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葆光录》成书年代及传播考略 |
| 范文 | 任光凌 摘 要：《葆光录》是一部记录唐末、五代吴越国史事的作品。其成书年代，学界多认为是吴越人入宋作。据《永乐大典本》残本条，考今本中“太宗少时帅师伐淮”事，此处“太宗”非宋太宗，而是吴越“世宗”钱元瓘;《葆光录》当成书于五代吴越国时期。文章并对《葆光录》的传播过程作了系统探讨。 关键词：《葆光录》;宋太宗;千秋岭之役;钱元瓘;成书年代;传播 《葆光录》通行本三卷，题穎川陈纂撰，学界多归于宋代志怪小说。是书“杂记见闻”，“多为志怪，间亦志人，常为明人伪书所取资。”《葆光录》著录最早见于南宋藏书家陈振孙所撰的《直斋书录解题》。该书著录《葆光录》：“小说家类，三卷，陈纂撰，自号袭明子。所载多吴越事，当是国初人。”学界就《葆光录》的成书年代有不同认识，学术研究中也出现史料引用上的年代错误，误将五代史料作为宋代史料的现象。现就此书的成书年代及传播路径进行探讨。 一、《葆光录》成书年代 1.《葆光录》成书不同观点 陈尚君、程毅中、李剑国等认为《葆光录》为“吴越人入宋作”。李剑国对此进行详细论证，认为“首条即记武肃王示不忘旧。第二条载：太宗少时帅师战淮人于千秋岭，大克之。彼望我军上云物如龙虎之状，识者曰“此王者之气”，则又颂美赵宋应天顺命。太宗乃赵匡义，建隆元年九月淮南节度使李重进叛，赵匡义帅师征之，时二十二岁。作者称太宗庙号，显然书成于至道三年太宗崩、真宗即位之后，时去吴越降宋已二十年左右。第三条记文献公诞生，文献公即王溥，太平兴国七年卒，谥文献，亦在吴越降宋之后。由此来判断，本书大约作于真宗朝。” 中国台湾学者郭武雄，在《五代史有关之要籍系年表》中，据陈振孙云：“当是国初人”及称“太宗”庙号事，判断是书当成於太宗崩逝之後。 袁行霈、卞孝萱、何勇強等认为《葆光录》是五代作品。何勇强认为《葆光录》多记载唐末、五代初年的两浙史事，且称钱元瓘为“太宗”，应当是吴越国人所作。解开《葆光录》身世之谜的钥匙就是“太宗少时帅师战淮人于千秋岭”。 2.太宗少时征淮考 五代末至宋初，征淮南有三，分别为：显德三年（956）周世宗征淮南（南唐），建隆元年（960）宋太祖征讨征淮南节度使李重进之叛和开宝七年（974）曹彬平灭南唐之役。 周世宗征淮，赵弘殷、赵匡胤父子皆在军中。赵光义年幼，“性嗜学，宣祖（赵弘殷）总兵淮南，破州县，财物悉不取，第求古书遗帝。” 建隆元年九月，淮南节度使李重进叛，十月宋太祖帅师亲征扬州亲。“以都虞候光义为大内都部署，枢密使吴廷祚权上都留守。”大内都部署，北宋每皇帝出巡，则于京师置，掌京城弹压之事。 开宝七年九月，“命宣徽南院使、义成军节度使曹彬为西南路行营马步军战櫂都部署，山南东道节度使潘美为都监，颍州团练使曹翰为先锋都指挥使，将兵十万出荆南，以伐江南。”赵光义亦无预其事。 综上，赵光义年少好文，武略稍逊，前期履历中一直是“留镇”“留守”的角色，无独立伐淮事。 3.千秋岭之役 千秋岭在今浙江临安西北，接安徽宁国县界，五代中是吴越国和淮南（杨吴和继之的南唐）的边境，为兵家必争之地。上述几次征淮事皆远未及千秋岭。 后梁乾化三年（913），吴越国和杨吴在此进行了一场经典战役。“吴行营招讨使李涛帅众二万出千秋岭，攻吴越衣锦军。吴越王镠以其子湖州刺史传瓘为北面应援都指挥使以救之……千秋岭道险狭，钱传瓘使人伐木以断吴军之后而击之，吴军大败，虏李涛及士卒三千馀人以归。”钱传瓘，后改名元瓘，时26岁，后成为吴越国第二代统治者。 4.太宗庙号问题 关于庙号，何勇强先生认为此处“太宗”非宋太宗，而是吴越王钱元瓘庙号的不同表述。史载“（钱）镠始建国，仪卫名称多如天子之制，谓所居曰宫殿，府署曰朝廷，教令下统内曰制敕，将吏皆称臣。”建立宗庙制度是吴越国“天子之制”的重要内容之一。 司马光《通鉴考异》记录了吴越国的庙号。“余公绰《闽王事迹》云：‘同光元年春，梁册钱镠为尚父;来年改宝正元年。永隆三年，吴越世宗文穆王薨林仁志《王氏启运图》云：‘同光元年，梁封浙东尚父为吴越国王，寻自改元宝正。长兴三年，吴越武肃王崩，子世皇嗣。永隆二年，吴越世皇崩，子成宗嗣。公绰、仁志所记年岁差缪，然可见钱氏改元及庙号，故兼载焉。” 可见，钱镠、钱元瓘与钱弘佐三代国王皆曾有自己的庙号，钱镠为太祖，钱元瓘为世宗，钱弘佐为成宗。何勇强认为《葆光录》此处把钱元瓘称为“太宗”，与《闽王事迹》、《王氏启运图》之把他称为“世宗”、“世皇”不同，而有庙号则一。程毅中认为，第二条称“太宗少时帅师战淮人于千秋岭”，似作于宋太宗称庙号之后，或出后人追改。 后钱氏子孙“奉中朝正朔，渐讳改元事。及钱俶纳土凡其境土有石刻伪号者悉使人交午凿灭之。”相关吴越国僭越年号、庙号之类实物的系统清除，使得吴越国庙号反不为后人所知，造成文本断代的疑惑。 5.《永乐大典》残本所见千秋岭条 明初所收图籍，多系古本，故《永乐大典》内编集诸书，与今本迥别。《永乐大典》往往一字之正，拨开云雾。 今《永乐大典》残本所存千秋岭条：“世宗少时，帅师战淮人于千秋岭，大克之。”（《葆光录》）谢缙等修撰的《永乐大典》所抄录的必是南宋陈振孙未见的版本，甚至可能是五代本。《大典》这一有力证据证实了文中与淮人战于千秋岭的不是宋太宗，而是钱元瓘，钱元瓘的在吴越国的庙号为“世宗”。 可以判断《葆光录》成书于五代时期，《葆光录》成书于钱元瓘去世之后，即天福六年（941），而据书中最晚一事为权臣杜昭达被诛事，事发开运二年（945），可以断定《葆光录》成书上限，下限在钱俶入宋（978）之前。 二、《葆光录》的传播 《葆光录》的传播，大致分为馆阁和民间两途。 宋初，三馆（集贤院、史馆、昭文馆）仅有藏书万二千余卷。其后削平列国，收其图籍，稍稍丰富。“乾德元年，平荆南尽收其图书以实三馆;三年平蜀遣右拾遗孙逢吉往收其图籍凡得书万三千卷……开宝八年冬，平江南，眀年春遣太子洗马吕龟祥就金陵籍其图书得二万余卷悉送史馆自是羣书渐备。两浙钱俶归朝又收其书籍。”《葆光录》应于是时纳入三馆之中，姑且称之“馆阁本”。 《葆光录》在宋代民间流传不甚广，各书著录征引很少。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与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分别南宋四川、浙江两地藏书的缩影，当时两地文化繁盛、且为出版中心，可见《葆光录》流传仅限于浙江地区，未及四川。 元代比较完整的保存了所征服金宋等政权图书文献。元明易代，藏有大量宋金遗书的奎章阁、崇文院和秘书监等元代重要藏书机构的藏书被转运至南京文渊阁。永乐年间，谢缙等修撰的《永乐大典》所抄录的《葆光录》应是收藏于南京馆阁的版本，方有未曾改易的“世宗”字样。 永乐十七年（1419），起取南京文渊阁所贮古今图书北上。正德四年（1509），北京文渊阁失火，“历代图典稿薄俱焚”。馆阁系统的《葆光录》不见著录，或毁于文渊阁大火，或倪燦所言“其他唐宋遗编，悉已被馆阁诸臣借没。” 从历代目录著录可知，《葆光录》初以单行形式流传。但是单行本在漫长的传播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散失了。包括《葆光录》在内的唐宋小说，基本是依赖明代类书、丛书保存而得以传播至今。 1.丛书 丛书，又称丛刊、丛刻、汇刻，由多种书籍直接汇编而成。元末明初陶宗仪编撰的《说郛》编撰较早，其卷二十有六则《葆光录》节文。明代弘治以后，市民队伍扩大，出版业兴盛，书商除刊印通俗化传奇小说读物外，还大量编辑刊印文言小说丛书。代表性的有顾元庆（1487--1565）刊刻的《顾氏文房小说》，其中收录有《葆光录》。同期江宁司马泰（1492--1563）辑有《古今汇说》六十卷（已佚），据清初黃虞稷《千顷堂书目》著录，该丛书亦收录有《葆光录》。 以《顾氏文房小说》本为准，形成一个稳定的版本系统，明清几大重要官私书目皆均为《顾氏文房小说》本。（泰昌元年（1620），祁承?撰《澹生堂藏书目》;徐乾学撰《传是楼书目》;嘉庆二年（1797），彭元瑞撰《天禄琳琅书目后编》嘉庆十三年（1808），范邦甸撰《天一阁书目》）。今天通行的《葆光录》即《顾氏文房小说》（嘉靖本）。 乾隆五十年（1785），《四库全书》成，无《葆光录》著录。据研究，四库馆臣编纂《四库全书》时，曾从《永乐大典》中辑出《葆光录》。“以人们喜闻乐道的笔记小说而言，今《大典》续印本亦有不少亡佚之作，如唐皮光业《见闻录》、宋李昌龄《乐善录》、李献民《云斋广录》、陈纂《葆光录》……等二十余种，其中《乐善录》等六种，四库馆臣曾辑出，后又弃之，殊为可惜。”史广超《永乐大典书目》残本表，标有四库馆辑校本《葆光集》，陈纂撰，今不存。根据彭元瑞撰《天禄琳琅书目后编》著录看，清代内廷所藏《葆光录》，也实为明代《顾氏文房小说》本。 2.类书 类书，即将各书材料辑录在一起，按照门类、字韵等方式分类编排，便于检索、征引。明代盛行类书编撰、刊刻之风，以官修《永乐大典》为最。《大典》历经历史浩劫，目前仅存4%。今《大典》残本辑录5条《葆光录》文字（一字师、三姑湖、千秋岭、拜土偶人、杀婢见形）。明代几大刊刻中心均出现刊刻类书的热潮。“吴会、金陵擅名文献，刻本至多，巨帙类书咸荟萃焉。”明初《群书集事渊海》，引《葆光录》14条。明万历年间彭大翼编撰《山堂肆考》引述6条。明代嘉靖年间陈耀文编撰《天中记》，录有13条《葆光录》文字。 3.笔记、别集 除丛书、类书外，在明人笔记、别集中，也《葆光录》若干篇章。这些笔记、别集同样对《葆光录》的传播起到推动作用。如胡应麟（1551-1602）所撰《少室山房笔丛》引用“陈崇实知鼍”和“婺州僧人”条。焦竑（1540-1620）所撰《焦氏类林》引用“陈瓒、傅弘业、马自然、婺州僧人”条。諸茂卿所輯《今古钩玄》引用“江上诗鬼、处士求嬰、俊鬼、虎报恩、崔端己”5条。胡震亨（1569-1645）所撰《唐音统签》，八次引用《葆光录》中的诗文。 4.《葆光录》与明代伪书 据清末藏书家叶德辉言，《顾氏文房小说》传本颇少，乾隆时藏书大家黄丕烈深以不得顾氏《四十家》之全为恨。考历代书目，天一阁尚有一册未收全。可见《葆光录》的流传，限藏书家、学者间。 明代中后期，伴随商品经济发展，市民阅读心理转向“奇”“异”“怪”，出版商出于经济利益考量，通过挖改撕裂、冒名顶替制造了众多伪书。顾炎武曾指出“万历间人，多好改窜古书，人心之邪，风气之变，自此而始。”（《日知录·改书》）《葆光录》由于其志怪特色，成为伪书的重点的再造对象。明代伪书《闻奇录》、《灵应录》、《志怪录》及《幻异志》，均源于裂取《葆光录》。《葆光录》89条，四书窃用70条，且互不相重，四书似一手所造。四伪书皆托名唐人，杂以《太平广记》或他书成书。且《闻奇录》末后有跋云，“唐人《灵应录》《闻奇录》，二帙合之即陈氏《葆光录》，不知孰为先后”，有混珠之嫌。顾元慶嘉靖中刊《葆光录》，谈恺刊《太平广记》亦嘉靖中，此四书之造在嘉靖后也。伪书的出现，对《葆光录》的传播造成一定干扰，如清初大型类书，如《古今图书集成》、《佩文韵府》、《渊鉴类函》等，所取条目标伪书者，多实为《葆光录》。 综上，文献中的“太宗少时帅师伐淮事”，非宋太宗，实为吴越“世宗”;可以判定《葆光录》成书五代中后期;《葆光录》成书后在宋代并未广泛流传;其广泛传播与明代出版业的兴盛，藏书家的积极推动密不可分;其志怪特色又使其成为伪书剽窃对象，原书反而式微。这个传播过程使得《葆光录》一书的史料价值不为后世所重。 参考文献： [1]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编辑部编.中国古代小说百科全书[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 [2]李剑国.宋代志怪传奇叙录[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7 [3]郭武雄.五代史料探源[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7 [4]何勇强.钱氏吴越国史论稿[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2 [5]脱脱等.宋史[M]卷4.北京：中华书局，1985 [6]脱脱等.宋史[M]卷1.北京：中华书局，1985 [7]郑天挺，谭其骧.中国历史大辞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 [8]脱脱等.宋史[M]卷3.北京：中华书局，1985 [9]司马光.资治通鉴[M]卷二六十八.北京：中华书局，1956 [10]司马光.资治通鉴[M]卷二七五.北京：中华书局，1956 [11]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编辑部编.中国古代小说百科全书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 [12]谢缙等.《永乐大典》[M]卷11980.北京：中华书局，1986 [13]马端临.文献通考[M]卷174.北京：中华书局，1986 [14]朱东润，李俊民，罗竹风.中华文史论丛第3辑[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15]史广超.《永乐大典》辑佚述稿[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9 [16]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M]卷四.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 [17]顾炎武.日知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18]李剑国著.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下册）[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7 （作者单位：浙江农林大学图书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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