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基于案例对比分析的高校智库建设研究 |
| 范文 | 胡五生 龚文霞 摘 要 论文从研究目标、主攻领域、人才队伍与管理结构、经费组成与经费来源，以及成果类型与传播形式五个维度对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英国兰卡斯特大学大创新中心、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及中国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这四所知名高校智库建设情况进行比较和分析，并总结了经验与启示。 关键词 高校智库建设 案例分析 经验与启示 分类号 G311 DOI 10.16810/j.cnki.1672-514X.2019.05.005 Abstract This paper mainly compare the situa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think tank of Hoover Institution at Stanford University， the Big Innovation Center in University of Lancaster， Social Policy Research Centre at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 in Australia，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rategy in Peking University from five dimensions： research objective， main field， talent team and management structure， fund composition and source， achievement type and broadcasting form， and draws the experience and enlightenments. Keywords University think-tank construction. Case study. Experience and enlightenment. 0 引言 目前，国内已基本形成政府、高校与民间协同发展的智库体系。其中，高校智库在学科建设、学术研究及学者培养等方面要比其他智库具有天然优势，其在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并举发展上，为政府及社会做出了重大贡献。2014年2月10日，教育部印发《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建设推进计划》 ，要求“推进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建设，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高水平智力支持。”另外， 《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 提出，要“推动高校智库发展完善，深化高校智库管理体制改革。”这一论述既肯定了建设高校智库的重要性，也明确了高校智库发展和完善的着力点。 近年来，我国高校智库建设取得较大进展，从规模上看，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研究项目（TTCSP）编写的《全球智库报告2017》显示，我国依然是世界第二的智库大国，拥有智库512家。在全球顶级智库百强榜单中，有7家中国智库上榜；在全球最佳高校智库90强榜单中，有6家中国高校智库上榜。从以上数据来看，我国高校智库具有一定的国际影响力和国际话语权，得到了国际学者和科研机构的认可。而从决策贡献度来看，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发布的《2017中国智库报告》显示，有19家高校智库入选综合影响力百强榜单，其中有2家高校智库进入智库决策影响力前20名。可见，我国高校智库在参与和影响政府决策方面具有一定的作用。 但是，鉴于我国高校智库尚处于发展起步阶段，国内高校智库建设还存在盲目跟风的现象，大多数智库研究成果的政府采纳度和决策贡献度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基于此，本文选取四所国内外高水平高校智库，从五个维度对其发展状况进行对比分析，以期为我国高校智库的发展完善提供一定的借鉴和启示。 1 案例分析 文章主要选取以下四所高校智库：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英国兰卡斯特大学大创新中心、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和中国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从研究目标、主攻领域、人才队伍与管理结构、经费组成与来源，以及成果类型与传播形式等五个维度比较和分析这四所知名高校智库的建设情况，为推进我国高校智库建设提供借鉴与启示。 1.1 基本概況 1.1.1 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 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成立于1919年，距今已有近百年的发展历史，最初是作为斯坦福大学的一个图书馆而存在。当时的斯坦福大学校长认为胡佛图书馆具有较强的文献资料搜集和整理能力，但是，此时的胡佛图书馆并未表现出明显的智库特征。二战后期，胡佛研究所依靠自身巨大的馆藏数量实现了较快地发展，1938年，更名为斯坦福大学胡佛战争、革命与和平研究所，名称沿用至今，实现了由图书馆向研究所的重大转变，工作重心也由信息收集和资料整理转为信息凝练和数据分析，对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出台提供了一定的决策依据，开始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智库，研究所的社会影响力也得到较大提高。在里根和小布什执政期，胡佛研究所主要从事美国公共政策的研究工作和政府接班人的培养活动，研究团队频繁参与政府各类政策报告的制定，完善了研究所的人才“旋转门”机制，研究成果的政策转化度大幅提升。研究所在建设规模、社会知名度、决策贡献度上都实现了质的跨越。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发布的《全球智库报告2017》显示，在全球最佳高校智库90强榜单中，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位列第8位，如今，胡佛研究所已经成为全球知名的高校智库，在参与美国政府决策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1.1.2 英国兰卡斯特大学大创新中心 2011年，英国工作基金和兰卡斯特大学合作成立大创新中心（Big Innovation Centre of the University of Lancaster），中心发展目标主要是服务社会经济发展，依托其丰富的技术和智力资源广泛开展各项决策咨询和理论创新活动。英国工作基金作为一所具有百年历史的民间智库，一个多世纪以来为英国政府、企业和其他公共机构提供政策支持，在战略研究、政策咨询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为工作基金和兰卡斯特大学共建大创新中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创建伊始，大创新中心即树立起“创新生态系统”的发展理念，主张从整体和长远来把握各创新要素，利用英国的知识经济服务特长和优势技术产业，积极探索制度创新、流程创新，挖掘和塑造有力的机制，为经济增长营造良好的生态环境[1]。作为一家成立时间较短的高校智库，大创新中心不仅面临着本国经济结构不合理引发的经济持续性萧条困境，还面临着国内外其他智库机构的竞争压力，为实现自身的可持续性发展，大创新中心引入平台运营模式，通过整合兰卡斯特大学的学科资源和人力资本，并与社会各界广泛交流与合作，坚持走协同创新的发展道路。短短数年，大创新中心发展成为知名的资源整合和服务咨询的中介平台，在国内外形成了较高的影响力。 1.1.3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社会政策研究中心 社会政策研究中心（Social Policy Research Centre of the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由澳大利亚政府在新南威尔士大学建立，早期命名为社会福利研究中心，1978年更名为现在的社会政策研究中心。中心建立之初就明确了机构的主要使命在于创建社会政策知识生产共同体，将学术成果输入社会政策过程，而不仅仅局限于大学内部的学术职能[2]。建设早期，该机构的组织治理模式具有显著的等级性和集权性，科研人员在研究中心的治理过程与科研项目资助申请等方面几乎没有相应的话语权，这一现状直到机构创始人亚当·葛来卡（Adam Graycar）在1980年引入科研日程与政府政策需求协同发展模式才发生改变。此后，研究管理委员会应运而生。21世纪初期，政府对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的资助模式进行改革，开始实施招投标资助机制，这一改变促使中心所开展的科研活动转向以开拓新的资助为渠道的商业发展活动。治理结构由集权治理向协同治理的转变，实现了管理委员会角色由直接命令向咨询监督的转变，科研活动的自主选择权大大提高，事实证明，政府这一放权行为并未降低科研工作对公共政策事务的贡献度。 1.1.4 中国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 国际战略研究院由2007年成立的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发展而来。作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附属性实体机构，主要实行理事会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在2013年正式建立伊始便形成了明确的发展目标，即通过对国内外政治环境、国际发展战略等领域开展深入的学术研究和政策研究，形成或公开发表一系列具有政策咨询意义的研究成果，最终服务于我国国际战略科学决策、高等教育学科体系建设和帮助社会公众准确认识政策。近几年，国际战略研究院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提升有目共睹。其中，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发布的《全球智库报告2017》显示，在全球最佳高校智库九十强榜单中，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位列第12位；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发布的《2017中国智库报告》显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位列综合影响力百强榜单的第15位。研究院成功申报并完成了多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攻关项目的研究工作，并向外交部、中联部、军事科学院等机构提供多项决策咨询服务，研究成果具有较高质量和影响力。2014年起，研究院以每年举行一次的北阁对话为契机，致力于加强国内外国际战略界同行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1.2 分析比较 1.2.1 研究目標 厘清高校智库的定位和研究目标是建设高校智库的首要任务，明确何谓高校智库、高校智库有何作用对于提高政府和社会各界建设高校智库的关注度具有重要作用。不同国家的高校智库受到政治体制和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在研究目标方面存在差异，四所高校智库的研究目标如下表1所示。 表1 四所高校智库研究目标对比表 国别 高校智库名称 高校智库研究目标 美国 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 开展社会、经济等方面的研究，以促进和保障美国及世界和平 英国 兰卡斯特大学大创新中心 以服务社会经济为主要目标，开展智库咨询和直接参与创新 澳大利亚 新南威尔士大学社会 政策研究中心 创建社会政策知识生产 共同体，将学术成果输入 社会政策过程 中国 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 对国内外政治环境、国际发展战略等领域开展深入的学术 研究和政策研究 从表1可以看出，胡佛研究所的研究宗旨是保障世界和平，主要开展社会与经济方面的研究；大创新中心的研究目标的重点在于创新，也是以社会经济为研究主题；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强调了研究成果与政策输出的融合性；国际战略研究院的研究目标主要体现在国际和战略两方面，包括国际政治、国内治国战略等方面。总体来说，高校智库作为专业的决策咨询机构，通过生产高质量学术成果，从而影响政策制定、出台、实施的过程，选题上关注社会和国际国内变革，为提高政府的治国理政能力建言献策。 1.2.2 主攻领域 国际格局与国际形势的复杂多变，要求各高校智库适时调整研究领域，提高研究的现实针对性，四所高校智库的研究领域如表2所示。 表2 四所高校智库主攻领域对比表 国别 高校智库名称 高校智库主攻领域 美国 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 经济政策、教育、能源与科技、外交事务与国家安全、卫生 保健、历史、法律、美国政治、价值观与社会政策 英国 兰卡斯特大学大创新中心 市场、金融、产业—大学联系，商业模式、技能、公共政策 澳大利亚 新南威尔士大学社会 政策研究中心 食品和住房供给、安全环境 创建、卫生医疗保障、贫困 群体财政支持、教育提供 中国 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 世界政治、国际安全、国家战略 从表2可以看出，不同国家的高校智库的研究领域存在显著差异。胡佛研究所的研究内容涵盖了经济、教育、科技、外交、医疗、历史、法律、政治及社会等各个方面，值得注意的是，价值观也作为其研究领域之一。美国是由移民组成的多种族联邦制国家，不同文化、不同种族之间存在明显差异，研究这些民族的价值观，对于政府制定社会政策，更好地平衡各种族之间的矛盾和冲突、维护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大创新中心主要关注经济、教育与政治的联系，研究市场如何实现有效运转、高校如何参与和施加影响、政府如何适应和调控市场等方面的内容。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对于贴近社会大众的一系列问题展开研究，包括住房、食品、环境、医疗、贫困人口教育与经济扶持等方面，研究内容具有明显的基层性。国际战略研究院研究重点在于国际局势研判和国内战略制定方面。总体来说，高校智库具有明显的国别差异与研究特色，不同国家、不同类型的高校智库在选择研究内容时有所侧重。 1.2.3 研究队伍与管理结构 人才是智库赖以生存的基础，要想对我国高校智库人员结构进行科学调整，对智库管理体制加以完善，就应该研究著名高校智库的人员组成和管理机制。四所高校智库的人员组成和管理结构如表3所示。 表3 四所高校智库队伍与管理结构对比表 国別 高校智库名称 高校智库队伍与管理结构 美国 斯坦福大学 胡佛研究所 理事会；委员会7个：项目开发与研究、行政、财务、资源开发、外联和图书管理；常驻研究员：杰出学者1名，高级学者77名、高级研究员4名、研究员63名，专业背景涉及多个领域，涵盖政治、经济、政策、科技、哲学、人口学、自然科学等学科；拥有博士学位，并有相关领域研究的经验、丰富的研究成果的访问学者；杰出访问学者；国家安全事务研究员；媒体研究员等 英国 兰卡斯特大学 大创新中心 领导小组：16名成员，多是是欧盟、英国政府、世界顶级企业及大学、科学研究单位等机构的专家和高层；行动小组：多是具备博士学位的研究者、数据分析师和管理者 澳大利亚 新南威尔士 大学社会政策研究中心 管理董事会：包括中心主任和副主任及其他来自该大学相关院系成员；咨询委员会：6名成员由政府部门、非政府部门和产业部门代表构成，其他7名来自大学内部；科研人员分为基础研究人员与纯应用研究人员 中国 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 管理层：15名；理事会：27名；研究院专家：10名；访问学者：1名 从表3可以看出，不同高校智库的人员组成和管理结构均有所区别，但是四所高校智库基本都设置了管理层和研究层。胡佛研究所管理层包括理事会和委员会，理事会成员包括斯坦福大学校长、校内高层管理人员、捐赠机构的高层管理人员、政府官员和著名研究人员等，委员会囊括了高校智库运行需要的7个基本机制，研究层主要分为常驻研究员和访问学者，常驻研究员又包括杰出学者、高级学者、高级研究员、研究员等类别，访问学者分为杰出访问学者、访问学者、国家安全事务研究员及媒体研究员等类别，要求具备多领域的理论知识基础和研究能力，学历要求是博士及以上。大创新中心人员组成分为领导小组和行动小组，领导小组聚集了一批来自政界、商界、学术界及科研机构的高层次人才，行动小组由取得博士学位的专业人才组成，要求具有较强的数据分析和处理能力。社会政策研究中心人员构成包括管理董事会、咨询委员会及科研人员，咨询委员会分为政商代表和高校代表，科研人员分为基础研究员和应用研究员，有效实现了政产学研的融通、理论研究与实践研究的协同。国际战略研究院主要由管理层、理事会、研究院专家和访问学者组成，其中管理层和理事会成员总计42位，研究专家和访问学者总计11位，从人员分配上可以发现，该智库机构管理人员多于研究人员。总体来说，高校智库人员组成基本都包括管理层和研究层，管理层负责智库的日常运作及其他行政事务的处理，研究层主要进行选题和开展相关研究，权责较为分明。 1.2.4 经费组成与经费来源 科研经费是智库得以高效运行的基础，也是维持其正常运作与研究的基本保障，研究各高校智库筹资形式和经费来源，对于拓宽我国高校智库筹资渠道具有重要启示作用。四所高校智库经费组成与来源如表4所示。 表4 四所高校智库经费组成与经费来源对比表 国别 高校智库名称 高校智库经费组成与来源 美国 斯坦福大学胡佛 研究所 斯坦福大学日常的机构建设拨款；企业、个人、理事会成员、基金会等捐助；相关研究成果的收入 英国 兰卡斯特大学 大创新中心 世界顶级跨国企业、英国著名高等学府、信托机构、英国政府部门及欧盟机构等资助 澳大利亚 新南威尔士大学社会政策研究中心 联邦政府资助、与政府建立有偿科研合同 中国 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 北京大学机构建设专项款、中央政府经费支持 从表4可以看出，三所国外高校智库研究经费来源较为丰富。胡佛研究所研究经费主要包括斯坦福大学日常拨款，企业、个人及基金会等捐款，以及将研究成果出售所获得的经济收入。大创新中心研究经费主要包括企业、高校、基金会、政府及欧盟资助。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筹资方式包括联邦资助和通过与政府签订研究成果购买合同，获得政府拨款。国际战略研究院资金来源主要为政府拨款和高校经费支持。研究结果表明，我国高校智库筹资渠道较为单一，主要依赖政府部门专项拨款与高校专项建设款，尚未形成稳定的社会资金筹措渠道，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我国高校智库的研究内容选择权，不利于高校智库保持相对独立性。 1.2.5 成果类型与传播形式 研究成果是检验高校智库建设成效的重要标准，研究各高校智库成果传播形式，有助于完善我国高校智库成果推广机制，提升高校智库的政策影响力和社会认可度。四所高校智库研究成果传播形式如表5所示。 表5 四所高校智库成果类型与传播形式对比表 国别 高校智库名称 高校智库成果类型与传播形式 美国 斯坦福大学 胡佛研究所 胡佛论坛、美国与世界事务论坛；出版物：《胡佛文摘：公共政策研究与观点》《非常知识》以及《中国领导人观察》；现代传媒播客 英国 兰卡斯特大学 大创新中心 创新平台、国际国内交流合作 澳大利亚 新南威尔士大学 社会政策研究中心 时事通讯、系列研究报告、期刊论文、著作、系列研讨会、年度大会；讲座报告、面对面汇报、科研论坛服务、中介组织 中国 北京大学国际 战略研究院 中国国际战略评论、海外智库观点要览、智库热点新闻追踪、国际战略著作；国际战略研究简报、讲座会议、国际国内交流合作 从表5可以看出，四所高校智库在传播其研究成果方面都形成了比较系统的推广渠道。胡佛研究所主要通过举办各种论坛、出版著作、录制成果发布视频和利用互联网信息技术等现代传媒方式对研究成果进行推广。大创新中心的特色传播方式在于创新平台的建设，各个领域的研究成果受众可以通过创新平台进行交流和互动。社会政策研究中心成果传播形式较为丰富，主要包括发表论文和著作、举行研讨会和总结会、开展讲座报告及论坛讨论，其中最有特色的是向研究成果的使用者进行面对面汇报和引入第三方组织进行协调，有助于研究人员与政府部门形成互动—反馈—再互动—再反馈的螺旋循环长效机制，促进研究—政策网络的互动和协同，为公共政策问题提供信息服务，从而促进政府决策者和智库研究者的密切合作及拓展利益相关群体协同的范围[3]。国际战略研究院主要通过对国际战略发表评论、发布简报、出版著作、报道智库热点及举办讲座等形式增强研究成果的影响力和价值。总体来看，国外三所高校智库成果推广机制较成熟，对多种利益群体进行了协同，也充分运用了互联网等现代信息传播和交流技术推广研究成果的传播，对我国高校智库拓展成果传播渠道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2 我国高校智库建设存在的问题 目前，高校智库建设受到多方重视，政府、社会、高校为智库建设营造了良好的发展环境，我国高校智库建设也取得了初步发展。但是，我国高校智库起步较晚，发展过程中存在诸如小、散、弱等问题，导致智库研究成果的質量不高，高校智库对政府决策的影响力和贡献率有待加强。研究发现，我国高校智库在建设过程中主要存在以下不足。 2.1 重视度不足 我国高校智库起步较晚，普通高校在区域位置、学科门类、经费支持及研究资源等方面处于弱势，故智库多在我国的重点高校出现，高校智库数量较少且影响力远远低于政府智库，大部分高校也尚未意识到建设高校智库对于促进政府科学民主决策和提高治国理政能力的重要作用。同时，政府在制定和实施公共决策时多选择向官方智库咨询，高校智库只作为政府政策文本的解读者和决策的传播者存在；高校也没有真正意识到自身智库的地位和作用，关于如何建设高校智库也尚未达成共识，这无疑推迟了我国高校智库建设的脚步，导致高校智库建设长期处于理论构想阶段。此外，高校智库的自身定位存在偏差，高校的学术独立与学术自由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高校智库的独立性特征的发端[4]。长期以来，高校将自身置于与社会相对隔绝的“象牙塔”中，执着于学术理论研究，轻视应用研究，导致高校智库研究的可操作性较差，无法提供针对现实问题的解决方案，导致政府、社会对高校智库的认可度较低，阻碍了高校智库自身的发展。 2.2 人才培养机制不够科学 我国高校智库的前身大多是高校研究中心和研究院，转型成为高校智库后，继承了高校的行政管理体系和人员构成。高校智库研究团队通常由不同学科背景的研究人员组成，很难实现多学科跨领域之间的沟通，这导致智库研究成果的应用性降低。 智库型人才不同于传统学术型人才，智库人才的素质结构应包括三方面：智能，即智库人才的学科背景、研究方法、能力及见解；阅历，即智库人才的工作经验、信息渠道及国际视野；社会影响力，即智库人才的文章发表、媒体曝光度及岗位。具备这三种素质的智库人才队伍有助于智库提升团队综合研究和专项研究能力[5]。除了人才素质结构导致智库人才培养机制不科学以外，还有人才“旋转门”机制的问题，“旋转门”两端对应人才在“产学研”或“政学研”之间有序流动，目前我国高校智库尚未实现与政府、社会的良性沟通。此外，高校智库人才职称评定、科研奖励等人才评价机制往往还沿袭传统的职称评定体系，重视学术研究、基础研究，对政策研究与战略研究成果缺乏科学、灵活的考核机制，无法真正激励高校教师及其他人员从事决策咨询研究，阻碍了高校智库决策影响力的发挥。 2.3 管理运行机制不流畅 高校智库的管理体制是指有关高校智库管理职权内部划分及机构设置、职能配置等，主要包括组织管理体制、项目管理体制与人事管理体制。高校智库的运行机制是指高校智库的组成部分和构成要素及与政府决策部门、企业和社会团体之间相互作用的方式与过程，包括科研评价、人才培养、长效沟通、产品转化等机制[6]。当前，我国高校智库管理体制的僵化主要体现在：一是高校智库与高校传统科研部门、二级学院界限模糊，高校智库资源分配、人员安排及经费来源无法保障；二是项目研究选题随意，项目选择缺乏专业评审机制，项目完成过程往往单打独斗，缺少团队交流和合作；三是项目考核尚未建立起真正的结题和成果评价机制；四是我国高校智库在人事管理方面缺乏固定的研究团队，职称评选和奖罚机制无法真正激发研究人员的积极性。 我国高校智库内部运行机制不流畅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高校智库科研评价体系较少涉及社会服务性指标，沿袭传统评价机制，呈现出重理论研究轻对策研究的特征，阻碍了应用研究的成效和高校智库的知识创新。第二，高校智库内部研究人员虽然具备丰富的理论功底，但是缺乏从政经历和撰写咨询报告的经验，且目前大部分高校智库真正的专职研究员较少，缺乏完善的人才引入、培养及使用机制。第三，相比官方智库与政府下设政策研究部门，高校智库与政府联系不够紧密，难以深刻了解政府的决策需求，高校智库与政府之间是一种松散型的关系，缺乏联系的紧密性，信息沟通渠道不畅通，存在信息不对称现象[7]。第四，我国高校智库研究成果转化机制僵化，成果转化率不高。研究成果理论性太强，社会公众和政府对于学术性语言具有一定的理解难度，这也降低了政府对于高校智库研究报告的阅读兴趣和采纳度。 2.4 评价与推广机制不健全 在评价高校智库研究成果质量时，以能够拿到何种级别、何种数量的批示为衡量标准，导致智库研究沦为解读和论证个人意图的“经院哲学”，这种研究往往脱离实际，无法得到普遍认同，本质上并不是真正独立的智库研究，而只是“御用文人的成果”，难以真正发挥智库的作用[8]。如果高校智库研究成果无法转化为政府决策的参考依据，高校智库影响力将直接降低。一方面，由于大部分高校智库成果转化机制不健全，尚未形成完整的成果呈递机制，导致其无法及时递交至政府机关；另一方面，高校智库、政府、高校三者之间缺乏畅通的交流渠道，研究成果转化率也将受到影响，成果推广机制的缺乏使得高校智库无法参与政府决策咨询，降低了高校智库建设的积极性。此外，我国高校智库对外传播机制比较落后，难以有效满足快速变化的国际国内政策需求，导致智库研究成果对政策的贡献度降低。 3 经验与启示 3.1 精准定位与特色发展 由于我国高校智库尚处于初始成长阶段，大部分高校智库对自身功能定位尚不明晰，为促进高校智库的健康发展和有序运行，首先应着力明确其功能定位，发挥高校优势和智库研究专长，将政策研究、决策咨询与人才培养三者有机结合起来。相比其他类型的智库，高校智库具有独特优势，在充分发挥高校基础研究实力较强、学科门类齐全、人才培养机制健全、便于开展学术研究及对外交流广泛等优势同时，也要解决高校传统科研模式和人才培养模式与智库研究成果评价体系和智库人才评价标准之间存在的矛盾。 智库研究成果的最终服务对象是政府和社会公众，高校智库应加强与政府决策部门的联系，明确自身研究重心，形成特色化研究领域，实现差异化发展。为应对当前我国部分高校智库研究领域趋同、研究特色丧失的现象，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开展工作。首先，厘清高校智库与政府智库、民间智库之间关系，主要表现为高校智库的人才培养功能和高校学科建设方面的优势；其次，厘清高校智库与其他研究机构之间关系，主要体现在高校智库的决策咨询功能，高校智库需要加强政策研究意识和能力；最后，由于高校类型、学科门类、人才培养层次及区域发展特色等方面的差异，高校智库应当加强特色领域的研究，避免高校智库的同质化。 3.2 专业素养与科学管理 拥有高素质的智库人才队伍是打造一流高校智库的重要基础。由于我国高校智库人员组成较为单一，且行政管理人员往往占大多数，科研人员多为高校教师，虽然具有丰富的学术理论和研究经验，但是很少对公共政策方面进行研究和实践，缺乏决策研究意识和思维。所以，建设高校智库应适时调整人员结构，组建科学的智库人才队伍。首先，应着力畅通高校智库研究领域与咨询业的联系渠道，强化领域与行业间的协同与交流，促进高校智库人才队伍多元化、研究专业化。其次，要注重培养智库精英，组建优秀的研究团队，领导者的优秀与否对于研究队伍能否生产高水平成果具有直接影响。再次，借鉴国外智库的人才“旋转门”机制，鼓励社会各个行业的优秀人才进入高校智库，促进智库研究队伍背景多元化，丰富智库人才的学历结构、年龄结构、学科背景、行业背景，提高智库研究成果的现实性和综合性。此外，智库研究人员的选聘方式要灵活化，按照研究选题灵活组建项目小组，合理配置研究人员和辅助人员。最后，智库研究人员的评价不同于高校传统科研评价，应建立起真正适用于高校智库研究员的评价机制，形成包括智库成果评价指标与期刊论文数量、学术专著数量、国家及省级重大课题等传统指标在内的二元评价机制，共同作为高校教师的职称评定和科研奖励参考标准。 3.3 有效运行与明确职责 科学有序的内部运行机制是高校智库正常运转的基本保障。目前，国内部分高校智库往往是高校二级学院的下属部门，尚未形成符合智库机构特点的运行机制，仅仅依照二级学院管理方式来运营高校智库，导致高校智库大大受限，研究模式、研究人员组成及研究成果与传统学术研究差别不大，降低了高校智库的政策影响力及决策贡献度。以胡佛研究所为例，胡佛研究所实行理事会下设的主任负责制，并设置了行政管理、图书馆、档案馆等职能部门，以保障研究所各业务部门的正常运行。此外，根据研究领域和研究内容的不同，分别组建不同的项目小组，项目小组的成立、项目完成进度、项目实施效果等均受到严格的管理和评估。基于此，我国高校智库可以借鉴胡佛研究所的这种运行模式，设立理事会，负责内部管理与研究项目的统筹规划，并下设其他职能部门，负责研究人员的招聘和评价、研究成果的撰写与传播等方面，各部门协同发展，共同促进高校智库健康运行。 3.4 组织加强与经费保障 分析发现，相比国内高校智库，国外高校智库资金来源较为多元，主要包括政府拨款、社会资助、基金会扶持及产品收入等。其中，个人、企业及各种基金会的捐赠等社会资助在美国高校智库研究经费中占据较大比重。而国内高校智库研究经费多来源于高校拨款和政府部门的项目资助，而高校资金来源主要是政府财政补贴和学生学费，这使得高校智库经费来源较为单一。因此，提升我国高校智库建设水平的当务之急在于进一步拓宽智库经费来源，改革资金筹措与组织机制，着力完善研究项目的资金投入机制和研究经费的组织机制。对于项目的招投标和报审要严格把关，对确定开展的研究项目要制定严格的评估标准，定期对其评估，保证项目评选的科学性和透明度，保障智库的每一笔研究经费都能落到实处。有关部门可以制定《高校智库资金管理办法》，对高校智库资金的多元化来源提出指导方案和规制措施，鼓励高校智库自筹资金，通过第三方资金管理机构协助高校智库管理资金，确保高校智库资金实现科学管理、合理使用、透明申报[9]。 3.5 定向传播与成果转化 高校智库社会贡献度和政策影响力的高低主要取决于研究成果的质量和知名度。美国许多高校智库不但智库产品质量较高，而且能够为美国政府提供前瞻性的战略意见，具有较高的影响力。以胡佛研究所为例，尽管研究所十分注重其研究的独立性，但也积极地开展对外交流，并主动与媒体合作向公众和政府宣传自己，向外推广研究成果和产品。为提高影响力，胡佛研究所不仅借助媒体和舆论等第三方机构，还注重自我宣传和推广。比如，通过定期举办《胡佛论坛》和《美国与世界事务论坛》，出版《胡佛文摘：公共政策研究与观点》来提高研究所的曝光度，增进社会和政府的了解。同时，还尽可能利用现代传媒、播客、视频制作等信息传播手段推广自己的研究成果，完善研究所的平台建设。 我国高校智库在完善自身体制机制建设的同时，也应着力打造自身品牌出版物，针对不同的研究领域与研究主题，建立不同的传播平台，有效提高研究成果质量，加强与成果受众的联系。为加强高校智库知名度建设，可以通过建立自己的学术网站，及时更新研究成果，举行新闻发布会、利用微信、微博等现代传媒引领社会舆论，出版自己独特研究领域的学术期刊[10]，邀请国际知名智库专家加入、组织国际专门会议、将研究报告翻译成外文、完善网站建设等途径，提升我国高校智库的国际声望和影响力[11]。 参考文献： 陈娟，李建清.开放式高校智库平台研究：以英国兰卡 斯特大学大创新中心为例[J].科学管理研究，2015，33 （2）：117-120. LAWRENCE J.Social policy research：25 years of a national research centre[R].The Social Policy Research Centre，The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Sydney，2006：10-15. 杨晓斐.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社会政策研究中心”智库的组织治理、科研模式及影响途径[J].高教探索，2015（10）：52-56. 徐維英，田晓明.高校智库建设的独特优势与问题[J].江苏高教，2016（2）：54-56. 朱敏.新型智库人才培养管理创新思考[J].管理世界，2016（3）：178-179. 任恒.我国高校智库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的创新研究[J].黑龙江高教研究，2017（4）：63-66. 李艳杰，姜红.我国高校智库存在的主要问题与建设路径[J].黑龙江高教研究，2016（3）：28-32. 秦惠民，解水青.我国高校智库建设相关问题及对策研究[J].中国高校科技，2014（4）：15-20. 初景利，栾瑞英，孔媛.国外高水平高校智库运行机制特征剖析[J].图书馆论坛，2017（9）：8-16. 张亚孟.我国高校新型智库建设研究[D].兰州：兰州大学，2016. 侯定凯.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转化机制探析：兼论优质大学智库的培育[J].复旦教育论坛，2011（5）：33-3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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