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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因素与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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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巧玲　陈桂玲

摘要在我国企业全面走出去的大背景下，OFDI逆向技术溢出受到众多学者的关注。本文围绕中国企业OFDI逆向技术效应，在现有文献基础上，对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存在性、影响因素以及制度因素对技术溢出的影响进行梳理和简要评论。

关键词 OFDI 逆向技术溢出影响因素制度因素

数据显示，2016年我国境内投资者向全球164个国家和地区的7961家境外企业进行了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实现投资1701.1亿美元，同比增长41.1%。在中国企业全面走出去的情势下，我国企业 “走出去”战略的重要目的是促进产业升级和技术发展。然而，中国企业OFDI是否存在逆向技术溢出？如存在，又有什么影响因素？制度因素有什么影响？本文基于以上三点梳理现有的相关文献，总结关于上述问题的研究。

一、OFDI逆向技术溢出存在性验证

本研究成立的前提是OFDI存在逆向技术溢出，所以本文利用现阶段的文献进行验证。从文献来看，表明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较为直观。赵伟等对中国OFDI的逆向技术溢出进行尝试性检验，对L-P模型进行修正，分别得出OFDI增长10%，就能促进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0.9%和我国OFDI渠道溢出的国外R&D资本存量增长10%，从而使我国的TFP增长1.4%，表明我国外向FDI存在逆向技术溢出。刘明霞运用2003～2007年省际面板数据，假定国内R&D投资和FDI流动的溢出效应是国内技术进步的来源，TFP作为被解释变量，国内的研发活动、OFDI和IFDI作为解释变量，回归结果表示，OFDI对TFP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显著为正。阚大学综合现有的文献，通过2003～2008年省际数据，选取了金融发展水平、经济开放和人力资本三个指标来度量反向技术吸收能力并建立四种模型，回归结果表明，中国存在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且这种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在不同地区有差异。陈岩、沙文兵、衣长军等分别从不同角度证实了OFDI存在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其中衣长军等还运用门槛效应说明制度因素和吸收能力是新兴经济体能否获取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應的关键因素。也有表明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虽然存在，但是影响结果不明显或者模型不显著。王英和刘思峰的研究结论表明，相对于国内的研发资本存量，OFDI对逆向技术溢出的作用效果不明显。邹玉娟和陈漓高引用1986～2006年TFP增长率和对外投资增长率的数据进行计量分析，结果表明两者具有一定协同关系，但是TFP增长率对OFDI增长率的影响要比OFDI增长率对TFP增长率的影响大。谢申祥等新引入一个变量人力资本，结果显示，虽然OFDI对TFP的提高产生了积极作用，但是人力资本不断提高会使得OFDI的边际逆向技术效应下降。白洁采用我国对14个国家或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示，在统计上并不能准确说明OFDI产生的逆向技术溢出对TFP产生作用。综上，OFDI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是存在的，本文的前提条件成立。

二、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影响因素

随着我国OFDI规模的增加，学者们普遍认为我国可以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获取技术溢出，从而促进国内技术进步，在达成共识后，学者们逐渐关注什么因素会影响OFDI逆向技术溢出。影响因素大致分为东道国特征和母国吸收能力两方面，以下分析将从这两方面展开（见表1）。

梳理现有相关文献，发现东道国特征和母国吸收能力等相关因素多数对OFDI逆向技术溢出产生正向影响，但东道国开放程度、政府支持对ODFI逆向技术溢出影响不显著，部分影响因素不同，学者有着不同结论。

三、制度因素影响OFDI逆向技术溢出

上文中梳理了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因素，制度环境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下文将从东道国和母国制度环境两个视角详细介绍制度环境对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影响。

（一）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东道国制度环境视角

蔡东青、刘厚俊基于LP模型，运用面板协整技术研究东道国制度因素与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关系。研究表明，东道国制度因素对我国OFDI逆向技术溢出产生显著的影响，应加大对外直接投资，但对外直接投资时要注意区位选择，投资公共治理效率高、知识产权保护强和技术市场体制完善的国家或区域，以促进国内技术进步。

实证分析表明，东道国的开放政策对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作用不显著，因此，对外直接投资时不能仅仅通过开放政策来判断，应综合考虑东道国的公共治理效率、知识产权保护、市场机制等因素。

（二）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母国制度环境视角

李梅等人运用 2003～2011年我国对外投资的省际面板数据，借鉴Coe和 Helpman建立的国际R&D溢出模型引入制度变量和对外直接投资的交叉相乘项，加入FDI和人力资本两个控制变量，并进一步考虑地区差异建立模型，从母国制度环境视角来考察制度因素对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影响。李梅从法律制度和经济制度层面考虑母国的制度环境，法律环境通过知识产权保护程度衡量，经济制度通过政府支持、金融支持和政策开放度来衡量，其中政府支持又包括教育支持、科技支持和企业扶持。以上6个制度因素都直接或间接在宏观层面影响母国对逆向技术溢出的吸收能力，从而影响母国的技术进步。实证结果表明，上述6个制度因素中只有企业扶持未产生正向作用，其余5项均产生重要的正向影响，其中科技扶持影响最大。西部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教育支持、科技支持、金融支持和政策开放度都产生了正向影响。OFDI的逆向技术溢出存在地区差异，上述6项制度因素在东部都产生积极影响用，但在中部只有金融支持具有积极作用。

衣长军、李赛以中国为例，利用Hansen的门槛回归模型，研究新兴国家的制度环境差异和异质吸收能力对OFDI逆向技术溢出是否存在非线性门槛效应。研究发现，中国OFDI逆向技术溢出存在正效应，而且制度环境和吸收能力的差异导致中国不同区域的OFDI技术溢出存在显著差异。中国是渐进式转型导致区域间的不均衡，东中西部制度环境存在显著差异，东中部存在显著的正向逆向技术溢出，西部现阶段不存在，而且东部的溢出效应高于西部。制度环境中的法制水平和知识产权保护存在正向的OFDI技术溢出效应，而且存在非线性门槛效应，随着水平的提高，正向作用下降，但制度环境中政府治理不显著。总体上，制度环境对OFDI逆向技术溢出具有正面影响，政府治理和企业扶持虽具有正向作用但不显著，且不同地区存在显著差异。

上述学者将全要素生产率作为被解释变量，利用制度因素、OFDI渠道溢出的国外研发资本存量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来研究制度因素对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影响。

在现有的研究中，多数学者研究了国际 R&D 溢出过程中人力资本、对外贸易、外商直接投资等的部分渠道，并未综合考虑上述渠道。其中李梅考虑了OFDI、IFDI技术溢出渠道，衣长军考虑了OFDI、IFDI和进口三种技术溢出渠道。

蔡冬青研究表明，虽然现阶段中国OFDI具有正向的技术溢出，但贡献不大。这与国内现阶段技术获取型OFDI动机不明确有关，随着中国OFDI规模和动机的明确，逆向技术溢出会更加显著。衣长军等人研究的是技术获取型OFDI的技术溢出效应，选取的是东道国都是比中国技术水平更高的发达国家和地区，研究结果反映出OFDI是中国技术进步的重要渠道。但中国现有的OFDI很大一部分投向了发展中国家，之后可以细致地研究不同动机下制度因素与中国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关系，清晰地了解不同投资动机下制度因素对技术溢出的影响，从而更好地指导不同投资动机下投资的区位选择和国内制度安排。

四、结语

对于中国OFDI产生逆向技术溢出虽然尚未达成一致认同，但多数学者支持OFDI逆向技术溢出，且东中西部由于存在制度因素等方面的差異而导致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东部的技术溢出效应远高于中西部。

制度因素是影响逆向技术溢出的重要因素，但制度环境中各个具体因素是如何影响技术溢出的，目前并没有一致的定论。从母国制度环境角度来看，东中西部影响技术溢出的制度因素不尽相同，中部最大的限制因素是金融发展，而西部教育扶持和科技扶持、金融发展、知识产权保护、开放政策，均能够显著促进技术溢出，东部则由于发展的倾斜性，各项经济、法律制度优于中西部，因此东部的正向技术溢出较显著。从东道国的制度环境来看，有必要投向制度环境优良的国家或地区。

现阶段，政府既要因地制宜地大力完善中西部的制度环境，助力中西部企业直接投资，又要鼓励东部地区企业积极走出去，获取逆向技术溢出，提升企业技术水平，进而带动国内同行业技术水平的共同提升。走出去的企业要明确投资方向，积极进行技术型对外直接投资，积极投向制度环境良好的发达国家。

（作者单位为合肥工业大学商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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