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共享经济视角下我国“时间银行”养老服务体系的发展对策研究 |
| 范文 | 摘要：文章借鉴在国际上获得广泛关注的“时间银行”理念，并与共享经济模式相结合，探索弥补护理人员和养老设施严重不足、降低养老社区运营成本、增强邻里互助和社区凝聚力、以及充分激发社会劳动积极性的有效方案。现有的“时间银行”体系存在很多缺陷，如服务定价标准单一、时间币流通受限、缺乏技术支持、以及管理方式不完善。针对这些缺陷，文章参考了共享经济的运行模式，从时间币价值度量、时间币的流通、技术支持以及管理效率四个方面提出适合我国国情的发展思路和建议。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共享经济;时间银行;互助养老服务 一、 引言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人口多，基数大，人口老龄化问题较为严重，且人口老龄化速度有日益加快的趋势。2018年《中国社会统计年鉴》的统计数据表明，我国从1999年开始进入老龄化社会，老龄化程度日益加深，截止到2017年底，65岁以上老年人达到1.58亿人，占人口总数的11.4%。2018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仅为9 780美元，未达到1.13万美元的国际平均水平;相比之下，老年抚养比却高达17%。 “未富先老”和家庭规模普遍趋于小型化的社会常态，注定了我国养老问题无法单纯依靠传统的家庭赡养方式来解决。中国养老问题日益严峻，除老年人数量增长和家庭结构改变之外，老年人照护服务也存在严重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养老机构发展停滞，数量严重不足，且配套设施陈旧，养老模式较为粗放，缺乏精细化管理;第二，专业养老服务人才短缺，需求和供给严重不匹配;第三，高端养老社区入住成本较高，无法解决大多数刚需老年群体的养老需求。 针对养老服务问题，世界各国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各种创新型的养老服务模式应运而生。“时间银行”作为一种与养老产业高度契合的社区货币体系，被广泛应用，并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但是，现有的“时间银行”体系仍处于初步发展阶段，存在较多问题。 二、 时间银行的意义和发展现状 1. 意义。“时间银行”概念最早由美国埃德加·卡恩（Edgar Cahn）教授于1980年提出。“时间银行”是一种非经济交换方式的交易系统，在服务分类上处于正式付薪雇佣关系和志愿服务之间（Seyfang，2004）。它把无偿志愿服务有偿化，将等值的“时间”作为服务的报酬。在这个体系中，服务提供者和服务需求者之间的身份可以互换，当参与者为别人提供帮助并获得一定的“时间币”时，可以在之后换取自己想要的服务。这种“时间币”的保值能力很强，主要表现为抗通胀和免税（Bellotti et al.，2013）。 “时间银行”的出现具有很重要的积极意义，“时间银行”的优点可以从四个方面理解，包括经济方面（增加服务和货物资源）、社会方面（社交互动）、个人方面（提升自信和自尊）、环境方面（鼓励绿色的生活方式）（Seyfang，2001）。“时间银行”为弱势群体和空巢老人带来了希望，他们被主流社会孤立，但是却可以在“时间银行”系统中获得帮助，在提升身体健康条件的同时获得归属感。更重要的是，“时间银行”比单纯的志愿服务更有吸引力，许多以往从未参加过志愿服务的人们现如今却积极申请成为“时间银行”的一员（Seyfang & Smith，2002）。 2. 国内外发展现状。 （1）英国。在英国，“时间银行”被定义为一种自愿行为，英国Rushy Green Time Bank承担着为“时间银行”成员提供专业培训，保证其服务质量的责任。英国“时间银行”的规模非常可观，且成员结构以弱势群体为主。通过对英国全境的“时间银行”调查发现，时间银行的成员72%没有被正式雇佣，54%靠退休津贴和政府支援度日，56%年收入低于1万英镑，42%退休在家，20%患有残疾或慢性病，8%为少数民族（Seyfang，2004）。 （2）美国。在美国，“时间银行”的早期形式是一种类似于“服务信用银行”的项目。他们招募较为年轻且健康状况良好的老年人去照顾那些年纪稍长且自理能力较差的老年人。这种互助服务较为独立，并以家庭服务为主。随着“时间银行”体系的不断发展，现在美国的“时间银行”常常以现有机构为基础建立，比如医院、学校、教堂或社会服务机构，成员招募也不仅仅局限于老年人，而是面向整个社会（Seyfang & Smith，2002）。美国通过立法对“时间银行”的发展加以支持和引导，为了保证招募的成员能够提供合格的照护服务，美国卫生福利部规定：“时间银行”的服务者必须接受一定时长的培训，培训内容包括关于老年人生理和心理的基本知识及急救知识等（Collom，2007）。美国两个重要的“时间银行”网络分别为“TimeBank USA”和“hOurworld”，他们为缺乏能力和经验的“时间银行”系统提供正式培训、咨询和技术支持。 （3）日本。世界第一家“时间银行”Volunteer Labour B- ank（VLB）于1973年诞生于日本大阪，它与另一个于1994年建立全国性组织Nippon Actibe Life Club（NALC）并稱为日本“时间银行”两大支柱。NALC对“时间银行”体系做出了一项重大改进，他们改变了“时间币”的等值属性，根据服务类型和服务对象差别性地提供时间积分奖励。除此之外，NALC还规定时间积分可以相互馈赠，如在外工作的儿女可以通过参与互助服务获得时间积分，并转赠给家里的父母用于服务消费。与美国一样，日本同样对服务人员专业技能培训有着严格的规定。 （4）中国。我国“时间银行”起步较晚，1998年成立的上海市虹口区提篮桥街道的“劳务银行”是我国首家时间银行。经过20多年的发展，我国“时间银行”已经初具规模，发展日益加快，仅2015年新成立的“时间银行”就达到了11家，遍布北京、上海、江苏、湖北、四川等多个省市（陈功、黄国桂，2017）。我国“时间银行”主要为社区居委会自发设立的，具有代表性的有北京市丰台区大红门街道社区、上海市金阳居委会、南京市兆园社区等。这种社区时间银行分布较为分散，参与人群以低龄老年人为主，社区间缺乏交流，时间币也仅仅可在单个或多个社区流通。 三、 传统时间银行体系存在的问题 1. 服务定价标准单一。除日本及少数国家和地区外，世界上大多数的“时间银行”依然遵循“平等主义”，导致每个人的劳动被平等对待，而现实社会中这种劳动却被不平等定价。这种模式使得“时间银行”无法按需供给，无法反映出稀缺性（Cahn，2001）。比如，同样消耗一个小时的打扫服务和电脑维修服务的技术含量是不同的，许多人都可以提供简单的打扫服务，却很少有人拥有相当的专业技能进行复杂的电脑维修服务。 2. “时间币”的流通受限。由于“时间币”流通的范围较窄，局限于独立的“时间银行”社区系统中，而且一些复杂服务的提供者，如针灸理疗师、电脑维修人员、英语教学人员等，即使他们愿意提供志愿服务，参与的次数却非常少。由于“时间币”缺乏多元化的消费渠道，导致时间币的大量堆积，许多人因此停止了服务（Bellotti et al.，2013）。而与简单服务相对的那些技能要求较高的服务却供不应求，系统外部的技师更愿意赚取主流货币而不是“时间币”。另外，许多“时间银行”社区都是独立存在的，与其他社区之间的联系较少，缺乏统一的平台和组织的支持。值得注意的是，人们之所以加入“时间银行”，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增加自身的购买力（Collom，2007）。因此，时间币流通范围受限严重制约了“时间银行”的发展。 3. 缺乏技术支持。由于缺乏统一的互联网系统的支持，“时间银行”对交易数据的储存、追踪和共享能力不足。现存大多数“时间银行”仍然依靠人工操作，导致信息不易保存，数据缺失严重。即使有个别的社区建立了独立的“时间银行”信息系统，但各平台之间无法实现信息共享，导致信息不透明，数据不对称的现象严重（Bellotti et al.，2013）。 4. 管理方式不完善。受年龄和教育程度的限制，许多“时间银行”系统的成员可能不具备熟练使用先进软件的能力，甚至不能熟练地使用智能手机或者电脑。在成员普遍年龄偏大、受教育能力较低的社区，协调员不得不为那些不会使用电子产品的成员建立个人账户，即使个人账户里包含的通讯信息都是伪造的（Bellotti et al.，2013）。这样，即便建立了完善的社交软件系统，很多成员依然无法自主地进行交易，这严重限制了系统的日常运行。 四、 共享经济和时间银行 “时间银行”体系在本质上可以看作是一种以整合闲置劳动力为目的的共享经济形式，它具有组成共享经济的五大要素：闲置资源、真实需求、连接机制、信息流和收益（郑联盛，2017）。其一，闲置劳动力主要来源于三类人群，包括那些虽然处于退休状态，但是健康情况良好，经济上较为独立，生活也能自理的低龄老年人;拥有志愿服务意愿的其他各年龄段人群;以及无法适应主流社会的弱势群体等;其二，真实需求的来源比较广泛，主要包括拥有半自理能力以及无法自理的高龄老年人群体，他们为主要的服务对象;拥有自理能力的低龄老年人，他们为他人提供服务，獲得将来“被服务”机会的同时，也提升了自身身体健康条件以及社区归属感;其他参与者，他们通过提供服务来积累社会资本;其三，发达国家的“时间银行”社区都拥有独立的连接匹配机制，具有代表性的有“TimeBank USA”建立的“CommunityWeaver”平台;国际时间银行组织“hOurworld”使用的“Time and Talents”软件;以及依托脸书（Facebook）平台建立的“Omnui.com”（Bellotti et al.，2013）;其四，在“时间银行”社区中，服务提供者和服务需求者的真实信息都是可以有效获得的。这就保证了支持供求匹配的信息系统可以有效地形成;其五，“时间银行”系统内的服务提供者和服务需求者的身份都是可以互换的，成员在提供服务的同时不仅丰富了自身生活、提高了生活质量，也能获得未来享受他人服务的机会。 五、 共享经济视角下养老服务体系运行机制的改进对策 1. “时间币”价值的度量。针对时间币价值度量的问题，差异化定价是必要的。如果以“时间”为唯一价值度量尺度，会导致“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发生：人们都倾向于提供较为简单而且轻松的服务，而避免复杂而费力的服务。这背离了市场规律，使得供求关系严重不平衡。 “时间银行”的服务定价可以参考共享经济的运行模式，采取区间动态定价策略。首先，运用科学的方法，对不同类型的服务赋予不同的权重。有关部门应早些出台统一的衡量标准，根据劳动强度和技术含量区别对待不同类型的服务。其次，基于调查研究和实践，平台根据实时的服务提供者人数为特定类型的服务确定一个价格区间。在此价格区间内，允许服务提供者和服务需求者协商定价。值得注意的是，与“滴滴打车”和“众包物流”这种即时性的共享经济模式不同，“时间银行”上很多任务都是带有预约性质的，这就给了服务双方主体一定的议价时间。价格区间的给定，也间接为双方提供了价格建议，帮助成员找到服务的真实市场价值。最后，引入双向评价机制，允许双方对服务进行评价，然后由平台根据双方的反馈信息，对服务者获得时间币的数量进行调整。以日常照护服务为例，一方面，一些服务提供者可能因为其专业技能不足或服务态度不好，导致需求者的服务体验不佳，服务质量不高。针对这种情况，应给予服务者一定的时间币处罚;另一方面，一些服务需求者可能处于生活不能自理的状态，起居、日常活动都需要有人全程陪同，这在无形中加大了服务提供者的劳动强度。针对这种情况，应给予一定的“时间币”奖励。 2. 时间币的流通。为了增强“时间币”的流通性，应从三个方面入手，分别为拓宽消费途径，允许初始信贷，以及继承和转让。 首先，“时间银行”系统的运行应依靠大型组织或企业为主要责任方。大型组织和企业可以为相互独立的“时间银行”社区搭建沟通的桥梁，使之实现经验、技术以及“时间币”的交流和互通。最近国内发展如火如荼的保险养老社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如泰康之家“时间银行”。大型保险企业经过成功试点后可以将“时间银行”系统迅速推广到其旗下的各大养老社区，还可以与其他保险企业的养老社区合作，切实扩大“时间币”的流通范围。另外，各街道社区居委会也可以以联盟的形式逐渐扩大“时间银行”试点范围，如北京金融街的“爱心时间银行”社区联盟，但这需要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陈功、黄国桂，2017）。 其次，允许“时间币”的初始信贷、继承和转让。一方面，很多人对“时间银行”产生兴趣的人认为，需要先赚取一定的时间币才能享受服务，这样的想法使得那些服务需求较为紧迫的人们对“时间银行”望而却步。为了鼓励更多的人参与到“时间银行”中来，提供一些定额的初始信贷服务就显得尤为必要。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提到的信贷服务有两方面的限制。第一是仅在初始参与时给予，第二是信贷额度必须加以限制，以防止过度信贷产生的信用危机。另一方面，允许子女继承老人的时间币，以及允许成员之间尤其是家庭成员之间的时间币转让或馈赠。这样既可以吸引更多的年轻志愿者，又可以激发现有成员的服务热情。 3. 技术支持。区块链、大数据和云计算技术可以为“时间银行”系统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持。区块链的开放性保证了系统的高度信息透明;其匿名性、自治性保证了在去信任的环境中，系统内的成员也能安全地进行数据互换、数据记录以及数据更新;其可追溯性保证历史数据不会出现损失和损毁的情况;其不可篡改性则保证了这些数据的安全。而大数据和云计算技术可以使得系统迅速地识别出优质和劣质的参与者，使得激励机制和奖惩机制得以高效运行。 另外，应用程序的游戏化也可以提高以互联网计算机为基础的“时间银行”系统的吸引力和参与度。主要措施包括发布排行榜、给予点券以及授予虚拟奖章等方式。可能的游戏化方案有：（1）激励成员提供更多高质量的服务：每周定期发布排行榜，为本周完成服务最多，满意度最高的成员提供适当的“时间币”奖励;（2）激励成员积极学习不同的技能：为提供多种服务类型的成员颁发奖章，奖章可以提高服务获得“时间币”的数量;（3）激励成员有规律地参与服务：每天或每周第一个或前几个服务任务都会获得额外的时间币奖励。 4. 提高管理效率。一方面，对“时间银行”系统内成员的基本信息进行详细调查，以小组或者单元楼为单位选出组长或者楼长。由组长或者楼长统一设立一个单独的账户，并与“时间银行”系统保持联系，代理传递提供服务或者接受服务的请求;另一方面，按照服务类型对服务人员进行分类，组成专业服务队。这样既可以提高服务的针对性，又可以促进成员间的相互学习，提高服务质量。 建立严格的审核机制、征信机制和惩罚机制。事前对申请者的身份信息、服務技能、以往信用记录进行严格审核，从源头上保证成员的安全和服务的质量;事中对服务进行严格管控，记录任何违规行为;事后对违规行为进行严厉惩罚，视情节严重程度采取扣罚时间币或除名的方式。 参考文献： [1] Bellotti V，Carroll J M，Han K.Random acts of kindness：The intelligent and context-aware future of reciprocal altruism and community collaboration[J].Nature Immunology，2013，14（8）：812-20. [2] Collom E.The motivations， engagement， satisfaction， outcomes， and demographics of time bank participants：survey findings from a US system[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ty Currency research，2007，（11）：36-83. [3] Ozanne，Lucie K.Learning to exchange time： Benefits and obstacles to time banking[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ty Currency Research，2010，14. [4] Seyfang G.Working outside the box：Community currencies， time banks and social inclusion[J].Journal of social Policy，2004，33（1）：49- 71. [5] 陈功，黄国桂.时间银行的本土化发展、实践与创新——兼论积极应对中国人口老龄化之新思路[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54（6）：112-120. [6] 郑联盛.共享经济：本质，机制，模式与风险[J].国际经济评论，2017，（6）：45-69. 作者简介：吕子苑（1990-），男，汉族，河北省保定市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学院经济学博士生，研究方向：保险资金运用、保险精算和金融科技。 收稿日期：2019-07-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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