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王鸿一的教育思想与教育实践 |
| 范文 | 摘 要：王鸿一认为近代教育不能长足发展的原因：一是没有一以贯之的明确的指导思想，二是学校制度弊端颇多。他主张教育上的“中体西用”，即内容与形式可以广泛吸纳采用西方教学制度而在精神层面上注重中国文化基础上的民族自信力的培养，由此进行了省立六中、重华书院等一系列教育建设和探索。 关键词：王鸿一；以教以养；政教合一 1 王鸿一的教育思想 王鸿一“平日好談事实，不好谈思想”[1]，遗留世间之文仅十余篇；牵涉教育者仅有《中国教育革新问题》一篇。此文提纲挈领，高度概括，可看作王鸿一一生所奉行的教育思想。 王鸿一认为，教育不能长足发展的原因有二：其一，没有一以贯之的明确的指导思想。“教育上无确定之方针”，“自实行学校以来……举凡世界列强有所表著……吾国则弗加辨择，活剥生吞”，“皆头痛治头，脚痛治脚，竟至朝令夕改，无所适从”。其二，学校制度弊端颇多。“机关之形式，交易之性质，整齐划一之教程，知识传习之跛形发展，科举陋习之资格观念，与夫高等教育集中所发生之经济的限制，皆学校制度之症状”。王鸿一认为，由于“机关之形式”，“学校既为官立之机关，则教者学者之关系，乃机械的、被动的，而非精神的、自动的”；由于“交易之性质”，“出一分劳力，得一分报酬，得一次毕业，增一分资格……教以利，学以利，而利乃沁人心脾，人格之感化，既不可能；智能之授受，亦难有效，以高尚之精神事业，而变为交易市场”；由于“整齐划一之教程”，“则消灭个性，埋没天才”；且“今日学校之所尚者科学耳，知识耳，而人格之陶冶，体格之养育，皆在有名无实之列，充其量亦不过生活片面之跛形的发展而已”。“然而科学之研究，贵创造，贵发明，贵试验，贵实用，非仅记诵见闻之学也。而吾国仍以变相的科举论文之典行之，以致人怀侥幸，竞趋利达，苟且求合于章程，以应当时之求而已。”“而高等教育，学费亦钜……虽属中产之家，诚亦力有不给，况贫民乎？是此高等教育将成为资产阶级的专利品，势非演成资产贵族不止也”。百年后，重新审视这些文字，犹有警世之义！ 王鸿一提出的解决办法，针对指导思想，他说：“惟朝俊并非孔教信徒，欲定儒术于一尊，更非欲保存历代专制帝王以太牢祀孔子之旧典”[2]。但“应确定根据中国文化精神，奠定人生态度，并吸收融贯西洋科学、民权两精神下种种学术”。他认为伦理是中国文化的“重心”，“是则吾国伦常文化中，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七端之美德，可列为精神教育以奠定人生态度，发扬民族精神，而西洋之科学及民权两种学术，可列为实用教育，以供给人生工具，适应世界潮流”。这是一个近于完美的具体的中体西用方案。“中”与“西”相辅相成，不可或缺。“如果独提倡伦常文化而不以科学民权两种学术调剂之补益之，则学术上性理之空疏，人生上礼教之束缚，秦汉以来政治上种种障蔽，断难解除。”“倘非修明人伦以奠定人生态度，而以科学民权为人生之究竟，则足以西襄乱源遗杀机，而为世界人类之祸媒，如列强之劳资斗争，欧洲之世界大战”。 针对制度方面，他认为学校制度虽然行之有弊，但“书院私塾亦不可恢复”，提出建议数端，大致如下：制定考学、考行、考绩抡才制度，所有学校毕业，直接服官资格例应无效；打破机关式，教学以人格感化为主，智能练习为辅；提倡私立学校，私立讲学团体，及私立科学研究所，以公立者补其不及；中央、各省、各县皆设学院，分科学部，以研究科学，努力创造为主，国学部以研究国学、发扬文化为主；教育种类约分为三：（甲）国民教育务求普及；（乙）职业教育务求实用；（丙）人才教育务求精深；公立学校概不收取学费，遇有贫寒优秀学生，得由公家酌予接济；打破整齐划一之教程，以发展个性为原则；实用教程可随时变通，因地制宜；课程务求简单，俾学者实有心得，以防艺多不精，普通不通之弊。 王鸿一的教育思想与同时代的实用主义教育“教育无目的，教育即生活”的思潮有异，与蔡元培的“美育”、“工读”亦有异，与陶行知“教学做”合一有相通之处。王鸿一的教育思想主张以解决中国社会问题为标的，强调人格培养，注重精神陶炼。 2 王鸿一的教育实践 1903年，王鸿一回国。秋，他在原菏泽县学创办了菏泽县小学堂，聘请当地绅士邓献璞为坐办，他自己任西学教习，兼教数学、理化等多门功课。“他每逢讲到天下形势、中国政治现状和中国振兴的前途，则目光炯炯，激昂慷慨，催人泪下。”[3]不久，曹州师范成立后，王鸿一又改任曹州师范校长。在此校，他有得意门生数人，如葛象一、郭俊卿、刘省兰、曹兰珍等，是以后在菏泽办教育的骨干力量。同年7月，王鸿一还筹办了鲁西南第一所新式中学-曹州官立中学堂，校址设在曹州佩文书院。 1904年，王鸿一在菏泽城内宋隅首创办了第一公立小学堂，招收学生一班，兼任教师。这年秋天，又在菏泽城东门里创办了菏泽第二公立小学堂，招收学生两班。同是这个秋天，王鸿一还发动菏泽县学堂的学生自费东渡日本留学。他通过国内外的关系，推荐邓仲篱、周连三、王励山、宋九含、韩锦堂、赵寿亭、朱吉峰、王伯伦等赴日求知。同年，王鸿一还创办了曹州警务学堂，一年后合并到保定府武备学堂，这些学生毕业后都成为陆军军官，不少参加了辛亥革命。在这一年，他还在鄄城县扶持兴办了彭楼小学堂和彭楼女子小学、红船女子小学、引马集小学堂，又劝乡绅桑树勋捐资万元，兴办“桑氏女塾”一处。 在这一年中，王鸿一最值得一提的教育活动，是创办自新学堂。王鸿一认为曹州的土匪是被生活所迫铤而走险，就设立自新学堂，招收土匪，讲授文化道理，如果再行抢劫，愿以身作保。“义民”首领杨占先、郑金贵、冯金銮、魏克义、刘信等都率众入学，王鸿一亲自讲课。毕业时，他们纷纷要求回乡各办小学一处，文化程度高的任数员，文化程度低的任学董。 1905年，王鸿一被任命为曹州中学堂监督，他上任后将一个班增为两个班，学生180人，教职工10余人。又劝镇守使创办了实业学堂，以振兴农业。1906年，王鸿一在菏泽城内先后办起了南华初级师范班、师范讲习所。另外他还在菏泽城东北隅马神庙创办了保姆养成所。 这时大批留日学生回国，在王鸿一的倡导和筹划下又创办了曹州公立普通学堂，由彭青岑任督学，留日学生朱增祺任坐办，开办之初，招收中学生和师范生各一个班，每班40名学生。 到1908年止，在王鸿一的推动下，菏泽城乡仅小学就办了70多处。由于兴办教育成绩卓著，王鸿一被委任为山东省提学使司务公所视学员。辛亥革命后，王鸿一升任山东教育司长。1912年王鸿一建议山东都督周自齐拨银24万两，设立了曹州善后局，在曹州所属十一县普遍开设草帽辫传习所，其产品后来在巴拿马赛会上获得优等奖。 1913年，因袁世凯排斥，王鸿一愤而辞去提学使一职。他将曹州中学堂和公立普通中学堂合并，编为山东省立第十一中学，王鸿一为校长，葛象一为校董，领导机构由监督制改为校长制，但两校校址并未移归一处，各在原址。直到1914年1月，才将原曹州中学堂部分移归到原公立普通中学址，同年又因撤销府治，山东省立第十一中学改为第六中学，校址亦移至曹州府知府衙门，即现在菏泽市第一中学校址。 山东省立第六中学是耗费王鸿一心血最多的一所学校。他对校领导的选择十分谨慎、严格，先是葛象一，此人品质高尚，知识渊博，经常募集帮助贫困学生，当长子考入大学供应有难时，却没有动用一分钱。他在校30多年，以校为家，视学生为子弟，从不计较职务高低，地位上下和酬劳多少。1914年王鸿一保举丛禾生为六中校长，丛禾生出身于祖先八代从事教育的教育世家，又曾留日，在接掌六中后，全部身心都投入在六中，殚思竭虑，苦心经营十二载，使六中的规模、质量都有很大提高。 王鸿一利用在政治上的优势募捐建立励学社，凡在六中读书品德兼优的学生，确实贫寒供不起者，每学期资助十五贯钱，基本能满足温饱；凡六中学生考取国立大学家境贫寒供不起者，每月津贴五元或十元，也能基本满足温饱。他又用募捐的钱在北京租赁一所房子，设为南华学舍，凡六中毕业往北京升学者，可投入该处住宿，略收宿费。六中及其前身公立普通中学堂的师长很多是思想进步的学者，他们公开声明其办学“以发展青年身心，培养健全国民，兼为研究高深学术及从事各种职业的预为宗旨”。规定校训是“勤劳俭朴，信义忠诚”。 励精图治的六中“长江以北能与之颉顽的学校，只有保定的育德中学，北京的师大附中，以学校为单位，每年每次开学人数与考取人数之比率，在长江以北各中学中，我们的学校占第一位。”[4]“以1919年为例：六中两个班共56人，考入大学者33人，而考取全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者就达18人，占整个升学人数的1/3。”[5] 六中出现了一批优秀的学生。何思源，14岁入菏泽普通中学堂，学习四年，深受王、葛、丛影响，曾因家贫受励学社资助。毕业后考取北京大学，又考取官费留美，在极负盛名的哥伦比亚大学留学，回国后历任山东教育厅长、北平市长，建国后连任多届政协委员，著作多部。张含英，山东鄄城人，六中毕业后入北大，又留学美国，归国后历任青岛大学工科主任、山东教育厅科长，后成为黄河水专利专家，解放后曾任水电部副部长。刘道元，六中毕业后入北大，后任山东教育厅长等。何思源在《回忆我的一生》中曾说“他们说我用人以六中、北大、哥伦比亚为准，这正说明山东教育班子硬”。六中的地位不可忽视。 1916年，王鸿一联合教育实验人才，组织教育实业研究会，以地方人士研究之所得，为地方鼓励采择实施之方案，因此，矿医各专门学校，农事蚕丝渔棉业各实验场，均是时成立。 1918年，王鸿一任省议会第一副议长，复膺选为议长，并兼任省立第一中学校长。此时他更注重发展教育事业，学校经费、留学生额数及学生补助费均有增加。1921年夏，王鸿一通过山东教育厅邀梁漱溟来济作有名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讲演，四十余日，或风或雨，王鸿一无一日迟到，两人遂结成“如鱼得水”之交。1924年6月，梁漱溟受王鸿一邀请，辞去北大教职，来山东共同办学。本拟于孔子故乡设“曲阜大学”，以造就发扬儒学、恢宏国光之高等人材，但因规模宏大，基金未充，一时难收事半功倍之效而作罢。两人遂在曹州办起了重华书院，办学经费由王鸿一筹措；又在百泉设了村治书院。王鸿一鉴于菏泽山东省立第六中学尚无高中部，乃敦请梁漱溟到菏泽一面经纬重华书院，一面兼任六中高中部主任，并由梁漱溟推荐，聘熊十力、王平叔、王近信、秦亦文等为该部教员。这两所学府的教风、学风与一般大学或中学大不相同。他们首先注重学生的道德教育，“儒家哲学和论理思想的教育”，并采取“合中国古人之讲学与近代社会运动而一之”的教学方式、方法，因而凝聚了一大批有志于社会改革又特别注重师统观念的中高级人才，如陈亚三、陈登五、宋乐颜、谌若尧、孙则让等，汇成“乡村建设运动”骨干力量，但六中高级部因驻军吕运斋（属冯玉祥部）和地方当权者郑士奇（属段祺瑞派）之间的摩擦而大受影响，梁漱溟遂返回北京，高中部由陈亚三接办。 此后至1930年逝世，王鸿一主要精力就投于了村治、向西北移民垦殖以及促成冯（玉祥）阎（锡山）联合倒蒋的事务方面。 3 王鸿一教育实践活动特点及其影响 王鸿一的教育实践活动出发点是中华民族的振兴，终其一生进行多种形式的教育探索，都是为唤醒民众、改善民生。王鸿一的生活年代是1875年到1930年，正是西方文化冲击中国，“欧化”、“西化”在知识分子阶层中有着很大影响的时期，也正是中国封建教育体制逐步走向衰亡的时期。而文化和教育正是构筑中国未来的两大社会建设因素，王鸿一正是从这两方面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努力和探索，以此来拯救和建设中国。落脚点是教育。 王鸿一主张“以教以养”。王鸿一认为要救民于水火，不仅仅要挽救文化的衰颓，唤醒民众，更要改善民生。“先养后教，谋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同时解决”[6]，故有振兴农业的实业学堂，曹州善后局下設的草帽辫传习所，以及1916年的农事蚕丝渔棉业各试验场等。 “以学统政”，“政教合一”是王鸿一教育思想的主要特点[7]。王鸿一在兴办教育中传播民主革命思想，曹州公立普通中学堂的学生全部加入了同盟会，曹州官立中学堂三分之一的学生成为同盟会员，这为曹州辛亥革命活动的开展，培植了力量，奠定了基础，另外还有前面提到的曹州警务学堂、自新学堂，也是曹州辛亥革命的重要力量。王鸿一领导的曹州乃至山东的辛亥革命与他的革命教育影响密切不可分。 有教无类，发展多种教育。王鸿一所兴办的学校多种多样，他注重基础普及教育，遂有菏泽公立第一、第二小学堂等大批小学堂的建立，有普通中学堂、六中等中学堂建立；注重师范教育，遂有曹州师范、省立第二师范、南华初级师范班等一批师范院校的建立；注重职业教育，遂有上述的实业学堂、草帽辫传习所等建立；甚至还有一特殊教育，如自新学堂对土匪的教育，如保姆养成所等。他还注重女子教育，设立彭楼女子小学、红船女子小学、桑氏女塾等。他还送了许多学生出日留学。 除此以外，还有为中国文化复兴而设的重华书院等。以重建“东方学”基础的教育和学术研究机构为标的的重华书院重建工作虽然只维持了半年时间，王鸿一和梁漱溟聚集了诸多志同道合的人士，为其之后继续推动教育改革和开展乡村建设活动奠定了基础。因重华书院的重建，曹州这个古老沉寂的地方在民国历史上一时备受全国学界和思想界瞩目。 王鸿一从事教育，不为名利，乃受睹民众寒苦状况，“不安之一念所支配。”故逝后，其密友梁漱溟悼曰：“先生盖今世之一真人也”[8]。何兹全先生曾这样评论王鸿一先生：“没有人不称赞的。……谁人提到他，都是称‘鸿一老师。有雄才，有抱负，为人豪爽，侠士胸怀。打开鲁西落后蔽塞之门，使鲁西对外透透光，呼吸呼吸外面世界一点新鲜空气的，鸿一先生是第一人，他是我们那一带的圣人。”这一段话正说明了王鸿一在近代鲁西南及山东教育发展史上的开拓者地位。他所倡建并形成了“六中-北大-哥伦比亚”的求学思想路线，培养和造就了大批的人才。至今菏泽仍有这种良好的求学风气和教育思想存在，为当地和周边地区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有力的贡献。 参考文献 [1]褚承志编.王鸿一遗集.三十年来衷怀所志之自剖.山东文献出版社，1978. [2]王鸿一.为大学院废止祀孔问题致蔡子民先生书. [3]菏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菏泽文史资料.第三辑.桑圣耀.王鸿一与曹州辛亥革命革命.1991. [4]抗战前的山东省立第六中学.选自山东文史集粹·教育卷. [5]王强、马亮.何思源：宦海沉浮一书生.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 [6]王鸿一.青年之出路. [7]王鸿一.遗言. [8]梁漱溟.梁漱溟全集：第5卷.悼王鴻一先生.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 作者简介 察应坤（1979-），男，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博士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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