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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忆谢霖老师
范文

    毛伯林

    谢霖老师字霖甫(1885—1969年),江苏武进人。自幼天资聪慧,学习刻苦,学业精进。他以优异成绩,获日本商学士学位,学成归来,一直从事会计科学的传播。他是中国会计学界的先驱、改革者、奠基人,是世人崇拜、景仰的会计大师。明年(2015年)是光华大学——西南财经大学90周年校庆、谢霖老师130岁诞辰,我们在这里追忆他的往事,追忆他伟大的一生,学习、继承和发扬他的精神,具有极其重大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一、留学著述开先河

    谢霖老师1905年刚满20岁,他深谋远虑,抱着学习日本维新经验和强国富民、振兴中华、昭雪国耻的宏愿,通过考试被录取为日本明治大学的第一个中国留学生。入学后,他勤奋学习,刻苦钻研,博览群书。在大学二年级之后,通过对中西会计的对比研究,运用欧洲传入的巴奇阿勒借贷复式记账原理,结合中国的银行业务,撰写出《银行会计学》专著,1908年在日本东京正式出版。这本著作面世后,由于它是一本系统介绍西方会计科学的最新著作,因此,立即成为会计界探求新知识的主要读物。

    谢霖老师作为中国在日本明治大学通过考试被录取的第一个中国留学生,作为留学生在大二之后就正式出版如此有质量、读者喜爱的会计新著,应当说,在中国历史上是未曾有过的,是创纪录的,“真不容易啊!”谢霖老师,在中国的会计历史上,写上了光辉的一页!

    二、“三个第一”展鸿图

    20世纪初,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的民族工商业有了较大的发展,金融资本向产业资本渗透,经济的发展从客观上提出了加强管理的要求。同时,西方会计学术的传入、会计教育的发展、会计人才的培养,也为建立注册会计师制度提供了条件。特别是1840年鸦片战争后,开始了帝国主义蚕食中国的历史,满清政府腐败无能,割地赔款,饱受欺凌,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外国资本、外国会计师事务所渗入中国的大中城市,凡出现中外经济纠纷或诉讼,不论原告或被告,都必须依赖外国会计师事务所提供“鉴证”,以此为依据进行仲裁或判决,一切错判案件,只能忍气吞声,“国人之含冤不白者,实不可胜计”。这不仅有损我们国家的尊严,而且国人的合法权益也得不到维护。有鉴于此,谢霖老师基于热爱祖国和维护正义的立场,在1918年6月上书北洋政府的农商部、财政部,建议设置“中国注册会计师制度”、“中国会计师事务所”和“中国注册会计师”;同时附上草拟的《会计师制度章程十条(呈文)》。该《呈文》上报后,很快就得到批复(农商部1918年6月14日,财政部1918年6月28日),1918年9月7日,由北洋政府正式颁布实施。从此,中国破天荒地有了中国的第一部“注册会计师章程”、中国第一家“会计师事务所”(谢霖主办的第一家“正则会计师事务所”)和第一号“中国注册会计师——谢霖”。

    之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中国的会计师事务所纷纷建立,最有名的有潘序伦“立信会计师事务所”、谢霖“正则会计师事务所”和“徐永祚会计师事务所”。

    谢霖老师基于爱国爱民之心,顺应市场经济的需要,凭他的胸襟、气魄和胆识,在中国大地上,创建了三个第一的功绩,被称做中国注册会计师事业的先驱、改革者、奠基人是当之无愧的。

    三、创建“分部”显奇能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野心勃勃发动“九一八”事变,1937年7月7日,日本进一步发动侵华战争(即发生在卢沟桥的“七七事变”),全国人民奋起抗日,浴血激战(1937年11月13日学校惨遭日军焚毁)。上海光华大学张寿镛(字讠永霓)校长为了不因战争影响教育,早在1937年春就与校董会商量决定,在四川成都设立分校,并委派当时正在四川的商学院院长兼会计系主任谢霖老师筹办光华大学成都分部事宜。1937年11月23日经张校长提名校董会决议加聘谢霖、邓锡侯、 邓汉祥、甘绩镛、缪秋杰、康宝志、杨培英、张仲铭8人为校董,成立筹备处(筹备处地址设在正则会计师事务所),谢霖任筹备处主任;后再经校董会决议,聘谢霖为副校长,并嘱“全权筹备一切”、“放手为之”。

    谢霖老师凭借四川友好、学生较多和军政关系融洽,更主要凭借对抗日战争的支持、对教育事业的热爱和张寿镛校长的信任与重托,他尽职尽责,八方奔走,四处化缘,获得四川刘湘从省库中拨给迁建费5万元,接受张家富安、仲铭、寿龄昆季捐赠田地75亩,自流井向富荣两盐场井商以及康宝志等一共捐款7万元以及孔祥熙、教育部陆续捐赠和拨给2万元、8万元。谢霖老师在成都新南门内王家坝前卫街租得民房4个大院权作师生的住房、教室和办公室,安顿好上海来川的学生、教师后,1938年3月1日私立光华大学成都分部正式开学上课。

    1938年8月12日,按新校舍建筑工程设计在草堂以西黎家碾的土地上破土动工。这段时间老师一方面要管王家坝的教学,另一方面又要管好新校区的基建,更重要的还要继续争取更多人士精神和物质的支持,真是千头万绪,其操心劳碌,可想而知。老师精打细算、节约开支,他每月的薪俸从不领取,就是往返城乡的差旅费也不报销,披星戴月、沐雨栉风,把自己的精力、时间都投到教学、建校的事业上,从不叫苦、不叫累,对教育事业的赤诚之心,日月可表。

    1939年1月1日,成都新校舍落成,全体师生迁入新校。当天接待各界前来祝贺的数百人。

    当时在分部负责的除副校长谢霖外,还有教务长及理学院院长容启兆,总务长陆寿长,注册主任李恩廉,附中校长高世承,商学院院长薛迪靖。

    “分部”的建设在谢霖老师的努力下,按照募捐款专款专用“募捐用以建设”的原则,精打细算,从不浪费。为了答谢建校的捐赠支助者,采用以“命名”方式来表示对他们的答谢并作“永远纪念”。比如“蜀汉路”的命名是答谢蜀汉实业公司为新校的义务设计;“肇海路”是答谢吴肇海扩充校址捐地。其余“丰寿堂”、“甫澄堂”、“富荣堂”、“富铭堂”、“祥熙堂”、“寿长堂”、“冠能堂”、“季琴图书馆”,“康斋”、“绩斋”、“鸣斋”、“简斋”、“治斋”、“灏斋”以及“三一路”、“绍孚路”、“金融路”、“文方路”、“剑霜路”和“可亭”等等都以“命名”来一一表示答谢。

    “分部”在1939年1月1日建成后,经继续努力,继续化缘,再经3—4年的努力,私立光华大学成都分部完全按规划圆满完成。

    成都分部建校期中,谢霖老师离乡万里、历经艰辛,为了抗战、为了教育、为了学生,他谦卑以求援,“疏导与各方周漩,取得社会支持;又要团结教职员工,力求教学实效”,呕心沥血,再所不惜。经他建成的这所新校是一所多层次(包括本科、专科、预科、附中、附小、幼儿园)、多学科(含文、法、商三个学院和中文、外文、政治、数学、会计、银行、工商管理、经济各个系以及土木工程、会计等专修科)的综合性大学。谢霖老师除亲临第一线带头授课外,还恭请了全国著名专家、学者、教授来校任课,他们是叶圣陶、肖公权、赵人隽、林蔚人、金积楠、钟作猷、容启兆、罗章龙、潘大逵、周太玄、周太和、伍丹戈、庞石帚、李培甫、胡毓杰、薛迪靖、郭子宏、唐庆水、杨献益、徐春霆、林树湘、史丽源、陆上之、万鸿开、谢元范、曾宪楷、归鉴明、杨佑之、彭迪先、黄宪章等。真是教授如云,人才荟萃,使这所学校很快就成为全国有影响的高等学府。

    光华大学——光华大学成都分部1925—1949年的24年间,为社会培育了各系科毕业生2 827人,附中毕业生2 243人,其中不乏精英、栋梁之才,比如:姚依林(姚克广),1931—1934年光华大学附中学习,曾任新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乔石,1946年光华大学附中学习,曾任新中国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尉建行,1947—1949年光华大学附中学习,曾任新中国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监察部部长;孙孚凌,1941年光华大学成都分部学习,曾任北京市副市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1945—1947年光华大学学习,曾任香港特别行政区首任行政长官、全国政协副主席;田间(童无鉴),1931—1934年光华大学学习,1938年曾任延安《新群众》报社长、中国作家协会主席;等等。真是吴头楚尾光华梦,张谢二公早筹谋。

    四、七个昼夜放光明

    1939年1月1日师生进入光华村新址后,大家欢欣鼓舞、兴高采烈地说:新校计划、规划得很好,窗明几净、空气清新、小桥流水、环境幽美,真是一个读书的好地方,美中不足的是油灯充当电灯,很不方便!

    本来时值抗战时期,又是地处农村,大家克服克服困难也是可以的。但是谢霖老师听到后,一点也没有责怪同学,一再自责“考虑不周!”他主要从学生的视力健康和学习效果出发,立即提出了解决的办法。

    他打点行装,带上几个工作人员,即日出发,奔赴洪雅县山区的林业部门,花了三天三夜,选购了5米长的沙木条子120根,亲自押运到学校,随即又与启明电灯公司协商:以两天为期把120根电杆从通惠门到学校全数栽上,再用两天时间挂上电线,一共花了七天时间,将煤油灯换上了电灯。

    第七天的晚上,按照约定通电开闸的时间,全校大放光明。那时学生们看到谢霖老师紧紧握着启明电灯公司经理的手,感谢公司给学校送来了光明,感谢他们的支持……场面非常热烈、动人,全校掌声、欢呼声经久不息。

    七天,仅仅七天,大家认为在短期内根本无法完成的如此多层次、多环节的复杂工作,他居然把它完成了,大家赞叹不已,大家都说“真是奇人创造出来的奇绩!”

    五、铁路建制展才华

    1934年,山西省修建同蒲铁路后,为适应管理的需要,拟设计一套完整的《会计规程》,发出电报恭请正则、立信、徐永祚三家著名的会计师事务所专家前往帮忙解决这个问题。不料立信、徐永祚两家会计师事务所专家推故不接受邀请。谢霖老师考虑再三说:“建制”是山西的“紧迫需要”,“建制又是我们执业范围内的工作”,“两家已经回绝,剩下我们就不能再推卸了。只有答应前往尽够我们自己的职责”,立即电复“接受所请!同意前往!”

    谢霖老师在作了必要的准备和安排后带上助手奔赴山西。经过一年多的调研,拟就了方案,完成了同蒲铁路《会计规程》的全套设计。经过试行、实施,委托方非常满意,认为设计得非常成功。这个《会计规程》在当时的正大铁路、平绥铁路、北宁铁路、平汉铁路的会计管理中实施同样也反映好,因此很快就在全国的铁道会计中推行,得到全国铁道会计专家们的赞赏。

    六、关爱学生人人夸

    1939年3月,师生搬进新校区后,环境虽好,但仍免不了日机轰炸的干扰。一天晚上11点钟,警报声响了,学校按例要求学生疏散到附近老乡家躲避,待警报解除后再回学校。凌晨2点半钟两位学生架着一个全身湿透的落水同学回来,当时守候在校门内的谢霖老师忙叫两位学生把湿透的衣服脱下,把自己身披的棉大衣给换上,吩咐赶快扶回宿舍睡觉。万没想到的是,落水学生刚刚睡下不久,谢老师来到床前,叫人送来两床棉絮和一碗姜汤说:“出了汗就不会感冒了。”天亮了,老师又带来医生给这位落水学生打针服药,临走时又吩咐说:“上午好好休息,下午再去上课!”

    当时,这位同学感动得热泪盈眶。在场的学生说:“这样的学校,这样的校长,这样的老师,真是难找啊!”

    1939年3月谢老师在查看学生宿舍时发现有60个床位还空着,他自言自语地说:“太浪费了!”“太可惜了!”当即找来教务长和注册主任商量,他说,“社会上还有许多高中、职高毕业生,因交不起学费未能入学,这60个床位正好可以增收一个三年制的会计专修班”,并提出了自己的具体方案:

    (1)上课:凡会计系开设的必修课和选修课,都让专修班学生并入听课(从而减少专修班老师的课时费);

    (2)一律住校(采用封闭式管理,严格要求,促其成才);

    (3)不收学费、书籍费和住宿费(每月只收伙食费2元);

    (4)考试合格者,凭单位开具的“经济困难”证明,发给《录取通知》入学就读。

    通过这一措施,学校在不增加任何经费的情况下,为国家、社会培育了一大批可用、急需的会计人才。这些意见,教务长、注册主任认为可行,当即呈报董事会批准后执行。

    这种既不增加学校开支,又解决穷困学生实际困难的会计专修班一共办了10年,为国家培育了560名专科人才。根据跟踪调查,这些学生,用人单位都十分器重。不少人对这件事很有感慨地说:“这样的好事,只有谢校长才想得出来!”“真令人敬佩!”

    七、警语箴言伴终生

    1942年夏正是会计专业四年制学生毕业的时候,大家不约而同地买上一本厚厚的笔记本写上自己的名字,前边专门留给领导、老师题词,后边请同学朋友赠言。一位姓孙的学生走到谢霖老师面前请老师题词。老师的题词总是结合学生的实际,绝不千篇一律、敷衍应景,完成任务了事。他思考了片刻给这位姓孙的学生写了11个字,签了名,贴上送给学生的照片,交给了这位学生。这11个字写的是什么?恭正的楷书现出“拼命实现任务,饿死不贪污!”老师还语重心长、很亲切地说:“我前一句话是你毕业后参加工作要发挥自己的才干为社会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后一句话是一个会计系的毕业生出去搞经济工作,必须具有一定的品德,不该自己得的钱,千万拿不得,整个题词是勉励您,希望您能身体力行。”

    这位姓孙的学生,就是我非常敬重的四川光华大学首任副校长孙恭老大哥。他曾经对我说:“我非常珍惜这11个字,我一直把它当作‘座右铭,我这一辈子搞的都是经济工作,一辈子没有犯过错误,老师的题词,陪伴了我一生,一直起到了警语箴言的作用,我非常感激他老人家!”

    八、两袖清风感后昆

    谢霖老师是著名的会计学家、经济学家、教育学家。他在日本留学期间就出版了《银行会计学》,学成回国后又公开出版了《会计学》、《中国会计制度》、《商人通义讲义》、《审计学要义》、《实用银行簿记》、《实用银行会计》、《铁道会计》、《现行公司法要义》、《现行票据法要义》、《海商法要义》、《破产法要义》、《实用会计学》、《实用政府会计》等等。他在著述中特别强调理论与实际的结合,重务实精神,重动手能力的培养。

    他做过官,担任过中国银行、交通银行总会计,中央银行秘书长以及四川劝业道、讲习所、正则所的领导工作。

    他创办过光华大学成都分部,担任过会计系主任、商学院院长、光华大学副校长、正则会计学校的领导等等。

    他创办的“正则”会计师事务所,质量高、信誉好,成绩卓著,发展遍及中国南北,北京、天津、上海、南京、镇江、扬州、杭州、无芜、南昌、长沙、常德、汉口、广州、重庆、成都、青岛、济南、开封、太原、衡阳、湘潭、沙市等20多个大中城市,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都很好。

    总的说来,谢霖老师一生从事会计科学的传播、会计制度的建设、会计教育的振兴、会计人才的培育,一生勇于实践、勇于开拓、勇于改革、勇于创新,他一生艰苦卓绝、勤奋不懈、成绩卓著……所有这一切都足以使他一生过上丰衣足食的生活,至少也应当是衣食无忧,过上小有积蓄的老年,但情况完全不是这样。据孙恭老大哥说,1965年他老人家离开成都去北京儿子谢燕生家养老时,确是一个两袖清风、体弱多病的老人。送行的学生当时也不那么富裕。大家从身上凑集起来只有50元,只好带着十分遗憾的心情送交他老人家作为途中的“零花”。

    正是:

    “两手空空啥莫有,买得清风不用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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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24/12/22 16:53: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