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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会计准则的演进：理性与经验主义的耦合
范文 王海

次贷引发了金融危机多米诺骨牌，公允价值准则成了指责的焦点，为此，美国金融机构借助积极游说议会施压FASB，倒逼其于2009年4月2日放宽公允价值准则。本文通过放宽的演化动态逻辑的案例分析，认为准则的变迁过程中已经嵌入了理性与经验主义的逻辑。同时，也分析了政治因素对准则演化过程中的影响，认为在政治角力和博弈的复杂背景下，准则往往会摇摆于理性中立和政治利益之间。针对放宽这一问题，本文建议准则在执行的过程中，增加准则的压力性测试，进而增强其适用环境下的稳定性和普适性。
在贸易全球化的背景下，各国金融资本市场的相互影响日益深入，作为商业语言的会计准则亦成为了全球化体系下的一个重要分支。美国的次贷危机之后，公允价值准则的问题引发了全球范围内广泛的关注和讨论，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和FASB积极响应二十国集团（G20）和金融稳定论坛中的倡议，积极寻找解决应对公允价值面临的质疑与挑战，这也成为应对金融危机的全球政治背景。
一、引言
2000年美国互联网泡沫破灭后，为了应对宏观经济的进一步衰退和恶化，美联储连续降息十余次，将基准利率降至50年来的最低水平，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金融机构极力诱使偿还能力较弱者参与的按揭贷款（Subprime Mortgage），进而助涨了美国房地产市场的非理性繁荣，同时为经济硬着陆带埋下了隐患。为了化解风险，美联储自2004年6月起17次上调基准利率至5.25%，然而利率的上升引发了次贷危机的多米诺骨牌。第二大次按公司新世纪金融（New Century Financial Corp）因资金链断裂2007年3月13日被纽交所停牌，申请破产保护。2007年8月贝尔斯登宣布停止赎回旗下的对冲基金，2008年3月贝尔斯登申请破产，在政府斡旋下被美国银行收购，9月7日政府宣布接管房地美和房利美。9月14日，美洲银行以440亿美元收购美林。9月15日，雷曼宣布破产申请，袖手旁观的美国政府彻底击碎了“大而不倒”的市场幻想，货币市场陷入了崩溃的边缘。9月16日，美联储紧急宣布为陷入破产边缘的AIG提供850亿美元紧急贷款，持有其近80%股份，这标志着信用违约掉期（CDS）市场进一步恶化。9月21日美联储批准高盛与摩根士丹利转为银行控股公司。为稳定自由落体的经济[1]，美国政府出手救援，包括注资和提供信贷援助[2]，但是到2011年8月为止，美国经济仍然徘徊在无就业复苏的十字路口。
二、理性与经验主义的耦合：基于公允价值演进的分析
为了更好地理解公允价值，我们有必要将视角回溯到上世纪80年代。1980年到1994年期间，美国发生了储蓄和贷款危机，约有400多家金融机构破产，在联邦储蓄保险公司（FDIC）无力赔偿情况下，美国政府成立了重组信托基金（Resolution Trust Fund），耗资1000多亿美元解决贷款的危机。事后的分析发现，利率上升为金融机构的盈利模式带来了灭顶之灾，尤其80%以上贷款为固定利率，但是存款却是浮动利率，当基准利率由1978年的7%开始上升到1982年的11%时，利率错配导致金融机构资不抵债1180亿美元；但是按照历史成本计量，金融机构的资本实力和偿付能力依然如故。实际上，这次危机的教训焦点集中在了历史成本上，掩盖了报表的风险，耽误了监管部门的拯救时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90年9月，SEC主席布雷登（Richard C.Breeden）在美国参议院作证时指出，历史成本计量下的财务报告对于预防和事先化解金融风险于事无补，需要引入公允价值会计准则[3]。
（一）放宽公允价值的事实综述：政治因素的影响
通常而言，当情况变得很糟糕时，政治家总会倾向于寻找替罪羊来推卸责任，这似乎成为美国由来已久的政治游戏范式。次贷危机亦是如此。2008年总统候选人麦凯恩和奥巴马共同将矛头焦点指向公允价值。美国银行协会（IIF）于2008年4月和9月，先后致信SEC和FASB，极力要求修改或者终止公允价值，以避免对实际状况良好的资产进行不必要的减计。2008年9月26日美国众议院否决救助法案（TARP）初稿后，9月30日60多名议员组成的两党联合团体致信SEC主席考克斯（Christopher Cox），敦促SEC暂停公允价值会计准则，伯南克也改变了初衷，指责金融行业不必采用这种“清仓大甩卖价格（Fire Sale）”进行计量。当天，SEC和FASB联合发布针对非活跃与理性情况下采用公允价值发布了指导意见，并不暂停使用公允价值。国会专门授予SEC对金融产品进行重分类的权利。
在广泛征求意见后，10月10日FASB出台了157-3修订版，但是美国银行家协会主席（ABA）主席易林（Edward L.Yingling）似乎并不满意FASB所做的修改，呼吁继续向会计准则部门施压。总统候选人麦凯恩明确表示SEC主席背叛了公共利益，并强烈建议总统解除其职务。在10月22日SEC举行的市值计价圆桌会上，FDIC前主席伊萨克（William Isaac）表示了强烈的不满，认为不仅应该放弃市值计价的条款，还应该改变准则制定的过程。并且认为其应用前提是市场具有价值发现功能，但市场失灵时市价无法反映公允价值。虽然近期努力修改相关条款，但还远远不够，而且为时已晚。
2009年3月12日召开的美国众议院听证会上，金融机构代表直接将“逐市定价”称为“死亡螺旋”的发动机。众多“大人物”也向FASB施加了强大压力，包括前财长鲁宾，美国银行家协会以及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的数十名众议员，都要求对FAS157的“逐市定价”准则进行修改。FDIC前主席伊萨克（William Isaac）公开宣称正是由于公允价值会计导致众多银行不得不过多和不合理地减计资产，从而压缩了银行放贷规模，并引发经济震动，认为公允价值是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众议院中甚至有人将暂停公允价值计量与反对金融救助方案的原因联系起来，部分国会议员认为修改公允价值准则可以直接节约纳税人的资源，减少政府对金融机构的援助成本。众议院共和党领袖博波纳（John A.Boehner）声明代表了这一主流观点：对那些没有市场价值的金融资产而言，繁重的公允价值计量规则已经恶化了信贷危机，改变这些规则已经成为众议院共和党的首要任务。
SEC首席会计师赫维特（Conrad Hewitt）承认之前不断接到来自金融机构代表的游说电话，并与花旗和富国高管进行了面谈。FASB官员史密斯（Lawrence Smith）则认为：我们别无选择，我们不能不考虑周围的压力。CFA下属的金融市场道德规范中心（CFMI）的财务报告政策小组主管凡尼根（Patrick Finnegan）表示CFA希望看到公允价值在目前尚未被要求运用到的领域（贷款和应收账款）得到更为广泛地应用，坚信这是一个政治上的干预。但是，面对日益严重的金融危机，FASB不得不作出妥协和退让[4]。
一直以来，会计学者认为准则的中性特质，但是经济后果（Zeff，1978）提出引起了学者对这一问题的关注。正是因为准则的经济后果性，各相关利益纷纷游说准则的制定、修改等环节，并对其施加压力，由此产生了会计寻租（雷光勇等，2001）。2009年初，31家银行、信用卡机构、联邦房屋贷款机构以及保险机构等组成了一个游说联盟，其宗旨是通过游说来影响和推动公允价值准则的调整，该联盟第一季度支出高达2760万美元。易林承认委派了至少4名说客推动两院金融委员会委员讨论和加速准则修改问题。2009年3月5日，曾分别收到ABA2500美元游说资金的珀尔马特（Perlmutter）和卢卡斯（Lucas）则提议从更广的范围对FASB监管，除了SEC之外，还应包括美联储、财政部，存款保险公司和公共会计监管委员会。3月9日游说联盟给众院金融委员会委员夫兰克（Barney Frank）和民主党众议员巴策斯（Spencer Bachus）写了一封游说联盟全部成员签字确认的信函，呼吁议员利用听证机会解决公允价值这一棘手问题。议员肯卓斯（Kenjorshi）则在3月12日的听证会开场白中直接警告说“如果准则不调整，那么，国会也将会陷入这个准则门”。珀尔马特（Permutter）直接指责公允价值对经济下滑起到了雪上加霜（Exaggerating & Multiplying）的作用。金融机构绑架了政治资源[5]，而政治资源决定着准则的制定权。2009年4月22日，FASB被迫采取放宽公允价值准则，以缓解金融机构面临的资产减计压力。
放宽公允价值之后，金融机构成了最大的受益者。2009年第1季度Wells Fargo & Co.预告因准则的放宽将会增加一季度业绩44亿元；Citigroup Inc.增加41.3亿元美元；The Federal Home Loan Bank Of Boston增加34.9亿元利润。在[3月9日，6月3日]期间美国大型银行（Keefe， Bruyette &Woods Inc.）指数上升了87%，而道琼斯工业指数同期仅仅上升了34%。
与此同时，随着业绩改观，接受财政部援助的10家大银行顺利从市场上筹足了资本金，并且开始申请偿还援助贷款。2009年5月份开始，接受了压力测试的19家银行纷纷发行新股及未经政府担保的债券。根据美联储2009年6月8日统计，19家银行中有16家总计融资752亿美元，22家金融机构开始准备偿还这些援助款。[6]盖特纳（Timothy Geithner）6月9日声明认为美国十大银行偿还政府援助款是一种金融体系修复的重要信号，认为这有助于降低美国政府的赤字比例和负债水平。但是，2011年8月2日，美国政府上限之争刚刚尘埃落定，标普下调了政府债券评级，引发了市场的大幅波动，S&P500指数2011年8月10日跌幅6.66%。
（二）理性与经验主义的耦合：利益衡量的考量
实际上其“实用主义”的方法（Pragmatic Approach）被诟病为“零敲碎打的方法”（Piecemeal Approach）处理方式，并且诸多的解决方案之间仍然缺乏清晰的逻辑框架，CAP发表的公报之间确实存在着前后互不关联、甚至不一致的缺陷。早在1957年AICPA的新任会长詹宁斯（Alvin R. Jennings）就在会计年会上建议和呼吁应将AICPA的内部机构加以重组以加快会计准则制定的步伐。同时，还呼吁采用理论方法（Conceptual Approach）来替代CAP已沿用了20年的实用主义方法，在他的呼吁下，AICPA成了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于1973年7月成立，当时其由7位专职成员就具有较为广泛的代表性，主要包括会计实务和学术代表，工商和政府代表等。因此，FASB已经考虑了其专家成员的多样性，并且遵循了“充分程序”，目的就是尽可能地平衡各方利益。针对以前CAP、APB在制定会计准则时存在保守和封闭的缺陷，FASB致力于调整和扩充准则的制定程序，确立了相对较为透明的“充分程序”（Due Process），其基本的步骤包括确立项目（Subjects）、成立项目研究小组、公开讨论备忘录、进行公众听证会、发布准则草案、正式颁布准则等。通常而言，一项准则从开始到最终出台大约历经2到3年的时间。尽管照顾了多方的利益，但是准则执行机构仍然饱受“政治化”色彩过浓非议，甚至认为“媚政治化”的倾向严重。但是，繁文缛节的准则在“安然和世通事件”中暴露无遗，精心构筑的准则成了“马其诺”防线，事后掀起了规则导向抑或是原则导向的争论高潮。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准则的内在逻辑性是准则发展的灵魂所在，但是在政治角力的背景下，“充分程序”为其普适性增加了筹码。在“有限理性”默认的预设前提下，政治因素的介入有助于制衡准则制定者过度自信，也就是说必要的程序性的商谈机制对于规避准则实施过程中的意外后果大有裨益。因此，鉴于现实中利益冲突是永恒和复杂性，我们既要承认准则起源于理性的构建，同时，还必须承认经验的固有能动性，包括政治、文化、习俗、法律等宏观的外生因素影响。实际上，放宽公允价值准则与美国政治中恪守的实用主义的传统一脉相承。
我们知道，从理性到非理性，又从非理性到理性相互间的妥协贯穿了西方哲学史的脉络，一以贯之的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的争辩则成就了哲学繁荣。按照哈耶克逻辑，人类的“各种自由制度，如同自由所造就的其他事物一般，并不是人们在先己预见到这些制度可能产生的益处以后进行建构的”，制度的起源并不在构设或设计，而在于成功存续下来的实践”。哈耶克强调这种存续下来的实践特征就是“赢者生存”。经验主义认为“制度的源始不在于构建与设计，而在于成功且存续下来的实践。而理性主义认为人生下来就具有智识和道德禀赋，这使得人能够根据审慎思考而形构文明。”。尽管理性构建下的准则逻辑清晰，有限理性的预设前提决定了准则建构存在着先天的缺陷，人类认识的局限性并不会因世代延续而改变，而休谟认为因果规律只不过是人类心理习惯理性联想而已。其次，理性构建的准则需要建立在语言文字表达上，而语言的空缺结构（Open texture）无法避免，繁文缛节（red tape）可能导致理解偏差和乱用。美国陆续发布的150个准则中涉及到公允价值的准则超过60多个，但是准则超载（Standards Overload）并没有杜绝借机舞弊的现象，“安然事件”后，FASB及时启动了“汇编与检索项目”（Codification and Retrieval Project）以降低准则的超载。目前准则框架是按照自设逻辑基础上的演绎与推理，环环相扣，如果缺乏对此“或然性”的反思，那么，我们可能会落入“必然的秩序陷阱”或陷入预想不到陷阱或后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因此其必须与社会、政治和文化等因素互动下才能保持生命力。
如果说，理性主义造就了准则逻辑框架的话，那么，经验主义则体现在其增加其连绵不绝的活力上。总之，准则既是理性的周密安排和设计的结果（Made Order），同时也遵循着自生自发的秩序（Spontaneous Order），准则的演化与嬗变理性与经验主义的合成体。只有经过实践中的检验、调适之后，才能证明理性构建的准则的有效性与普适性，经验的反馈避免了理性的自负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
经验主义强调的重点在于“实施”而非“制定”，即不在于书面的条文规定的如何丰富严谨，更重要的是准则在现实中如何运用与实践。美国准则发展史验证了其生命在于实践。实际上这也是经验主义的精髓。实际上，英美不成文法即从法制的秩序稳定着眼，既强调现存法律规则的约束力，还注重经验的逐渐积累，依靠自发的宪法变迁来适应社会变革的需要。英美的法律体系历来重视实际的运行效果。尽管经验主义不如理性主义那样光彩夺目，但演化和发展稳健有序，行之有效。从这点来看，准则有必要从社会秩序的稳定入手，既要强调准则的约束力，又要注重经验的逐渐积淀，依靠自发的准则变迁来适应社会的变革，目的是使得准则的发展稳健有序、行之有效。
（三）会计准则的利益考量：基于公共政策的视角的分析
尽管，会计专业人士和投资者联盟2009年10月1日联合起来反对金融机构对公允价值在金融危机中扮演负面角度的指责。一份由机构投资者委员会、审计质量中心及CFA联合声明中指出，在当前富有挑战性的经济背景下改变公允价值准则，将会剥夺投资者在最需要关键财务信息的时候获取这些信息的权利，这将不利于破解目前的经济困境。但是，处于被动地位企和弱势地位的专业团体和联盟根本无法力挽狂澜。由于美国政治体系中存在着既定的游戏规则，金融机构等强势力量（dominance）通常会利用充足的资源博取优势地位，并且巧妙地利用既定的游戏规则改变例外或相反倾向的事实，而处于鱼肉地位的“小人物”根本无力扭转局势。
“既得利益”的金融集团不但没有主动承担危机的过失和成本，而起利用自身的资源优势进行政治“游说”，这破坏了充分程序的生态平衡，这种寄生性的“食利”行为不但阻碍了市场资源配置的效率，而且破坏了市场的法则。美国总统奥巴马政府明知公众痛恨贪得无厌、胡作非为的银行家，却不能轻易整顿和重组花旗银行、美国银行等“庞然大物”。金融机构的行为验证了奥尔森的判断“增加生产的动力减退了，而企图多占有一些产品的动力则增加了”，进而会“改变社会演化的方向”。总之，准则不仅是严密逻辑或者经验发现的产物，而且是政治行为的产物（Donald Kieso）。从公共的角度看，利益集团的行为必须纳入到公共利益之下。只有这样，才能维护经济生态的平衡。
因此，不能单纯仅仅将放宽尊则的责任推给“政治和社会因素”这只看不见摸不着的手，毕竟政治是建筑在意识形态基础上的，意识形态则是建立在价值共识的基础之上。“大而不能倒”已经危及了市场中的法则和生态平衡，因此有必要将准则纳入公共政策的视野范围[7]，并且从公共政策的角度寻找应对之道。后现代公共行政学者福克斯和米勒认为，公共政策不是纯粹理性发现客观真理，然后由政府从真理中推导出相应的、正确的解决方案的结果。相反，通过改变人的意向性来取得价值之战的胜利，从而获得合法性[8]。一言以蔽之，厘清准则的初生和派生的正统性有助于构建准则的合法性，也有助于重构尊重准则的文化业态。
通常而言，相对没有规则的社会而言，在一个有适当规则的社会中的社会成员平均地或者统计上具有较大的效用（Utility），准则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市场陷入无序与混乱状态。这应该是准则被广泛接受的外在逻辑基础。在此基础上，遵从者也普遍相信其他人同样接受和遵循这一准则，并且相信不遵从将会导致负面的惩罚。下面我们从两个层面来探讨准则的强制力或者认同价值的问题。其一是准则的初生正统性（公理）或者自然属性问题。这实际上决定着社会对准则的认可程度。实际上，这里需要准则构建逻辑清晰和稳定的结构、哲学观念和价值信仰，以此嵌于宏观经济制度和模式之中。实际上是需要一种受内在理性思维支配和认可的框架，并且符合自然及哲学的文化传统基础，进而通过逻辑理性建构和重塑获得社会的内心理解和认同，并唤起足够的关注与信仰，毕竟信仰与理念的选择决定着会计准则的发展方向。其二是对于准则内容的派生正统性（定理）认同，这种派生正统性需要证明其推理有效，进而获得社会的理解和认同。这里有必要提及欧美各国上诉法院，他们普遍有一显著特征，即公开经过推理论证的书面意见，这些书面意见不仅是解决两造纠纷的裁决，而且阐明判例的理由和正当性的根据。
对于初生的正统性，既然承认其纳入公共政策的视野范围，因此有必要借助罗尔斯的哲学智慧和逻辑，即重叠共识（Overlap Consensus），或者寻找“最大公约数”来寻找初生的正统性。由于不同的利益集团对准则的看法从本质而言是自我利益的结果，就是不同利益集团从自我利益的维度看待问题的倾向使然。为确保各利益集团无法使用其自身的资源优势侵占他人表达权利的前提下，可以借助机机制设计来允许各方充分表达其观点和价值信条，形成利益诉求的汇总池，既然无法通过理性构建唯一的完备性观点，即不可能存在最大的共识，那么，只能在宽容分歧的同时，通过机制选择共识，即重叠共识。按照帕累托改进的逻辑，达成协议后至少应该使每个人的处境不比协议前的状况差，这样的共识容易获得广泛的认同，并且易于被参与协议者“自动执行”，而无需由第三方来“强制执行”。在核心价值和常态性假设的前提下，准则文本需要具备包容性和普适性，也就是解决准则动态性，流动的性实际上就是反馈社会文化、政治和技术演化的事实。由于核心假设或者原则存在着推测和假想的因素，因此这一过程不可避免地渗入想象力和创造性。对于不可预见的社会非常态关系，基于普适性与稳定性的考虑，在准则的技术上采用“但书”或者例外条款进行特别对待。对可预见的非常态设定例外条款，也是成文法国家的一般立法逻辑。
尽管对于现实中“罗伯特议事规则”通过限定参与准则的人数达成的“共识”的做法颇多微词，那么就有必要引入“第三方”主动主导公共利益诉求的载体，以规避准则在“罗伯特议事规则”的名义下被少数人把持的现象，那么有必要经由第三方的“政治优化过程”实现这一目标，即借助政府行为或者法院的裁定。20世纪60年代日本学者加腾一郎提出的“利益衡量论”实质上是主张公共政策应当考虑社会整体利益，尤其是出现利益冲突时，需要判断和确定保护的利益主体，以有助于帕累托改进。实际上，政治角力的影响以及利益集团的游说等行为都可能造成准则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着诸多恣意的现象。为此有必要从利益衡量的角度寻找应对之道。我们知道，在政治恣意的过程中始终离不开说服、控制、威胁、交换、协商等手段，其中同样不能忽视核心价值判断的恣意行为，为此有必要借助事前的机制设计来规避恣意行为。在弱肉强食的市场环境下，强势的利益集团支配和控制弱势集团的冲动势必势必引发广泛的不安和焦虑。强势利益集团可以通过灵活的程序性或者实体性原则来隐蔽地消除或者屏蔽异议，或者通过意识形态引导等方式使得弱者心甘情愿地服从准则的能力。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的进步，但是也带来了诸多的经济后果，社会的不可避免出现了张力，这就需要通过强有力的“第三方”，即国家行政或者司法机制。因为任何法律都需要借助外在强制（External Coercion）性的机制选择来实现预期的经济后果（Indented Consequence）。为此，准则中有必要增加程序性的机制设计，使得准则的质疑、修正和完善置于程序性的机制下。由于科技发展带来了社会的快速变化，进而导致准则嗣后，为此，准则需要界定需要创新的程序性方案，可以诉诸广泛的社会标准，这种制度的论证如同马克斯.韦伯倡导的“实质理性”，即法官判决的根据是“道德要求、功利主义和其他方便规则和政治格言。”借用英美法系经验主义的典范，通过经典案例追踪与引用进而对准则的漏洞进行补丁处理。除非发生极端的例外情形，“第三方”方可采取措施解释、突破或者变更。
从公共政策的角度看，准则需要符合一般社会观念和社会情感和兼顾不同价值倾向。按照利益衡量的需要，利益可以划分为当事人具体利益、群体利益、制度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在此基础上，按照层次结构建立和完善利益约束机制、表达机制和均衡机制，进而平衡各种利益诉求。现实而言，需要减少强势利益的扰乱，逐步通过理性分析和全面检视社会多层次利益结构。为此，构建和预设核心价值或者原则以及常态性的假设必不可少，核心价值或者原则必须富有洞察和说服力，并具有较强的可预见性，换句话说，无论社会制度变迁和演化，准则文本内容有必要保持这种“共识”。通过找出准则的稳定性的影响变量，借助压力测试求解其适用阈值。实际上，在寻找准则的正当性理由时，不仅需要寻找理性的逻辑，同时还要厘清其蕴含道德正义下的政治逻辑。承认这一现实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会计准则的自然和社会属性本质。
三、结语
通常，社会政治、文化及价值因素通过程序性的输入系统“处理”和加工，并且输出准则以及输出对社会的“影响”和“效果”、并且对输入系统及时反馈，形成了一个良性的闭环。从这点来看，准则与社会政治、文化等因素是一个互相关联的整体。实际上，准则就是不同利益集团在社会经济制度上的分离与统一、离心力与向心力、同一性与多元性的相互作用和相互选择的过程。
实际上，承认人的有限理性并不等同于宿命论意义上的人性论，而是承认人在历史演化进程中存在的局限性。无论是建构还是自发演进的准则，理性指导了经验，经验证明了理性，丰富的经验在一定程度上又弥补了人类有限的理性能力，避免了理性的自负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没有理性的指引，准则有可能陷入“盲目”的陷阱，没有经验主义则准则可能不具备实务性。融入了价值观和信条的政治因素介入了准则的演变过程，增加了其持续的适应性。因此，从准则制定、执行和实施的角度而言，有必要将政治、宏观政策及文化等因素纳入到准则视野范围。在此基础上，有必要研究组成准则的各种社会力量，以及规则反作用于的效果。与此同时，在准则制定的过程中，有必要进行必要的压力测试，将非特定的常态环境内置于准则制定过程之中，进而增强其在适用期内的普适性和稳定性。毕竟，会计的生命不在于逻辑，而在于实践本身。
作者单位：清华同方威视技术香港有限公司
注：
本文为财政部主办的“会计领军人才”培训期间的成果，感谢财政部和上海国家会计学院。文责自负。
[1] 2009年4月2日FASB投票表决以3∶2的微弱优势通过早已即成事实（Fait Accompli）的议案，即放宽（Relax）公允价值准则，证券分析师预测这一调整能够增长账面利润（Paper Profit）20%以上。这一消息推动了美国银行业指数当天涨幅一度高达6.1%。
[2] 其中美联储（FED）信贷市场的担保28500亿元，财政部抵押支持证券的收购4280亿，美国存款保险机构（FDIC）对银行坏账担保3380亿美元，美联储1990亿美元注资银行，财政部1430亿美元提供票据融资。
[3] 经过美国SEC、FASB及AICPA联席会议讨论和协调，最终决定由AICPA下属的准则执行委员会负责制定和研究公允价值准则，1991年10月FASB正式接手制定该准则，并于2006年发布了157号关于公允价值的准则。目前，GAAP有40项准则明确要求或鼓励采用公允价值进行计量。
[4] 领导众院金融委员会的Paul Kanjorski收到了游说联盟18500美元活动经费，并强烈要求改变准则。之前，他曾收到了来自金融和保险专业机构704000美元竞选资金。2009年3月12日国会听证会上，共和党议员kanjorsh在开场白上说“如果监管者和标准制定者不能立即行动的话，那么，议员将会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单独行动。”并且强迫Robert Herz立即行动。美国银行家协会承认他们对准则修改施加了压力。3月12日听证会之前，他们总计给33名议员捐赠了74500美元。
[5] 有数据表明，金融机构为了放宽金融监管政策，1998年后为取消混业经营禁止和促进期货交易法案通过耗费了约50亿美元的游说费用。正是期货现代法案（Commodity Futures Modernization Act of 2000）使得金融衍生品游离于期货监管机构（CFTC）的监管之外，并且为OTC金融衍生品市场奠定了基础，这就是CDS等衍生品无法及时反馈和监管的原因。
[6] Joseph E.Stiglitz指出美国政府和会计准则制定者试图让美国银行看上去很美，但它们这样做只会让美国的经济更加糟糕。谢尔曼（Dvid.Sherman）也指出会计准则放宽从某种意义上有助于金融机构隐藏亏损。
[7] 美国会计准则委员会虽然面临多方面的压力，但是该会副主席雷森金（Leisenging）坦言，FASB不会为了达到特定的经济后果而制定准则，不应以创造更高的就业机会、保持更强的竞争力或者扶持更多的新兴公司为追求目标，会计目标不应与公共政策相混淆。
[8] 为容易理解这一命题，回顾一下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20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中的表现。当时罗斯福总统通过“新政”应对危机，并且实施了一系列违反美国常识和法律逻辑的政策。然而，美国最高法院保守派大法官提出了其合宪性的质疑，最终迫于政治压力改变了立场，新政措施得以顺利执行。作为司法独立楷模的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事后也承认了政府的特别干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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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25/3/17 9:21: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