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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发展理念下企业社会责任与效率研究

范文

董淑兰邹安妮

【摘要】选取2014—2016年沪深两市A股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探讨新发展理念下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基于新发展理念的企业社会责任总水平及创新责任与企业综合效率、规模效率和技术效率均正相关;企业的协调责任、绿色责任、开放责任与综合效率、规模效率正相关，而绿色责任与企业技术效率负相关;企业的共享责任与企业规模效率正相关。进一步研究发现，在履责水平较高的企业中，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效率的影响程度更大，而在履责水平较低的企业中，企业的协调责任、绿色责任、共享责任对企业效率的影响被异化，但通过提高履责水平可以将被异化的影响减弱或消失。

【关键词】新发展理念; 企业社会责任; 企业效率

【中图分类号】 F230;F27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5937（2019）10-0044-09

一、引言

履行社会责任是微观主体实现社会价值的重要方式。如何实现企业经济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和谐统一一直是企业社会责任研究的主题。近几年，在我国制度背景压力下，履行社會责任已经成为国家、社会、企业的共识，社会责任意识逐渐提升，但整体履责水平仍然偏低。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强国有企业发展活力，实现国有企业的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从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新发展理念与微观经济主体行为对接的重要途径之一就是企业社会责任。基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把企业社会责任划分为创新责任协调、绿色责任、开放责任和共享责任，企业履行好五项责任，是落实五大发展理念，提高企业效率的关键。本研究基于生物共生理论，将新发展理念与企业社会责任相融合，提出“基于新发展理念的企业社会责任”，揭示新发展理念下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效率的关系。

国有企业具有追求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重目标，在中国特色制度背景下，国有企业承担着重要的社会责任[ 1 ]，垄断性国有企业通常会将实现社会价值放在首位，而竞争性国有企业则坚持高效的经济价值是履行社会责任的基础[ 2 ]。虽然国企改革通过降低国有比重，减少了地方政府对低效率国有企业的隐形补贴[ 3 ]，缩小了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间生产率的差距，使国有企业效率得到提高[ 4 ]，但相对其他所有制企业，国有企业整体效率仍然偏低[ 5 ]，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和重点仍然是提高企业效率[ 6 ]。进一步提高国有企业效率，不仅有利于提高国有企业履责水平，而且对实现国有企业经济价值与社会价值具有重要作用。国有企业承担的保障国民经济健康发展、提高社会公平效率、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等重要职能决定了其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性与特殊性。

本研究选取2014—2016年沪深两市A股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将新发展理念融入企业社会责任研究框架中，并基于生物共生理论界定企业社会责任内涵，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个维度构建新发展理念视域下的企业社会责任评价指标体系，检验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效率的关系，以期为国有企业践行新发展理念，实现效率变革，提高企业效率提供理论依据。

二、新发展理念下企业社会责任的内涵界定

共生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自组织现象，从一般意义上讲，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这个大生物圈中，两个或多个共生体在生存与成长过程中相互依存，相互合作与协同，互惠互利，实现和谐与平衡，实现互惠共生是共生系统的基本方向（Scott，1969;袁纯清，1998）。基于共生理论，作为微观主体的企业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这个大生物圈中的共生体之一，企业与生物圈中的其他共生体（如各类生物群）之间通过物质、信息和能量交换形成互惠共生体，众多类似互惠共生体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形成互惠的共生体（圈），共生体（圈）中的每个微观主体都必须为此努力做出贡献，将建设互惠共生体（圈）作为自己的职责，不能仅追求自身的经济利益而忽视或损害共生体（圈）中其他共生主体的利益。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是实现包含自然界与人类社会在内的共生体（圈）互惠互利、和谐、平衡的指导思想与理论基础。

由此，本研究依据生物共生理论，提出“基于新发展理念的企业社会责任”。基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个维度对企业社会责任内涵与边界界定如下：（1）企业创新责任。创新是共生体（圈）生存与发展的动力，作为互惠共生体的企业必须不断创新，保持科技、产业、要素等方面的优势，实现创新发展，才能更好地满足共生体（圈）内消费者等利益相关者的需求愿望，企业承担的创新责任是首要责任。（2）企业协调责任。协调是共生体（圈）持续健康生存与发展的内在要求，在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大生物圈中，作为互惠共生体的企业其内部、不同企业之间以及企业与其他类型的共生体（即企业的利益相关者，如投资者、债权人、供应商、消费者、员工等）之间必须保持利益平衡，互惠互利，实现协调发展，促进生物体（圈）持续、健康发展，因此，作为互惠共生体的企业必须将承担协调发展的责任。（3）企业绿色责任。每个互惠共生主体的生存与可持续发展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大生物圈健康、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作为互惠共生主体的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必须坚持绿色发展的理念，在经济发展中承担起低碳运行、资源节约与合理利用、环境保护与治理、生态安全屏障建设等方面的绿色发展责任，保证共生体（圈）的可持续发展。（4）企业开放责任。开放是共生体（圈）繁荣发展与更加富强的必由之路，自然界与人类社会共同构成的大生物圈中，不同的共生主体之间必须相互交流，互通有无，发挥优势，共同发展，实现共生体（圈）的繁荣与富强。作为互惠共生主体的企业，在生存与发展过程中要力争运用国际资本在国际分工中谋取席位，进而获取主动权和国际竞争优势，为共生体（圈）承担起开放发展的责任。（5）企业共享责任。共生体（圈）发展的最终目标和本质就是各互惠共生主体共享发展成果。在自然界与人类社会这个大生物圈中，作为互惠共生主体的企业与其他共生主体（即利益相关主体）之间必须实现收益分配均衡，为其他互惠共生主体的生存与发展（如就业保障，扶持公益与弱势群体等）提供保障，为共生体（圈）实现和谐与平衡承担起共享发展责任。综上，基于新发展理念的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创新责任、协调责任、绿色责任、开放责任、共享责任五个维度的统一。

三、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效率

契约理论与企业理论认为企业是由许多显性契约和隐性契约组成的契约集合体，通过整合各契约主体提供的专用性资源实现企业的正常运转。1984年弗里曼将利益相关者理论与战略理论结合起来，指出根据利益相关方提供资源的稀缺度与可替代性合理配置履责资源[ 7 ]，满足各利益相关者的诉求，有助于企业获得更多的优势资源，从而增强生产要素的流动性，提高企业效率。在实际交易过程中，由于契约主体间信任度的缺失和对未来风险意识的差异，交易双方会在契约关系中最大可能保证自身经济利益，导致交易费用的增加，降低了企业效率。企业社会责任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约束，是将新发展理念与企业行为融合的重要渠道，良好的履责表现及有效的信息披露可以促进企业效率的提高[ 8-10 ]，同时有助于缓解企业运营效率与运营灵活性之间的矛盾，帮助企业走出“生产力困境”[ 11 ]。

交易成本理论认为产权性质影响交易成本，并进一步影响资源配置效率（刘文革，1998）。由于委托代理问题、政策偏袒等软约束的存在，虽然经过国企改革，国企效率逐渐提高，但整体效率仍然较低[ 12-13 ]。目前国企改革偏向于经济改革，政府还是会将社会职能和政治目标强行加入国有企业中，使投资无效率，而社会责任则可以抑制国有企业无效率的发生[ 14 ]。新发展理念落实到企业行为中就是社会责任，强化国有企业公益性社会责任的约束可以提高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率（杨静，2015），研究表明社会责任表现较好的企业拥有较高的生产效率[ 15 ]。秉承“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将中国实际国情融入到企业行为中，进一步丰富企业社会责任内容，通过积极的履责表现，实现企业资源的整合和优化，进而提高企业效率。作为新发展理念与企业行为的内部激励机制，企业效率的提高增加了企业履责动机，使落实新发展理念，履行社会责任成为企业自觉的行为，促进企业高质量、高效率、可持续发展。基于此，本研究提出：

假设H1：基于新发展理念的企业社会责任总水平与企业效率呈正相关关系。

（二）企业创新责任与企业效率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认为创新是保持企业竞争优势，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要选择，保持科技、产业、要素等方面的创新优势对提高劳动效率与技术效率具有重要作用。作为理性经济人，企业会衡量履行创新责任所带来的经济后果，确定其具体履责表现。当企业履行创新责任时会使部分资源被占用，导致该部分资源暂时无法实现经营目标，但通过提高研发投入的效率与效果[ 16 ]、增加创新產出，不仅可以实现内部资源的调整和优化，而且有助于降低经营成本，提高企业效率。虽然国有企业凭借特殊的政治地位拥有更多的科技资源禀赋，创新优势显著[ 17 ]，但实际上整体效率并不高，技术效率损失是导致国有企业整体效率偏低的直接原因[ 18 ]。由于政府的过度保护，国有企业经营活力较弱，自身竞争意识薄弱，管理者创新意识不强，相对于创新，多数国有企业更期望通过政治寻租获得经济效益，这种寻租行为造成的资源浪费及错配现象，加剧了技术效率的损失，导致企业效率进一步下降。合理配置创新资源，提高国有企业创新责任履行质量，可以有效改善目前创新资源投入拥挤现象，提高企业整体效率。基于此，本研究提出：

假设H2：企业创新责任水平与企业效率呈正相关关系。

（三）企业协调责任与企业效率

生物共生理论要求任何一个个体都不可能独立于其他个体而单独存在，任何组织都需要实现内外部的协调发展，通过积极承担协调发展责任，向利益相关方传递一种利好的信号，从而获取更多的内外部资源维持企业正常经营，提高企业效率。由于国有企业特殊的政策性负担，承担着对员工、供应商、城乡区域、社会等多方面的协调发展责任。国有企业通过对员工的积极履责行为，获得员工的组织认同感与创新意识，进而增加企业的竞争优势，使人力等关键资源在企业内部形成有效流动，提高整体运营效率;通过对企业外部（供应商、社区、城乡区域）的良好履责表现可以为企业赢得庞大的社会关系网络和良好的金融发展环境，抑制寻租行为的发生，在获取更多优质稀缺资源的同时，将这些资源配置到经营战略活动中，实现国有企业经济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国有企业承担的协调发展责任对解决效率与公平矛盾，实现社会资源公平合理分配具有重要作用，是实现公平发展、改善效率偏低现状的前提保障。基于此，本研究提出：

假设H3：企业协调责任水平与企业效率呈正相关关系。

（四）企业绿色责任与企业效率

传统的环境理论认为企业承担过多的环境治理责任会产生私人生产成本，导致企业效率降低，现代环境理论则认为良好的环境履责表现不仅可以提高资源生产能力，而且通过声誉传导机制，可以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赢得更多的社会资本，进而提升企业整体运营效率[ 19 ]。企业与环境的关系是一个互相制约的过程，企业行为影响自然环境的同时，其自身发展同样受到自然环境的约束。外部性理论认为环境污染的负外部效应提高了企业的生产成本，使企业效率下降，而企业积极的环境履责表现则增加了具有更多竞争优势的环境正外部性，企业效率得到提高。国有企业中许多传统行业对环境及自然资源的破坏程度较大，使企业面临巨大的环境资源压力，影响了整体效率的提高。这些企业作为环境污染的主要责任人，期望良好的绿色责任履行表现来降低环境负外部效应对提高企业效率的制约，同时增加环境正外部性，弥补因传统生产方式所造成的发展不足，缓解环境资源压力，实现企业效率的提高。基于此，本研究提出：

假设H4：企业绿色责任水平与企业效率呈正相关关系。

（五）企业开放责任与企业效率

资源依赖理论认为任何组织都是一个开放的系统，需要利用外部资源实现企业的经营目标。开放责任落实到微观主体中主要包括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两个方向，加强对外开放程度，不仅有利于品牌建设，获得良好的声誉效应，而且能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国际要素的流动性，提高企业运营效率。目前中国已经成为资本输出大国，企业的对外投资行为使企业主动学习先进技术的动机增强，获取技术、资本的能力提高，竞争意识显著提升。当对外开放水平高于固定门槛值时，可以有效减缓自然资源对地区经济发展的约束性，实现企业效率的提高[ 20 ]。相对于对外投资能力较弱的企业，对外开放程度深的企业技术效率更容易得到提高，从而促进企业整体效率的提高。国有企业对外开放的动机不仅为了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而且也是高管寻求政治资本的主要途径，导致国有企业对外开放程度与质量较低，无法获取更多的技术、人力、资本等关键资源。即使获得关键性资源，但由于其自身政策性负担、治理激励机制不完善等原因，这些资源也无法真正转化为生产力去提高企业效率。只有提高国有企业对外开放水平，在增加经济产出的同时获得关键资源的支持、促进生产要素的有效流动，才可以进一步提高企业效率。基于此，本研究提出：

假设H5：企业开放责任水平与企业效率呈正相关关系。

（六）企业共享责任与企业效率

社会主义的最终奋斗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国有企业特殊的政治目标要求其承担保障社会和谐稳定发展的共享责任，共享责任落实到企业中就是对利益相关者（股东、债权人、员工、社会等）的履责行为。一方面，由于利益相关者为企业的生产经营提供了关键资源，保证了企业的正常经营，因此众多利益相关方对企业的经营成果拥有共享的权利，企业需依据利益相关方提供资源的稀缺程度进行经营成果的分配，满足利益相关方的诉求。印象论观点认为利益相关方会根据对企业履责表现的感知，确定是否进一步提供优质资源促进企业效率的提高。企业对利益相关方的积极履责行为不仅降低了对交易环境的不确定性与风险，保持竞争优势资源的能力，而且促进资源合理流动，为社会资源的再分配提供依据。另一方面，履行共享责任是一种有效的激励行为，通过对社会财富的公平分配，提高微观个体创造财富的积极性，降低政策性约束，增强国有企业的经营活力，进而实现效率的提高。基于此，本研究提出：

假设H6：企业共享责任水平与企业效率呈正相关关系。

四、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选取2014—2016年沪深两市A股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剔除金融类企业，ST、*ST、PT及数据不全的企业，最终确定335家国有上市公司共1 005个研究样本，涉及31个省、市、自治区和14个行业，数据来源为锐思数据库、国泰安数据库、巨潮资讯、2014—2016年《中国统计年鉴》、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等，部分数据通过企业年报手动收集整理。

（二）变量设定

1.被解释变量——企业效率

本研究依据企业资源投入与产出的配比情况，借鉴黄海霞（2015）和孙国锋（2016）等的思想，基于综合效率、规模效率和技术效率三个维度，分别选取营业收入和净利润作为产出指标，固定资产、期间费用和营业成本作为投入指标，运用DEA非参数数据包络分析模型对三个维度效率进行测量。

2.解释变量——基于新发展理念的企业社会责任

本研究通过借鉴洪银兴（2012）、周寄中等（2013）、余泳泽和张先轸（2015）、朱鹏华和李鹏（2016）、詹新宇和崔培培（2016）、于惊涛和张艳鸽（2016）等主要研究思想构建基于新发展理念的企业社会责任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该体系由5个一级指标，20个二级指标和38个三级指标构成，具体指标见表1。根据选定的研究样本，应用熵权法确定指标权重，根据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及其权重，计算确定基于新发展理念的企业社会责任总水平以及企业创新责任、协调责任、绿色责任、开放责任、共享责任的水平。

3.控制变量

本研究借鉴熊婵等（2014）、丁一兵和付林（2015）、董淑兰和刘浩（2017）等研究思想，从行业特征、财务杠杆、公司治理、企业规模、盈利状况、发展能力六个维度选取控制变量，分别选择企业资本密集度、资产负债率、独立董事比例、企业总资产的对数、总资产收益率、净资产收益率来具体表征控制变量。主要变量及具体定义见表2。

（三）模型设计

本研究借鉴黄海霞（2015）和孙国锋（2016）等的研究模型构建思想建立多元回归分析模型。具体采用面板数据模型，通过F检验确定使用固定效应模型，经Hausman检验进一步确定使用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具体模型如下：

其中i代表公司变量，t代表年度变量。被解释变量TEit、SEit和PTEit三个维度效率采用BCC模型运用DEAP软件计算得出，最后采用面板数据模型应用Eviews8软件进行多元回归分析。利用模型（1）、（2）和（3）验证假设1，分别检验企业社会责任总水平与企业的综合效率、规模效率、技术效率的相关性;利用模型（4）、（5）和（6）验证假设2—假设6，分别检验企业社会责任五个维度的水平与企业综合效率、规模效率、技术效率的相关性。

五、实证结果分析

（一）变量描述性统计

为避免数据极端值等对检验结果产生影响，本研究在将相关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后，对数据进行了1%上下的 Winsorize缩尾处理，最终得到1 005个研究样本。由表3可以看出，国有企业间TE、SE、PTE的水平整体存在差异，其中SE均值最高为0.742，不同企业相同效率的水平差异较大。TCSR以及ICSR、CCSR、GCSR、DCSR、SCSR均存在差異，处于不均衡状态，TCSR水平最高，SCSR水平最低，最小值为-0.17。

（二）多重共线性分析

为了避免解释变量之间的共线性问题干扰研究结果，本研究对主要解释变量五个维度责任变量进行了共线性检验。表4分别列示了五个维度责任变量的Pearson相关系数（右上部分）和Spearman相关系数（左下部分），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共线性检验。检验结果显示虽然部分维度责任变量间相关系数显著，但VIF值均小于10，表明各维度责任变量的共线性问题在允许的范围内，不会影响实证结果。

（三）多元回归分析

模型（1）—模型（6）的回归结果如表5。

模型（1）、模型（2）、模型（3）的回归结果均表明，TCSR与TE、SE、PTE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即基于新发展理念的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效率显著正相关，H1成立。其中，TCSR对SE的正向影响程度最大，表明新发展理念融入企业社会责任，通过对企业内部资源进行调整和优化，可以有助于提高企业效率。

模型（4）、模型（5）、模型（6）的回归结果表明：

（1）ICSR与TE、SE、PTE均在1%水平上显著正相关，即ICSR与企业效率显著正相关，H2成立。其中，ICSR对SE的正向影响程度最大，表明良好的创新履责表现一方面能降低生产成本，提高资源的利用率，另一方面能通过增加自身持续竞争优势（董晓庆等，2014）进一步获取稀缺资源，实现规模效率的提高，从而提高企业整体效率。

（2）CCSR与TE、SE在1%水平上显著正相关，与PTE负相关但不显著，H3没有得到全部验证。其中，CCSR对SE的正向影响程度最大，表明当国有企业积极承担协调责任时，通过满足员工、供应商、社区等利益相关方的诉求，促进互惠共生体的平衡发展，实现了规模效率的提高。当部分资源被配置到履责行为中时，由于资源的有限性，企业投入到技术活动中的资源可能会相对减少，影响了PTE的提高，但因积极的履责行为获得了SE的提高，TE依然得到提高。

（3）GCSR与TE、SE在1%水平上显著正相關，与PTE在1%水平上显著负相关，H4没有得到全部验证。其中，GCSR对SE的正向影响程度最大，表明国有企业高质量的绿色责任表现在提高资源利用率、改善环境的同时，使企业获得良好的声誉，通过声誉传导机制，增强企业获取优势资源的能力，实现资源的有效整合，最终形成规模效应。但GCSR对PTE产生了负向影响，原因可能是资源整合对技术效率提高的滞后效应[ 21 ]。由于与SE显著正相关性，TE依然会因积极的绿色履责表现而提高。

（4）DCSR与TE、SE在1%水平上显著正相关，与PTE正相关但不显著，H5没有得到全部验证。其中，DCSR对SE的正向影响程度最大，表明国有企业通过履行开放责任，可以加强国际间生产要素的有效流动，竞争优势资源，扩大企业规模与技术产出，从而实现整体综合效率的提高。

（5）SCSR与SE在5%水平上显著正相关，与TE正相关但不显著，与PTE负相关但不显著，H6没有得到全部验证。其中，SCSR对SE的正向影响程度最大，国有企业在承担稳定社会和谐发展、扶持弱势群体、公平分配收入等共享责任时，为各互惠共生体的发展提供了保障，获得了各共生体的信任与支持。通过提高资源整合效率，实现规模效应，最后获得较高的TE。资源配置理论认为企业需通过比较用途对相对稀缺的资源进行合理配置，因此当企业履行共享责任时，有可能使配置到技术生产活动中的资源受到影响，从而影响了PTE的提高。

（四）分组回归

为了进一步观察新发展理念视域下的国有企业履责差异对企业效率的影响，本研究将335家样本企业按照企业履责总水平分为较低和较高两组进行分组回归。以TCSR均值为分组依据，当TCSR低于均值时，该企业为履责水平较低;当TCSR高于均值时，该企业为履责水平较高。回归结果见表6、表7。

检验结果发现：企业社会责任及其五个维度对企业效率的影响在履责水平较高和较低的企业组中表现不同。在TCSR较高的企业，其履责水平对企业效率的正向影响更强，且PTE显著性得到增强，ICSR、CCSR、GCSR、DCSR、SCSR的水平对企业效率的影响程度都有显著提升，表明在履责水平高的企业中，基于新发展理念的企业社会责任更有利于提高企业效率。在履责水平低的企业组中，CCSR、GCSR、SCSR对企业效率的影响被异化，出现负相关关系，其中CCSR、SCSR对PTE的负向影响显著，而其他负向异化影响不显著。原因可能是当TCSR较低时，无法达到企业履责固定门槛值，导致异化影响出现，但随着履责状况改善，在TCSR较高的企业中，这些异化影响将会减弱或消失。

（五）稳健性检验

本研究在选取营业收入与净利润作为产出指标时，部分企业净利润出现负值。由于应用DEA非参数包络数据模型要求投入产出均为正值，因此本研究将净利润出现负值的情况用最小正数代替，确保满足应用DEA模型的前提条件。在稳健性检验中，本研究选择未经变换的营业收入为产出唯一指标，应用DEA方法测算新效率并作为被解释变量，以验证回归分析结果的稳健性。将稳健性检验结果与表5的回归结果对比显示整体回归结果基本一致。其中CCSR与PTE的显著性提高，但GCSR与TE、SCSR与SE没有得到统计显著的检验结果，SCSR与TE、PTE的相关性检验中没有得到符号一致的回归系数，原因可能是由于DEA测算效率时选择指标的影响，但对于企业来讲，营业收入与净利润均为重要的产出指标，因此，表5的结果具有稳健性。

六、结论

本文以沪深两市A股国有上市公司2014—2016年的数据为研究样本，检验了新发展理念视域下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效率的关系，研究结论为：

一是国有企业效率整体偏低，其中综合效率、规模效率、技术效率水平存在差异，规模效率水平相对较高;基于新发展理念的企业社会责任总水平及其五个维度的责任水平均存在较大差异，其中企业开放责任水平最高，共享责任水平最低。

二是基于新发展理念的企业社会责任总水平及其五个维度的责任水平与企业效率的关系存在差异性。国有企业高水平的协调责任、绿色责任、共享责任虽然实现了规模效率的提高，但因无法使履责占用的部分资源投入到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中，导致技术效率下降，不过积极的履责表现依然会提高整体效率。企业社会责任总水平及创新责任、协调责任、绿色责任、开放责任、共享责任等责任水平对规模效率的正向影响程度最大。履行创新责任带来的创新产出有助于实现资源的合理优化与配置，同时高水平的创新责任、协调责任、绿色责任、开放责任、共享责任可以有效提高企业规模效率，从而实现整体效率的提高。

三是在新发展理念下，履责水平较高的企业相对履责水平较低的企业，无论是企业社会责任总体，还是其五个维度，均有利于提高企业效率;而履责水平较低的企业中，企业的协调责任、绿色责任、共享责任对企业效率的影响被异化，出现负相关关系，但通过积极提高履责水平，被异化的影响将减弱或消失。

因此，在以供给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与动力变革的新时代，以企业社会责任为切入点，将新发展理念与企业履责行为现实对接，凭借良好履责表现可以实现国有企业内部资源的调整和优化，进而提升企业效率。通过提高效率形成内部激励机制，实现更有质量、更有效率、更可持续的发展目标。同时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个维度来评价企业社会责任，有利于深化国企改革，明确新时代下国有企业的履责内容，使履行社会责任成为企业的自觉行为，进一步提升履责质量，促进国有企业更好地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双重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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