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生态移民区初中生的自我效能感与文化适应：消极情绪调节期待的中介作用 |
| 范文 | 陈钟奇 摘 要：采用一般效能感量表、消极情绪期待量表、文化适应量表探究了335名生态移民初中生的自我效能感、消极情绪调节期待和文化适应三者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1）一般自我效能感、消极情绪调节期待和文化适应两两呈显著正相关；2）消极情绪调节期待在一般自我效能感和民族文化适应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在老家认同和移民认同中起完全中介作用。 关键词：生态移民；自我效能感；消极情绪调节期待；文化适应 生态移民是指因生态环境恶化或为了改善和保护生态环境而发生的整体性迁移活动以及由此活动所产生的人口迁移。移民在开始新生活的同时，大规模的搬迁工程势必会给他们带来一系列的文化适应反应，文化适应不良则会产生一系列的行为问题和社会祸患（赵铭锡，2012）。自我效能感是指“个人对自己执行某一结果所要求的特定行为的能力信念”，它与心理健康密切相关，对文化适应有正向预测作用（Kim & Omizo， 2010）。消极情绪调节期待（negative mood regulation expectancy，以下简称NMRE）指的是个体对于是否有能力终止或减轻消极情绪状态的信念。作为一种认知方式，NMRE对于个体有重要的适应意义，与文化适应存在相关关系（王国芳& 杨晓辉，2015）。在对抑郁患者的CBT干预治疗中发现，一般自我效能感、NMRE与抑郁症状均有正相关，且NMRE通过干预会产生较大的变化从而对治疗效果产生影响（Backenstrass et al.， 2006）。 综上，研究者推测，NMRE可能是一般自我效能感和文化适应的中介变量。前人研究中较少涉及到NMRE在文化适应中的作用，尤其是对生态移民中学生这一特殊群体。生态移民中学生刻着这个时代的大烙印，他们的自我效能感和文化适应状况处于什么状态？NMRE在其中发揮着怎样的作用？基于以上思考，本研究选择了生态移民初中生作为研究对象，考察生态移民初中生一般自我效能感、NMRE和文化适应三者的关系。 1 对象与研究工具 选取生态移民区初一至初三年级学生335人作为被试，其中男生167人。初一113人（男54），初二131人（男66），初三91人（男47）。回族34人，汉族301人。 研究工具：1）一般效能感量表 由Ralf Schwarzar及Matthins Jerusalem等人编制，张建新和 Schwarzar改编为中文版。该量表共有10个项目，李克特4点计分，得分越高表示自我效能感越好。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71。2）消极情绪期待量表 采用王国芳（2014）修订的NMRE量表中文版，该量表包含32个题目，采用6点计分，量表得分越高表明被试对于成功调节不良情绪越有信心。本次测验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1。3）文化适应量表 对文化适应的测量包括民族文化适应问卷和地域文化适应问卷。前者由张劲梅和张庆林（2009）编制，共24题，采用5点计分，得分越高表明民族文化适应越好。本次测验中该问卷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76；后者由丁凤琴等人（2015）修订，共16题，采用7点计分。它包括老家认同与移民认同两个维度，分数越高，代表该地域文化适应程度越好。本研究中老家认同与移民认同维度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均为0.89。 2 结果 一般自我效能感、NMRE和民族文化适应、老家认同、移民认同之间两两均呈显著正相关。根据Hayes（2013）提出的Bootstrap法进行中介效应检验，以一般自我效能感为自变量，NMRE为中介变量，分别以1）民族文化适应、2）老家认同和3）移民认同为因变量，做三次中介检验。结果表明：NMRE在一般自我效能感和民族文化适应中起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比例为0.37；在老家认同和移民认同中起完全中介作用，中介作用比例分别为0.38、0.37。 3 讨论 生态移民初中生在文化适应上也表现出较好的适应水平，这与以往的研究结果一致，一方面与他们移民的时间和所在群体环境有关，另一方面也可能因为宁夏回族自治区文化大氛围比较相近，之前居住地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与移民地区的差异较小。在NMRE和民族文化适应上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和移民时间差异。女生的NMRE水平和民族文化适应水平更高。赵鑫（2014）关于情绪调节策略的性别差异研究也发现，女性青少年更多地使用认知重评策略，而男性青少年更多地使用表达抑制策略，这与本研究的结果不谋而合；民族文化适应水平与移民时间密切相关，移民时间2年以下者适应得分最高，2-5年者最低，符合“文化冲击”模型理论的发展阶段。 在三者相关关系的分析中发现，一般自我效能感对NMRE、文化适应有着正向预测作用，NMRE在一般自我效能感和民族文化适应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在一般自我效能感和老家认同、移民认同中起完全中介作用。这验证了本研究最开始的假设——一般自我效能感对文化适应的作用通过NMRE间接实现。自我效能感高作为一种更为宽泛的信念和NMRE针对具体的事件和问题所产生的认知方式属于两种不同的人格因素。拥有较高水平的自我效能感个体对自己的能力持积极的信念，遇到冲突或困境是能够正向地面对，对问题解决过程中的消极情绪调节期待更高，认为消极情绪只是暂时存在、并且自己能够克服并获得快乐，从而产生更为积极有效的问题解决策略和行为，更好地促进其文化适应。 参考文献 [1]赵铭锡.（2012）.内地西藏班学生文化适应对心理健康的影响.中国学校卫生，33（2），207-209. [2]丁凤琴，景娟娟.（2015）.生态移民初中生文化融入与社会支持和学校适应的相关分析.中国学校卫生，36（6），917-919. [3]丁桂凤，赵国祥.（2008）.中学生的适应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心理与行为研究，6（2），89-93. [4]黄飞，张建新.（2015）.2247名中学生的自我效能、自尊与积极、消极情感.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4（2），147-152. [5]王国芳，韩鹏，杨晓辉.（2014）.监狱警察角色压力和消极情绪调节期待对工作投入的影响：前摄应对的中介作用.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2（6），1095-1098. [6]Backenstrass M.， Schwarz T.， Fiedler P.， et al. （2006）. Negative mood regulation expectancies， self-efficacy beliefs， and locus of control orientation： Moderators or mediators of change in the treatment of depression？ . Psychotherapy Research， 16（2）， 250-258. [7]Hayes Andrew F. （2013）. An introduction to mediation， moderation， and conditional process analysis： a regression-based approach. New York： Guilfor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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