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陈方恪先生生平与学术 |
| 范文 | 曹阳 摘 要 陈方恪先生幼承家学，得其父陈三立文脉，在诗词、版本目录学方面有很深造诣，其先后在江西省立图书馆、南京国学图书馆、南京图书馆工作，对学术发展，文献收藏、开发、利用和青年人培养有突出贡献，论文介绍了陈方恪的生平与学术成就，推介其在诗词和图书馆学领域的成就。 关键词 陈方恪 诗词成就 版本目录学 图书馆服务 分类号 G250.15 DOI 10.16810/j.cnki.1672-514X.2019.02.015 Abstract Mr. Chen Fangke studied his father Chen Sanlis literary vein in his early age， and has profound attainments in poetry and textual bibliography. He worked in Jiangxi Provincial Library， Nanjing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ese Studies and Nanjing Library successively. He has made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s to academic development， literature collection，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and youth training. This paper introduces Chen Fangkes life and academic achievements， and introduces his achievements in poetry and the field of library science. Keywords Chen Fangke. Poetry achievement. Textual bibliography. Library service. 在中国近现代图书馆发展的百余年间，图书馆事业砥砺前行，其中既有各类图书馆学专门教育培养的大量管理与技术人才，引领着图书馆发展的方向，也有不少非图情专业背景的前辈学者，同样对图书馆工作贡献了智慧和汗水。南京图书馆的陈方恪先生是其中的代表。陈方恪先生家学深厚，不仅在诗词、版本目录学研究上有极高造诣，而且在佛学典籍刻印出版和版本鉴定等方面颇多实绩，在南京图书馆文献收藏、开发利用及青年人培养等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 1 陈方恪生平简介 陈方恪（1891—1966），字彦通，江西义宁（今修水）人。陈三立第四子，陈寅恪胞弟。光绪十七年（1891年）在祖父陈宝箴于武昌的湖北布政使衙署内出生。幼承家学，受祖父学风浸润，得其父文脉，又先后师从陈伯弢、王景沂、陶鹏保、王瀣、柳诒徵等名士，年少时即形成清醇婉约、造句险峻、意境深远的诗词风格。其诗名在衡恪、隆恪、寅恪等诸兄弟之上，汪辟疆编写的《光宣诗坛点将录》与钱仲联编写的《近百年词坛点将录》均将陈方恪入列其中。陈方恪一生文采风流，名士风范，交游广阔，先后在上海《时报》、上海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民立报》《时事新报》做编辑工作并撰写专栏，与诗词名家雅集拜洪帮大佬，后又在徐世昌等人推荐下，担任江西图书馆主任、景德镇税务局局长、田亩丈量局局长、正风文学院教授、教务长等。日本侵略中国时，陈方恪在南京任过伪职，又担任金陵刻经处董事，负责佛经刻印工作。在任职金陵刻经处时，曾帮军统特工传递过情报，还与我地下党有秘密联系，后不幸被日军发现并逮捕，然而在严刑拷打下并未出卖党组织。抗战胜利后，他受到国民政府的表彰，成为众人眼中的英雄。此后，陈方恪仍在金陵刻经处工作，并参与版本鉴定与目录学的实践性工作。新中国建立后，陈方恪在南京图书馆继续研究诗词、治版本目录学并提携后学，贡献颇大。 陈方恪可谓一生传奇，被作家章品镇称为“金陵最后一个贵族”。陈方恪在诗词上的深厚造诣和杰出成就早就为人称道，而其一生供职于图书馆，为研读版本目录学、阅读辅导与文献传播所做出的突出贡献却鲜为人知。 2 陈方恪的诗词成就 2.1 诗词成就得益于家学影响 陈方恪的诗词成就源于其深厚的家学影响。7岁时，祖父陈宝箴延请陈伯弢等名士为陈氏诸兄弟授课，有时还会亲自指导，在这种环境下陈方恪博览群书，研习书法诗词，尤喜雍乾时期学者史震林清新倩逸的诗词。 12岁时，陈方恪的家塾改为“思益学堂”，亦有各界不少人士将其子女送来学习，学堂除讲授传统经典外，还开设了历史、舆地、算学、格致、体操、音乐、国画等课程。这些课程的开设培养了陈方恪广泛的兴趣爱好和多学科的理论知识。此时，他对诗词韵文的興趣更加浓厚，“喜读阳春白雪、花间、草堂诸集，尤笃嗜李氏二主，辄默诵于口。”并与妹妹一同向母亲求教琴艺，以家藏“唐宋琴各一，潞王琴三”，练习弹弦操琴。后来陈方恪有诗忆及这段往事：“为卖东阳旧业来，玉帘丝袋访琴材。钟山松石如相待，好与先生扫绿苔。” 1906年，16岁的陈方恪随陈伯弢、夏敬观等前辈出游，在众多名士前填词《水龙吟·北湖田氏水阁咏白荷》 一首。 紫骝嘶遍芳洲，旧家帘幕深深地。玉奴今夜，眠香正稳，瑶簪初试。骤雨方过，轻云暗染，顿添清致。怅扁然一舸，题红讯杳，相思意、谁堪寄。 犹忆琅玕独倚。对西风、若有离思。翠腕欹凉，冰颐搁泪，素娥扶起。鱼淰波荒，梦魂不到，寒衣空委。怕明朝、碎尽芳心，分付断桥流水。 陈伯弢阅后大惊，赞叹道：“天赋词心，有少游神致。”此后，陈方恪不断求教于父执前辈，诗词功力日进。 1907年，陈方恪入震旦学院学习，日常学业外还随父执马相伯学习法文、拉丁文。四年后，陈方恪大学毕业，但并未如诸兄弟般留洋海外，而是回到南京家中，随侍父母身边。他成为陈三立诸子中唯一没有留学背景者，不过也因此得到父亲在诗词方面更多的指点。大学毕业之初，陈方恪将自己早年词作编辑成《说病词》。风华正茂的陈方恪文名逐渐为众人所知，常与陈家来往的国学大师李审言对陈方恪与陈衡恪的才学尤为赞赏：“才子师曾、彦通，如太邱之有元方、季方羔雁相属。”[1] 此后，陈方恪先后在上海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及多家报馆任职，辗转于南京、上海、京津等地，与师友雅集，常有诗词唱和。其诗词渐入佳境的同时，文名也在各地日隆。这一时期，陈方恪在日常事务外，常陪父亲陈三立打诗钟，并在打诗钟的过程中颇有所悟，且撰有研究性文章谈论正格、别格、嵌字等技巧。 1930年秋，已颇得父亲真传的陈方恪开始参与诗词理论与创作方面的教学，应父执唐文治聘请在无锡国学专修馆分校教授诗词课程，同时兼为暨南大学、持志大学等校教授。先生“风度翩翩，来往于课堂之间，时有诗词新作。”[2]教学之外，他还将近作辑为《殢香馆词草》两册。 1931年秋，陈方恪应王蕴章邀请，任上海正风文学院教授，主讲诗词骈文，很受学生喜欢，“先生虽弱不胜衣，但风度不凡，聊天时，偶出冷语最为有味。”[2]深湛的学问功底使陈方恪“站在教桌前既能引经据典，又能随兴发挥。真是左右逢源，头头是道。方老腹笥本富。特别对于中国文学的经典作品，不仅熟读白文，于重要著作的疏证歧义、版本异同，均能如数家珍。又博览稗史小说，于朝野故实、瓜棚野趣，有问必答。特别是诗词一道，更有家学根底，世人皆知。”[3] 1941年，陈方恪被聘为伪南方大学文学院教授（一说，陈担任过伪南方大学文学院院长），主讲诗词与骈文。这期间，陈方恪在《民意》上发表了他的代表性论文《中国音韵学之变迁》。1942年，陈方恪受聘于伪中央大学文学院，任教授，但并未赴校上课。 诗词研究与创作贯穿了陈方恪的一生，这一点从其作品中也反映的淋漓尽致。 2.2 以诗词印证时代变迁和心路历程 陈方恪以诗词闻名，不仅因其精于用典造句的技巧及风雅的名士气度，更在于他诗词中蕴含的苍凉历史感，印证着他一生的心路历程和所处的时代变迁。如1917年6月，张勋率辫子军控制京城，欲行复辟。陈方恪困局城内，某晚赴罗瘿公家宴，在后园赏花，作词《贺圣朝·夜来香》以抒发心中幽情。 遥怜可可窥人乍，伴风廊琴谢。好将空谷比幽姿，合氾人姑谢。吴舲初到，纱橱睡起，定绿珠无价。几回偷眼避游蜂，又夜凉如画。 1919年，梅兰芳赴日演出，陈方恪作《风中柳·题缀玉轩话别图即送畹华赴日本》，表现出深深的惜别之情。 渡口梅风，轻约薄罗歌扇。带朝慵宫衣剪剪。几多离愁，经海清怨。早归来，翠樽低劝。梦想云棠，莫负十洲仙愿。数绣程，珠帘尽卷，春樱壶峤，照沧桑人倩。待闲话，画图亲检。 1942年，陈方恪无奈委身伪南京政府，深感国家与个人的前途颇为黯淡，心中哀怨，于是作《秋夜有怀次太疏韵》 诗。 门对屯云咽暮笳，生还犹喜问西家。钓游经眼浑如梦，得丧临岐讵有涯。筋力渐衰渐老马，亲知摇替数寒鸦。长欃讬命他年愿，何处青山挽鹿车。” 这首诗表达出作者急欲摆脱现状的心情和对现实命运的无力。可见，陈方恪的诗词技巧与气度令人惊叹，而其作品反映出历史环境下人民的生活与心境则更具社会价值。 2.3 极高的诗词评价 陈方恪的诗词继承了同光体的宋诗传统，现存近500首，其雅人风致、造句用典、气度襟抱诸方面看都自成一家。陈方恪的一生历经清、民国和新中国，他的诗词反映了时代变迁，其作品恰似一部发展史。朱古微称其慢词：“情深意厚，功夫更胜于令。”陈石遗赞其词：“有名贵气。”钱仲联赞曰：“绝世风神，多回肠荡气之作，二陆齐名，俊语似欲突过乃兄。”陈三立认为诸子中“唯七娃子能诗”（陈方恪在陈家大排行第七）。钱萼孙直率评价云：“寒柳亦能诗，而功不能与其兄衡恪、隆恪敌，亦非如其季方恪之风华绝代也。” 3 陈方恪的图书馆业绩 陈方恪自幼家中皆饱学之士，可谓“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耳濡目染版本目录之学，这也为他与图书馆结下缘分奠定了基础。从清末、民国一直到新中国，这位被作家章品镇称为“徜徉在新社会的旧贵族”在图书馆管理、佛学典籍刻印发行、版本目录学及图书馆相关业务研究方面都有所贡献。 3.1 参与图书馆管理 1920年，陈方恪从奉天张作霖帐下辞去督军府秘书之职回南京，不久经徐世昌介绍赴南昌工作。大约在1922年到1923年间，陈方恪曾在位于南昌谌家巷天主教堂的江西省立图书馆担任主任。1920年，江西省立图书馆建馆，设汉文书、英文书、日文书、日报杂志四部，藏书8740册，其中中文7850册，日文350册，西文540册，杂志50余种，日报10余种。馆藏图书采用现代图书分类法分类，这与传统藏书楼式办馆思想截然不同，使陈方恪首次接触到现代图书馆办馆理念。 1924年春，陈方恪在江西结束了几年的学政历练后，回到南京，陈三立将多年来的藏书交给他出售，以解家中困顿。陈方恪在苏州闹市护龙街上开了一间名为“含光阁”的书店，虽深谙版本目录之学，但他当时志不在此，书店事宜全由店伙计照看。图书馆学者周连宽先生时在苏州，曾回忆道：“（含光阁）书肆在文艺书局旁，店中陈列家藏图书千余箱，琳琅满目，缥帙之富，为一时之甲。惟彦通出生望族，雅好儒素，不谙商情，店务悉交一伙计主持，对书籍版本，完全外行，开业不久，其中善本尽为沪估辇去，不数年间即行歇业。”[4] 如此的处世风格让陈方恪的经济时常陷入困顿。至抗战时期，有“阿芙蓉”癖的陈方恪不得已身陷伪南京政府中任职。1939年7月中旬，任伪考试院“考选委员会专门委员”的陈方恪受命兼任位于龙蟠里的南京国学图书馆馆长。该馆在“七七”事变前是国内唯一的国学图书馆，馆藏图书二十三万册，珍本和善本非常多，“七七”事变后，该馆藏书损失惨重[5]。1937年，时任馆长柳诒徵在离任时，曾受命将部分馆藏转移至苏北兴化县，以防损坏，还有几箱图书字画藏于图书馆与隔壁马贻新公祠之间的围墙中，以躲避日军劫掠。不料，陈方恪上任当日，南京城西突降暴雨，围墙倒塌，露出柳诒徵所藏图书字画，后来这批图书被梁鸿志移至伪行政院进行展出，此后多数文献不翼而飛。陈方恪面对已被洗劫、仅存少量普通图书的官舍，不禁心灰意冷，遂安排学生石学鸿等人在馆中照应，自己则很少到馆上班。后来，在陈病树与夏承焘晤谈中曾提及陈方恪此时的心境：“谓陈彦通近日自金陵来诗，有‘一往已拼人共弃之句，其志可哀矣。”[6]大概是陈方恪在思想和行动上对馆务均比较消极，1940年4月末，仅上任不足一年的陈方恪被免去馆长之职，由伪教育部部长赵正平兼任。 3.2 执掌金陵刻经处 1941年8月，陈方恪受邀担任金陵刻经处董事会代表兼流通部主任。金陵刻经处是我国近现代第一家由佛教学者创办的、以佛典的编校、刻印、出版流通为主，同时进行讲学的佛教文化机构。这次邀陈方恪就职出于多种原因：首先由于抗日时期，金陵刻经处屡遭日军侵扰，为借重陈方恪任伪职的影响以保全金陵刻经处，此外，义宁陈氏家族与金陵刻经处私交甚笃，陈方恪来主持能平衡各方关系，于是陈方恪举家迁入金陵刻印处工作并居住。1942年，陈方恪负责修缮了惨遭日军破坏的金陵刻经处内的深柳堂。此后，陈方恪除负责日常刻经出版外，也利用金陵刻经处作为掩护，积极与各方抗日地下工作人员联系，除成为军统的运用人员外，与我党情报人员徐楚光也联系密切，开展抗日活动。1945年8月6日，陈方恪因协助抗日被日本宪兵逮捕，“在日寇的严刑逼问下，陈方恪软硬不吃，对军统电台之事推说不知情，仅向陌生人出租了房屋而已……13日夜，陈方恪被日军捆在马厩的地下，赶了几匹高头大马来回在其身上踢踩，陈方恪宁死不屈，坚决不供，被折磨了一夜，奄奄一息……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经周隆庠等再次出面保释，陈方恪才被抬出宪兵队牢房。短短十天，陈方恪的头发基本全白了，体重仅剩60多斤。 3.3 致力版本目录之学和图书馆相关服务 1945年冬，在军统南京办事处的要求下，陈方恪参与对汉奸陈群的泽存书库所藏珍贵善本以及查抄的其他珍稀图书的鉴别活动。陈群在伪南京政府身居要职，囊橐充盈，其藏书更是刻意求好，藏书80余万册，仅泽存书库善本就多达40万册，不少都是宋版书和年代久远的抄本。此次参与鉴别不仅使陈方恪的版本目录学研究派上用场，更使他的学术视野得到扩展。 1949年后，陈方恪积极参与新中国建设，向新政府靠拢，常到图书馆借阅毛泽东等国家领导人的著作和其他马列主义政治理论书籍。1950年起，陈方恪受到国家领导人的多次接见谈话，陈毅、柯庆施等都曾邀他赴宴，鼓励其追求进步，发挥专业特长。1950年，陈方恪到国立南京图书馆工作，因其对古籍版本目录非常精通，馆长贺昌群立即请其在古籍部任职，并不时虚心向其求教。其后李仲融、汪长炳等几位馆长都时常向他请宜[7]。陈方恪平易近人，愿意扶持后学，在其任职期间培养了柳定生、沈燮元、杜信孚等学者，在南京图书馆上下得到敬重，并被推选为南京市政协委员和南京市文联理事。 1951年，刚入馆的陈方恪随馆长贺昌群一行数十人赴阜阳地区参加土改，约半年后回馆。不久，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并入国立南京图书馆，陈方恪因博学多闻被委派担任“近百年史料”编纂。 1953年，杭州一处造纸厂在回收的废纸中发现了一批与太平天国有关的资料，陈方恪应邀前往参与鉴定工作，他不顾年迈，甚至不曾休息就投入工作中，认真对一件件资料进行审阅，最后发现这一批资料系清代镇压太平天国的大员吴煦的个人档案原件。作为研究太平天国的重要文献，这些资料价值不可估量，陈方恪的贡献自然也受到有关部门的认可。 1954年开始，南京图书馆先后开设了“中国医药资料室”“中国地方志资料室”“中国古典文学戏曲资料室”“中国考古美术资料室”“中国近代史资料室”“马列主义理论资料室”和“文学艺术资料室”，每室由一位饱学之士主持，解答读者咨询。陈方恪负责“中国古典文学戏曲资料室”丰富资料室的工作研究。这七个专题资料室的开放是南京图书馆50年代参考咨询服务的一件重要工作，为营造学术环境和方便科研人员研究和参考做出了贡献。 同样在这一年，为了深入宣传图书，辅导阅读，提高读者鉴赏水平，南京图书馆还举办了中国古典文学讲座，陈方恪参加了讲座活动的筹备工作，并邀请到古典文学家陈中凡、词学家唐圭璋、诗人孙望、戏剧理论家陈瘦竹等开展讲座，取得了极大成功，仅1954年，就举办讲座14次，听众多达12 403人次。 1956年3月，南京图书馆委派陈方恪赴苏州，对苏南地区在土改和镇反运动中从民间收集到的存于拙政园的古籍进行鉴别。基于家学的浸润和多年的实践，使陈方恪的版本目录学研究受到广泛认可。1956年秋，受南京大学中文系邀请，陈方恪出任兼职教授，为胡小石的研究生讲授图书目录学和晚清文坛掌故等。 1957—1958年和1960年，陈方恪曾短期调往《江海学刊》编辑部工作，负责审阅文史类稿件并向汪辟疆、胡小石、曾昭燏、唐圭璋、陈瘦竹等学者约稿。期间，他并未间断对古籍版本的深入研习，对前两年所撰的南京图书馆所藏的八千卷楼旧藏的《续千文》《重续千文》 《三续千文》合订本以及《西厢记》《世说新语》各种版本的版式、纸张、题跋等进行研究。 1960年，已经70岁的陈方恪仍注意读书学习，所阅读研究的书籍有蒋瑞藻《小说考证》 《小说枝说》;孔另境《中国小说史料》;赵正一《中国小说史》;任二北《敦煌曲校录》《敦煌曲初探》;孙楷第《也是园古今杂剧考》《元曲家考略》《傀儡戏考略》;叶德钧《宋元明讲唱文学》;李啸仓《宋元伎艺杂考》;傅惜华《曲艺论丛》;阿英《雷峰塔传奇叙录》;鲁迅《小说钩沉》等。从书目看，陈方恪晚年的阅读兴趣依然广泛，涉猎小说、戏曲、敦煌学等。 3.4 提携后学 晚年的陈方恪在工作上得心应手，时常邀约老友雅集，但他同样对后学表现出很高的关心。1953年，陈方恪将旧识的年轻人杜信孚介绍到南京图书馆工作。杜信孚当时三十几岁，只有初中文化，但精通图书版本并在古籍修复方面有专长，后来杜信孚成为了有成就的古籍版本学者，曾著有《同书异名通检》 《同名异书通检》 《明代版刻综录》 等书。陈方恪亲自为其《同书异名通检》 一书作序，此序辞达意畅，文笔简约，颇具大家风范，也体现了陈方恪对年轻人的提携。 面对年轻人在图书馆工作中遇到的问题，陈方恪总能通过自己的博学为年轻人解疑答惑指引方向。南京图书馆研究馆员柳定生曾撰文回忆：“为了工作的关系，我时常去古籍部向陈老请教。他对古典诗词、小说戏曲无一不熟，开列原著各种版本和列代注释疏证也极为熟练，如数家珍”“陈老对我们后辈，都是循循善诱，诲人不倦，绝没有一丝一毫学者威严的架子。总觉得他和蔼可亲，容易接近。”[7] 3 结语 陈寅恪的一生从晚清的戊戌变法到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可谓跌岩起伏，即长期处于上层士大夫的圈子，又总隐匿于在社会的基层。这些经历使他对社会有深刻、透彻的认识，期待未来有更多人能深入研究陈方恪的生平与学术，发掘出那个年代更多的人文事迹和学术故事。 参考文献： [ 1 ]李审言.李审言文集[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 [ 2 ]陈诒先.散原老人之家[J].子曰丛刊，1948（8）. [ 3 ]章品镇.花木从中人常在[M].北京：三聯书店，1997. [ 4 ]周连宽.书林谈屑[J].上海市立图书馆刊，1947（4） [ 5 ]杨宝华，韩德昌.中国省市图书馆概况（1919—1949）[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5. [ 6 ]夏承焘.夏承焘集[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 [ 7 ]柳定生.缅怀陈方恪先生[J].新世纪图书馆，1986（1）：79-8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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