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我国高科技企业股份合作制研究 |
| 范文 | 高晓雁 马军民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科技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经历近30年的发展，股份合作制度成为高科技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自觉选择，成功实践了马克思关于“重建劳动者个人所有制”命题为标志的构建集体经济公有制理论，该实践模式不仅取得了可观的市场配置资源效益，而且率先成为我国深化改革和调结构以来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领域。但其在产权改革、创新与发展进程中仍面临着产权结构、收入分配以及福利消费等方面的诸多问题与矛盾，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与矛盾，还需要重温的集体所有制理论，才能破解高科技企业深化产权改革带来的困惑与难题。 关键词：高科技企业 集体股份合作制 资源有效配置 “重建劳动者个人所有制”是马克思恩格斯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理论的重要命题，它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揭示资本主义私有制内在矛盾的发生、发展和消亡过程后，分析资本 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时的必然结论，该命题已经经过160年资本主义高度发展后的实践检验，垄断资本主义竞争力的衰退、贫富差距加剧导致的有效消费不足以及越演越烈的各种债务危机，充分暴露了资本主义私有制内在社会矛盾的不可克服性。中国改革开放30年以来，高科技企业股份合作制的创新与发展证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重建劳动个人所有制”，构建集体经济公有制理论的实践生命力。 一 高科技企业股份合作制的产权关系不同于传统的股份制，股份合作制是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实践中的首创。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新社会由于是从旧社会脱胎出来，旧的社会痕迹的影响还会长期存在，商品经济还不能马上消失，提出了集体所有制理论的三大特征： 第一，集体所有制的公共产权特征 马克思特别强调 “在一个集体的、以共同占有生产资料 为基础的社会中，生产者不交换自己的产品；用在产品上的劳动，在这里不表现为这些产品的价值，也不表现为这些产品所具有的某种物的属性，因为这时，同资本主义相反，个人的劳动不再经过迂回曲折的道路，而是直接作为总劳动的组成部分存在着。”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劳动者和他们劳动条件的所有权的分离是造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条件，”“创造资本关系的过程，只能是劳动者和他的劳动条件的所有权分离的过程，这个过程一方面使社会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转化为资本，另一方面使直接生产者转化为雇佣工人。因此，所谓原始积累只不过是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分离的历史过程。” “资本主义生产一旦站稳脚跟，它就不仅保持这种分离，而且以不断扩大的规模再生产这种分离”。 马克思非常明确的指出劳动者和生产资料所有权的结合是社会主义制度区别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条件、前提条件和保证条件。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第一次对公有制的产权属性的结构进行了梳理和划分，阐述了关于社会主义公有产权的集体属性，马克思在批判拉萨尔希望通过依靠资产者的保护以及资产阶级国家帮助普遍建立生产合作社，而且是“无产阶级在工业中或在农业中，生产合作社都必须，以便从他们里面产生出调解总劳动的社会主义组织”的幻想，这种合作社的属性是“由工人自己建立起的”，“是工人自己独立创设的，才是可贵的。”马克思在文本中所强调的“群体性”是一个“地域性”概念。 第二，量化分配的个人分配产权特征 生产资料集体内成员共同占有，决定了生产资料和劳动的直接同一，资本作为一种生产关系消失的同时，集体内除了自己的劳动，谁都不能提供其它任何东西，另一方面，“除了个人的消费资料，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转为个人的财产。马克思谈到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社会产品流通方式指出：“显然，这里通行的是调节商品交换（就它是等价的交换而言）的同一原则内容和形式都改变了，因为在改变了的情况下，按照社会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联合体。“生产资料“共同占有”是马克思在文本中确定：在取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后，社会所有制体现“公有要素”的第一个特征。 研究中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提出：“个人所有制包括产品即消费品”后，接下来的文字非常重要。恩格斯直引了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重建个人所有制”的三段原话，进一步解释和反驳杜林对马克思“重建个人所有制” 的歪曲。恩格斯首先摘引了“重建个人所有制”是“按社会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联合体”，恩格斯并没有把个人所有制解释为公有制的关系。 其次，恩格斯强调马克思的强调：“这个联合体的总产品是一个社会产品。这个产品的一部分重新用作生产资料。这一部分依旧是社会的” ；“另一部分则作为生活资料由联合体成员消费。因此，这一部分要在他们之间进行分配。”2联合体内劳动产品仅仅就全体成员的消费进行分配，多余部分重新作为联合体的生产资料再投入扩大再生产。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里的表述：“公有制包括土地和其它生产资料，个人所有制包括产品及消费品。”恩格斯是针对杜林攻击马克思“重建个人所有制” 是“即个人又是公共的所有制点的实质是杜林不理解“个人所有制”的分配方式 而造成的混乱。“个人所有制”独特的产品分配方式——只针对消费品进行分配，生产资料永远不参加或进入产品分配的范围，这是在“重建个人所有制”条件下防范资本侵占劳动剩余价值的关键，也是恩格斯这段话的重点。 第三，群体性福利消费的产权特征 马克思指出：“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而生产条件的分配，则表现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 “生产的物质条件以资本和土地的形式掌握在非劳动者手中，而人民大众所有的只是生产的人身条件，即劳动力。既然生产要素是这种分配的，那么就自然产生现在消费资料分配。” 根据上下文“这样的消费资料分配”是指当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分离的时候，工人获得的劳动报酬是工资，占有资本和土地的所有者拿到的利润和地租部分是劳动者生产的剩余价值部分。“如果生产的物质条件式劳动者自己的集体财产，那么同样要生产和现在不同的消费资料的分配。”“共同占有生产资料集体内的全部劳动者只参加消费资料的分配”4是马克思在文本中确定：在取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后，所有制体现“公有要素”的第三个特征： 马克思认为消费资料是包括集体福利部分的，如“第一，和生产没有关系的管理费用。第二，用来满足共同需要的部分，如学校和保健设施等。第三，为丧失劳动能力的人等等设立的基金。总之，就是现在属于官办的济贫事业的部分。”恩格斯关于“产品即消费品”的命题是针对社会主义时期，消除雇佣劳动后的新消费制度的安排。马克斯恩格斯所阐述社会主义消费品分配制度的独特性。“剩下的总产品中的其它部分是用来作为消费资料的。”比较两个社会生产方式特点时更清楚地写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是：生产的物质条件以资本和地产的形式掌握在非劳动者手中，而人民大众所有的只是生产的人身条件，即劳动力。既然生产的要素是这样分配的，那么自然就产生现在这样的消费资料的分配。如果生产的物质条件是劳动者自己的集体财产，那么同样要产生一种和现在不同的消费资料的分配” 二 以集体所有制为特征的高科技股份合作制改革，是以华集团为代表技术劳动者集体智慧的自觉选择，这一崭新的产权关系一开始就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 它与传统的股份制度存在着根本的区别， 极大激发了科技人员创造的积极性，但由于理论与实践均缺乏对两种产权关系的辨析，这项新制度的发展过程还存在着许多问题，影响着高科技企业改革的进一步深化， 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集体公有制基本性质认识不明确 受到传统股份制私有产权关系的影响，其改革具有不彻底性：一是面临企业分化风险。高科技股份合作制的产权改革，虽然推行员工普遍持股计划，但仍然明确定义企业生产资料的股份署名。一旦企业做大作强就具有了股东分化的潜在可能性；二是面临搭便车风险。大小股、内外股、股东以及非股东，由于掌控的股份额度的差异较大，导致企业员工容易产生对大股东依赖，天塌下来有高个子顶着的搭便车的思想与行为。同时没有统一严格的管理机制，降低了企业员工对企业长期利益的关注，结果成为鼓励员工紧紧盯住企业短期效益对自己资产的升值，企业的绩效受限。这种私人性无法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需要，最终导致企业的成长被私人的利益所左右。 第二，对按照生产资源贡献大小分配原则理解不准确 按生产资源贡献大小的量进行分配的思想是马克思集体产权制度安排的基本原则。当代资本、技术以及管理成为生产的重要资源，由于受到传统股份制影响不是将资源作为量化分配的标的物，与所有权关系相结合的风险：一是存在有股权决定的按股权分配的倾向，不能在分配中真正做到按资源贡献大小分配，特别是按劳分配，单纯核心技术人员重奖的分配原则，最终技术延伸和产业化链条迟缓和中断的风险结果造成由于分配降低企业激励机制的效用；二是核心人员和普通人员的两极分化，进而影响企业的长远发展。同时普通员工之间所持比例同等度，使得职工对财产的关切度分散，难以调动经营者和职工的积极性。 第三，对股份合作制的体制内员工福利制度理解狭窄 国内对企业内福利制度研究相对较少，重视程度严重不够，但是，西方的福利制度陷阱，特别是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爆发，更是给我们后发国家提了醒，主要风险表现：一是非平衡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的一个特点，各企业上缴的利税差别较大，西方福利制度本质是拉平全社会大多数成员在福利享受的差别，制度体现了奖懒罚勤的制度特点，教育、医疗以及养老等方面等靠要，严重妨碍劳动者积极性创造性的发挥；二是当前企业的福利制度不健全，只是传统的保障性福利、生活性福利、培训性福利等物质的激励。缺乏灵活性和时代性的要求，造成核心人员的短期效应。我国缺乏国家对于企业改革的福利政策和财政税收减免优惠措施。高科技企业作为国际竞争的重要部分，对于其所有制的改革，国家对于高科技员工的奖励和普通员工的福利补贴较为悬殊，同时奖励的范围较小。 三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集体所有制的理论及其三大特征是对社会主义阶段公有产权制度的理论思考和制度设计，中国高科技企业股份合作制创新实践的成绩以及对其存在问题的解释力也充分证明了其理论的时代价值，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是我们解决高科技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钥匙。 第一，积极推进高科技企业股份合作制的集体产权制度创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它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根本区别，它体现着社会化大生产的客观发展的要求，高科技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关键：一是建立高科技企业职工集体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产权模式。企业生产资料集体共同占有意味着无论是通过均量盘活（置换）途径，增量参股途径，还是存量借贷途径获得的企业生产资料，均不具备任何私人属性，仅仅在分配领域才可能进行个人量化。集体公有产权可以有效杜绝企业发展阶段私分企业生产资料、阻碍企业规模发展的可操作性；二是筹建真正体现高科技人员主体地位的工会组织。由于企业生产资料的公有属性，高科技人员的劳动创造不再受到企业私人属性困扰，企业成为每个员工的共同家园，极大提高了员工劳动的创造性以及参与企业的决策和管理积极性；三是完善高科技企业集体股份合作制改革的法律体系。可以根据高科技企业集体经济的长远发展和员工的切身利益，制定配套的法律法规，给以明确的指导。我们也可以借鉴美国政府在推行企业员工持股计划的税收优惠政策。例如，私人股东愿将股份卖给员工持股计划，并使职工持有30%以上的股份，国家缓征资产收益税等，积极建设推进集体所有制经济的蓬勃发展。 第二，确定高科技集体股份合作企业量化分配的分配原则 恩格斯关于构建集体所有制理论最著名的命题：“所有制是公有的，消费品属于个人所有制”，当生产资料共同占有的公有制存在，分配也就仅仅具有消费的品质，它所反映的是个人所有制的特征，而原来生产资料意义的股份，仅仅在分配时作为量化分配的依据。这种量化分配的个人所有制的分配原则是与才能真正和集体所有制相匹配，解决生产社会化和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 一是量化高科技企业员工的工资分配体系。劳动创造等多项指标，建立公平合理的分配体系，既能体现公平又能发挥科技人员的创造性，提升企业效率；二是大幅提高高科技企业员工业绩量化奖励的比例。业绩激励主要针对于高科技企业的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创造性的脑力劳动而言，这种分配原则消除了资本剥削劳动的旧制度分配原则，目的在于调动生产力最积极最富创造能力的劳动者的积极性；三是量化员工福利部分的消费品分配比例。量化福利消费分配可以根据企业员工根据员工出资、资金赎买、或内部转让等资产部分作为集体福利供给或消费的依据。总之，这种动态的激励分配机制实现了企业效率与公平结合的最佳结合。 第三，推进高科技股份合作制企业福利制度创新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构建集体经济福利制度的思想特别具有划时代意义，西方发达国家的国民福利主要是通过国家提供和完成，私人企业被解释不具有承担劳动者福利享受的功能和责任。西方福利制度在政党政治的推动下，巨大的政府债务负担不仅引发了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更致命的是降低了社会劳动创造的活力。构建高科技企业福利制度改革是把提高员工福祉与市场配置资源相结合使人类的福利和享受第一次具有了效率的内涵，为人类大幅提高福利和享受开拓了空间，同时对高科技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具有指导意义：一是建立国家与集体所有制企业双结构的福利制度。保持适度的持股比例是至关重要的，既要鼓励高科技企业员工旺盛的劳动创造性，又可以避免私人资本掌握过多的服务部分股份，有效防止国家服务机构的商业化倾向，不断扩大社会服务机构的公有属性；二是快速推进高科技企业体制内员工福利制度化。为避免该科技企业科技人员的短期行为，应将企业利润量化后与企业福利制度相结合，比如体制内科技人员医疗、教育、安全等福利，推进员工福利制度化，保障员工工作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注释： ① 我们这里是根据老版的马恩全集做的引录，人民出版社2001年全集将其翻译成“在一个集体的、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中，生产者不交换自己的产品”中不妥，应改翻译成“共同占有生产资料”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18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822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821 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73 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96 ⑦ 恩格斯这里指的“个人所有制包括产品即消费品”显然不是指消费品所有制，消费品作为私人所有已经经历了很长的社会历史和不同的所有制时期，肯定不是未来社会的特有特征 ⑧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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