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雄安新区创新驱动发展路径研究 |
| 范文 | 摘要：雄安新区承担着建设创新驱动发展引领区的历史重任。文章基于创新生态系统理论，借鉴美国硅谷和珠三角深圳创新城市发展经验，提出要通过规划手段和政策激励，引导优质创新资源向雄安新区集聚;建立京津雄跨行政区协作的制度安排、推进政策衔接及执行落实;厘清政府和市场边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形成与之相适应的创新文化。 关键词：创新驱动;雄安新区;创新生态系统 设立雄安新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一项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大决策部署，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跳出去”建设新城不仅是国际上普遍采取的解决城市发展中问题的举措，也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深圳经济特区、上海浦东新区的建设经验，这两个新区已成为珠三角、长三角的发展的核心助推力量。这从战略层面指出了雄安新区的功能定位，即一方面要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另一方面要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同时也暗含出雄安新区的设立和发展是顺应世界城市发展趋势。2018年4月发布的《雄安新区规划纲要》指出雄安新区要建设成为京津冀世界级城市群的重要一极、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新引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全国样板。建设创新驱动引领区成为雄安新区肩负的历史使命，高水平建设雄安新区成为当前重大任务，借鉴国内外一流创新型城市发展经验，结合当前实际，为雄安新区创新驱动发展提供可行路径成为当前值得研究的迫切问题。 国内外学者在创新驱动方面做了大量研究。约瑟夫·熊彼特在其代表作《经济发展理论》中最早提出“创新”这个概念，把创新类比成一种数学函数的建立，企业家是主导要素，能够把生产要素、生产条件进行不同的新组合，是产品创新、技术创新、市场创新、资源配置创新和组织创新。随着时代的发展，创新已不止于这些，还包括知识创新、管理创新、制度创新等等。之后关于创新的研究逐渐形成了以索洛、爱德温·曼斯菲尔德等为代表的技术创新经济学派和以诺斯、戴维斯等为代表的制度创新学派。之后迈克尔·波特从企业角度对国家创新系统理论进行了研究，强调政府为企业创造创新环境职能的重要性，在其代表作《国家竞争优势》中首次提出了创新驱动概念，认为经济发展分为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创新驱动、财富驱动四个阶段。目前创新系统研究中以创新生态系统理论为代表的研究尤其活跃。 当前创新驱动已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创新生态系统理论和美国硅谷、珠三角深圳的创新发展对雄安新区创新驱动发展具有重要指导和借鉴意义。 一、 创新生态系统理论内涵 创新生态系统理论是源于生物学中生态系统的隐喻，应用在管理学中，是指一种创新要素间的相互依赖、协同共生，共同创造价值的动态演变的复杂协同网络。Moore教授（1993年）较早提出创新生态系统概念，认为是一组具有共同进化能力的异质组织共同创造价值的过程。这些组织可以是生产者、供应商、分销商、金融和研究机构、监管机构等。2006年，Ron Adner教授在重要期刊文章中提出创新战略要与创新生态系统相融合的观点，认为创新生态系统作为一种协作安排，通过创新生态系统战略的部署，能够把从生产端到消费端的众多关联的参与者凝聚起来，创造出企业个体额外附加的集体收益，增加其附加效用。在创新生态系统中，存在着不同于描述组织网络的相似或重叠结构的定义特征，如集群（Porter，1998）和价值网络。集群指的是“在一个地方，特别是在一个领域中，不寻常竞争成功的关键群体”。这类例子包括硅谷、波士顿128号公路走廊、北卡罗来纳三角研究公园等集群。集群的区域焦点将其与创新生态系统区分开来，创新生态系统的边界不是由特定的地理位置确定的，而是构成功能屏障的“集体功能”。事实上，苹果和谷歌等公司的创新生态系统遍布全球，在共同创造价值的过程中凝聚了无数参与者。价值网络描述了一个复杂的、相互连接的网络，其中包含一组参与者之间的直接和间接联系，这些参与者通过制造的产品和服务为客户创造价值。网络可以被视为制造商和市场的嵌套层次系统，它们生产和购买相应的组件、产品和整体系统的嵌套层次结构，考虑到创新生态系统的生物起源，创新生态系统不同于价值网络，它侧重于组织（类似于物种）相互作用时发生的共同进化过程，通常是共生的。与组织网络的重叠描述相比，创新生态系统结构的另一个显著特征是，在这个网络中包含了最终用户，认为在创新生态系统中提供技术或者服务等平台是“生态系统领导者”发挥领导作用的重要体现。在创新生态系统中，领导者的角色可以是自然秩序演化中产生，也可以是由集群治理机制所决定。目前国外的文献研究中较为关注的行动者是“创新生态系统领导者”和“互补者”两个比较典型的角色，“生态系统领导者”的角色对于创建、确保生态系统治理、放弃合作伙伴关系、平台管理和价值分配是不可或缺的。“供应商”“组装者”“补充者”和“用户”反过来又是直接的价值创造角色，共同交付，组装和使用关键组件、互补性、產品和服务。关于创新生态系统行动者的研究对我国创新生态系统创建有很大借鉴意义，尤其目前市场力量还不够强大的实际情况下，需要政府充当“创新生态领导者”的角色。目前国内创新生态系统的研究还停留在应然阶段，停留在创新生态系统生命周期开始阶段，随着研究深入，创新生态系统中的治理机制、网络化治理、知识共同体等也会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 二、 美国硅谷创新型城市建设 硅谷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北部，旧金山湾区南部，早年因生产和创新硅芯片而得名，是目前世界上最成功的技术创新聚集区，诞生了世界知名的高科技企业，如苹果、因特尔、谷歌、Facebook等，集聚50多名诺贝尔奖获得者，吸纳世界各地优秀的高端科技人才，创造了全美最高的人均GDP。硅谷从20世纪50年底开始建设到现在成为世界创新“最佳实践”。 作为自主创新的典范，到底是什么造就了硅谷？硅谷模式一度被解读为是知识和资本的完美结合。硅谷依托斯坦福大学成长发展起来，1951年成立的斯坦福工业园奠定了硅谷电子业的基础，斯坦福大学和加州伯克利大学分校成为硅谷技术研发中心和人力资本资源库;同时斯坦福大学注重培养技术企业家，密切公司与大学的联系，工程师可以直接参与研究生课程学习，学生也可以参加到公司的研发中，鼓励学生创新创业。创业离不开资金的支持，20世纪80年代初，硅谷创业者的主要资金来源由国防军费转为风险投资基金，风险投机产业成为硅谷经济引擎，世界上最密集的风险投资基金汇于此，围绕风投产业形成了高效的风险资本市场、金融服务体系、管理信息咨询服务体系、法律服务体系和互信网络，促进了科研机构和金融资本的融合。 3. 建设高水平雄安大学，构建多层次人才结构。根据深圳创新发展经验，成果转化模式并未助推深圳高新技术发展，自主研发成为深圳突破创新“达尔文海”的法宝。河北提出“京津研发，河北转化”的创新发展模式，需要建立在京津冀科技政策协调发展的前提下，雄安的创新驱动发展是要立足河北，但河北科技创新能力是短板，如何嫁接高新技术到雄安，依托北京丰富的科教资源，建设高水平雄安大学是首要之选。以高水平的雄安大学为平台吸引海内外高端科技人才落户雄安，同时加强对雄安本地人的职业技能培训，构建多层次人才结构。 4. 厘清政府和市场边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从美国硅谷、深圳等创新型城市发展中看到，在新城发展初期，政府都起到了重要的主导作用，及时出台的规划及法律法规政策引导创新发展向上趋势，同时美国硅谷、深圳的发展都说明市场配置资源的方式更有效。雄安新区的建设应厘清政府和市场的边界，在发展初期，政府主导推动创新资源集聚雄安新区，建设政产学研平台，做好交通和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深化“放管服”改革，为企业发展提供良好的营商环境，让企业在雄安新区发展有获得感;产业聚集形成规模后，政府应适时稳妥的做到有限政府，让信息流、资金流、人力流自由的在市场流动，建立以企业为创新主体的发展模式。 5. 培育优质企业家精神，打造创新文化。无论是美国硅谷，还是深圳特区，开放探索，包容进取，自主自强的创新文化吸引了大批优秀的科技人才和企业家聚集，雄安新区应培养与之相匹配的创新文化。优质企业家精神是创新型城市建设的宝贵财富。雄安新区首先要用法治塑造市场环境，培育企业家精神，破除“关系”文化。其次，培育高度互信和竞争合作的网络关系，个人诚信品德教育和政府、企业信用体系协同共建。最后，营造系统组织学习的氛围，创新的过程是知识增进的过程，但就像柯兹纳所言“集中计划无法解决知识分散的过程”，创新知识源自每一个创新主体，激发创新能力需要开放务实、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同时也需要制度激励激发人力资本创新能力，通过科技制度创新，培育创新文化是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体现。 参考文献： [1] 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 [2] 波特.国家竞争优势[M].北京：中信出版社，2007. [3] 李钟文，威廉·米勒，玛格丽特·韩柯克，亨利·羅文.硅谷优势：创新与创业精神的栖息地[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4] 李文江，周吉萍，李林军.建设现代化国际化创新型城市的深圳策略[J].开放导报，2016，（1）：44-48. [5] 杨宏山.首都功能疏解与雄安新区发展的路径探讨[J].中国行政管理，2017，（9）：65-69. 基金项目：中国人民大学重大规划项目（项目号：2112018275）。 作者简介：王丽（1978-），女，汉族，河北省定州市人，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公共财政与公共政策研究所博士生，中共河北省委党校（河北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副教授，研究方向：政府治理、制度分析。 收稿日期：2019-08-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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