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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新中国第一女将军”李贞的坎坷经历
范文

    廖春梅

    李贞,是新中国的第一位女将军,也是至今为止我国唯一一对与丈夫同挂蒋星的将军,甚至在全世界也极为罕见,其与上将甘泗淇被誉为“神州夫妻两将星”。

    虽然李贞的威名早已家喻户晓,但她曾三次结婚,两次离婚, 饱尝爱情与婚姻酸甜苦辣的坎坷经历却一直鲜为人知。

    第一段婚姻:苦难童养媳

    1908年,李贞出生在湖南省浏阳县小板桥乡。父亲李光田,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全家8口人仅靠租种地主的两亩半田和捕鱼为生。由于一直想要个儿子,李光田唉声叹气地看着自己的第六个女儿,失望得连名字都不想给她起了,只是随便地叫她“旦娃子”。不久,李光田因劳累过度一病不起,最终离开了人世。

    李贞6岁时,母亲见家里长期连饭都吃不上,为给女儿一条活路,经打听得知一户姓古的人家家里没有女孩,想找一个养女,遂含泪将李贞送了过去。谁知,古家已有3个女儿,名为要收养女,实则是招童养媳。

    李贞成了实质上的丫环。不仅必须用弱小的身体承担打水、砍柴、洗衣、做饭、带孩子等繁重劳动,甚至时常得挨打受骂,身上青一块紫一块几乎是家常便饭。

    好不容易熬到了十五岁。一天,不堪忍受的李贞跟几个同样是童养媳的女孩悄悄商量,决定偷偷离开婆家,到城里去做女工。古家察觉后,担心李贞一去不回,便决定让她圆房。1924年正月,16岁的李贞与丈夫举行了婚礼。

    丈夫叫古天顺,比李贞大4岁,虽耿直忠厚但脾气暴躁,对于从小被家里当作丫环的李贞,并没有什么夫妻感情,之所以同意完婚,纯粹是出于父母之命。而李贞更是充满着怨恨。双方自然毫无爱情可言。

    一次,上山砍柴的李贞被倾盆大雨淋得湿漉漉的。而从田里劳动回来的其他古家人,同样也被淋湿了衣服。可婆婆一进门,便责骂李贞没有给他们预备干衣服。李贞解释道:“我也上山砍柴去了……”但话未说完,古天顺见李贞竟敢顶撞母亲,抄起一根棍子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朝李贞打去。遍体鳞伤的李贞对丈夫的粗暴行为伤透了心,也感到非常绝望,决定一死了之,于是跑出去投塘自尽,但被邻居拦住,并劝她说:“女人生来就是受苦的呀!你看我,六十多岁的人了,还要上山砍柴,还要挨丈夫的打骂,这是命呐,女人的命啊!我们女人就要认命呐……”

    李贞并没有成为认命的女人。

    1926年春,姐姐悄悄告诉李贞:“我们区里来了共产党,还成立了妇女解放协会,让妇女翻身做主,不再挨打受骂。”

    “真的?”李贞有些不信,但却迫不及待地说:如果真的这样,我也要参加!”

    次日,姐姐带她到永和区秘密参加妇女协会。接待的同志问她叫什么名字。“旦娃子。”李贞答道,因为此前她一直被这么叫,从来就没有过真正的姓名。

    “你也不姓旦啊?再想想。”那位同志说。

    想着,想着,李贞突然想起“忠贞不渝”四个字,忠贞就是忠诚不变,当然她那时考虑更多的是自己夫妻的状况,寄托着美好的梦想,“那就叫李贞吧?”她试探着问。

    “好名字啊!”接待的同志高兴地说。从此旦娃子终于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姓名。

    此后,李贞为党传送过许多秘密文件。同年10月,北伐军进入浏阳,革命形势迅猛发展,李贞带领一批进步妇女搞宣传、做军鞋,为北伐军征兵筹粮。不久,李贞被选为永和区妇联委员。1927年3月,还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对于古天顺,李贞曾好多次动员其参加革命,但古天顺根本不理,甚至还想限制李贞的活动。“志不同不足与谋”,夫妻之间本来就不堪一击的感情,更加摇摇欲坠。为远离桎梏,李贞干脆住到永和区上,夫妻关系变得名存实亡。

    两个月后,湖南发生“马日事变”,反动势力大肆屠杀共产党人。李贞也被列入黑名单,街上到处都是通缉她的布告。古家因担心株连而被吓坏,不仅反复申明断绝与李贞的关系,还急忙给李贞母亲送去一纸休书,算是与李贞离婚了。

    躲在娘家屋后深山里的李贞得知这一消息,不仅没有沮丧。反而欣慰地笑了,因为她从此终于可以自由自在地投身革命了。

    第二段婚姻:被逼离婚

    敌人的血腥大屠杀,并没有吓退李贞。等搜捕稍有松懈,李贞便开始联络幸存的共产党员,成立了秘密党小组。

    1927年10月,王首道、张启龙等奉中共湖南省委的指示,先后回到浏阳东乡,着手重建党组织,并与李贞一起组建了中共浏东特别支部、浏东游击队,张启龙担任中共浏阳县委宣传部部长兼浏东游击队政委,李贞担任士兵委员会委员长。

    张启龙是李贞的入党介绍人,曾在李贞的工作、学习、生活上,给过不少的帮助。如一次,李贞的母亲病重,由于家境贫寒无钱请医生医治,延误之下渐渐生命垂危。张启龙得知后,毅然将自己的生活补贴全部拿了出来,请妇联的同志转送给李家用于治病,李贞的母亲才得以转危为安。随着时间的推移,张启龙对李贞颇有好感,只是考虑自己比李贞整整大8岁,又是领导,而不好意思开口表白。李贞对张启龙也十分尊敬,特别是在张启龙的妻女被敌人杀害后,为了安抚张启龙,也为了报答张启龙的关爱,李贞常常悄悄地为张启龙送去热饭热菜,帮他洗衣服,还特意做了双布鞋放在他的枕头下。渐渐地,李贞对张启龙产生了爱情,只因出于女性的羞涩,才一直将感情埋在心底。终于,这层“窗户纸”被一次战斗捅破。

    1928年5月,张启龙去湘东特委开会时,在一个名叫观音塘的地方,被反动团防局团丁抓住。鉴于张启龙是浏阳“十大匪徒”之一,李贞和游击队员明白,如不及时营救,一定凶多吉少。

    “我们假扮迎亲队伍,混进观音塘,然后里应外合,打他们个措手不及,一定可以救出张启龙。”在与游击队员商量营救方案时,李贞擦去眼泪,提出了自己的建议。这一建议得到大家一致认可,因为按当地的风俗,娶亲是一种热闹而又严肃的事,一般情况下不会受到阻拦。

    “新娘”自然非李贞莫属。次日,十几个壮汉敲锣打鼓,拥着一乘花轿朝观音塘走区。团丁头目走上前来掀起轿帘,见里面端坐着新娘子,便让他们过了关卡。 “迎亲队伍”走到团防局门口,“轿夫”迅速从花轿里取出枪支,打倒哨兵,李贞也跳出花轿,与队员们一起冲进团防局,外围的游击队员听到枪响,也随之发起了攻击。经过激战,张启龙得救了。

    在张启龙对大家连声道谢时,有人却故意开起了玩笑:“你这次得救,应该特别感谢‘新娘子李贞!最好的感谢就是让她做一次真正的新娘子。”

    张启龙望着披红戴绿、满脸通红的李贞,稍一迟疑,便鼓足了勇气:“我同意,你呢?”李贞羞涩地点了点头。

    三天后,两人在游击队里举行了简单的婚礼。

    1929年初,李贞怀孕了。但险恶的环境,并没有给李贞、张启龙带来多长的喜悦。不久,李贞带领部分游击队员与围剿的敌人发生遭遇。周旋两天两夜,李贞等终因寡不敌众只剩下5个人,且被逼上山崖。弹尽粮绝之际,“抓活的!”“抓活的!”敌人的嚎叫声不绝于耳,不愿意当俘虏的李贞把心一横:“我们不能让敌人抓活的,是共产党员,是革命者,跟我往下跳!” 话音刚落,她第一个纵身跳下悬崖……5个游击队员牺牲了3个,李贞和另一个队员因落到一棵大树上才幸免于难。当李贞醒来,发现刚刚4个月的胎儿流产了。

    1931年7月,张启龙奉苏区中央局的指示,离开湘东特委,前往湘赣苏区参加组建中共湘赣省委,任省委常委兼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李贞也随之来到湘赣苏区,任省妇委主任兼军区医务学校政委。

    当时,湘赣苏区正遭遇肃反扩大化。以省总工会负责人刘士杰(后任湘赣省委组织部长,因叛变被处决)为首的“左”倾路线代表以反“AB团”为名,解散了省工人纠察队、省青年突击队,甚至一批年仅十几岁的青少年也被当作“AB团”分子关押。张启龙对这种做法非常不满,并及时向省委作了汇报。心胸狭窄的刘士杰出于报复,以“阶级异己分子”的罪名将张启龙秘密关押起来。为了不连累李贞,张启龙痛苦地在保卫局事先准备好的“离婚申请书”上签了字。

    李贞接到判离通知后,伤心地大哭了一场,找到保卫局提出申诉,请求保持他们的夫妻关系,但却遭到无情拒绝。

    一对志同道合的夫妻,就这样被活生生地拆散了。

    第三段婚姻:“双子将星”

    1934年10月,红二军团与红六军团会师后,转战至湘西,成立了湘鄂川黔省委、省军区。红六军团组织部长李贞被调任省军区组织部长。

    一天,李贞刚从乡村发动群众回来,便“遇见”任弼时夫人陈琮英。几句寒暄之后,陈琮英话锋一转:“你已单身很久,是否想到过……”

    “我忘不了张启龙,也不想因为结婚耽误了工作,更何况也还没有合适的……”李贞立刻明白陈琮英的来意。

    “你总不能一个人过一辈子吧?” 陈琮英语重心长:“事情都过去了,不要多想了,你就再找个人吧! 眼下环境安定了,找个人,也好有个照应,怎么样?”

    “那你一定有了人选。”李贞试探着问。

    “你熟悉的,红六军团政治部主任兼代政委甘泗淇。”陈琮英干脆挑明。

    “啊,不行不行。”对甘泗淇,李贞很熟悉,也非常敬仰:“他是个老红军、高级指挥员,还到苏联留过学的,我可是个童养媳出身,没有文化。”在她看来,甘泗淇是不会愿意和自己结合的。

    “那怕什么!我也是童养媳。至于他的文化高,你的文化低,他正好可以帮助你学嘛!你可千万不能错过了这个机会!”陈琮英一边解释一边“爆料”:“再说,甘主任对你的印象可是相当的好!他说你泼辣能干,作风扎实,是个了不起的女同志。”

    原来,在与李贞共事的日子里,甘泗淇已经爱上了李贞。其实,李贞又何尝不是?至此,李贞羞赧地低下了头。

    次年元旦,由任弼时主婚,李贞和甘泗淇在借来的一间老百姓的房子里,举行了简朴而热烈的结婚仪式。贺龙风趣地说:“今天,甘泗淇和李贞结婚,完全是新式的,没有封建色彩。一不拜天地,二不拜祖宗,就是一心一意干革命,他们是很好的一对革命夫妇。”

    长征时,鉴于李贞怀有身孕,组织上决定让她就地留下,但遭李贞拒绝。李贞配有一匹马和一顶帐篷,可她却将之让给了伤病员。由于过分劳累,加上饥寒交迫,李贞病倒了,但她没有告诉任何人。随着病情的日益严重,她的病情被战友们发现,最后大家坚持用一条长布带将她捆在马背上继续行军。

    甘泗淇除了参与军团的决策,还要指挥战斗,做部队的政治工作和群众工作,根本无暇顾及李贞。后在贺龙和任弼时的“命令”下,才赶到李贞身边。见李贞高烧不止,甘泗淇请来医师确诊李贞患的是伤寒病后,卖掉自己唯一的私产——莫斯科中山大学奖给他的一支金笔,买来了药物和针剂,才使李贞的高烧退下来。

    部队过草地时,李贞早产了。大家都靠吃树皮、草根维持生命,甚至连这些也无从保障,孩子自然无法获得奶水与营养,还没走出草地,十几天后孩子便夭折了。而李贞也因此导致终生不育。伤心不已的李贞,身体愈发虚弱,常常昏迷不醒。甘泗淇只要有机会,就背着、扶着她走。终于,夫妻俩顺利到达陕北。

    抗日战争中,李贞回到后方工作,甘泗淇作为一二○师政治部主任一直奋战在抗日前线,彼此很少在一起。解放战争中,甘泗淇任西北野战军政治部主任,李贞任政治部秘书长,夫妻一道参加了解放大西北的一系列战役。此后,甘泗淇担任志愿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李贞则被彭德怀亲点为志愿军政治部秘书长,夫妻又一同奔赴抗美援朝的前线。

    1955年9月,甘泗淇、李贞一同走进中南海怀仁堂。周恩来亲自把上将军衔授予甘泗淇,把少将军衔授予李贞。周恩来握着李贞的手:“祝贺你,李贞同志,你是我们新中国第一位女将军,与甘泗淇也是唯一难得的‘夫妻将星啊!”

    有些战友曾对甘泗淇说:“老甘啊,太遗憾了,你革命几十年,连个孩子也没有啊!”而眼见战友儿女成群,自己却不能再生育,李贞也对甘泗淇说过:“趁现在还来得及,我们离婚吧,你再娶个妻子,给你生个孩子吧。”可甘泗淇坚决不答应:“我要的是爱人,不是孩子!而你是我唯一的爱人,你就好好做我的爱人吧!”

    1964年2月5日,刚过60岁的甘泗淇因积劳成疾,在办公室猝然暴发心脏病,离开了相濡以沫30余年的李贞,离开了他们共同抚养的20多个烈士遗孤。李贞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沉浸在悲痛之中。更让她意想不到的是,“文革”期间,她4年失去自由,6年没有工作。直到1975年,在邓小平的关怀和过问下,李贞才恢复名誉。后经党中央、中央军委批准,李贞的级别定为大军区副职级,担任总政组织部顾问、全国人大常委、全国妇联常委等职。

    1990年3月11日,李贞在北京病逝。此前,李贞用遗嘱最后一次表达了对丈夫及其家乡的爱:将平时节省下来的1.1万元存款和2500元国库券,一部分捐献给宋庆龄儿童福利基金会,一部分捐献给甘泗淇的家乡湖南宁乡县作为办学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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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24/12/22 11:00: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