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构建与文化扶贫 |
| 范文 | 周莉 摘 要：少数民族特色村寨是文化扶贫的空间载体，民族文化是文化扶贫的资本，而实现村民的精准脱贫是文化扶贫的落脚点，它既是建设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重要目标，也是活态传承民族文化的物质基础。没有村寨及村民的精准脱贫，文化传承得不到村寨群众的支持。文化扶贫应当重视少数民族的主体性，激发他们的内生动力，从而释放少数民族群众与生俱来的文化人力资本。 关键词：少数民族特色村寨；文化整体；主体性；文化扶贫 1 引言 贫困问题一直是制约我国发展的重大问题。为了进一步做好民族工作，贯彻落实全国各族共同团结、共同繁荣和发展的民族政策，保护民族文化的传承，2009 年，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启动了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建设工程。笔者调研的台江县方召镇反排寨、交汪村，老屯乡长滩村等民族村寨于2016年被国家民委命名为“第二批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从传统的村落到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建设，其核心在于“保护和发展”，一方面我们要对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及其民族文化进行保护，另外一方面要实现村寨及民族文化要素化，不仅要实现村民的脱贫致富，更要实现民族文化的代际传承。 当前在为数不多的以特色村寨为载体的文化扶贫研究中，李军从文化保护与精准扶贫的内在关联、特色村寨的贫困类型，以及精准扶贫转向等方面对特色村寨精准扶贫进行了深入分析和再思考；[1]李忠斌在研究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建设中的文化扶贫时，对其价值意义和内部机理进行了分析，并列出了可供选择的文化扶贫路径。[2]这些研究为少数民族特色村寨文化扶贫精准脱贫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切入口，但稍显不足的是，他们都忽略了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建构的过程性研究，以及对少数民族在扶贫与文化发展中的主体性认识。 2 从村寨空间到少数民族特色村寨 随着国内文化遗产保护的兴起，以民族文化生态村、生态博物馆和民族村寨博物馆为主要形态的实践模式业已成为村落空间建构的主导趋势。费孝通在其著作《江村经济》中，为更好地剖析当地经济生活的逻辑结构，在论述江村经济时涵括了职业分化、桑蚕业、亲属关系、资金与贸易、养殖业等多方面影响因素，这便是文化人类学强调的文化整体论。[3]根据这一理论，围绕“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保护与发展以传承文化为核心”[4]这一核心，特色村寨的建设离不开空间建构中整体性与关系性、生成性与共生性系列关系的思考，还应该对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建设的过程进行反思。 笔者调研的台江县反排村虽然在2016年才被国家民委命名为“第二批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但早在2011年以前，该村就已经开启了尝试发展民族文化旅游村的特色村寨空间的建构之路。然而在此次调研中让笔者叹惜的是，时隔多年，反排村在历经早期的激情开发，以期搭上民族文化旅游大开发的快车道，到逐渐陷入迷盲彷徨、不知所措、找不到出路的现实困境之中。在早期的旅游开发中，反排村自发组织了一支“贵州台州县反排木鼓舞艺术团”，随着文化旅游的开发，表演团队迅速壮大且队伍数量也从早期的一支到如今的十几支。从1954年唐开学、张文显等人对反排木鼓舞进行改编并进京表演至今，反排木鼓舞表演不下百余次。在从传统村落到特色村寨的构建过程中，反排木鼓舞等传统民族文化被不断展演和再生产，在旅游经济的刺激下，逐渐丧失了其本真性。传统的反排木鼓舞只出现在祭祖的鼓藏节中，闲时木鼓神圣庄严不得触碰，木鼓舞更是族群全体人员明令禁止。据调查，每13年一次的鼓藏节现如今每年都会举行，而传统反排木鼓舞严格的祭祀性、仪式性和程式性更是不复存在，甚至不受地域、时间、空间的限制，其表演已成为具有政治色彩的演出交流、比赛竞技、甚至商业化的旅游文化消费品，高频的演出活动早已丧失了反派木鼓舞原有的祭祀祭祖功能。这些原本只能在特定的时空中按照传统精神信仰体系要求才能举行的仪式、礼俗，经过专业化取向的舞台化包装，不仅时空上打破了传统规定，内容上也被严重压缩，表演者所奉献给旅游者的只是民族文化的外在形式，而缺乏内在的深层次文化意义，更重要的是，这样的展演完全忽视了作为这一传统文化缔造者和拥有者的主体性感受和主观意愿。 3 对少数民族在扶贫与文化发展中的主体性认识 少數民族丰富多彩的文化对内是增强凝聚力，增强族群成员认同的需要；对外则是族群身份识别的标志，可以说民族文化从产生的本源看在于满足内部成员生产生活的需要，在于维护族群安全的需 要。[5]我们应当意识到传统的生活生计方式不仅是一个民族的历史记忆和文化传统，是他们维持本民族族群特征和族群认同的重要标识。不能简单化地、武断地加以改造、过度开发，而应该从本土观点来认识原有生活生计方式和传统文化所蕴含的智慧和社会功能。笔者在调研中了解到，反排村在经过几年的文化旅游开发后，并没有收到像郎德上寨、西寨苗寨那样火爆的效果，而被世俗化后的反排木鼓舞在村民们的心中也不再像从前那样神圣。年轻人不愿意跳也不会跳，大多外出打工赚钱，接受现代文化的洗礼，而老年妇女会自发跳更多的也只是为了健身娱乐。在反排村村口的空坝上，更多的是表演团队为游客的商演展演。据扶贫的派驻干部介绍，现在表演一场反排木鼓舞的市场价是3000元，就在笔者到访的前几天，几位上海游客就慕名前来观看，然而遗憾的是，从县城到反排村的路坑坑洼洼又全在深山盘绕，上海游客千里迢迢、跋山涉水好容易来到反排村，人早已被颠簸得精疲力尽无心游玩，再加上看到的是这样一支年龄结构老化的表演队伍，对于游客而言对庸俗化后的反排木鼓舞更没有什么文化像征意义的认识，据说，这几位上海游客连车都没下就打道回府了。 实践表明，失去了自身文化逻辑的文化展演缺乏内在的生命力。文化创造若单纯通过外部力量，即依靠所谓的文化产业模式难以实现。即便有某些“成功”个案也往往是“绑架”少数民族，将他们捆绑在全球化、现代化的花车之上，在增加其经济收入的同时，却难以使他们体会到来自文化实践者自身的创造喜悦，更无法期待项目在实施一定阶段之后，由他们这些保有文化自身观念的当地群众自主地长期延续下去。[6] 4 结语 在保存和传递社会记忆的历史中，村寨是文化沉淀的载体，是联系过往和现代生活的桥梁。今天，我们正身处时代变迁、文化重构的新时代，更应该意识到当一个传统村落空间被置于特色村寨构建的话语之下时，传统民族文化已经成为文化资本与社会力量一同介入其中，重要的是，我们应该认识到，在这一构建的过程中，“人—村寨—文化”是一个有机组成，而“人”是这一有机体的核心部分，文化与村寨依附于人的存在而存在，文化体现在人的生产生活中，人的行为生成文化，文化规约人的行为，只有留住了村民，才能留住民族文化的根和魂。在现代化的冲击下，大量“空心村”的出现，就会导致民族文化失去其生存土壤，文化资源就失去了可持续性。只有通过精准扶贫解决这部分贫困人口的生计问题，其才有更多的精力保护与传承民族文化，才会增强文化主体的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可以说，少数民族特色村寨是文化扶贫的空间载体，民族文化是文化扶贫的资本，而实现村民的精准脱贫是文化扶贫的落脚点，它既是建设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重要目标，也是活态传承民族文化的物质基础。没有村寨及村民的精准脱贫，文化传承得不到村寨群众的支持。总之，文化扶贫应当重视少数民族的主体性，激发他们的内生动力，释放少数民族群众与生俱来的文化人力资本，在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建设中，要充分认识文化的整体性，整合各类民族文化资源，充分利用其民族性、独特性、稀缺性，大力发展与之相关的文化产业，为当地村民提供各种发展机会，从而实现精准脱贫。 参考文献 [1]李军 关联、成因与转向：对特色村寨精准扶贫的再思考[J].侗仁学院学报，2018（2）. [2]李忠斌 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建设中的文化扶贫：价值、机制与路径选择[J].广西民族研究，2017（5）. [3]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生活[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4]王铁志.特色村寨保护重在文化[N].光明日报，2015-04-22. [5]李忠斌，李军，文晓国.以文化为内核的特色村寨遴选指标体系研究[J].广西民族研究，2015（5）. [6]王建民.扶贫开发与少数民族文化—以少数民族主体性讨论为核心[J].民族研究，201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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