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一代报人陈铭德与《新民报》 |
| 范文 | 王小梅 一代报人陈铭德离开我们30余年了，他手创的《新民报》仍在发展壮大。今天的《新民晚报》发行量居全国之首，并在海外出版发行。所以提起《新民报》，总要怀念他。 陈铭德是四川长寿人，1897年生于清贫之家。他幼年丧父，小学毕业后独自离家到重庆上学，中学毕业又考入北京政法大学。上大学期间，正值五四运动，受新闻界前辈林白水、邵飘萍等影响，他选择了走新闻工作的道路，于1923年兼任北京《国民日报》编辑。1924年，陈铭德大学毕业回到四川，先后担任成都《新川报》总编辑和重庆《新中华日报》主笔。1928年，陈铭德来到南京任中央通讯社编辑，认识了同事也是同乡的吴竹似、刘正华等人。几个年轻人为了发扬自由之声，打破社会沉闷，酝酿着自己办一张报纸。 1929年9月，《新民报》在南京诞生，陈铭德任社长，吴竹似任总编辑。之所以定名《新民报》，意在继承孙中山先生创办的《民报》精神“作育新民”。初创的《新民报》日出四开一张，发行仅2000多份，其中相当部分是赠阅的，每月广告收入不足200元，日子十分艰难。偏偏吴竹似又患了肺病，由其夫人邓季惺陪送去北平治病，报纸就靠陈铭德在南京苦苦支撑。后来他还请张友鸾担任总编辑。1931年，吴竹似在北平病逝，邓季惺在北平朝阳大学攻读法律。陈铭德赶去北平，帮同料理后事。陈邓两人接触日多，萌生感情，于1933年在北平结婚，以后携手共同经营《新民报》。 《新民报》以青年为主要读者对象，团结了一批进步作家如田汉、阳翰笙等为基本撰稿队伍，有的直接参加编务，报社业务蒸蒸日上。到1936年，《新民报》发行量增至1.6万份，成为南京报业中的佼佼者。 抗日战争爆发，《新民报》内迁重庆，坚持团结抗战的方针。陈铭德抓住文化界人士汇集重庆的有利时机，广交朋友，网罗人才，著名的“三张一赵”均为《新民报》所用。“三张”者，张恨水、张慧剑、张友鸾，“一赵”为赵超构。他们均是办报能手，或写评论、或写杂文、或写小说连载，都拥有大量讀者。陈铭德、邓季惺还和中共领导人周恩来等加强了联系，不时邀请周恩来到家作客，请周恩来分析当前形势。这一时期，《新民报》迅速发展，在重庆出版了日刊和晚刊以后，1943年又在成都出版晚刊，1945年又出版日刊。 抗战胜利后，陈铭德、邓季惺迅速在南京复刊《新民报》日晚刊，并在北平创办《新民报》日刊，在上海创办《新民报》晚刊。到1946年5月，《新民报》拥有5社8版，报纸覆盖面几乎达半个中国，在中国报业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 《新民报》是一张民间报纸。当时定下的办报方针是“居中偏左，遇礁即避”。一方面要表现进步，又要争取能生存下去。在险要的政治环境中，既有国共之间的斗争，又有国民党内部派系之间之争，这就难为了陈铭德。他委曲求全，周旋于上下左右，在夹缝中求生存求发展。1946年到1949年间，《新民报》的编辑记者多次被国民党当局拘捕，报纸被处罚停刊。这时候，陈铭德八方奔走，四面作揖找关系求情，谋求出路摆脱困境。有时，他在外面碰了钉子，回到报社唉声叹气，报社内年轻人还不谅解他，说他是“磕头主义”，主张“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新民报》的处境，周恩来倒是很理解。他说：《新民报》和《新华日报》不一样，《新华日报》即使停刊，要复刊很容易。《新民报》要是停了，再要凑齐一套班子就不那么容易。 陈铭德以他全部心血浇灌《新民报》。他深知报纸要办好，关键在于人，他求贤若渴招揽人才。除了“三张一赵”之外，还请到一批优秀作家如谢冰莹、陈白尘、吴祖光、袁水拍、马彦祥、柯灵、郁风……为各版副刊主编，他又汇集了许多名作家如郭沫若、茅盾、老舍、夏衍、田汉、洪深、阳翰笙、聂绀弩、孟超、黄苗子、丁聪、冯亦代，凤子等为长期撰稿人。报纸经常刊载他们的作品，加上独有的版面和标题，形成了《新民报》的独特风格，受到读者喜爱。郭沫若在1947年陈铭德50岁生日之际，特赠诗祝贺： 昨夜三斤酒，今朝醉未休。 高歌怀远志，屹立挽狂流。 知命须澄澈，新民贵自由。 魔高庸一丈，更上一层楼。 《新民报》总管理处设在南京，陈铭德任总经理，虽定下了办报方针，但具体的实施在各分社。陈在用人方面采兼容并蓄和放手的政策。五个分社总编辑的政治倾向不完全一致，有偏左的也有偏右的，甚至同一张报纸的各版也因人而异。以南京《新民报》日刊为例，新民副刊主编郁风，通讯版主编蒋文杰进步倾向十分明显;另一副刊《大观园》却满纸都是风花雪月。陈铭德的态度是只要不太出格，不给报纸带来麻烦，也就相安无事。 陈铭德喜交友好客，热情待人，1945年夏青年记者钱辛波初到《新民报》，第一个见到的就是陈铭德。钱辛波时年才20多岁，刚出校门，而陈铭德已年近半百，身为社长，可仍热情接待，这情景令钱辛波终生难忘。“文革”以后，钱带着孩子钱江去见陈铭德。耄耋之年的他，行动已不便，还颤巍巍地起身给倒茶，临别又送出门外。陈铭德不抽烟，但口袋常备有打火机，每每主动为客人点烟;他不打牌，常亲自摆牌桌迎客入座;他不善饮，总让客人之杯常满;他待客总忙着为客人夹菜，自己却吃得很少。到他晚年，逢年过节，他总要在电话中，以略带嘶哑的川音逐个向熟悉的人问好。他以朋友之乐为乐，以能给人温暖为最大的快慰。而可贵的是能数十年如一日。 尽管陈铭德迂回曲折躲避风险，仍难逃厄运。1948年6月，邓季惺在国民党立法院指责国民党空军飞机轰炸开封平民，《新民报》刊登了邓的发言，国民党当局恼羞成怒，于7月8日下令南京《新民报》“永久停刊”。陈、邓知南京不可留，相继出走香港。国民党当局于逃离大陆前，曾游说《新民报》迁往台湾，被陈铭德断然拒绝。 建国之初，由于经济上的困难，成都、重庆、南京三地的《新民报》相继停刊。北京《新民报》并入《北京日报》，上海《新民报》公私合营为《新民晚报》。政府对陈铭德、邓季惺都作了安排：邓季惺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北京市民政局副局长，陈铭德为北京市福利局副局长。 陈、邓夫妇虽然离开了新闻界，他们的心仍念念不忘新闻工作。1957年5月，首都新闻界举行整风座谈会，他们欣然参加。在会上，陈铭德介绍了《新民报》的成长过程，谈了一点对当时新闻工作的看法，建议在北京也出一张晚报。他说：报纸是人们的精神食粮，新闻工作者是厨师，厨师要是光注意营养价值，不注意色、香、味不行。趣味性和思想性不矛盾，正像色、香、味和营养不矛盾一样;律师出身的邓季惺也对司法独立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想不到厄运来临，他们都被划为“右派分子”，蒙冤受屈20年。 1978年以后，他们重新回到国家政治生活中来，分别担任了全国政协委员、民革和民建的重要职务，并都是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理事。他们最热恋的仍然是新闻工作，每有新闻界的集会，他们都必出席，不迟到也不早退。 1989年2月11日傍晚，陈铭德在北京协和医院与世长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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