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文学文本中两类不同性质的人物对话 |
| 范文 | 刘小菠 摘要文学文本中存在着两类性质完全不同的人物对话：功能性的人物对话和艺术化的人物对话。功能性的人物对话是文学文本中最为古老、普遍的人物对话方式，具有真实、自然等特征，发挥着语言的交际、交流功能；艺术化的人物对话则作为一种艺术手段和技巧，用于实现或突出作者的某种特殊表达意图和目的。这类人物对话的出现是一种文学的语言革命，但更是一种对西方现代人“存在”的一种发现。 关键词文学文本人物对话功能性艺术化 人物对话是进行文学文本解读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层面。它是我们把握人物性格、揣摩特定情境中的人物心理、了解作者创作意图、分析文本主要思想内涵及文体特征的重要依据和途径。不同时期的文学文本或同一时期不同的文学文本中，人物对话的写作方式及其功能往往有许多不同。不过根据性质的不同，大体上可以分成两类：功能性的人物对话和艺术化的人物对话。 所谓功能性的人物对话是指其具有语言的原始功能——交际、交流功能。在文学文本中，这类人物对话承担着基本的叙事功能，具体包括推进事件。展示人物性格，促进情节发展，揭示人物情绪、情感状态等作用。20世纪以前的西方文学以及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的中国文学文本中的人物对话大体上都属于这一类性质。虽然它们在不同文本的具体作用有所不同——有的单一，有的多重：有的交待故事，有的指向人物心理层次，有的兼而有之。在叙事文体方面，沿用语言功能性这个传统、以这类对话方式写作的作家，通常是被阅读的比较多的。因为这类对话方式最为读者所熟悉，也最贴近生活日常用语，显得真实自然并最易被读者理解和掌握。这类对话方式即便在今天也仍被作家们广泛使用。 在这类对话中，除了纯粹交待故事的对话之外，人物语言的个性化色彩往往成为一个必然的要求。比如看下面这段对话： 留小儿没完没了地问我北京的事。“真个是在窑里看电影?”“不是窑，是电影院。”“前回你说是窑里。”“噢，那是电视。一个方匣匣，和电影一样。”她歪着头想，大约想象不出，又问起别的。“啥时想吃肉。就吃?”“嗯。”“玄谎!”“真的。”“成天价想吃呢?”“那就成天价吃。”这些话她问过好多次了，也知道我怎么回答，但还是问。“你说北京人都不爱吃白肉?”她觉得北京人不爱吃肥肉，很奇怪。她仰着小脸，望着天上的星星：北京的神秘，对她来说，不亚于那道银河。 这是史铁生的小说《我遥远的清平湾》中的人物对话段落，写得十分出色，即使在没有叙述人的插入语的情况下，我们仍然能够清晰地知道，这是两个年龄、生长背景、文化教养等都完全不同的两个人的对话。 人物语言的个性化，指的就是要“符合人物的性别、年龄、教养、职业、社会地位、民族，甚至宗教信仰等身份特征和他的性格特征。同时，由于人物话语毫无例外的都是具体语境中的言语行为。因此，它们还必须符合人物在特定情境下的心理状态，以求能够准确显示人物话语在特定语境中的心理指向。”如果迭不到这些要求，对话就会存在明显的缺限。列夫·托尔斯泰批评莎士比亚笔下的所有人物，无论是车夫，还是国王，他们都用同一个腔调说话，都是那种奢华的、典雅的、带着贵族气息的、矫揉造作的腔调说话，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功能性的人物对话常被要求与现实生活具有同构性，即被要求具有高度的真实性。哪怕只是细节上的一点点出入，也可能受到读者的质疑。例如，王朔小说的人物语言特别个性化。但他的人物多半都是王朔本人的这种类型的。在说话的时候，他们都在调侃，都很幽默，都有明确的睿智的说话路线。但在日常生活中，这样的人是少而又少的，所以尽管我们喜欢王朔的小说，也喜欢他的人物，但对于他小说中的人物对话及语言仍会有某种排斥心理。 不过，尽管功能性的人物对话的写作方式十分古老，又有着这样那样的要求，它的功能概括起来也只有叙述事件和刻画人物两大项，但它还是为作家们的创造留下了广阔甚至无穷的空间。雨果、陀斯妥耶夫斯基、列夫·托尔斯泰、海明威、冯尼格……都是写这类对话的高手，并各自具有不同的特色。 在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作家的一些文学文本中则出现了艺术化的人物对话。这种对话与语言原来的功能性作用背道而驰。它既不用来刻画人物性格，也不用来推动情节发展、展示某一事件的过程，更不用于描述人物在特定情境下的情绪、情感状态，而是作为一种艺术手段和技巧，通过对人物语言的“反常化处理”来实现或突出作者的某种特殊表达意图和目的。例如下面的这段戏剧对话： 爱斯特拉冈咱们昨天干什么啦? 弗拉季米尔咱们昨天干什么啦? 爱斯特拉冈对了。 弗拉季米尔怎么……(愤怒地)只要有你在场，就什么也肯定不了。 爱斯特拉冈照我看来。咱们昨天来过这儿。 弗拉季米尔(举目四望)你认得这地方? 爱斯特拉冈我并没有这么说。 弗拉季米尔嗯? 爱斯特拉冈认不认得出没什么关系。 弗拉季米尔完全一样……那树……(转向观众)那沼地。 爱斯特拉冈你肯定是在今天晚上? 弗拉季米尔什么? 爱斯特拉冈是在今天晚上等他? 弗拉季米尔他说是星期六。(略停)我想。 爱斯特拉冈你想。 弗拉季米尔我准记下了笔记。(他在自己的衣袋里摸索着，拿出各式各样的废物。) 爱斯特拉冈(十分恶毒地)可是哪一个星期六?还有，今天是不是星期六?今天难道不可能是星期天!(略停)或者星期一?(略停)或者星期五? 弗拉季米尔(拼命往四周张望，仿佛景色上写有日期似的)那决不可能。 爱斯特拉冈或者是星期ml? 弗拉季米尔咱们怎么办呢? 爱斯特拉冈要是他昨天来了，没在这儿找到我们，那么你可以肯定他今天决不会再来了。 弗拉季米尔可是你说我们昨天来过这儿。 爱斯特拉冈我也许弄错了。(略停)咱们暂时别说话，成不成? 这是荒诞派戏剧的经典作品萨缪尔·贝克特创作的《等待戈多》中的人物对话片断。这段对话呈现出反逻辑、悖情理的特征：人物之间对话失去联系，人物话语自身前后矛盾。由于这类对话本身存在人物交流的语言障碍，因而读者在吸纳、理解文本的时候，容易产生一种隔膜，一种不得要领的感觉。 其实，在这类的对话中存在着语言的两个层次：一是语言表面的含义，即话语的实指意义层次：二是作家与读者暗中交流的层次。在功能性对话中，这两个层次的言语系统往往是合而为一的。但在艺术化的人物对话中，这两个层次却是断裂的。作者不再追求人物话语在第一个层次上的真实性(即文本中人物对话与现实中日常语言的同构性)，而是追求某种抽象意义上的真实。在上面这段戏剧对话中，言语的第一个层次即实指意蕴被作者消解和淡化，除了人物梦呓般的闲扯，读者从字面上几乎看不出其它的内容和信息。但是作者花费笔墨展现这样的人物对话并不是毫无缘由的。他的目的在于揭示两个对话者在话语背后的存在状态。即实现和突出对话的第二个语言层次。 二十世纪的文学中出现这种变化无疑是一种文学革命，但这种革命首先不是修辞学意义上的。“一种新的语言方式的出现必然包含了一种新的经验的出现，语言方式及其种种特点最终是由‘个体世界与‘经验世界的关系来决定的，对存在本身的思考和发现是找到一种新的话语方式的动力和途径，同时也是个人体验的产物。”[5](P90)很显然，对于萨缪尔·贝克特们来说，首先是他们发现了西方现代人主体丧失、自我异化的荒诞处境：人生变得毫无意义，一切都变得不可思议、不可理喻，生活只是无望无尽的等待。为了有效地表现这种发现，荒诞派作家们寻找到了上面这种独特的对话和语言方式——对人物惯常用语的极度夸张或者说是一种变形(陌生化处理)。可以设想，如果一个人每天说着毫无意义、失去了任何判断能力的话语，他的生活处境便是显而易见的：要么是他疯了，要么就是他所处的世界疯了。要么是两者都异化了。 很显然，艺术化的人物对话更为琐碎饶舌，支离破碎，不再具有传统小说中人物语言有力自信，句式完整，含义准确，极富个性色彩的特征。虽然这种通过破坏读者旧有的阅读习惯而采取的语言策略最初会给我们解读作品带来不适和困难。但是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没有理由对人物对话或言语放松警惕，即便是当我们面对一组乍看是毫无意义的陈词滥调时，也不能简单地将其归于作者的无能或者“语言的贫乏”。相反，我们应当拿出勇气和耐心去加以细致的揣摩——作者对人物对话的陌生化处理就是希望读者在此能够停下来进行思量和斟酌，这将使我们获得更多的文本阅读的趣味，而且我们的语感能力也会得到极大的锻炼和提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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