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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大学图书馆藏通志堂《读史方舆纪要》版本考

范文

萧毅?唐佳

摘要论文以武汉大学图书馆藏通志堂《读史方舆纪要》（仅刻陕西一省）为考察对象，运用文献学的方法，立足避讳、刻工、批校、修版及文献记载等五个方面，较为全面地论述了此书的版本特点，认为此书应刊于康熙十九年至二十七年（1680-1688）之间，其所据底本为顾祖禹稿本，是顾书定稿后之第一刊本。

关键词《读史方舆纪要》刻工批校

分类号 G256

DOI 10.16810/j.cnki.1672-514X.2019.01.014

0 引言

顾祖禹，字景范，号宛溪，生于明崇祯四年（1631年），卒于清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江苏无锡人，明末清初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他十四岁时遭遇“甲申之变”，随父隐居，抗节首阳。此后无意仕进，潜心著述，孜孜于《读史方舆纪要》一书。他抱亡国之痛，秉厥考遗言，承家学余绪，“创是书也，年二十九。……游历所至，惟有借书，随即钞纂，睹记所及，更获新胜，即改窜增益之，虽十易草所不惮。经二十年，始成是书”[1]3-4。顾氏四十九岁时，《读史方舆纪要》初稿已定;五十岁时，顾氏始馆崑山徐乾学家，既得传是楼藏书之便，又结识胡渭、黄仪、阎若璩等，参相穷讨，遂对《读史方舆纪要》复加修订，直至去世。

《读史方舆纪要》版本众多（如图1），其中，武汉大学图书馆所藏通志堂刻本《读史方舆纪要》（仅刻陕西一省）（以下简称“通本《纪要》”或通本）著录仅见《宜稼堂书目》《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此本自清初以降，学界罕有知者，直至近几十年来，才逐渐引起学者们关注。顾廷龙在《〈读史方舆纪要稿本〉序》中提及，“近年我因参加编纂全国古籍善本书目，获知武汉大学图书馆藏有通志堂刻本《读史方舆纪要·陕西省》一书”[2]，但由于各种原因，顾先生未得亲见此本。廖源兰《通志堂小考》“据顾祖禹和徐乾学的交往及《方舆》成书情况”，推论此本“可能刊于康熙十九年至二十六年之间”[3]。笔者曾有幸参与“通本《纪要》 ”整理出版，撰《读史方舆纪要·陕西纪要十四卷》一文，概述了此书基本特征，并定为“清康熙间通志堂刻本”[4]10-12。学者石祥在《清初书籍刻印的实态细节——清通志堂刻试印本〈读史方舆纪要〉读后》观点与我们一致，并认为“此本系冠以纳兰氏通志堂名义，实际由徐乾学从顾祖禹处获得稿本，利用《通志堂经解》刻工班底，约在康熙十九年至二十四年顾氏在昆山坐馆期间刊刻”[5]84-91。但是，上述诸文对“通本《纪要》” 版本特征皆未详论，且各有疏误。对此，笔者拟从避讳、刻工、批校、修版及文献记载等方面对其详加讨论，力求辨明其刻版时代及版本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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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本《纪要》共十四卷（卷端附《陕西纪要书后》及《陕西目次》）。每卷一册，共两函十四册。半页九行十九字，小字双行同。左右双边，粗黑口，单黑鱼尾。版心左上著该板所刻字数，中部依次著书名、卷次、页数，右下著“通志堂”三字，左下记刻工姓名。版刻字体为硬体字，圆润舒朗，典雅庄重。印刷纸张兼有皮纸、竹纸两种。《书后》钤“春怡堂郁氏藏书印”朱文长方印，“国立武汉大学图书馆”朱文方印;《陕西一》钤“礼培私印”白文方印，“埽尘斋积书记”朱文方印。每卷卷端题名“读史方舆纪要卷”，而未刻该卷于一百三十卷所占卷次。但是，卷端右侧，即版框右部均有批校者以苏州码子题其卷数（此类批校均在书脊部位，因笔者曾将装订线拆卸才得以显现，故此类批校应出于刻版之时，绝非后人所为），均与该卷于全书所占卷次相合。如图2，《陕西一》于全书中为卷五十二，苏州码子作“卷〥二”，即“卷五二”。承上题名之后，抬行另起“补注”二字。今考“补注”二字，稿本有之，如稿本卷五十四卷端题名“读史方舆纪要卷五十四补注”，嘉庆以后刊本均无，由此看来，“补注”应是直接导源于稿本。

2 避讳

关于“通本《纪要》”讳字，笔者曾提出“‘胡虏夷狄等字……有回避……避‘玄‘胤等字，‘丘‘弘‘历等字皆不讳”[4]11。此本所讳对象，大致可分三类：帝讳、圣讳、种族讳，以下分类阐述。

2.1 帝讳

（1） “玄”字避本諱，不避偏旁。例如：《陕西一·泰华》“唐·宗《华岳铭》”、《陕西一·潼关》“会王·谟等自滑台败退”、《陕西三·冢岭山》“东北流注于·扈之水”，以上“玄”字皆缺末笔作“”。但是，以“玄”为偏旁的“弦”“眩”诸字皆不讳。比如：《陕西四·汭水》“源出弦蒲薮”、《陕西五·褒斜道》“无不摇心而眩目”、《陕西十·增山城》“西出眩雷塞”等。

（2）弘、历二字并不讳。前者如《陕西二·霸水》“弘农”、《陕西二·太极宫》“弘义宫”、《陕西三·商洛废县》“盛弘之”等。后者则有《陕西二·章敬寺》“大历二年”、《陕西二·冷水》“圣历二年”、《陕西三·丹崖山》“庆历初”等。

“清之避讳，自康熙帝之汉名玄烨始，康熙以前不避也。雍乾之世，避讳至严，当时文字狱中，至以诗文笔记之对于庙讳御名，有无敬避，为顺逆凭证。”[6]168由此看来，此本讳“玄”不讳“弘”“历”，则其刊刻年代应该限定于康熙、雍正两朝。

（3） “胤”字情况颇为不同，详见表1。

再谈“胤”字。表1显示，一方面，刻本“胤”字共出现16次，其中，不缺笔者8次，缺笔者8次，两者比例为1：1。另一方面，关于“胤”字批校共出现4次，不缺笔者2次，缺笔者2次，两者比例亦为1：1。针对这一现象，我们可以从两点进行说明。一是据雍正三年上谕：“朕临御以来，屡降谕旨，凡与御名声音相同字样，不必回避。近见各省地名，以音同而改易者颇多”[7]1055。可知，至少在雍正三年以前，臣民在实际用字过程中，与御名音同之字皆不惜回避，遑论“胤禛”二字，自当回避无疑。然则上述“胤”字原刻不缺末笔与批校出全字者，皆应发生在康熙一朝。换言之，假设此本刊于雍正年间，则举凡“胤”字皆应作“”，而绝不可能出现缺笔与不缺兼存，或者原刻“”，朱笔批校却改作“胤”这两种情况。二是从表上述数据显示，“胤”、“”二字，在写版者与批校者这两个同时且又相对独立的群体之中，庶几以相等频率出现。这一现象似乎表明，“”为俗体而非讳字。因宋太祖名匡胤，故两宋刊本“胤”字缺笔作“”。由于刻本的规范用字作用，遂使元明以降，“”字相沿成习，其性质也由讳字变为俗字。因此，便出现上述“胤”“”并行的现象。从帝讳所反映的事实来看，可以推断“通本《纪要》”应刊于康熙年间。

2.2 圣讳

“丘”字不諱。如《陕西二·槐里城》“后更曰废丘”、《陕西七·孙丘谷》《陕西十·天德城》“张齐丘”。

据雍正三年上谕：“孔子道高千古，自天子以至于庶人，皆受师资之益。而直省郡邑之名，如商丘、章丘之类，今古相沿未改，朕心深为不安。自今凡直省地名，有同圣讳者，或改读某音，或另易他字，其于当用之际，作何回避，着九卿会议具奏，钦此”。遵旨议定：“至圣讳，除祭天于圜丘，丘字不用回避外，若各府州县地名，有字相同者，交内阁选择字样，进呈钦定。其山川市镇等处命名，交该地方督抚更易字样报部”。其姓氏相同者，按《通考》云：“太公望之后，食采于谢邱，为得姓之始。”今拟将邱姓加“阝”旁[7]1055。

赵宋以降，刻本无有讳“丘”者，然则雍正三年讳“丘”作“邱”，可作为判定刻本年代的绝对标准。此外，参考雍正以来其他刊本，“丘”亦有缺竖笔讳作“”者。今此本“丘”字不讳，则其刊刻时代在雍正三年以前，能与“帝讳”所反映之时代互证。

2.3 种族讳

（1）讳“虏”。凡遇“虏”处，或改作“获”，如《陕西一·大河》“获晋军以归”;或改作“卤”，《陕西六·义渠城》“卤其王”;或改作“罗”，《陕西十一·沙湃口》“平罗所”。

（2）讳“夷”。凡遇“夷”处，或改作“裔”，如《陕西一》“诸裔之境”;或改作“人”，如《陕西一·洛水》“羌人”;或改作“彝”，如《陕西二·昆明池》“西南彝”。其中，以改作“彝”字最为常见。间有改之不尽者，如《陕西四·岐山》“有夷之行”、《陕西十二·永宁堡》“镇夷千户所”，为批校者所察，以朱笔改“夷”为“彝”，另以墨笔书“彝”一字，贴于“夷”字上。

（3）部分“胡”讳作“狐”，如《陕西十·黑山》“杀狐山”，《陕西十三·三兜谷》“杀狐川”。但多数情况不讳，如《陕西十·丰州城》“胡寇”、《陕西十二·镇彝所》“北临胡境”。

（4）部分“狄”讳作“翟”，如《陕西一·州域》“戎翟”、《陕西六·绥德州》“白翟”，但多数情况不讳。如《陕西十·丰州城》“戎狄”，《陕西十一·宁夏镇》“北狄”。

（5）“戎”“犬戎”“玁狁”皆不讳。如《陕西十·榆林镇》“西御犬戎，北虞玁狁”。

（6）“蕃”不讳。如《陕西十四·吐蕃》“蕃国”、《陕西十四·碎叶城》“蕃落”。

（7）“酋”不讳。《陕西十一·御史渠》“卤酋”、《陕西十三·罕东卫》“酋长”。

顾氏撰为是书，发抒故国之思，故华夷之辨，灿然在列。而自康熙朝以来，文网趋密，凡“胡虏夷狄”诸字，朝廷虽无明谕，文人亦是改避无疑。顾氏为避祸端，也将书中“胡虏夷狄”诸字大加删改。但是，因为《读史方舆纪要》一书卷帙浩繁，多有改之不尽之处。我们以上所举诸例，是以稿本、通本、敷本进行对校所得。凡是稿本改避之字，通本因之，如（1）（2）（3）（4）数例。稿本未改者，通本亦未改，如（5）（6）（7）数例。而敷本不仅沿袭（1）（2）（3）（4）所作改避，（5）（6）（7）等未及改避之字，敷本亦改之。因此，从种族讳字承接性观察，通本应直接来源于稿本;同时参考敷本，则时代越后，种族讳字越严，亦可反证通本时代甚早。与此相关，稿本叙及有明一代建置，原作“国朝”“国初”“昭代”，更是为清廷所忌，故多改作“明朝”“明初”。通本因其所改，惟《陕西十一·灵州守御千户所》：“元复曰灵州，国初改为千户所。”此“国初”即“明初”，漏而未改者，十四卷中，仅此一例，亦见其时代之早。

3 刻工、批校、修版

自雕版印刷以来，版心刻录刻工姓名已成传统，不过代有兴废罢了。单就清刻本而言，版心著录刻工已不多见，而“通本《纪要》” 每页版心记刻工姓名，自然成为其一大版本特色。不仅如此，与刻工相关之批校、修版，亦是琳琅满目。刻工、批校、修版，三位一体，共同显示出初刻试印本的版本特征。“版心所记刻工有陈国甫等五十余人，多与《通志堂经解》相合。间有不合格者，则于天头出以朱笔批示‘后半页不佳……而质量太差者，则示以‘此刻手字划歪斜跼踳，应遣去……间有误刻、漏刻之字……随即修版改刻，于其前后书页空白处印出。”[4]11笔者将通过揭示刻工、批校、修版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来讨论其所反映的版本价值。

3.1 刻工

笔者通过与《通志堂经解》初刻本所记刻工对勘，得出表2“通本《纪要》” 刻工名录。其中，通本所载刻工共计55人（若除去疑似同人异名者，则共50人），与《通志堂经解》（以下简称《经解》）完全相同者15人，若加上疑似相合者计24人，则比例几近二分之一。

由表2我们可以得出三点结论。首先，《读史方舆纪要》版心所刻“通志堂”与徐乾学辑刻《通志堂经解》之“通志堂”实为一所。其次，“《通志堂经解》于康熙十二年开始刊刻，……至康熙十九年主体部分刻完。但直至康熙二十四年以后，仍还有少量经解付刻并且还有较多的经解正在校勘、修版。……在康熙二十九年至三十一年之间，《经解》全部校定完毕，并有整套的《经解》印出”[8]。而“刻工一生之工作年限，最多约在三十年左右”[9]。由此，我们似乎可以将《方舆纪要》刊刻时间下限推迟至康熙六十一年，亦在康熙年间无疑。最后，学界一般认为，《经解》之真正辑刻者为徐乾学，而“通志堂”乃纳兰成德之堂号。徐氏“因仕途等方面的原因，将所刊《通志堂经解》让名于权相纳兰明珠之子成德，于是将《经解》以‘通志堂命名，并在书版版心下镌‘通志堂字样，卷末刻‘后学成德校订一行”。康熙二十四年二月，徐氏经纳兰明珠举荐入南书房，擢内阁学士，方成明珠一党骨干，同年五月，纳兰成德逝世。至康熙二十七年，明珠被罢黜[10]。这样看来，徐氏出于政治目的以“通志堂”名编，则明珠罢相之后，自然不必再以“通志堂”之名义刻书。《读史方舆纪要》仍以“通志堂”署名，则其刊刻时间最迟不超过康熙二十七年。另一方面，结合顾祖禹康熙十九年前后始入徐乾学幕府这一事实，则其刊刻时间约在康熙十九年至康熙二十七年之间。

3.2 批校

“通本《纪要》”天头、行间多有批校，依照批校所论之对象，大致可归为两类，一类为刻工，另一类为《读史方舆纪要》内容的修订。下面，我们择有关刻工一类批校加以讨论。

此类批校，以朱、墨两色为之，且笔迹相同，应系同一人所为，而此人之身份，应为刻版事宜之直接责任人——监工。其中，墨笔批校内容较为单一，多记核查刻工所刻字数。刻工在每页版心左上角自记此版所刻字数，以资雇佣者拨付劳酬。但刻工为谋劳酬，多计的情况屡见不鲜，因此，监工有必要加以复核，若发现数字不符，即于左下角刻工姓名下地脚位置另记所核查字数。例如，《陕西一·书后》第一页，版心左上角记字数“三百廿九”，地脚复核字数“三百廿五”。同卷第二页版心左上角记字数“三百五十六”，地脚复核字数“三百五十”。经统计，是书此种批校共计51处，可见监工之负责。

3.3 修版

监工若发现刻工某字版刻不工整、漏刻、误刻等，即以朱笔刊正。随后，当事刻工见此批语，则随即修版，并将所改刻部分于该页或前后若干页之天头、地脚及左右版框空白处印出。修版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一是版刻不工整（如图3）;二是漏刻（如图4）;三是误刻（如图5）。

从上述修版现象可看出，一是刻工依照监工意见进行修版;二是监工可以依其所修版再次检查是否合格，如此反复，大大提高了刻书效率与质量。三是一般而言，刻工刻完一书，草装呈监工审核，监工依照清样校勘讹误，再返还刻工修版。此为刻本之三大连锁程序，“通本《纪要》” 将这一自然流程展示无余，使其成为初刻试印本的典型范例。

4 文献记载

为进一步考证“通本《纪要》” 的版本，我们将从文献记载的视角来观察此书的版刻时代。

在彭士望《耻躬堂文钞》卷八《传是楼藏书记》中有记：

兹庚申（1680）春暮，予因顾子景范、陆子拒石乃得登昆山徐公健庵先生之传是楼，……更孜孜求高世士，特延礼顾、陆二子，供粢饩，束修羊，给笔札小史，听其自著书纂集，不烦以事[11]。

彭士望乃顾氏挚友，所谓“特延礼顾、陆二子”，可见顾氏于徐氏门客之地位非比寻常。又“供粢饩，束修羊，给笔札小史，听其自著书纂集，不烦以事”，则顾氏书成，徐氏出资刊刻，亦属情理之中。

在魏世俨《魏敬士文集》卷一《寄顾景范先生书》有记：

世俨谨问景范顾先生尊体动止万福。俨十四五岁得读《方舆纪要》书，遂笃慕先生之为人。而先生姓字，则自入塾学以来，稍通人言语，侍家君子暨先仲父，则稔闻之矣。……乃今先生为家君子石交，慕之复十许年，而犹不得负笈从游。……家君子亦尝推先生当今用世第一人。……闻《纪要》书编次已成，全书剞劂告就，乞于便中惠寄一部，俾得日诵读，如受耳提面命也[12]。

魏祥、魏禧、魏礼三兄弟，世称“宁都三魏”。魏世俨（1662—1717）乃魏礼次子。引文魏世俨称魏禧“先仲父”，而魏禧康熙十九年十一月卒于仪真，则此文当作于康熙十九年之后。前引彭士望可证，顾氏此年已馆徐乾学家，且直至去世，未曾离开[13-14]。又云“闻《纪要》书编次已成，全书剞劂告就”，既称“全书”，则非指康熙丙午五卷本《二十一史方舆纪要》。而顾氏本人一介处士，无力刊刻，则“全书剞劂告就”，显指徐氏助为刊行。当是时，徐氏正主持辑刻《通志堂经解》，而《读史方舆纪要》自然交付《经解》原班刻工。如此看来，此本刻工与《经解》相合，且版心著“通志堂”，自然顺理成章。因此，魏世俨所谓“剞劂”一事，所指应为“通本《纪要》”。

必须说明，今所见“通本《纪要》”仅刻陕西一省，而魏世俨却称“全书”，何以出现如此矛盾？笔者认为有三个原因。其一，我们在“版式特征”一节提及此本各卷虽未刻卷次，但有批校者以苏州码子题其卷数，与该卷于“全书”所占卷次相合。因此，只有百三十卷之“全书”基本格局确定，方能归并陕西所属卷次。其二，顾书是以明代两京十三司为纲，降及清初，全国行政区划有所变更，有鉴于此，顾氏需要在初稿基础上对此加以修改。而陕西一省，清因明制，变动最小，自然较先定稿。又从稿本来看，亦是陕西一省改动最少。那么，陕西一省可以先行付梓。其三，康熙二十六年，徐乾学奉勅总纂《大清一统志》，特延顾氏襄助。《读史方舆纪要》修订事宜可能暂且搁置。而顾氏本人于康熙三十一年遽归道山，此时稿本尚未改毕。加之徐乾学亦于康熙三十三年仙逝，那么“全书剞劂告就”的可能性很小。

因此，必是当时顾书已有刊刻，魏氏方闻其事，不过所谓“全书”，当系魏氏臆断抑或误信传闻之语罢了。

5 结语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通本《纪要》”刊刻年代，应在康熙十九年至康熙二十七年之间（1680—1688）。需要强调的是，既然此本由徐乾学出资刊行，其所据底本无疑来自顾氏本人，即今所见稿本。前述此本有“补注”及“种族讳”二者，皆其证。另外，我们通过稿本、通本、敷本三者对校，发现敷本与稿本出入较大，通本与稿本内容却十分吻合。因此，我们可以断定，此本所据底本为顾氏稿本，亦即顾书定稿后之第一刊本。而康雍乾三朝，世人皆以为“《方舆纪要》一书，世无刊本”[15]，此本一出，旧说之误，彰彰明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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