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随迁老人城市融入现状的调查与分析 |
| 范文 | 范红侠 王中华 摘要：自十八大以来，加快我国城镇化建设，推动城乡一体化建设，成为各级政府和全国人民普遍关注的问题。城镇化不仅是商品、货币的流动，更多的是人口的流动。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越来越多的来自农村的受过高等教育的男性留在城市工作和发展，这些“凤凰男”的父母跟随他们到城市生活。通过对“凤凰男”随迁老人融入城市状况的研究，分析这一批随迁老人城市融入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运用数据分析、实证调查结果探讨其深层次原因，并提出针对性的思考意见，关心随迁老人，提高随迁老人的生活水平，满足其精神需求，提高其物质生活水平，实现随迁老人与社区的良性互动，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使老人能够更好地融入城市社区生活。 关键词：城镇化 “凤凰男” 随迁老人 城市融入 中图分类号：D669.6 文献标识码：A 改革开放政策的推行、社会经济的发展、城市化的推进等一系列社会变迁，逐渐打破了户籍制度的限制，缩短了区域之间的距离，为人们开启了新的生活机会，促成了史无前例的人口流动浪潮。在社会竞争日益激烈、社会流动日趋频繁的当下，越来越多的受过高等教育的“凤凰男”愿意留在城市工作并成家。而“凤凰男”①父母为了子女甘当“保姆”带孩子、帮子女做家务，形成“随迁老人”大军。老人跟着子女或其他人迁移流动，这不管对老人自身、家庭还是社会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老人对于城市生活地融入程度决定了其在城市生活的幸福度。本文主要关注的是随迁老人的一个特殊群体及“凤凰男”随迁老人的城市融入现状，他们有着随迁老人城市融入的共性，也有着自身的特殊性，只有兼顾二者，才能更全面地了解这一群体，为其城市融入提供更具针对性的建议。 1 概念界定 1.1随迁老人 国际上普遍采用的是世界卫生组织对老年人的界定即年齡在六十岁及以上的人群[1]。本文所界定的随迁老人的年龄男性是在60岁及以上，女性在55岁及以上。所谓“随迁老人”，顾名思义，就是由于种种原因，离开自己原来生活的农村，迁到子女工作居住的城市并与其一起居住或与子女同住在一个城市的老人。 1.2城市融入 提到“城市融入”，必须要解释的一个便是“社会融入”。关于社会融入，有多种分法。迈尔斯（S.M.Myers）将社会融入分为结构性社会融入和社会心理或情感融合[2]。从社会政策角度来看，社会融入是指异质群体特别是外来移民以社会公民身份对社会公共服务与正常活动的参与，对社会发展机会的分享，渗透了社会平等思想。社会融入是一个有价值取向的概念，国家或组织的意识形态贯穿期间，它提供了一个理想甚至是空想的个人与人群之间的相处状态、良好和谐的社会秩序，反映了一个积极进步的人类社会福利发展方式。 本文根据已有学者的定义，对于城市融入的概念界定如下：城市融入是农村地区或者小城镇中的个人或者群体通过结构调整与自我适应，能够享受就业、社会服务、城市文化生活、政治选举等方面与城市市民同样的平等参与的机会和权利，逐渐融入城市生活。城市融入是通主体与城市市民享有平等的资源和权利，增强个人的适应能力等内外两方面的努力来共同实现的。 2 “凤凰男”随迁老人城市融入研究 由于“凤凰男”随迁老人这一主体只是随迁老人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目前学者对于这一群体研究相对较少，但对于随迁老人的经济、文化融入研究较多，“凤凰男”随迁老人与一般随迁老人其情况具有很大的相似性，因此也就为本文研究提供了借鉴。 在随迁老人适应问题上，袁欣从“进城农民工随迁老人养老经济保障”方面研究，详述了随迁老人的养老经济保障现状、养老经济保障及其问题分析，并提出对策和建议[3]；陈盛淦（2014）从“随迁老人城市适应问题”方面剖析随迁老人进入城市之后的家庭“局外人”身份和社区“陌生人”等问题，并从家庭、社区方面提出应对措施；李芳艳从应用心理学角度分析“随迁老人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着重分析老年人的心理状况；易臻真从“‘凤凰男的社会认同”方面分析其在文化、身份、职业、地位等方面的认同。 在随迁老人融入途径上，张广济从生活方式与社会融入间的双生互构关系出发，指出生活方式与社会融入是两个不断相互适应的动态的社会行动系统，提出社会融入是指特殊情境下的社会群体，融入主流社会关系网中，能够获取正常的经济、政治、公共服务等资源的动态过程或状态。杨菊华（2009）从“融入”概念出发，并基于社会整合理论视角，认为融入至少包括经济整合、文化接纳、行为适应、身份认同四个维度。李培林（2012）则将社会融入分为经济融入、社会融入、心理接纳和身份认同四个层次[4]。 以往学者主要是着眼于农民工随迁老人，或者随迁老人的社会融入的某一方面，本课题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进行深化，从“凤凰男”随迁老人的城市社区融入的经济融入、社会融入等方面进行分析。 3 “凤凰男”随迁老人城市融入状况 3.1样本描述 本次研究对象主要是合肥市“凤凰男”随迁老人，2017年9月课题组共发放问卷300份，考虑到老年人身体素质和理解能力，调查中主要采取的是结构访谈法和无结构式访谈法，收回问卷281份，剔除逻辑错误、漏填、错填无效问卷10份，有效问卷共271份。问卷中包括了老人的基本信息，年龄、性别、受教育水平、婚配状况；还囊括了“凤凰男”随迁老人迁入城市原因，经济来源、日常消费状况业余时间、城市融入度、生活满意度、与子女关系融洽程度等内容。 3.2“凤凰男”随迁老人基本信息 在调查的271份有效样本中，男性146人，占比53.9%；在1950-1959年出生的人数占总人数的66.3%，来自安徽省农村的人数与来自我国其他省市自治区农村的人数的比位2：1，也表明“凤凰男”随迁老人更愿意就近迁移，且迁移过程中主要是与老伴一起迁到城市，在婚姻状况调查中，已婚并与老伴住在一起达三分之二，超过一半的“凤凰男”随迁老人到城市来是为了帮助子女照顾孙辈，这也成为他们老年生活的一部分。迁到合肥市1～2年的有62人，3～4年的有89人，5年以上的有120人，由此可以看出“凤凰男”随迁老人在最近几年会不断迁入合肥，且最近四年迁入比例呈增长趋势。 3.3“凤凰男”随迁老人城市融入情况分析 本研究主要从经济、社会、心理、家庭等方面的问卷调查结果及个别访谈结果来分析“凤凰男”随迁老人目前城市融入状况及存在问题分析。 身心融入相分离，心理融入困难。子女在城市工作定局，并建立核心家庭，“凤凰男”随迁老人来到子女所在城市照顾孙辈，一定程度上激发了他们的自我效能感，让他们在城市中找到自我价值，对于家庭团圆的生活状态感到满意。由于最近经济条件的不断改善，农村的生活方式与城市生活方式差别缩小，在居住以及生活方式上，老人能够较快适应城市生活。部分老人存在着“恋家”情形，即使在城市拥有更加便利的交通工具、完善的医疗设施，但农村中个人空间的占有是远大于城市的，城市集约用地，单位面积的高附加值的现状让这一部分随迁老人怀念农村的更多的属于自我个人的“時”“空”。在所调查的“凤凰男”随迁老人中，40.2%的老人不喜欢合肥或对合肥感觉一般。在关于“迁入合肥时间”与“对合肥的喜爱程度”的回归分析中，发现二者呈线性相关关系，随着老人迁入合肥的时间越长，对于合肥城市生活地融入程度越高。 经济结构不合理，经济来源与支出较为单一。经济结构主要通过收入来源于消费结构这两个方面体现出来。关于消费结构的数量关系，即指人们所消费的各种消费资料之间在数量上的比例关系，包括不同消费种类的质的关系，不同社会，不同阶级或社会集团的消费比例、个人消费与集体消费的比例等，揭示出人与人之间经济关系的发展和变化。 在调查中发现，91.4%的老人没有退休金，而他们的学历多是初中或初中以下甚至有一部分是未受教育。与此形成明显对比的是，拥有高中及以上学历的随迁老人（包括中专、大专、本科及以上学历）中，绝大多数人的生活费来源中都有退休金，并且其不需要子女为其提供生活费。从学历与是否拥有退休金的关系来看，学历越高，拥有退休金的可能性越大，从小学一直到大学及以上学历，拥有退休金的比例拥有相同学历的随迁老人的比例分别为：6.2%、22.2%、57.9%、75%、63.6%，总体呈现出线性趋势。利用SPSS的相关系数中的G系数（Gamma系数）分析得出G=0.779，说明学历与退休金两者之间是中度偏向于高度相关。而在经济支出即家庭消费结构方面，因子女白天工作，照顾孙辈作为“凤凰男”随迁拉人的日常工作，有超过一半的老年人的家庭消费是花费在孙辈身上，在购买食品方面，个案百分比高达70%。家庭消费主要是为了满足生存需要，而用于娱乐、旅游等其他精神产品方面的费用较少，这也反映出老年人生活的单调，家庭经济消费支出结构的不合理。 人际关系圈狭小，社会参与度和社会融入度不高，身份认同度存在偏差。卡梅伦·克劳德福（Cameron Crawford）认为，社会融合至少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在社区中能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层面上平等地受到重视和关怀；而是在家庭、朋友和社区拥有互相信任、欣赏和尊敬的人际关系[5]。”从社会学角度来看，城市融入指异质群体特别是外来移民以社会公民身份对社会公共服务与正常活动的参与，对社会发展机会的分享，渗透了社会平等思想。社会融入是一个有价值取向的概念，国家或组织的意识形态贯穿期间，它提供了一个理想甚至是空想的个人与人群之间的相处状态、良好和谐的社会秩序，反映了一个积极进步的人类社会福利发展方式。城市融入的主要目标是来自农村的随迁老人对于城市拥有的公共资源和城市公共服务拥有和城市原居民拥有同样的共享权利；包括对城市中社会活动的参与和对发展机会的共享。但在“凤凰男”随迁老人的城市融入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资源的共享性相较于理想的城市融入模式还会有待进一步改善。随迁老人在迁入一个新的社区后很难与当地的原住城市居民融合到一起，来自感情、行为、制度等方面的歧视让新移民与原居民难以融为一体；情感上的歧视主要来自社区的居民对于新移民产生的疏离或排斥；行为上的歧视主要是在同一行为之间关于新老居民之间的差别对待问题；而制度性歧视则主要是政府或社会关于这一随迁老人群体的相关利益诉求忽视、排斥等制度性安排[6]。在“社区活动参与度”调查中，仅有17%的随迁老人会经常参加社区活动，而将近一半的调查对象则对之采取避而远之的态度。社会排斥现象在这两类群体之间普遍存在，由于受到偏见、习俗等影响，随迁老人群体与原住居民之间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裂痕。 在身份认同方面，53%的“凤凰男”随迁老人认为自己的农村人，而觉得自己是城市人的仅有22%。在民众视角中，农村人往往意味着省份的低下，含有城市人对于农村人的藐视、贬低，自我优越的意味。这些新移民具有乡土性、城居性和非正式渠道入城等特点，其初次社会化历程在农村，社会关系以血缘或地缘关系为核心，接受着乡村文化体系与价值观的影响。因为子女关系、家庭关系来到城市生活；他们从心理上将自己与城市居民人为割裂开来。此外，城市居民的快节奏的生活方式以及人与人之间较为疏远的关系让随迁老人在感情上倾向于怀念农村人的质朴与和谐的人际关系。 4 关于促进“凤凰男”随迁老人城市融入的思考 这一新型迁移群体在城市融入中，牵涉的不仅是“凤凰男”随迁老人这一群体，还包括政府、社区家庭等行为主体。促进这一群体城市生活的融入应该是多方主体的共同努力，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舒适度和幸福度，着力打造新老居民都宜居的“大湖名城”。 4.1政府：提高政策的针对性和普惠性 政府的宏观政策对于社会发展的方向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建立健全政策制定、实施、评估、完善的动态程序。在《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若干意见》中指出，“加快建立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激励机制。切实维护进城落户农民在农村的合法权益。实施财政转移支付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政策，实施城镇建设用地增加规模与吸纳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数量挂钩政策，中央预算内投资安排向吸纳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数量较多的城镇倾斜”。“凤凰男”随迁老人也是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一个典型体现，如何推进这些转移人口市民化，需要政府制定一系列配套政策来支持。确保城市常住居民与迁移人口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坚持纵横联动、协同推进。加强部门间政策制定和实施的协调配合，推动户籍、财政、住房等相关政策和改革举措形成合力促进在城市落户的转移人口与城镇居民享有同等权利，履行同等义务，消除城乡政策性歧视。促进医疗体制改革，允许在农村参加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规范接入城镇社保体系[7]。完善居民养老保险制度，在经济不断增长的同时，提高老年人的生活福利和养老待遇，对于存在经济困难的家庭的随迁老人进行政策扶持，精准帮扶，满足老年人的基本生活需求，实现“老有所养”。 4.2社区：人才专业化，活动多样化 要引进专业的社会工作人才，社会工作者在社区治理中发挥承上启下作用，一方面贯彻执行政府政策，另一方面调动社区居民的使社区常住居民与农村转移人口接受新政策的积极性，并协调社区资源，组织多元化的社会活动，工作人员要增强责任感，强化为民服务的意识，使随迁老人融入到社区组织中，这也是他们融入城市生活的第一步。不定期举行老年公益活动，建立老年活动中心，举办老年人文化艺术节，建立老年社区发展建议领导小组等，充分调动每一位社区居民的参与度。使社区每一位居民都能及时获得信息，让随迁老人在城市社区中拥有平等的被关心和参与活动的机会，增强城市社区中的心灵的归属感。加快实现较大社区的网格化、智能化管理，建立社区问题反映小组，使随迁老人感受到城市生活的幸福感。鼓励随迁老人和社区居民进行沟通，使社区里来自不同地区、拥有不同文化的居民共同组建一个大家庭。对原城镇居民进行教育，培养平等意识，避免歧视，邻里之间相互关心，互帮互助，对于邻里矛盾社区居委会以及相关调解委员会要及时解决问题，化解矛盾，形成“邻里一家亲”的局面。 4.3家庭：陪伴与关心常态化 随迁老人到城市与子女生活，多数是为了照顾孙辈，带孩子是他们的日常工作，作为子女，应常怀感恩之心，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主动关心老人的生活需求，关心老人是否适应城市生活，适当引导父母融入城市生活，工作之余多陪伴父母，让父母在城市里感受到家的温暖，实现“老有所依”。儿媳应尽量理解公婆的生活习惯，及时沟通，化解不必要的矛盾冲突，建立和谐融洽的婆媳关系。鼓励老人多参加社区活动，丰富的自己的个人生活，构建和谐的家庭生活。 4.4“凤凰男”随迁老人自身：走出家门，融入城市 随迁老人是融入城市生活的主体。“凤凰男”随迁老人在生存需求得到满足后，更希望获得的是社交需求、尊重需求以及自我实现的需求。老人首先要从心理上打破城、乡居民的界限，积极融入到城市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中去。关心城市經济发展，积极行使自己的政治权利，按照合法的途径表达自己的个人诉求，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丰富业余生活。根据马斯洛需求理论，老年人还应该逐步提高自己的个人素质，践行城市文明公约，不在公共场合大声喧哗，垃圾不乱丢等。通过不断学习，会说所在城市语言，主动与人沟通，扩大自己的人际圈，而不是将照顾孙辈和家务作为老年生活的全部，丰富精神生活，发挥自身优势培养兴趣爱好是提高幸福指数的重要途径。 5 结束语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城镇化进程不断将推进的现代社会中，“凤凰男”随迁老人作为城市迁移人群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农村人口市民化的重要表现。如何促进这一群体城市本土化，尽快融入新的生活环境中，需要政府、社区、家庭以及老人自身的来自政策、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协同努力。 参考文献： [1] 史秀康.城市随迁老人社会适应性问题调查研究——以深圳市红棉社区为例[D].安徽大学，2016. [2] Myers，S.M.1999.Childhood Migration and Social Integration in Adulthood.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Vol.61（3），pp.774- 789. [3] 袁欣.进城农民工随迁老人养老经济保障问题研究——以成都市为例[D].西南交通大学，2015. [4] 余昆.关于随迁老人社会融入的文献综述[J].社科纵横，2013（12）：181. [5] 嘎日达，黄匡时.西方社会融合概念探析及其启发[J].国外社会科学，2009（2）：23. [6] 吴帆.中国老年歧视的制度性根源与老年人公共政策的重构[J].社会，2011（5）：194- 195. [7] 国务院关于推进新型城镇化的若干意见[EB/OL].http：//www.gov. cn/zhengce/content/2016- 02/06/ content_5039947.htm，2016- 02- 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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