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当代中国改革启动的政治逻辑 |
| 范文 | 刘婷婷 摘要：基于宏观结构与微观行动的分析框架，当代中国改革启动的政治逻辑表现为，组织体制的完善及意识形态的转型建构了有利于改革启动的宏观政治结构。基层农民通过采取包产到户、包干到户进行了农业生产的自发创新;地方政府通过地方试验及政策宣传，在基层群众与中央政府之间进行了承上启下的策略互动;中央领导层在吸收地方改革经验的基础上制定了系统化的改革政策，从而实现了当代中国改革的顺利启动。 关键词：改革启动;政治逻辑;宏观结构;微观行动 中图分类号：D653 文献标识码：A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巨大转折点，是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的历史时期。改革开放四十年里，我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革，创造了人类发展史上的一个伟大“奇迹”。然而，回首改革的历史进程，作为“第一步”的改革启动却处于艰难而复杂的境地。一方面，作为崭新历史条件下的探索，改革的启动面临各方面的阻力。另一方面，改革启动既要规避不必要的社会震荡，同时还必须有效地突破原有体制，因此，能否成功启动改革直接影响着改革的整体进程与发展走向。我国当代的改革开始自农村地区，“改革首先是从农村做起的，农村改革的内容总的说就是搞责任制”，“农村改革的成功增加了我们的信心，我们把农村改革的经验运用到城市，進行以城市为重点的全面经济体制改革”。就发展过程而言，包产到户政策在经历调整与变革后，由最初的安徽省推广至全国。回顾改革开放的历史脉络，处于特殊历史背景下的中国改革能在短期内成功启动，且四十年里造就瞩目的成绩，把握其问改革启动涉及的逻辑特别是政治逻辑，有助于在新时代我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继续发挥其重要意义与现实价值。 1宏观结构与微观行动的分析框架 学者邹谠提出了“宏观结构与微观行动”相结合的分析框架，这一分析框架将人类行为与政治制度变迁归纳为两个连续的过程，第一个过程是政治环境对人的行为的影响，由环境因素所构成，第二个过程是个人或集体的选择与决定。而政治环境本身则对个人或集体提供了行动选择的范围与机会，并形塑了行动者在范围与机会当中进行的选择与决定。 在这个分析框架中，宏观结构为微观机制提供了行动的结构性基础，而微观机制则成为宏观结构演进的内在推动力。首先，宏观结构既设定了社会个体或集体行动的机会与约束条件，同时也为人类行动提供了可选择的行动方案。宏观结构当中的政治环境、政治关系、意识形态等一系列内容“形塑”了政治行动者的观念，进而直接地影响了政治行动者的具体行为选择。其中，宏观结构中产生的结构性变化对于政治行动者的行为影响尤为关键。其次，在政治行动者的具象选择当中，创新过程、策略互动过程以及系统化过程则是导致宏观结构变化，特别是制度更替的微观机制。创新过程是指政治行动者运用“新的可行的方法、途径或路向”来应对所面临的问题，从而扩展了可行性解决方案的集合。策略互动过程则是政治行动者所采取的行为选择对其他政治行动者或集体所产生影响的过程。而系统化过程则是指不同行动者的行为选择“相互影响”进而形成总体效应的过程。第三，在微观机制的作用下，政治行动者的行为选择导致旧的宏观结构逐渐演变为新的宏观结构。 基于当代中国改革启动的历史进程，本文运用这一理论分析框架，从改革启动的宏观政治结构与微观行动机制的维度对当代中国改革启动的政治逻辑进行理论解释，以实现历史逻辑与理论逻辑的内在统一。 2当代中国改革启动的宏观结构分析 当代中国改革的顺利启动起始于改革初期国家政治生活和政治秩序的正常化和制度化，这种正常化和制度化构成了改革启动的宏观制度环境。在这一宏观制度环境当中，决策体制构成了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关键性因素，也是探究当代中国改革启动的核心内容。而中国政策过程的内输入属性及决策体制的特征，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在国家决策体制中居于领导地位吲。作为社会主义政党的“身体”和“灵魂”，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体制和意识形态成为党的决策体制的核心要素。因此，本文对于改革启动的宏观结构分析集中于改革初期执政党的组织体制及意识形态的结构性变化。 2.1集体领导制度确立 改革初期，在总结以往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全党深刻认识到民主集中制原则对于健全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重要意义。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中明确提出“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健全党规党法，严肃党纪”，对于健全党的组织路线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因此，全党在这一时期将关注点集中于如何在加强党的领导下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问题，从而为决策过程的民主化提供了制度性组织保障，促使决策过程中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广泛地与基层的干部群众进行沟通和交流，使人民群众的意见和要求能够顺利地进入到党的决策系统当中，为启动改革这一过程实现决策民主创造了条件。 继十一届三中全会对党在思想、政治、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和全面恢复后，十一届五中全会开始通过《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明确规定了我国的集体领导政治制度。党在十二大通过的党章中明确规定党的各级委员会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凡属重大问题都要由党的委员会民主讨论，作出决定。这样，不同的决策意见可以在“重大问题的民主讨论”过程中被合理地提出，并被吸纳到具体的决策议程当中，从而为改革启动的决策提供了决策议程和决策程序的制度空间。 2.2真理标准大讨论 70年代末的“真理标准大讨论”，是落实我党实事求是理念的一次思想教育活动，标志着意识形态转变及转型，奠定了当代中国改革启动的坚实思想基础。 1977年2月7日，“两个凡是”的提出阻碍了思想领域和实践层面对“左倾”错误的清理，导致党和国家处于徘徊不前的境地之中。1977年4月10日，邓小平同志向党中央致信，提到“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这在党内外引起巨大的反响。1978年5月10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在中央党校刊物《理论动态》之上，11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在《光明日报》发表，12日《解放军报》和《人民日报》全文转载，之后经新华社通稿，各省市相继转载。一时间国内舆论反响强烈，自此开始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1978年6月24日，《解放军报》发表《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深刻阐述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有力地推动了“真理标准问题”在全国范围的深入讨论。到1978年底，全国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军区的主要负责人都先后表态支持“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使全党、全国的思想解放不断推向前进。 经历“真理标准大讨论”后，加之于人们的精神枷锁被打破，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理念重新树立，意识形态得到转型，使得全党和全国人民以实践的标准来对待改革以及改革帶来的新生事物，并且渐次促进党内民主生活与科学决策，深化了政治理论信仰，使我国改革启动具有坚实的思想根基。 3当代中国改革启动的微观行动分析 宏观政治结构的变化从客观上为当代中国改革启动提供了结构性机会，而政治行动者在结构性机会的激励下采取了有利于推进改革启动的政治行动，从而在微观机制层面通过创新过程、策略互动过程以及系统化过程形成了改革启动的重大决策。 3.1改革启动的创新过程 当代中国的改革启动始于农村生产组织体制的调整，而这种调整直接来源于基层农民在农业生产领域自发的实践创新，并形成了改革启动的“突破口”。改革之前，人民公社体制导致了农业生产的严重低效，而这种低效给基层农民造成了巨大的生存压力，因此，改革启动的“突破口”出现于基层农民对农村生产责任制的创新。1978年，安徽发生了百年不遇的旱灾，安徽省委为了降低农业生产损失作出了“借地度荒”的政策决定。在省委政策及严重灾情的双重背景下，安徽省来安县魏郢生产队实行了包产到组、天长县新街公社实行了棉花生产的包产到劳，在安徽的皖东地区产生了明显的示范作用。1978年冬，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的18户农民以按红手印签“秘密契约”形式实行了以家庭为单位的“分田到户”，搞起了“大包干到户”。1979年实行“大包干到户”办法后，全队向国家交售粮食1.49万公斤，是征购任务的80多倍;人均收入由1978年的22元上升到200多元。 与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史上多次出现的包产到户不同，包干到户是中国农民在生产组织形式领域的伟大创新，这种生产责任制由于责任明确、生产灵活、利益直接，得到广大农民的热烈欢迎，并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得到了极大地释放，这种基层农民的主动创新直接构成了对传统体制的挑战，从而形成了当代中国改革启动的社会基础。 3.2改革启动的策略互动过程 邓小平“南方谈话”曾提及，“中国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农村改革是从安徽开始的。”中国的改革启动以安徽省地方政府及领导人率先通过对农业生产政策的调整开始，激励了基层农民的实践创新，并通过政策宣传的途径来扩大基层农民实践创新的影响力，从而为中央农业生产政策的变革提供了地方政策试验的重要经验，因此在基层群众的实践创新与中央政府的政策制定之间起到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 然而1978年冬，安徽小岗村农民秘密推行大包干到户，引发了各方面的巨大质疑。1980年1月，安徽省委书记万里亲自来到小岗村，对小岗村民的大包干加以支持，“只要能对国家多贡献，对集体能多提留，社员生活能有改善，干一辈子也不算‘开倒车。”面对基层群众的实践创新，以安徽省为代表的地方政府通过极具政治智慧的政策试验形式对改革启动提供了关键的政治支持，从而为农业生产责任制变革作为改革的“第一步”创造了重要的政策机遇。 为了给地方农村改革寻求更多的政治支持，安徽省委通过对农业生产责任制改革有效的政策宣传，既向中央及其他省份介绍了地方农村改革的良好成效，也有效地克服了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和阻力。1979年3月，包产到户以变通的方式登上了《人民日报》，有力地推动农村改革领域的思想解放。地方政府通过在宣传领域对农业改革的有力宣传，既支持了基层农民的实践创新，又扩大了农村改革在全国层面的影响力，从而为全国层面的农村改革创造了有利的发展环境。 3.3改革启动的系统化过程 当代中国改革启动的系统化过程主要表现为，随着农村改革在地方层面取得了显著效果，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层总结和借鉴地方政策经验，不断推动中央层面关于改革启动的思想共识，最终形成了农村改革在全国范围的伟大决策，从而实现了当代中国改革的顺利启动。 尽管农村改革在安徽等省份取得了良好的成效，但由于计划经济条件下的思维惯性，中央层面依然对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存在严重的思想分歧。在此背景下，1980年5月20日，邓小平指出，“（农业）政策应该更加放宽一些。……现在要发挥他们的积极性，自己想办法解决自己的问题”。邓小平关键时刻的表态，有力地推动了中央层面对于农村改革的支持，为全国范围内推行农村改革提供了巨大的政治契机。 1980年9月，各省市区第一书记座谈会在京召开，会议形成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纪要。该文件一方面肯定了集体经济的优越性，同时又支持了具有改革导向的包产到户、包干到户。该文件通过达成“存异求同”的政策共识，推动全国范围内农村改革的巨大突破，标志着当代中国改革的顺利启动。 4结论 在改革启动的历史图景中，基于集体领导制度与民主集中制的决策组织体制建构了有利于改革决策的结构性制度条件，而真理标准讨论则为政治行动者提供了意识形态层面的理论依据，两者在宏观维度形成了改革启动的政治结构。在微观维度上，不同层面的政治行动者采取了一系列改革导向的具体行动，基层群众在生存压力下自发地对农业生产组织形式进行创新，形成了改革启动的“突破口”;地方政府通过积极的政策调整及政策宣传，在中央与地方、基层之间进行卓有成效的策略互动，形成了地方层面的改革经验;中央政府在改革初期因势利导地对地方经验进行吸收和借鉴，在此基础上制定了全国层面的系统化政策，最终实现改革从地方到中央的顺利启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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