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山外青山 |
| 范文 | 今年5月，由北京市人大城建环保委和农村委共同组织，城建环保委郝志兰主任和农村委安钢主任带队，到浙江省实地调研垃圾分类工作。这是北京市人大《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执法检查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两个委员会同时调研和推动一个项目，这在北京市人大的历史上实属罕见，足见市人大领导，特别是李伟主任和牛有成副主任对垃圾分类工作的高度重视及所寄予的厚望。 本期特刊发安钢主任撰写的调研笔记。安钢主任在调研笔记的开头写道：“随城建环保委几位领导在浙江城乡考察的三天里，一直为他们在垃圾分类治理上有那么多创造和精细的组织所感染，真有一种‘山外青山的开阔感觉。”调研笔记充满了安钢主任对垃圾分类工作的理性思考和真知灼见，从细节看工作，以小见大，观点鲜明，见地深刻，读之有身临其境、感同身受的效果。 简便为先 基层的垃圾分类方法重在简便，群众不麻烦。家庭采用两分法或四分法，一点不复杂。从家庭到社区，管理依据严格的责任制度。 这里举两个例子：德清县武康镇五四村，垃圾分为可堆肥的和不可堆肥的。每户门前配有一只蓝颜色的桶（30L），用于投放可堆肥的垃圾。每日定时由垃圾收集员到农户门前收集，然后清运到各资源化利用站，经机械（这个机器很方便，由政府投资，可联村使用，边远地区可小型化）加工变为有机肥料，完成垃圾资源化和减量化处理。由于可堆肥的垃圾占到村庄垃圾总量的40%50%，因此资源化和减量化的效果很明显。另外，每4 5户配有一只绿颜色的桶（120L），用于投放不可堆肥的垃圾，由县城乡环卫发展有限公司纳入“村收集、公司转运、县处理”体系，进行无害化处理。 与农村稍有不同，杭州市上城区东平巷羊血弄小区实行四分类，即分为有害垃圾、餐厨垃圾、可回收垃圾和其它垃圾。各家各户倾倒垃圾实行实名制。小区设有垃圾分类收集亭，实行蓝、黄、绿、红“四桶制”。小区实行楼长制、桶长制和“八个一”（一户实名、一袋分类、一日三投、一人监管、一冊登记、一栏公示、一纸提示、一月评比）的管理机制。这两个例子代表了浙江省城乡垃圾分类家庭层面的基本做法。 根植自觉 虽然垃圾分类方法简单，但是难点不在方法，而在广大群众的认可，自愿和习惯性自觉的程度。笔者发现，浙江省在群众工作上用心之细，各级组织执行力之强，真是执政的好质量。 一是完整、闭合的责任体系，成为组织群众的保障。各家各户倾倒垃圾实行实名制，垃圾袋上贴有各家各户的门牌号，有的采用二维码、物联网；每栋楼实行楼长制，每个垃圾桶实行桶长制，每个“桶长”负责若干个垃圾投放点，负责现场宣传、指导、督查、把关，直至整改，把好家庭分类的最后一关；街道划分责任片，实行片长制；全市垃圾分类实行网格化管理，建立统一的指挥监控平台，从网格坐标中可找到各投放点的责任人。实践表明，这套始于家庭的责任体系，反向互动功能非常见效。通过二维码、实名制，对各家各户垃圾分类的质量监督做出日常反馈，有提醒、有奖励也有批评。这个闭合的责任环路，宣传教育、检查监督、社会动员一体化。 德清县五四村实行环卫工人上门收取垃圾。每个垃圾桶都安装了二维码芯片，垃圾清运车装有扫描仪。倒垃圾时，通过扫描仪，扫描垃圾桶上的二维码，信息记录即可上传至信息中心平台，成为各方面考核的内容。杭州市还有218个小区试行垃圾不落地的“定时定点”投放管理。城乡基层基本上形成了垃圾分类责任无死角、少漏洞的制度体系。这套复杂的责任体系成为家庭分类的重要支撑。我认为，没有这套体系，这项事业既不可能成功更不会持久。 二是无所不在的群众工作和为数众多的志愿者队伍。比责任制更重要的是执行力，关键是人和人所做的工作。基层有三支队伍、五块阵地和多种生动活泼的动员形式。 三支队伍：社区工作者指导队，包括各级组织的负责人、小组长、楼道长和卫生保洁员；督导员队伍，包括党员督导员、妇女督导员和红领巾督导员，一下子就抓住了社区人群特点的三个关键；以垃圾分类专管员、物业管理部门和片区执法员为主的专业队伍。这三支队伍相互配合，承担起了社区和村庄宣传、指导、监督、管理的全部责任。笔者感叹，谁能算清每袋垃圾多少人操心又操过多少心呢？…… 五块阵地：市民学校教育平台举办的家庭垃圾分类培训班、社区电子屏、社区宣传栏、电视报纸、社区网站、楼道宣传板等，囊括了社区和村庄的一切公共传播手段。对此，我将多种动员形式归为五类： 一是正面宣传和知识普及，比如，每个月举办的垃圾分类知识培训和各类讲座；二是寓教于乐的宣传教育活动，比如“随着垃圾去旅行”的垃圾填埋场参观，垃圾分类嘉年华，有奖知识竞赛等等（有的社区举办过70多场嘉年华）；三是动手实践体验，比如组织义卖环保物品交流活动，废油炼皂、酵素厨房、DIY变废为宝等实践学习课堂；四是进门入户的恳谈鼓励和规劝；五是正式申请成立志愿者队伍。总之，无论怎样表达我都无法描述那些发动广大群众的生动场面和在这个环节上下的功夫！这——可能就是社区的归属感吧！我认为，增强广大群众对组织者的信任感，培养社区和村庄的自治能力和活力，启动人们愿意改变观念、养成文明习惯的内心自觉是最基础的工作。 体制为本 边走边看细品浙江，我发现宏观层面上遇到的问题远比基层更难，或者说垃圾分类的难点主要不在基层。基层做得好，根本是领导层执政质量高。那么，浙江省的领导层在垃圾分类的总体谋划上又做了哪些工作呢？ 一是杭州全社会垃圾源头减量。通过专业体制和市场政策专项治理，六类物资不纳入垃圾回收体系，包括建立推广低价值物社会回收体系；农贸市场生鲜垃圾源头减量专线清运处置；开展垃圾清运控水减量；强化装修垃圾处置监管；推进园林垃圾再生利用；规范餐厨废弃物统收统运收运体系，资源化无害化减量化的目标都在其中，政府成为社会垃圾减量化资源化的主力。 二是强化垃圾处置基础设施建设，为前端分类细化做足了准备工作。浙江省的垃圾分类工作设有“前端”和“后端”两个领导小组。后端主要负责分类后的处置设施建设，基层分类细分到什么程度，主要依据后端的处置利用能力。后端的这个领导小组由常务副省长负责，一个五年规划，两个三年行动计划和一个总体实施方案，目标是“美丽中国、杭州样板”，立意之高，中国领先。难题多了，“邻避效应”、拆迁阻滞、投资效率、规划土地等工作都不省心。浙江11个市设有垃圾分类工作协调推进小组，省级层面建立了联席会议制度，垃圾分类纳入考核指标、专项督查和质量评估体系，领导的重视核心在见识。 三是在体制中渗入市场作用，探索“政企社”互动运作模式。浙江人的精明在于政府也不做冤大头，政府知进退，市场有空间。 德清县实现城乡环境发展一体化体制，将分散在城区、集镇、村庄、河道和公路五大区域，分属各部门的环卫职能集中到城管执法部门，成立城乡环卫发展有限公司，政府购买这个服务。12个镇、151个村、1211条河道、1093公里道路的环卫保洁、垃圾清运、公厕管理和2193平米绿化养护实行统一“保洁、收集、清运、处理、养护”，一步改革到市场，运营效果非常好。目前又在试点招标，引进市场化保洁公司与之竞争，比较哪个更优，政府从垃圾处理者向监管者转变。浙江44座焚烧厂、14家餐厨垃圾处置设施、2座填埋场都是通过BOT、TOT方式外包企业运营管理，推动了垃圾产业化进程，“政企社”互动作用慢慢渗入体制。 四是杭州市创新了三个分类服务模式，一是为社区居民提供“垃圾分类前移+再生资源回收+生活垃圾清运”三位一体的社区服务模式；二是在校园建立“自助投放+集体反馈+环保教育”三位一体的生态教育体系；三是在企事业单位推行“智能回收+个性反馈+生活垃圾定时清运”三位一体服务模式。三个模式涵盖了社会的基本面。 五是注重行业标准和执法效果。德清县制定了《村镇环卫作业质量标准》、《村镇绿化养护标准》，规定农村每4.5户配备一只绿颜色的桶（120L），农村保洁员每65户配备一人；集镇垃圾桶每80-100米配备一只，集镇保洁7500米配备一人。全县建立了数字城管监督指挥平台，一线人员配备“一键通”，实时传输数据，确保发现问题第一时间受理、派遣和处置。湖滨街道制定了《杭州市首个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规范》，明确街道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职责、日常管理、分类督查、设备日常保障、宣传等事项，还有的街道把生活垃圾分类岗位的工作职责、工作任务和工作流程规定得清清楚楚。杭州的执法特点是强调劝诫和公开结合，一次告知，二次告诫，三次拒收，四次公开曝光。杭州市政府还通过开展“公述民评”面对面电视问政活动，让市民公开参与评判政府垃圾分类的政策和组织效果。 一点感想 写了这么多，不是说浙江什么都好。浙江的同志一再讲，有些问题还很头疼，比如过度包装、限塑政策、一次性物品消耗、净菜进城、回收物资补贴、群众更高的参与感和市民获得感等等都没有找到好办法。我理解这是领导层更大的难点，保持基层自治的活力、提高利用市场的能力、强化公共服务基本建设的质量、以法治理顺各类服务和责任的关系是最难的。浙江讲的实事求是，也是谦虚的。我想，这也是习近平总书记为什么在2016年12月中央财经领导小组14次会议上提出，要研究总结浙江等地的好经验，加快在全国推广的原因吧！习近平总书记还说，北京、上海這类国际大都市就应该向国际先进水平看齐，为全国作出表率。北京加劲儿该更上一层楼啊。 （责任编辑：李静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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