农村小说”写作范式中，作者往往描写出一个具体的农村，围绕一个中心事件，表现各种典型个性的农民生活状态。在这些经典的农村小说，不仅建立了一套从村长、村支书、队长到村民的乡村行政单位，而且中心事件发生不同身份或不同个性的农民之间，并以此勾勒出一个丰富的乡村世界。自八十年代起莫言所建立的“高密东北乡”经典文学故乡中，也将表现东北乡特殊的地域色彩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形形色色的人物作为一个重要的创作旨归。但在整个“厚土”系列中，完整的乡村的行政体系不存在了，村支书只出现了一次（《合坟》），多次出现的队长被悬置为权力象征，农民们不同的个性特点也被刻意掩盖，只留下普遍地可以概括起来的特征：对自然、强权、生活习俗的极度忍耐，自欺等。在小说情节选择上，李锐也放弃了对某个具体故事的细致描绘，小说的所有情节被抽象到了吃饭、劳作、性和死亡的基本模式上，据此，小说系列的母题可以被概括为“对极端生活条件下，人的本能与生存意义的追问”。在《秋语》中，这一母题通过两个普通农民于耕作间隙，在老友老五坟前休息的对话中集中地表现了出来：“全一样。活着，是为了种玉茭吃玉茭；死了，是看着别人中了玉茭吃玉茭。”“说的，到底不一样，这一口烟先就抽不上了。”“连玉茭也知道年年结籽粒喱，人活一世活成个绝户，老五真是。”两人在坟前的一段对话，将老五所代表的一群人的生存意义精炼而凄凉地表现出来——人活着与死的区别，仅在于有没有一口饭吃，是否留有子嗣。《送葬》中，李锐描绘了吕梁农村送葬时，杀羊待客的风俗，但并不是为了赋予小说特别的、神秘的、地域文化上的色彩，而写人们对铁勺中羊肉的垂涎，写庙屋里稀里呼噜的吞咽之声，它所传达出的还是穷困的人们对于吃饭的渴望。在相当多的篇目中，李锐展示了各种违背伦理道德的畸形性关系，但他枯涩而平静的语言又使得惊世骇俗的猎奇成分大大减少。因为贫穷，车把式忍受了妻子受辱（《眼石》），畏惧村里对自己与女儿关系的流言，父亲只好匆忙要求女儿出嫁（《古老峪》、惧怕队长的权力，男人忍下了其与妻子的关系（《假婚》），错乱的性关系在小说中成为展现人们无力违抗自然、强权、生活习俗的极端表达形式。除了世世代代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吕梁山的外来人也同样被人性本能所围困。《古老峪》中，当县城里来的知识分子宣读政治文件时，眼前的政治话语消失了，进入他脑中的是昨夜同居一室的女孩赤裸的肉体。 在“厚土”小说中的生活背景上，作者有意放弃了对“文革”场景的描绘，使其“模糊化”。除了“读文件”、“读报纸”等文革典型场景之外，小说的情节都在努力地跨越时间与地域的限制。这些政治运动已然不再是小说叙事中心，甚至对叙事内容不构成推动作用。在建国后的农村小说中，“政治任务”的开展通常成为小说的中心事件。农村生产合作社等一系列政治事件，都曾是赵树理小说的主要内容。其他经典农村小说如《山乡巨变》、《创业史》等，同样以记录政治任务在某农村的具体开展为旨归。但“厚土”中从未出现具体的时间指示，更遑论政治事件了。“知青”这个时间意义过分明确的历史名词，小说中完全没有出现，提及知青时一律用了其他名词代替，如 “学生娃”、“北京娃”等。纵使在抵达吕梁前的1966年，《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已发出，但小说中的各个村庄却显现出过时地平静，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故事依旧是与旧时生活形式一脉相连的，一切都是有关婚丧、吃饭、耕作的故事。许多经典土改小说中所赋予的“土地改革”对于“农民阶级”重要而辉煌的意义被农民一句“没有饸饹面吃”完全消解了。这些在“裤裆”（地名）劳作的人们对吃饱饭的敏感程度，远远大于对任何形式运动的感知。《锄禾》接下来的一段农民与知青的对话，更加耐人寻味：“我说，咱毛主席现在是住的金銮殿吧？”“不住。金銮殿现在是博物馆，谁都能进。”“不住金銮殿，打了天下为了甚？”“为推翻三座大山。”“三座山？……”即使小说所描绘的是标榜“破四旧”的文革期间的劳动场景，但农民对革命的想象依旧是“旧式的、封建的”。革命前（金銮殿）、土改前（地主抵家）和土改后（队长），三个被历史与文学史严格区分的历史阶段，被农民们用一以贯之的“大人物打天下，小人物有口饭吃”的生存理念模糊了边界，政治运动的意义性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解构。 结语 《厚土》所有小说中所贯穿的根本的农民思想观念是求生，它抛弃了所有形而上的价值追求意义，被牢牢固定在生存与生殖的维度上。作者对于农民生活常态的书写，显然超越了小说文本所描写的“文革”背景，而将其表现为一种持久地、不变地、甚至永恒的生存理念。即使中国各地的各项政治运动如火如荼，吕梁山各个村庄也打倒了地主，分派了生产队长，但农民的心态并没有与各项政治运动所追求的“改造农民”的政策对接起来。正是在对历时的政治革命事件解构的基础上，李锐完成了对农民永恒而枯燥的生命主题探索。 参考文献 [1]李锐.厚土[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16. [2]李锐. 锄禾日当午及其他[J].当代作家评论，1987（4）. [3]王德威.当代小说二十家[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 [4]王尧.李锐论[J].文学评论，2004（1）. 注释 1.王德威：《吕梁山色有无间》，《当代小说二十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176頁。 作者简介 岳维婷（1994.3-），女，山西运城，山西大学文学院，2016级硕士，中国现当代文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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