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沉浮于学术与政治之间的张君励 |
| 范文 | 叶介甫 张君励是现代中国著名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他清末留学日本，入早稻田大学攻读政治学，辛亥后两度赴德研习哲学，具有深厚的西学素养。他早年追随梁启超，民国时期投身政党活动，30年代组建国家社会党而成为民主党派领袖。战后起草《中华民国宪法》，有“民国宪法之父”的美誉。他崇尚英国议会政治与德国哲学，一生徘徊于学术与政治之间。在中国现代史上，和置身于风云激荡大时代的许多知识分子一样，张君励的一生充满了矛盾：他曾被国民党政府绑架和软禁，却又一度是蒋介石的座上宾；61岁生日时周恩来曾送给他一块“民主之寿”的寿匾，但时隔不久，他却进入了中共开列的“头等战犯名单”中；他是民盟的创建人和领导人之一，但最后却和他组建的民主社会党一起被勒令退盟，他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 到政治场上中流击水 张君励和近现代许多知识分子一样，是个在政治和学问之间左右摇摆的人。不过，张君励也自有其独特的一面，这就是，他对政治和学术的兴趣始终是打通的，他热衷学术，但始终想着怎样为现实服务，投身政治，又在想着这种实践能结出怎样的学术果实。用他自己的话说：“求学问是为改良政治，是为救国，所以求学问不是以学问为终身之业，乃是所以达救国之目的”。 张君励对法律和政治学的兴趣仿佛出于一种天性。在二十世纪初的西学东渐大潮里，张君励被家乡江苏宝山县选为官费留日生，于1906年考入日本早稻田大学经济科。本来宝山县给他官费，是叫他和当时多数学子一样学习理化，然而他一到日本便改学法律和政治学，并为此付出了失去官费的代价，几乎陷入生活无着的窘境。这一时期，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派”组织同盟会在东京业已成立。在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的大背景下，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立宪派”与“革命派”围绕着是否以暴力手段推翻清王朝等问题展开了激烈辩论。论战的阵地，分别是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和梁启超创办的《新民丛报》。 最初，迫于生计，张君励开始向平日经常阅读的《新民丛报》投稿。年仅20岁的张君励，冷静地站在第三方立场，表达了他对这场论战的观点和看法。他生平第一篇译著《穆勒约翰议院政治论》摘自英国自由主义学者穆勒的《代议政治论》，与严复翻译《群己权界论》相似，张君励也采取了意译的方法，并在译文中插入简短的“按语”，对原著加以点评。毋庸赘言，张君励借此主张的，正是英国式的改良道路与议会模式，此举为立宪派提供了学理上的支持。1907年10月，梁启超组织发起政闻社，张君励以发起人之一的身份，出席了政闻社在东京锦辉馆的成立大会，并担任了“评议员”一职，在编纂科担任职务。此时还是一名学生的张君励，受梁启超的委任和影响，很快进入“问政”角色。 1910年夏，张君励获得了政治学学士学位，不久即束装回国。武昌首义成功后，在各省纷纷相应革命之际，以梁启超为首的立宪派人士也在思索着行动的方向。有人提倡赞成共和，有人主张“养晦以待，徐观后变”。此时中国的政治格局，是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北洋实力派军阀袁世凯和湖北都督黎元洪三分天下。后两者皆有向梁启超“示好”之举，将梁的支持看作实际政治角逐中的重要筹码。梁启超曾在武昌起义后不久审时度势，就打出了“和袁（世凯）慰革（命党）、逼满服汉”的口号。时至今日，大势已定，为在民国政坛上一展抱负，梁启超与张君励等人倒向了袁世凯阵营。随即，张君励投入到“造党”的实际活动中，相继有“共和讨论会”和“民主党”的成立。1912年8月，张君励代表民主党赴日迎接流亡海外15载的维新领袖梁启超回国。10月12日，梁启超在张君励的陪同下到达北京。 可是，好景不长。在“联袁”后不久，张君励就举起了“反袁”的旗帜。袁氏主政并未改变清末以来社会秩序、政局混乱的局面，张君励深感不满。民国二年《俄蒙条约》签订，中国丧失了大量权益。以此次外交失败为导火索，张君励在《少年中国》上发表《袁世凯十大罪》一文，视其为误国罪人，因此受到袁世凯通缉。 在梁启超的劝告下，张君励1913年跑到德国留学避祸，潜心研究正在欧洲大地上爆发的战争，研究得正有兴头时，由于袁世凯的复辟，梁启超一纸电召，正在撰写博士论文中的张君励居然什么都不管不顾了，匆匆踏上了回国的路。这可以见出张君励的特质：到政治场上中流击水，始终是他关注的第一位。 在风雨如晦的政治漩涡中漂浮 1923年夏秋之交，面对军阀割据的局势，国人提出种种解决国是的主张，概括起来不外乎：举曹锟为非常大总统及立孙中山为总统、曹锟为副总统等方案。张君励在梳理这些方案后，认为这些都“不足以解决时局”，独自提出一个“合南北要人于一炉”的国是主张：设立以张謇、汪精卫、孙中山、黎元洪、吴佩孚等7人组成的国民委员会，作为国家最高行政机构，议决国是。 此时，张君励的从政建功的欲望十分强烈，然而，在现实政治的涡流之中，他充其量是个“政治教育家”和“政治评论家”而已。他办过政治大学，有意把政治大学办成“民主政治的实验所”，可是，不几年，他因涉嫌“进步党”，政治大学便为国民党所接收；他还与人办过《新路杂志》，发表过一些作品，阐述唯心史观，批评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批评苏俄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革命。他的这些所言所行，已为他往后的政治活动奠定了基本的路径：既不与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为伍，又与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不相为谋，企图以所谓“第三条道路”超然于党派之外。 1932年4月，由张君励、张东荪、汤住心、胡石青等人发起，中国国家社会党在北平创立。国社党偏偏“生不逢时”，因为，自1927年以来，国民党为建构“党外无党”、“党外无政，政外无党”的一党专政的统治格局，不仅对共产党进行围剿，其他政党也都处于非法地位，时时提心吊胆，惟恐遭到取缔。国社党自然也只能在缝隙中求生。成立之初，其机关刊物《再生》便被视为反动刊物，后经张君励出面交涉，此事稍稍平息。1934年7月，国社党在天津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政纲、党章。张君励被选举为中央总务委员，兼任总秘书，总揽党务。大会发表了宣言，提出国社党的主张，除举国一致对外之方针、国家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主张和民族主义的立场外，强调中国应该建立政党政治：“中国今后当采酌英美现制之精神，由各党派之合作，予政府以大权。” 1937年7月15日，国民党在庐山召开国是谈话会，发动各党派共赴国难，抵御日军。张君励也受到邀请。会上，他在蒋介石、汪精卫演说后，第一个发言说：“目前国难严重，在此时期，民族生存之重要，超过一切，必先有民族，方可谈到其他，在精诚团结声浪中，在野人士，对政府应表示信任，发挥善意，本人尤郑重表示此意。”会后，张君励成为国防参政会参议员。次年4月，他代表国社党发表《致蒋介石汪精卫信》，表示“精诚团结共赴国难之意旨”，“对于国民政府一致拥护而外，别无起死回生之途”。蒋介石、汪精卫很快便作出反应，发表《复张君励》，对国社党的态度表示欢迎，指出：“全国贤智之士，或加入本党，共同负荷，或秉持共信，一致努力，俾捍御外侮，复兴民族之使命，得以早日完成。”从此，国社党得到承认，由秘密转为公开。 1938年12月，他又发表《致毛泽东先生一封公开信》，对中国共产党提出规劝：“以八路军之训练任命与指挥，完全托之蒋先生手中”；取消陕甘宁“特区之制”，“将马克思主义暂搁一边”。迄今为止，没有发现毛泽东的复信，但是，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即已表达了中共一贯的思想。毛泽东说：“国外的资产阶级政党不需要各自直接管领一部分军队。中国则不同，由于封建的割据，地主或资产阶级的集团或政党，谁有枪谁就有势，谁枪多谁就势大。处在这样环境中的无产阶级政党，应该看清问题的中心。”“历史不长的几个小党，如青年党等，没有军队，因此就闹不出什么名堂来。”“每个共产党员都应懂得这个真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他不独要求中国共产党放弃武装，也要求蒋介石废弃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他所铸就的政治模式，多少有些天真幼稚，一厢情愿。 参与第一次宪政运动彻底失败 抗战初期，国民党迫于各方压力，采取了一些民主改革措施，先后成立“国防参议会”和“国民参政会”，聘请共产党以及其他中间党派代表为“国防参议会参议员”和“国民参政会参政员”，默认共产党和其他中间党派的合法存在。然而到了武汉失守后，国民党开始消极抗战，积极反共。 1939年1月在重庆召开了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制定了“防共、限共、反共、溶共”的政策，设立“防共委员会”，接着又颁布《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和《共产党处置办法》等法令，将抗战初期共产党和各中间党派争得的一些民主权利取消。从此，国共两党的磨擦不断发生，各党派联合抗日的局面受到严重威胁。 与此同时，1938年底，叛国投日的原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及其同伙，于1939年8月底召开汪记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为混淆视听，以实行所谓宪政相号召。在此形势下，为了加强团结，坚持抗战，推进中国政治民主化进程，挫败汪精卫集团的阴谋，共产党和各中间党派的参政员以及部分社会贤达共同掀起了一场要求结束党治、实行宪政的宪政运动。张君励在这场运动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939年9月9日，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四次会议在重庆开幕。张君励作为国家社会党参政员出席了这次会议，并与青年党参政员左舜生、第三党参政员章伯钧联名提出了两个提案。在《请结束党治实施宪政以安定人心发扬民力而利抗战案》中，张君励指出，自抗战以来我国政治虽有一些改观，但规模终未树立，人心终未有安，抗战建国的基础没有奠定。而要完成此项基本工作，就必须“以结束党治实施宪政为第一义”。 本来，在国民参政会一届四次会议的开幕式上，国民党总裁兼国民参政会议长蒋介石为会议定的调子，是讨论解决“集中人才，建设后方”，“加强军事，争取胜利”和“注意国际形势，推进战时外交”这三个问题，但共产党和各中间党派的提案提出后，要求结束党治，实行宪政，改革现行政府，则成了会议的主题。根据《议事规则》，上述提案由第三审查委员会（即内政）讨论审查。后因各中间党派的强烈要求，改为“扩大会议”，全体参政员均可自由参加讨论。经过一天一夜的激烈辩论，大会通过了《召集国民大会实行宪政决议案》。《决议案》要求政府明令定期召集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实行宪政。同时由议长指定参政员若干人，组织国民参政会宪政期成会，协助政府促进宪政。 《召集国民大会实行宪政决议案》通过后，张君励被国民参政会议长蒋介石指定为国民参政会宪政期成会委员（共25人）和召集人。他一方面与另外两位召集人黄炎培、周览一起先后主持召开了两次宪政期成会会议，讨论有关宪政问题，并就宪政的实施时间达成协议：“暂时拟定至迟不能迟过9个月，就要开国民大会，完成宪政”；另一方面又联合在重庆的其他中间党派参政员沈钧儒（救国会）、左舜生（青年党）、李璜（青年党）、胡石青（国社党）、江恒源（职教社）、王造时（救国会）、章伯钧（第三党）、张申府（救国会）以及无党派参政员张澜、莫德惠、褚辅成等12人，于1939年10月1日共同发起召集宪政问题座谈会，到会的有各界名流100余人，中共参政员董必武、吴玉章以及《新华日报》社社长潘梓年等也应邀参加。此次会议决定将座谈会经常化，并将发起人从12人增加到25人。除以上这些活动外，为了推动民主宪政运动的兴起，张君励还积极从事宣传工作。 1940年4月1日，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五次大会在重庆召开。4月5日下午举行的第五次会议的议题，就是讨论宪政期成会向国民参政会提出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五五宪草”）之修正草案》。会上张君励以召集人的身份对部分修改内容进行详细说明。在说明中特别强调设置国民大会议政会与孙中山的遗教并不违背。同时，在说明中还着重指出，国民大会议政会对总统所任命的行政院长及各部部长所拥有的不信任案之权，“仅为消极的限制”，并不影响“总统选贤与能之大权”。因为总统如果与议政会意见不合，可召集临时国民大会为最后之决定，假如国民大会不赞成议政会的决议，总统则可解散议政会，另举行新议政会之选举。总之，“总统所行使之职权甚广，自能游刃有余尽瘁于国家之建设”。 尽管张君励使尽了浑身解数，力图使国民党蒋介石相信增设国民大会议政会，只是为了补救“五五案草”的缺失，它不仅不违背孙中山的“遗教”，而且也不会对政府尤其是总统的权力造成任何损害，但他无法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即与“五五宪草”相比，《修正草案》中的政府行政部门的权力受到了较多的限制，国民大会及其休会期间的议政会的职权有了较大的扩大，而这是国民党人和他们的领袖蒋介石所不能接受的。其结果，张君励等人怀着极大的热情而辛辛苦苦搞成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之修正草案》，未经大会表决，甚至未经充分讨论，就被蒋介石的一纸提议给“无形打消”了。第一次宪政运动至此彻底失败。 在政治走向问题上态度还尚清楚 抗战胜利后不久，中国政治格局发生了有利于人民的巨大变化。经过中国共产党的努力，1945年10月10日，国共双方代表签订《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确定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 1946年1月，有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青年党、社会贤达的代表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通过政府改组案、和平建国纲领案、军事问题案、国民大会案、宪法草案。这五项协议案实际上否定了国民党的一党专政、独裁制度和内战政策。和平有望，举国欢庆。但在许多人看来，中国政治舞台上也呈现出“三角格局”：国民党因其相对雄厚的军事实力而占据着这个三角形的最长边；共产党以其军事实力上的相对弱势而居于这个三角形的次长边；中间势力仅仅依靠自己的舆论力量而处在这个三角形的最短边。在几何学中，三角形是稳定图形，因此，政协会议一闭幕，以民盟为代表的中间势力便掩饰不住内心的兴奋：政治协商会议意味着“共产党的让步多，蒋介石的苦恼大，民盟的前途好”。 “蒋介石的苦恼大”一语，绝非虚词。政协决议的签署，意味着蒋介石承诺将握在自己手中的权力的一部分拱手让与其他党派，这与其“一统江山”的不移信念大相悖异。历史在不久以后就已经表明，蒋氏此举，乃其在内战准备未及充分的情况下的一种权宜之谋。等到国民党“接收”大军在蒋介石的精心安排下各就各位以后，内战便势不可免了。作为第三方面的力量代表的黄炎培（民主同盟）、张君励（民主社会党）等人探知此前的和平环境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壤，一旦失去这种环境，将无立锥之地，更谈不上“关心政治，研究政治，在可能状态下并须参与政治”了。于是，黄、张二人努力穿梭斡旋于国共两党之间。如果说在抗战胜利后的一段时间里，蒋介石对第三方面的舆论还多少有些顾忌，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敷衍这些中国人士的面子的话，那么，到了蒋介石排兵布阵就绪之后，他就肆无忌惮地显示了他的屠夫本性。 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反动派悍然撕毁“双十协定”和政协协定，大举围攻中原解放区，从此发动了全国内战。接着，国民党军队不顾中共的严正声明，于1946年10月11日攻下张家口。接到“捷报”的蒋介石竟得意忘形地于当晚悍然发布了将于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的命令。 蒋介石单方宣布召开“国大”的时候，没有忘记为自己脸上抹上一层油彩。他要将所有第三方面人士统统拉入“国大”，以造成除共产党以外的所谓“举国一致”的局面。蒋介石明白这样做的难度极大，尽管青年党已基本控制在手，但要使民盟等党派“尽入吾毂中”，并不那么容易，因此对民盟等党派采取了恩威并施、多方夹击、拉上一个算一个的攻势，黄炎培、张君励二人便成为蒋介石寄予“厚望”的重点诱降对象。 对于政治态度较为温和的黄炎培，国民党采取的是混淆视听的谣言战：他们放出大量风声，说在政府改组中，当局将以教育部长一职倚重于任之先生（黄炎培字任之——作者），任老已有所考虑云云，企图以此离间黄炎培与民盟的关系，从而以假乱真，由假变真，逼迫他束手就范。而对党派色彩一向比较右倾的张君励，他们采用的是短兵相接的攻心战：国民党政学系几大要员轮番访问张君励，当面晓以政治利害，并邀他到南京与“蒋主席”晤谈。在这些攻势面前，黄炎培、张君励都表示了明确的态度。 7月10日，黄炎培通过《联合晚报》记者向社会辟谣。张君励也谢绝了与“蒋主席”晤谈的盛邀，表示目前主题仍为停战，其余一切均是空言。 在摇摆中未能全身而退 随着“国大”开幕日的日益临近，国民党和第三方面都在加紧活动。国民党迫不及待诱骗黄炎培、张君励交出参加“国大”的代表名单，而黄、张却抓住当局这一急切的心理，坚持非按政协决议规定的步骤行事不可：首先停战，其次改组政府，最后召开国大。为了实现这一点，“国大”必须延期。 突然间，蒋介石使出了令第三方面措手不及的一着：10月8日颁布停战令，随后又将“国大”开幕日延后三日。此刻，黄炎培感到，“国大”延期三日纯属儿戏，民盟对于是否参加“国大”已到了明确表态的时刻了。11月11日上午，全体在南京的第三方面政协代表聚集在交通银行会议厅，商讨是否参加“国大”。 次日清晨，民盟在南京的中央执行委员召开紧急会议，通过了黄炎培起草的声明：“民盟历次宣言，拥护政协决议。一切行动，以此为惟一的依据。国人愿竭尽最后一切努力，以求政协决议关于‘国大在开会以前各项手续之完成。完成之后，即一致参加‘国大。未完成以前，决不参加。”随后，黄炎培将这一声明用电话通知了在沪的张君励，恳切希望民社党能够与民盟共同行动。 11月14日，第三方面人士在交通银行会议厅举行最后一次聚谈。张君励当众表示他所在的民社党将不提“国大”代表名单。张君励面对现实，不能不承认：再不能用幻想欺骗自己了。他不得不面临二者必居其一的选择。在民社党内部，蒋匀田一帮长年追随张君励的学生叫嚷着：饿着肚皮跟了先生这么多年，别无奢求，就求先生让我们到政府中混碗饭吃；而在北平的张东荪和一大批民社党党员则警告说：民社党交出名单之日，便是他们脱离民社党之时。心仪宪政近乎痴迷的张君励，仿佛是身不由己地被什么东西前呼后拥地推着往“蒋主席”那张开的怀抱中走去，而周围又有无数双尖锐的眼睛在拉扯着他，犹如千夫指骂。他竭力想从困境中杀出一条出路。他觉得民社党递交名单势在必行，但他还得顾及那个要紧的面子，他的党必须体面地、至少是自感体面地跨入“国大”之门。于是，张君励冥思苦想，开始酝酿一个有条件参加“国大”的两全之计。 离“国大”开幕不足12小时之时，黄炎培与张君励默默地告别了古都金陵，联袂乘夜车返回上海。黄炎培刚一回到上海，国民党委员雷震就跟踪而至，以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架势，喋喋不休地劝说黄炎培返回到“国大”报到，黄炎培始终“笑而谢之”，雷震悻悻而回。而张君励则理不胜欲地于“国大”开幕后的11月16日飞抵南京，并于当晚拟定了致蒋介石的函件，为有条件参加“国大”下了最后的决心。 19日，民社党在南京开会，通过了张君励的提议。蒋介石大喜过望，对张君励款以盛宴。23日，蒋介石与他正式交换函件，民社党终于交出“国大”代表名单。但此时张君励还要面子：他个人声明既不参加“国大”，也不加入政府，仅愿以在野之身贡献于宪草的讨论。 张君励遂于27日偷偷地返沪，躲进深宅，不见客人，宣称“闭门读书”。 书生焉能做政客 就这样，国民党在中共的抗议声中坚持一党包办国民大会召开，作为宪政专家和民盟重要领导人的张君励个人没有参加，但他组建的民社党却和青年党一起参加了这次国民大会。 这一决策对国民党来说有非常现实的好处，时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的王世杰当年就在日记中说：“国民党则可以宣布此次之国大并非一党之国大耳。” 作为宪政专家并曾经激烈批评过国民党的张君励为什么要冒这个天下之大不韪，去为独裁统治抹粉？比较容易想到的说法是这是一种政治交易，认为张君励要借机安插跟随他打拼多年的党内干部。同为民盟领导人之一的罗隆基1949年后在撰写文史资料时回忆，张君励亲口对他说过：“这一伙人跟着我这许多年，好不容易等到了今天，抗战胜利了，国民大会要开了，联合政权就要成立了，我还能够要他们老饿着肚皮跟着我吗？国民党是国库养党，我有什么法子养这些党员。” 这种亲历者的说辞当然只能说明一点，不过我们看张君励为民社党参加国大所提的种种前提条件，至少可以明白历史和人物远远不是如此简单。蒋介石及其政府在向张君励许诺的条件中最重要的内容是什么？据当时代表蒋介石与张君励接洽的雷震回忆，蒋介石请民社党参加这次所谓制宪国大，承诺以张君励起草的《中华民国宪法》为基础，保证不推翻这个“宪草”的基本原则。后来蒋介石本人更在一封亲笔信中殷殷劝导张君励：“先生平素主张早日实施宪政，此次召开国民大会，即在制定宪法，稗本党结束党治，还政于民，……” 张君励当然是书生，但他不会不知道，国民大会没有中共这个第二大党的参加，和平断难保证，尽管如此，因为当权者给他画下了宪政这样一个大饼引诱他纵身一跳，虽然他清楚这一跳对自己多年清誉的损害，但他还是跳下去了。他曾经作过如是分析：“我们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希望民主与和平二者均能实现，但在二者不能得兼时，只有先争取民主的实现。得到一点，总比没有好。”一个以实现宪政为毕生理想的人，当理想似乎伸手可及时，他的定力也许就是这样脆弱吧？可耻，可惜，还是可怜？ 张君励不惜舍身一跳，不指望和平民主兼得，只求通过宪政获得民主，事实证明这一愿望他也落空了。终究是书生，哪里够格与长袖善舞翻云覆雨的政客谈判做交易？ 由于他的政治失误和幼稚，1949年1月28日，毛泽东在圈定的43名战犯中，将他列于最后一名。 1949年后，张君励开始了海外流亡生涯，着力于从儒家思想中发掘复兴民族的新因子，逐渐成为一代大儒。但他终究不能忘情于政治，忘怀于故人和故国。两封公开信颇值一叙：一是1950年，到印度讲学的张君动看到冯友兰作于思想改造运动中的检讨文章，即撰《一封不寄信——责冯芝生》，批评冯友兰放弃了独立精神；二是1956年章士钊到香港，张致信对章多所关怀，同时对大陆有所批评，断言“中共之政制既与俄同，其日后之发展，自不能逃出俄国轨道之外。试思中共统治，可以成为子孙万世之基业乎？” 晚年张君励经济困窘，定居美国后生活往往只能靠稿费和一点养老金维持，1956年好不容易得到了斯坦福大学一个研究中共问题的职位，但校方指定的每天翻看成堆的大陆报刊，并写出英文摘要的工作殊无趣味和价值，精神和经济的双重压力使他患上了严重的胃溃疡。几经疾病折磨，1969年2月23日，张君励在旧金山的一个疗养院中去世。这个专研宪政以中国实现宪政为最高理想的人，在其生前没有看到他理想实现的一天，就这样在地球上悄然无声地消失了，这是历史的悲剧，还是张君励人生的悲歌，读者自有认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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