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暴裂无声》：“多样态”的父亲形象与孩子的“缺失” |
| 范文 | 梁光苇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电影经历了羽翼丰满的第五代导演集体“弑父”，再到90年代新生代导演集体“远离弑父”而表现出父亲的缺席、遗忘等状态[1]，近几年，中国电影开始重新书写父亲，在影像叙事策略方面对父权的归来有了新的改变。戴锦华认为，这是“父权的重建，男权的归来，男权在叙事当中主体位置的重获，是以一个防卫型的，一个自我抛弃型的，一个自我批判的，一个不断表示负疚和罪责的方式来重新结构他们的形象”[2]。《归来》中陆焉识刑满释放回到家中，不仅宽恕了当年举报自己的女儿，而且还救赎了女儿的人生。《失孤》中雷泽宽踏上长达15年的寻子之路，在这个过程中，他帮助修车小伙曾帅找到了失散多年的亲人，两人之间也建立起父子般的情谊。显然，父亲角色已不再是权力的施令者，在父与子的关系之中成为了救赎者、掌控者。 从《心迷宫》的“救子”到《暴裂无声》的“寻子”，忻钰坤导演延续着从现实主义角度讲述父亲与孩子的故事。两部影片都试图以重塑父亲的权威为前提，但在残酷的社会现实面前，又表现出父权的脆弱，因此结局都定格在父亲没落与无助的身影上，宣告父权的消解。《心迷宫》以单一家庭内部的叙事空间出发来表达传统父权意识。既是村长又是严父的肖卫国秉承着家长制下“父为子纲”的父权支配方式，当叛逆的儿子终犯大错之后，他又表现出“父为子隐”的惊慌失措与无奈，最终与儿子一起去公安局自首。不同的是，《暴裂无声》在现代工业文明社会的时代背景下，将叙事空间扩展至阶层与阶层之间、乡村与城市之间，不仅塑造了身处不同阶层的“多样态”父亲形象，而且展现了在资本主导下的现代社会中父权的现实状态。 一、阶层固化视角下的父亲形象建构 新世纪以来，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呈现出收入分配失衡、贫富差距加大的态势，社会阶层的分化日趋严重，这也直接导致了阶层与阶层之间停滞流动的“固化”状态。由阶层固化引起的“富二代”“官二代”“穷二代”的现象，究其实质“反映的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新生成的社会不平等结构开始代际转移或者传承，上一代的社会地位、物质财富和文化资源在向下一代传递过程中，出现了某种阶层垄断倾向”[3]。毫无疑问，阶层固化现象体现了“一代”父亲的地位对“二代”孩子生存状况的决定性影响，这也成为忻钰坤导演建构多样态父亲形象的现实依据。 《暴裂无声》中三位父亲分属中国社会的不同阶层：矿工张保民来自农民阶层，律师徐文杰是有文化的知识分子阶层，弘昌矿业集团董事长昌万年则是可以被成为“土豪”的私营企业主阶层。矿工张保民家庭穷困潦倒，面对利益冲突之时表现为“能动手不动口”的暴力形象，这不由得让人想起《盲井》中同样凶残暴力的矿工宋金明与唐朝阳，但不同的是，宋金明与唐朝阳通过暴力手段杀死“亲人工友，骗取矿主钱财，一部分用来自己“享受”，一部分寄回家中供孩子读书，他们表现出想要摆脱底层生活的强烈渴望。反观《暴裂无声》中张保民种种暴力行为，与工友厮打、挫伤同村好友的眼睛等几乎都是在维护一己私利，这足以看出他早已习惯在底层社会中的挣扎，在斗殴中因为拒绝说话而咬掉舌头更表现出他对自己底层身份的默认；基于国产都市电影长期以来所具有的犬儒化和虚无感[4]的中产阶级形象，忻钰坤导演在对律师徐文杰的建构方面加入了由于中年危机所引发的焦虑感。但与《泰囧》《夏洛特烦恼》等反映男性中年危机的国产电影不同，《暴裂无声》中徐文杰的焦虑感并非体现在夫妻感情的“七年之痒”而是聚焦于妻子离开后，需要独自抚养女儿的生活压力。影片中徐文杰在试图“又当爹又当妈”的过程中遭到女儿的嫌弃，时常留有胡须残渣的脸部特写显示出生活压力给他带来的疲惫。在金钱的诱惑与武力的威慑下，作为律师的徐文杰“知法犯法”，帮助昌万年伪造证据、藏匿尸体，无不表现出一种无可奈何的懦弱形象；昌万年对涮羊肉情有独钟，影片中用全景镜头展现了在可以容纳数十人并放满羊肉卷的餐桌中央他独自享用美食的场景，接着，机器不断切出新鲜的羊肉卷以及昌万年不停咀嚼羊肉的特写交互出现，这一系列镜头不禁让人想到在《大独裁者》中将工人比做羊群的经典隐喻。昌万年表面热心贫困学校公益活动，实则依靠黑恶势力霸占着一方矿场，黑白两道通吃，无不显示出虚伪与贪婪的资本“肉食者”形象。总的来说，在阶层固化的视角下三位父亲反映了不同的社会文化心理特征，呈现出多样态的形象建构。 《暴裂无声》通过三位父亲的多样态建构，直接表现了当代社会父权意识支配下离散、回归以及放纵的父子关系。现代消费社会的底色仍然是父权社会，父亲是家庭的核心，父亲对孩子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人类伦理关系。忻钰坤导演所要强调的不是父权的存在意义，而是去“发现男权的新的表现形态、编码系统及其借助政治、经济力量自我彰显的路径”[5]。身处社会底层的民工张保民为了养家糊口不得不外出务工，与孩子张磊长期处于离散化状态，这也逐渐形成了一种“流动性”父权。一方面，父爱的缺失消弱了对孩子的约束力，反而催生了孩子“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的自主性，影片中张磊在自己的家中为小羊搭建住所，对奥特曼的崇拜也表现了他渴望长大成人的心态。另一方面，张保民简单粗暴的行事方式，想必也给儿子张磊留下了“犯错就要挨揍”的深刻印象，“流动性”父权对孩子的支配仍然起到震慑作用。这也给儿子张磊因为保护羊群而被昌万年误杀埋下了伏笔。徐文杰拥有体面的律师工作，但却遭遇中年危机，与妻子离异并独自抚养女儿徐欣嫒。这可以说是现代都市中产阶级在母亲缺席的窘境下父权意识的“被迫”回归。一方面，影片中徐文杰给孩子讲故事却遭到女儿以“不像妈妈讲故事的方式”而予以否定，足以看出都市中产阶级父亲角色的长期缺席使得父权意识的支配能力逐渐衰微的困惑与无奈。另一方面，徐文杰违背初心并担任弘昌矿业集团非法采矿案的辩护律师，买通他人为昌万年作伪证，并且在昌万年的逼迫之下将被误杀的张磊尸体隐藏在了山洞里，为了自保直到最后也不愿说出尸体的下落。这一切都源自为了能够抚养女儿，并让女儿能够过上好日子，在懦弱外表掩盖下的不择手段促使父权支配能力的回归。弘昌矿业集团董事长昌万年的儿子在影片中并未出现，但在对话中了解到他交代手下将刚刚切好的新鲜羊肉卷寄给在国外读书的儿子，简单的话语显示出昌万年对儿子物欲需求的放纵。虽说是放纵，但实则是“资本”父权利用物欲对下一代的牵制与规训。在资本家的眼里金钱具有能使“鬼推磨”的神圣力量，从两个层面来解读：其一，孩子需要对父亲绝对服从，只要孩子聽父亲的话，就可以在国外吃到中国所特有的涮羊肉卷；其二，父亲资本理念的传承，孩子应该像父亲一样做一个“肉食者”，才有资格吃上新鲜羊肉卷。 二、孩子的“缺失”：脆弱的父权 近几年，孩子的“缺失”成为国产电影重塑父权话语的主要叙事动力。一方面表现为孩子个体的丢失，像《亲爱的》和《失孤》从“拐卖儿童”的现实主义题材出发，呈现父亲“寻子”的艰难历程。另一方面，体现在父子之间内部的“精神背离”，《老炮儿》中六爷为了拯救离家出走的儿子，不顾年迈的身体与“富二代”们约架，试图找回做父亲的尊严。传统观念中，父亲处于家庭的核心位置，父与子构成了父权内部的实施者与接受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孩子不仅是父权的接受者，也是接续父权的继承者。孩子的“缺失”造成父权接续的断裂，同样意味着对父亲功能的消解。一时间，电影银幕上脆弱父权的回归似乎成为当今导演的集体认知。 在《暴裂无声》中父权的脆弱性首先表现在家庭内部的不稳定。张保民常年在外打工，妻子卧病在床，儿子张磊就肩负起照顾母亲以及看守羊群的家庭重任，离散的距离，消弱了父亲对孩子的监管，这也为张磊被杀埋下了隐患。另外，徐文杰与妻子离婚，女儿徐欣媛便成为了他唯一的精神支柱，同时，父亲与母亲的双重角色给徐文杰带来了沉重的压力。 其次，“肉食者”昌万年是造成孩子缺失的祸首，他不但误杀了张保民的儿子，还绑架了徐文杰的女儿。因此，父权的脆弱性在《暴裂无声》中还表现在强大外部力量的侵犯。现代社会中，来自上层阶级的资本霸权因为掌控了金钱，所以拥有了“为被统治者所自觉认同，并深信不疑的权力”[6]。这种权力好似一把“残忍”的资本屠刀，任意宰割底层百姓。昌万年勾结律师徐文杰为非法采矿作伪证，并在交易完成之后因为“找乐子”误杀了张保民的儿子；这种权力又像是一把“无情”的资本利剑，胁迫中产阶级共谋不轨。昌万年逼迫徐文杰将张磊的尸体藏匿在无人知晓的山洞里，并命令手下绑架徐文杰的女儿，再次胁迫他交出犯罪证据，寻求自保。很显然，资本霸权形成了一种更为强大的“资本父权”，在物欲诱惑的驱使下，一次又一次的践踏和撕裂脆弱的家庭私人父权。 忻钰坤导演将目光聚焦于现实社会中，塑造了各阶层多样态的父亲形象，并从孩子的“缺失”角度反映出当今父权的脆弱症候。可以说，《暴裂无声》打开了在现代社会语境下重塑父权的一个切入点，但在父权重建与社会生态平衡的考量中还稍欠火候，就像影片的结尾一样，随着山谷的暴裂崩塌，张保全彻底的失去了寻得儿子的可能，留给观众的也只有“无声”的唏嘘。 参考文献： [1]袁智忠.远离“弑父”：中国新生代影响策略的惨胜[J].当代文坛，2005（1）. [2][5]戴锦华.失踪的母亲：电影中父权叙述的新策略[J].海南师范大学学报，2015 （8）. [3]顾俊，阶层固化：中国社会面临的现实挑战，咖.文汇报，2011-4-11（14）. [4]杨柳.中产阶级神话中的国产商业电影和明星[J].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11（2）. [6]张春玲.资本邏辑·资本异化·资本霸权[J].学术交流，2014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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