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毛泽东同志是如何反“四风”的 |
| 范文 | 姚扶有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四风”，是党内脱离群众现象的集中表现。清除“四风”，才能清风拂面。如何反“四风”？我们不妨对照毛泽东同志的作为，照照镜子，正正衣冠。 反对形式主义 毛泽东一生最愿意和农民打交道，对形式主义做派深恶痛绝。但每次出巡，有关部门为了安全，都会通知沿途各单位严格检查、精心布置、重兵保卫、便衣警戒。 1958年的一天，毛泽东乘坐的火车驶入山东境内，望着窗外的田野和村庄，他突然通知停车，说道：“我要到老乡家吃一碗红烧肉。” 吃红烧肉是借口，毛泽东突然下车，就是要到就近的老乡家去调研。但谁知，当毛泽东走近附近的村庄时，家家户户早已把院子打扫得干干净净。农舍主人们在村干部的带领下，出来请毛泽东到家里去做客，然后端出香喷喷的红烧肉请毛泽东品尝。 这碗形式主义的红烧肉，并没有给毛泽东带来兴奋和喜悦。无疑，毛泽东这次突然停车走访，是对有关部门的一次突击考试。 早在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就在延安干部会上针对形式主义作了报告——《改造我们的学习》。他用一副对联来替形式主义者画像：“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这幅画像形象生动，讽刺意蕴一针见血。 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巡时也痛斥了形式主义，他说：“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形式主义多。电视一打开，尽是会议。会议多，文章太长，讲话也太长，而且内容重复，新的语言并不很多。重复的话要讲，但要精简。形式主义也是官僚主义。”他同时强调：“要腾出时间来多办实事，多做少说。毛主席不开长会，文章短而精，讲话也很精练。”他还现身说法：“周总理四届人大的报告，毛主席指定，我负责起草，要求不得超过五千字，我完成了任务。五千字，不是也很管用吗？我建议抓一下这个问题。” 反对官僚主义 毛泽东终生都在争取人民当家作主，捍卫人民民主权利。最痛恨的就是那种漠视人民群众疾苦，甚至鱼肉百姓，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封建官僚主义作风。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他重视从思想上建党，彻底批判党内、军内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坚决反对官僚主义，始终坚持官兵一致，要求党和军队的各级领导干部克己奉公、舍己为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硬是把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党和军队，改造成了无产阶级性质的政党和人民军队，这期间写下了《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反对自由主义》、《<共产党人>发刊词》等许多光辉著作，号召全党同各种封建官僚思想作斗争。1944年11月，毛泽东在写给郭沫若的信中说：“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在毛泽东看来，骄傲，就必然脱离群众，特别是取得政权后，就会滋生官僚主义，就会贪图享受，骄奢淫逸，产生腐败及一切丑恶现象。 1965年，刚过完71岁生日的毛泽东带着党内外一些重大问题重上井冈山。在那里，他能感悟到自己与战友，共产党与老百姓的生死相依，无往不胜。他尤其强调井冈山“军民一致”、“官兵平等”的精神不能丢，希望以井冈山革命精神反对官僚主义建设我们的党和国家，以井冈山革命精神支撑中华民族的脊梁，彻底改变中国，影响世界。不难看出毛泽东一直在关注、探索反官僚主义思想的理论与实践。 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毛泽东最担心干部脱离人民群众，特别是建国后他不但积极主张干部定期参加生产一线劳动，打掉“官气”。而且认为，要根治官僚主义，重要的是扩大民主，特别要让人民群众参与对国家的监督和管理。他曾经指出：我们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力问题理解成人民在某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权利，而“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等权利就没有保证”。所以他力图通过制定各种有效的制度甚至通过制宪逐步从工人农民中培养接班人，如陈永贵、李素文、吴桂贤等一批工作在第一线的劳动模范，走上中央领导岗位，参与国家事务管理与监督。还向全党推广陈永贵同志的“三三制”，即领导干部三分之一时间在机关，三分之一时间在基层，三分之一时间参加生产劳动甚至搞“斗私批修”，以此决心逐步消灭资产阶级特权，铲除官僚主义，缩小等级差别。 反对享乐主义 毛泽东从学生时代起就自觉地反对享乐主义。他以天下为己任，积极探寻国家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道路，给自己规定在学校坚持“三不谈”，一不谈琐事，二不谈金钱，三不谈男女之事，对自己的衣食住行毫不在意，却把有限的生活费大都用来买书订报。1918年4月，毛泽东和蔡和森等发起成立革命团体新民学会，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由他为主起草的会章规定了五条纪律：“一、不虚伪；二、不懒惰；三、不浪费；四、不赌博；五、不狎妓。”这五条纪律，鲜明表达了青年毛泽东反对享乐主义的态度。 毛泽东明确提出反对享乐主义，是在1929年12月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上。这次会议规定了红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等事关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的根本性问题，毛泽东在为大会所写的决议中第一次提出“反对享乐主义”。他指出，享乐主义是个人主义在红军党内的表现，享乐主义者“总是希望队伍开到大城市去。他们要到大城市不是为了去工作，而是为了去享乐。他们最不乐意的是在生活艰难的红色区域里工作”。这是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必须加强教育，从思想上纠正个人主义，严格执行红军纪律。 毛泽东预见到了享乐主义在革命胜利后对共产党人的影响。1949年3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指出：“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因此，他明确要求：“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两个务必”，成为我们党在新历史条件下反对享乐主义，加强自身建设的伟大工程。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始终对享乐主义思想保持高度警惕，教育党员干部决不当李自成，要艰苦奋斗，一刻也不能脱离人民群众。1950年2月，毛泽东访苏回国到达哈尔滨，看着当地接待宴席上一道道美味佳肴，毛泽东眉头逐渐锁紧。当时由于有借道回国的越南共产党领导人胡志明在场，毛泽东没说什么。他只在两三个盘中夹点菜，吃了半碗米饭，就放下了筷子。饭后，他对负责接待的市领导说：“我们国家还很穷，不能浪费，不能搞大鱼大肉、山珍海味。吃米饭和蔬菜就可以嘛！”到达沈阳后，毛泽东遇上了比哈尔滨更加奢侈的招待宴席。他在宴席结束后就对当地领导提出批评：“同志们，我们是人民的公仆，是为人民服务的，如果你们一层一层仿效下去，这么吃起来，在人民群众中将会有什么影响？”第二天，在中央东北局、辽宁省和沈阳市领导干部会议上，毛泽东再次批评吃喝风，引用了李自成起义失败的历史教训，尖锐地指出：“我是不学李自成的，你们要学刘宗敏，我劝你们不要学。二中全会刚开完，就忘了。我们还要继续贯彻二中全会的精神。”3月初回到北京后，毛泽东了解到一位领导干部在香山为自己盖了一幢二层小楼，第二天下午就找来那位干部训斥：“你这么干，还配当共产党的干部吗？老百姓要戳着我们脊梁骨骂呢！我早讲过进城以后不要学做李自成，你为什么装傻？”告诫他：“我们共产党员是为人民服务的，不是来这里享受的，更不允许贪污腐化！这样下去，就成了李自成了！” 正是由于毛泽东的重视，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在党内享乐主义没有市场，各级党员干部保持了艰苦奋斗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但是，由于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党内消极腐败脱离群众的现象大量存在，精神懈怠、不思进取，追名逐利、贪图享受，讲究排场、玩风盛行的享乐主义就是其主要表现的“四风”之一，也成为当前人民群众深恶痛绝、反映最强烈的问题之一，成为损害党群干群关系的重要根源之一。在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我们必须继承和发扬毛泽东反对享乐主义的思想，打胜反对享乐主义这一仗，坚决不做李自成！ 反对奢靡之风 去过韶山毛泽东纪念馆的人都会看到，在毛泽东用过的物品中有几只火柴盒。这是毛泽东勤俭节约的一个缩影。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的工作异常繁忙紧张，每天吸烟多，火柴用得自然多。据披露，人们擦火柴一般是在火柴盒两侧的磷片中间随意擦划，而毛主席擦火柴，从磷片边上划擦，经常是火柴用完了，盒子两边磷片的中间部位还没动过。毛主席就把火柴盒留下，要人到火柴厂去买很便宜的散装火柴梗，放到老火柴盒里使用。一位新来的工作人员，不知道毛主席有保存火柴盒的习惯，顺手将一只空火柴盒扔掉。毛主席知道后，对他说道：每个人都要有节约意识，火柴盒是木头做的，省下一只火柴盒，就是省下一些木材。为什么开国领袖能够珍惜一只小小的火柴盒？因为他来自人民，知道“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更明白“勤俭才能办一切事业”。 在革命战争年代，我们党带领人民走过了筚路蓝缕、艰苦卓绝的创业岁月，创造了以“延安作风”打败“西安作风”的伟业。“延安作风”是毛泽东同志提出来的。1939年秋天，延安马列学院派四个人到杨家岭去接毛泽东作报告。毛泽东认为这种迎来送往的做法要不得，共产党人不能养成不正之风，他倡导要养成一种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的良好风气，即延安作风。而与之相对的所谓“西安作风”，是指当时国民党的官僚习气和奢靡之风。1940年，著名爱国华侨陈嘉庚到重庆和延安等地慰劳抗战军民。在重庆，蒋介石耗费大量钱财摆宴席，用价值800美元的山珍海味招待他；而在延安，毛泽东用自己种的豆角和番茄请他吃饭。对比重庆和延安的精神面貌、党风政风，陈嘉庚不禁感叹道：“得天下者，共产党也！” 更让人难忘的是：1965年5月22日，毛泽东同志来到了他亲手创建的革命根据地井冈山视察，他视察的这七天，一直吃住在井冈山宾馆，每顿饭四菜一汤，四个小碟子盛菜，一个瓷碗盛汤。如有剩饭就交代服务员留给自己下顿再吃，伙食标准严格控制在每天2.5元之内，决不允许多开支一分钱，临走前毛泽东的秘书找到宾馆会计雷良钊结帐时，他很震惊：一个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和独立奉献了毕生的伟人，在自己亲手创建的根据地，仅仅吃了点价值十几元的普通饭菜，却要结算得如此明明白白，这样的人民领袖怎能不让人动情！于是雷会计含泪在号码为“0006482”的发票上写下了“首长，伙食费7天，每天2.5元，合计17.50元。” 这就是毛泽东，他把自己的毕生精力都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建设事业，是中国人民衷心爱戴的伟大领袖。建国后，谁的权力最大？毛泽东同志。但他始终认为自己手中的权力是人民给的，不能用来谋取任何私利，否则就容易脱离群众。就是在日常生活中，他和广大人民群众一样，始终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作风，过着普通人的生活，这一切无不昭示着毛泽东位高不忘本、功高不自居、权高不谋私的高风亮节，是中国历史上与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决裂的光辉典范，从而赢得了中国人民发自肺腑的无限爱戴和崇敬，带来了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至今仍令人向往的优良清新、千古传诵的党风和社会风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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