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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层股权激励对企业避税影响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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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义鹃　马炜炜　王嘉禾

【摘要】在理论分析企业实施管理层股权激励对公司治理中代理关系具有重大影响的基础上，以2008—2014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研究企业管理层股权激励对企业避税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管理层股权激励越大，企业实际有效税率越低，但考虑优惠税率的影响后，管理层股权激励与企业避税呈U型关系。结果证实，对管理者授予股权激励的确可以提高企业避税倾向，并协调其与所有者利益保持一致。

【关键词】股权激励；公司治理；企业避税

【中图分类号】 F275.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5937（2016）15-0118-05

一、引言

在现代理论中股权激励被认为是一种降低代理成本的有效手段，能同时对管理者进行约束和激励。通过管理层持股的方式将管理者的利益同股东的利益联系在一起，减少了管理者出于自身利益而损害股东或公司利益的行为。这种利益的一致性很可能会影响管理者采取与以往不同的经营政策，作出有利于自身利益同时也关系公司价值的决策。不少学者将股权激励计划同企业管理决策联系起来，研究发现与未实施管理层股权激励的企业相比，对管理层实施股权激励的企业表现出更明显的盈余管理现象（肖淑芳等，2009；谢振莲和吕聪慧，2011；张芜和张建平，2015）[ 1-3 ]。

避税行为在真实企业中的普遍存在一直是学术界和政府机构关注的重点。王跃堂等（2009）[ 4 ]认为大多数企业为了规避税负成本而操作非应税项目损益，从而进行盈余管理。然而，大多数学者在探讨影响企业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因素时忽略了税收的作用。一方面，股权激励作为一种以股份支付的薪酬制度，必然会对企业实际所支付的税负产生影响。另一方面，税负作为企业一个重要的费用支出项目，所得税费用的支出直接影响到企业当年净收益和股东利益。管理层股权激励对管理者的最终激励效果能够通过企业净利和市场价值体现，受自身利益的驱使，被授予股权激励的管理者更多地关注于企业整体价值。在此背景下，管理层股权激励同企业实际税负的关系将更加密切和复杂，从避税的角度考虑企业管理层股权激励的偏好以及管理层股权激励在代理关系中的表现和意义，也更值得研究。

新的股权激励企业所得税处理办法的公布引起了对于企业股权激励与税收问题新的思考和探索。现有的关于股权激励和避税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个人所得税与股权激励的关系，而对企业避税与股权激励关系的研究较为分散，没有显著成果。本文结合理论分析开展实证研究，更具有说服力和实际意义，从企业避税的角度加深了对管理层股权激励计划的理解和认识。此外，关于管理层股权激励对企业避税的影响研究将扩展企业避税理论，为完善税法提供依据，也对监督机构反避税给予帮助。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虽然现有的关于企业薪酬体系对避税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存在争议，但是股权激励的薪酬激励形式将股权的资本收益反映在了管理者财富中。就管理层在企业避税活动中的地位而言，Slemrod（2005）[ 5 ]和Dyreng（2010）[ 6 ]都证实了与纳税筹划有关的管理者相对于股东更能对企业纳税计划进行操控。管理层的高薪给了他们进行主动避税的驱动力，从而降低在财务报告中展现出来的实际有效税率（Armstrong等，2012）[ 7 ]。这些学者都认为管理层薪酬基于税后收益的企业避税越明显，企业实际税率越低。因为对企业管理层来说，衡量其绩效水平高低的一个主要指标就是其为公司创造的经济价值，包括实际纳税额的现金支出占的比重，其中股权激励对管理者的激励效果更能鼓励管理者采取措施提高税后利润，其中就包括纳税筹划决策。

从代理理论角度看，管理层股权激励作为一种协调所有者利益与管理者利益的交易手段，使得决策制定者在企业避税过程中既顾及了自身利益，也包含了股东的意愿，解决了由于两权分离导致的代理人与股东追求目标和利益需求的不一致。对于未持有企业股份的管理者而言，由于未享受企业资本的剩余索取权，他们的经济收益来源与企业和股权价值无直接关联，因此他们更倾向于保守的避税活动。而对于企业所有者而言，股价的波动对他们的经济利益很有可能会产生较大影响，他们更希望管理者能提高税后净利，进而吸引投资者，提升资本市场表现，从而提高股价和自己的资产价值。拥有剩余索取权的管理人员会产生同股东一致的避税倾向，增加管理层持股水平能有效减少两者的利益冲突。

就企业价值而言，合理避税带来的利益在一定程度和时期内能增加企业价值。风险中立的股东为了提高自身利益而倾向于通过避税增加企业净收益和股价。就管理者而言，即使其业绩表现同管理者薪酬关联，税后收益可能影响其自身收益，但由于存在避税的监管风险和惩罚风险，管理层可能倾向于保护自身的地位和稳定的绩效，并不愿意冒较大的风险进行避税。这种情况导致了由委托代理引起的企业避税活动非税成本，包括花费在会计人员和税务筹划上的费用和时间。Rego（2012）[ 8 ]认为企业避税的风险性成为了采用股权激励的动因。从避税得到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税费的减少增加了企业现金流和税后收益。但是避税的风险性可能会造成未来税务机关的罚款和投资者的负面评估。因此避税动机强烈的企业为了克服这种劣势，更倾向于利用股权激励刺激管理者降低企业当期所得税费用。

综上所述，研究认为以股权为基础的管理层激励方式会促进管理者从事具有风险性但是积极的避税活动，由此提出假设1。

假设1：管理层股权激励水平越高，企业当期有效税率越低。

就不同的企业避税衡量指标来说，其反映的企业税收规避内涵不同。Hanlon（2010）[ 9 ]罗列了国外学者提出的各类企业避税程度衡量指标，其中有效税率和会计税收差异应用较为普遍。Armstrong（2012）[ 7 ]等研究证实了实际有效税率能有效反映企业避税行为。就会计税收差异而言，不少学者的实证结果表明这一指标确实能够反映企业对税前收益的盈余管理和避税的激进性（Desai，2009；Wilson，2009）[ 10-11 ]。

戴德明（2006）[ 12 ]认为由于我国税收法规的繁杂性，不同行业、地区以及集团公司内部不同企业的适用税率各有不同。国家对部分企业，如高新企业、农林行业等的税收优惠政策直接减少了企业实际承担的税负，以及这类企业和股东进行主动避税的动机。相对其他企业而言，管理者即使被授予了股权激励也没有必要进行激进的避税活动。因此可以认为，优惠税率的存在使得管理层持股对管理者避税的刺激效果减弱，管理者在考虑自身利益和风险的情况下并不会产生同其他企业一样强烈的避税倾向。但当股权激励水平提高到一定程度后，股权激励带来的经济利益收入占管理层现金薪酬比重变得很大，税收优惠带来的实际税负的降低可能已经不能满足管理者随之增长的利益需求，他们需要进行更积极的避税，以通过纳税筹划和避税活动来提高企业价值，增加盈余和可分配利润，提高拥有的股权价值。因此考虑到适用税率对管理层股权激励和企业避税关系的影响，提出假设2。

假设2：加入适用税率的影响因素后，管理层股权激励与调整后有效税率和会计税收差异呈U型关系。

三、实证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鉴于目前采用的企业所得税法于2008年施行，结合我国股权分置改革时间，本文样本数据采集自2008—2014年我国A股沪深两市发布管理层持股信息的上市公司，并对样本进行如下筛选：（1）剔除金融类企业，因为其组织结构和财务特征同一般企业不同；（2）ST和*ST的公司由于在观测期内财务状况异常，常常出现极值而被剔除；（3）剔除当期所得税费用为负或零的年度样本，这类企业无法估算实际税率；（4）剔除部分变量计算中财务数据缺失的企业。

数据采集自锐思数据库，经手工整理得到存在管理层持股的企业1 866个，剔除极端值后共获得6 388个年观测样本。

（二）变量定义

1.管理层股权激励的衡量

管理层持股是管理层股权激励的主要形式，管理层从拥有的股份、可行权或已行权的股份中能得到收益，这一部分利益在薪酬体系中所占的比重恰好说明了股权激励收益对管理人员的重要性。鉴于目前我国上市公司对管理层股权激励数量和价值的披露主要在管理层持股数量的披露，股权激励对管理者产生的激励效果由这一激励方式对其产生的经济利益来体现，所以研究借鉴Desai（2006）的做法，采用管理层股权激励价值占其总薪酬比重来衡量，其中股权价值以公司股票价格变化1%时管理层持有和可行权股票价值变化来计算。因此管理层股权激励（Mshare）最终计算公式为：

Mshare=（管理层持股数+可行权期权数）×股价×1%/[（管理层持股数+可行权期权数）×股价×1%+管理层总薪酬]

2.企业避税的衡量

由于一般有效税率无法反映利用权责发生制产生的延迟纳税行为，本文采用当期有效税率（current effective tax rate，ETR）来衡量企业当期实际承担的税负所占税前会计收入比重，计算公式为：当期有效税率ETR=（总所得税费用-递延所得税费用）/税前会计利润。当期有效税率既包括本年度的所得税，也考虑到了递延所得税因素对企业实际支付税款的影响。

考虑到新会计准则中对部分企业有优惠税率，可能对企业避税产生影响，因此借鉴王静（2014）的方法，将当期有效税率进行调整，即取适用税率与当期有效税率的差额。用会计税收差异衡量由于账务处理和税务处理不一致所产生的账面税收差异（Book-Tax Differences，BTD）。由于无法取得企业实际纳税申报单数据，本文根据财务报表数据来估算这一差额。会计税收差异根据Manzon（2002）的方法进行衡量，计算公式为：

会计税收差异=（税前会计利润-当期所得税费用/适用税率）/期初总资产

另外，本文考虑到数据的完整性，企业年底未披露适用税率的以中期披露为准，合并企业税率以母公司披露税率为实际税率，并且除去了免征所得税的企业。由此测度出的调整后的有效税率（adj_ETR）和会计税收差异越大，意味着越高的企业避税程度。

3.控制变量的选取

由于企业避税程度大小与企业规模、外部监管、经营收益、企业成长性有关，因此本文用企业规模和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代表外部监管力度，用资产收益率表示盈利能力，营业收入年增长率作为企业成长性水平的替代变量。而负债因为具有税盾作用，负债率高的企业实际承担的税负低，会对企业避税倾向产生影响，所以也将资产负债率作为控制变量。变量名称与具体计算方法见表1。

（三）模型建立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表2描述了存在管理层股权激励的企业股权激励水平、企业避税程度和公司特征的总体情况。从管理层薪酬比重看，股权所占比重均值只有28.2%，大部分发布股权激励计划的企业虽然已经对管理层进行股权激励，但仍然以现金薪酬为主要激励方式，且不同企业的管理层股权激励水平相差较悬殊，股权激励中值只有3.7%，与均值相差甚远，说明超过一半的企业管理层持股价值占薪酬的比重微乎其微。从企业避税上看，企业当期有效税率均值只有20.1%，小于一般企业所得税25%的水平，说明样本企业普遍存在避税现象，减少了税前会计收益中实际所付税款的比例。调整后有效税率和会计税收差异均值为负，说明加入适用税率的因素后，企业避税现象并不明显，享受优惠税率的企业可能减少了避税行为。从公司其他特征上看，企业规模相差较大，且大部分企业没有达到均值水平，说明上市公司中大型企业只占少数，但对市场影响力较大。企业的负债比率均值是0.433，企业债务资产约占总资产的一半。从盈利状况上看，股权激励样本企业的资产净利率和营业收入增长率均值为正，但不同企业差异明显，且大部分企业未达到均值水平。

（二）回归分析

模型（1）的回归结果如表3，管理层股权激励对当期有效税率的回归系数为-0.024，且在1%水平显著，管理层股权激励与企业当期有效税率呈负相关，说明在不考虑企业本身存在优惠税率的情况下，管理层股权激励越多，企业实际税负占会计盈余的比重越低，假设1成立。就控制变量对企业有效税率的影响而言，在回归模型中，企业规模和负债水平都与之呈正相关，且在1%和5%水平上显著。企业资产规模越大，企业所面对的社会监督和政府监控越多，他们并不倾向于实行高的避税决策。企业负债水平越高，企业有效税率越高，说明财务杠杆税盾效应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企业避税行为。其他影响因素对有效税率虽产生影响但并不显著，其中机构投资者的影响与预期相反，可能是由于我国证券市场尚未完善，与国外现状存在差异，机构投资者还未能充分起到有效的外部监督作用。

为了进一步验证管理层股权激励对企业避税的影响作用，分别对模型（2）和模型（3）进行了回归，回归结果见表4。

表4的回归结果显示模型（2）中股权激励的回归系数为-0.09，而股权激励的二次项回归系数为0.097，且分别在1%和5%水平显著。类似的，模型（3）中股权激励的回归系数为-0.055，二次项回归系数为0.064，且都在1%水平显著。说明管理层股权激励与调整后有效税率和会计税收差异均呈现U型关系，假设2得到验证。这一结果显示，在将适用税率加入衡量企业避税程度的计算公式后，管理层股权激励与企业避税呈U型关系。此外，对股权激励与两者的回归系数计算发现，管理层股权激励水平分别达到0.46和0.43时成为模型（2）和模型（3）中U型的最低点。说明在0.45左右的股权激励水平以下，考虑适用税率的影响因素后，管理层股权激励水平越高，企业避税程度增大不明显，甚至可能随之减小；而在0.45以上，管理层股权激励与企业避税存在明显正相关。控制变量不一而论。

实证结果表明，对管理层的股权激励达到一定水平后，企业会享受到比适用税率更低的实际有效税率，且随着股权激励的增加，由会计确认的企业收入与应纳税收入差异也跟着变大。在较低的股权激励水平下，企业调整后有效税率和会计税收差异虽然随着管理层股权激励的增加而下降，但这种结果可能是受到优惠税率的影响，在这类企业中适用税率与有效税率的差额以及纳税调整额的减少更多的是受到税收优惠的影响，而不是股权激励对管理者的激励。然而在相对较高的股权激励下，政府对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也不能抵消股权激励对管理者避税倾向的刺激效果，且股权激励所占薪酬比重越大，企业在纳税前进行的盈余管理、应纳税收入操纵越多，纳税调整额越大，企业避税现象越明显。优惠税率的存在降低了股权激励引发的企业避税。但当管理层被授予的股权激励达到一定程度时，管理层股权激励与企业避税的正相关关系仍然显著。

（三）稳健性检验

我国国内相关研究中对管理层股权激励水平的衡量主要采用管理层持股数占企业总股本的比例来计算，为了验证本文对管理层股权激励的衡量方法在回归检验中具有一定普遍性和可靠性，利用管理层持股比例替代股权激励占总薪酬比重指标，其余变量衡量方式不变，再次进行了回归分析，结果见表5，管理层股权激励对当期有效税率、调整后有效税率和会计税收差异的影响与表3和表4的结果无实质性差异。由此可见，本文在管理层股权激励衡量指标下的研究结果具有较强的稳定性。

五、结论

实证结果表明，企业对管理层授予的股权激励占薪酬比重越大，企业实际承担的税负占会计盈余比重越小，避税活动更积极。此外，管理层股权激励与加入适用税率后的企业避税指标呈U型关系。原因是较低的管理层持股对管理者进行避税的激励作用可能会被企业本身享受到的优惠税率削弱甚至抵销，因此管理者进行企业避税活动的动机并不明显。实证结果表明企业享受到的优惠税率在一定程度上会改变企业避税的倾向，但在较高股权激励水平下，管理层股权激励与企业避税的正相关仍然成立。

本文的研究结果可以为企业合理的税收筹划提供重要依据，也可以为税务部门提高纳税工作效率和反避税提供参考。管理层持股比例大的企业应该受到税务机关更密切的关注和监督，避免实际控制人为了自身利益进行不合理的避税及损害少数股东权益。相比于对股东的监管，对企业内部与税务筹划相关管理人员的监管和惩戒制度更有效。

【参考文献】

[1] 肖淑芳，张晨宇，张超，等.股权激励计划公告前的盈余管理：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南开管理评论，2009（12）：113-119.

[2] 谢振莲，吕聪慧.管理层股权激励对盈余管理的影响研究[J].财政研究，2011（6）：58-62.

[3] 张芜，张建平.管理层激励与盈余管理的实证研究：基于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会计之友，2015（15）：58-63.

[4] 王跃堂，王亮亮，贡彩萍.所得税改革、盈余管理及其经济后果[J].经济研究，2009（3）：86-99.

[5] SLEMROD J， CROCKER K J. Corporate tax evasion with agency costs[J].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2005，89（9/10）：1593-1610.

[6] DYRENG S D，HANLON M，MAYDEW E L.The effects of executives on corporate tax avoidance[J]. The Accounting Review，2010，85（4）：1163-1189.

[7] ARMSTRONG C S，BLOUIN J L，LARCKER D F. The incentives for tax planning[J].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2012，53（1/2）：391-411.

[8] REGO S， WILSON R. Equity risk incentives and corporate tax aggressiveness[J].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2012，

50（3）：775-810.

[9] HANLON M，HEITZMAN S. A review of tax research[J].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2010，50（2/3）：127-178.

[10] DESAI M A，DHARMAPALA D.Corporate tax avoidance and firm value[J].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2009，91（3）：537-546.

[11] WILSON R J. An examination of corporate tax shelter participants[J]. The Accounting Review，2009，84（3）：969-999.

[12] 戴德明，姚淑瑜.会计—税收差异及其制度因素分析：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财经研究，2006（5）：4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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