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人化与异化：欧美动物主题电影中“人”的身份认同 |
| 范文 | 国宁 从深入人心、老少咸宜的《忠犬八公的故事》《帕丁顿熊》系列到《狮子王》《疯狂动物城》等动画电影，从摹仿动物视角，表现人与动物的真挚情感的经典叙事到以动物为隐喻拓展了丰富意义结构的后经典创作，“动物”一直是欧美影片中的一个关键词。 每当提起电影中的动物，人们或许会想到智勇双全的森林之王辛巴，或许会想到用一生等待主人的忠犬八公，又或许会想到《欢乐好声音》中追求梦想、自我实现的动物群像。然而，却也有可能想到《疯狂动物城》及其对食肉动物、食草动物源自于生理属性的刻板印象的突破，和《犬之岛》中关于流放和屠杀的权力话语隐喻——这无一不反映了随着电影工业的发展和成熟，有关动物的想象和书写也有了新的维度和挑战，开始趋向多元。 然而，有一个结论已经被从纷繁复杂的观感印象中抽象出来，成为接受者必须加以自觉的第四堵墙，即无论创作者和原画师如何将动物的体态和习性体察得细致入微和逼真写实，并呈现为一个个完整而有意义的故事，动物和动物形象仍然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后者借用了前者的形体，但仍然是人类的心理投射。 在假定性的电影叙事中，动物成了人类世界的镜像表现，它们的行为、道德和命运都是人类主体性的彰显。动物世界中泛化的道德观念正是占据主导意识形态的光明叙事对自身话语手段的更新，而动物电影题材的变异也反映了后现代语境中他者的身份认同危机。 一、假定性的电影空间与动物叙事 不同于人类演员，以动物为主角的影片所面临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如何将动物行为合理化、合逻辑化，故而，多数动物题材电影都选择以动画的形式加以表现。 来自英国的《帕丁顿熊》系列被誉为是教科书般的合家欢电影，尤其是《帕丁顿熊2》更是取得了票房、口碑双丰收的喜人成绩。这部电影的魅力在于场景和故事的对比张力。在一个极度现代化的摩登大都市伦敦上演了一出无比简单美好的童话故事，将纯粹的虚幻想象糅进了真实的布景和拍摄中。这个系列电影的主角小熊帕丁顿从秘鲁来到伦敦，寄宿于布朗家中，它努力生活、学习和融入城市，经历了各种波折和考验，最后收获了友情、亲情和幸福。 电影除了以CG动画加之动效辅助拍摄完成的帕丁顿熊之外，全部均为真人演员和实景拍摄，呈现出的效果便是一只卡通熊穿梭在极具代入感的现代建筑之间。Framestore的动画团队极力营造出帕丁顿熊的真实感，从这只家喻户晓的动画形象的毛发处理到表情、动作的极度拟人化，都加以严格把控。为了增强基础动画的真实感，当熊四处走动时，甚至肌肉也会随之收缩和扩张。电影技术与假定性艺术原则的完美结合，使得帕丁顿熊仿佛真的拥有了与人类沟通与共情的能力，成了电影的主角。而当车站和马路上的行人对一只穿着牛角扣大衣、戴着红色宽檐帽的小熊见怪不怪的时候，情节也有了丰富的拓展空间。 在场景设置中，电影团队完美地还原了20世纪70年代的历史触感，从小熊名字出处的伦敦帕丁顿车站、布朗先生工作的欧洲第一高的碎片大厦，到菲尼克斯扮成修女找到字母C的圣保罗大教堂，甚至是帕丁顿广交好友的谢普顿马利特监狱，无一例外都是伦敦的地标性建筑。而导演之所以选择这些令人印象深刻的建筑作为故事发生的场景，首先呼应了电影的中心情节，即帕丁顿为一直渴望游览伦敦的露西婶婶挑选生日礼物，为了一本展现伦敦全貌的古董立体书打工赚钱甚至身陷囹圄。伦敦的召唤和熊的历险成了电影的表层情节;其次，也是更为重要的，地标式场景的反复出现更进一步将真实与虚构在电影中紧密结合在一起。小熊帕丁顿给了冷冰的都市一份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和前现代温暖真挚的情感温度，而城市建筑的写实再现则赋予了这个虚构角色以鲜活的生命力。 动画的表现形式一方面是服务于电影主题的，例如《疯狂动物城》中黑帮老大的小鼠、飙车一族树懒，都用与自身习性大相径庭的行为验证着兔子朱迪·霍普斯经常说的：“在动物城中，任何动物都可以做到任何事情。”通过迪士尼成熟的动画工艺，这一主旨由一个栩栩如生、细节丰富的动物城而加以具体化。而动物形象与虚拟空间的关系在韦斯·安德森的最新作品系列中同样也成了意义的中心。这位以《青春年少》步入影坛的导演青睐于以动物形象作为主角的动画影片，《了不起的狐狸爸爸》（2009）、《欢乐好声音》（2016）和《犬之岛》（2018）等作品继承了韦斯·安德森一贯的电影美学和核心意脉，动画形式也与韦斯·安德森对于天真童年、日常浪漫的追求不谋而合。在韦斯·安德森的动画电影中，往往都存在着一个中心空间，故事情節都围绕着这个空间而展开，例如《了不起的狐狸爸爸》中的狐狸一家并肩作战的地道，《欢乐好声音》中的月光剧院和《犬之岛》中的垃圾小岛。或许电影的历史背景都有来源出处和真实可感的时代气息，比如2010年美国的《欢乐好声音》、日本的《犬之岛》，但是随着时空领域的具体展开，想象的假定性和奇异性才得以淋漓尽致地发散出来。 动物与这些假定空间的关系也尤为紧密。在动物主题的电影中，动物一般会被赋予一定的社会属性，但是韦斯·安德森却一再暗示，正是高度的集体化和社会化才使得动物丧失了它们的本性和特殊性：狐狸爸爸为了养家糊口铤而走险，在地道中他再次找回了与妻子的爱情初心与生活激情;在具有魔力的月光剧院中，巴斯特和一众拥有天赋的平民歌手摆脱了令他们厌烦的庸俗日常，实现了最初的梦想;狗狗们在被流放的犬之岛上绝地求生，失散的兄弟相互承认、流浪的野犬找到了主人，最终小林阿塔里和狗狗们相互救赎。动物与这些空间之间存在着共生的联动关系，二者又组合起来共同建构着完整的叙事。 电影本身的存在就意味着某种虚构性，有学者认为，电影叙事的定义就是“一个完成的话语，来自于将一个时间性的事件段落非现实化”[1]。动物主题的动画片在一开始的形式上就自证虚构，但是这反而更加凸显了情节本身的力量和内在的真实性。究其根本，不论是一只来自秘鲁的小熊居住其间的伦敦还是奇妙的动物剧院，都是在非现实的人物和空间中反向寻求叙事力量和主题塑造的成功运作，它要求接受者抛弃自身对于历史真实的严格审查而浸入到一个奇妙的想象性世界之中，潜移默化地完成彼此间先见的视阈融合。 二、道德的泛化：作为镜像的动物世界 在众多的动物主题电影作品里，占据数量多数的动物主角无疑是人类最忠实的朋友——狗。而作为被人类成功驯服的物种，狗的银幕形象的变化与演绎，也更加生动具体地说明了电影中的动物是具有强烈意向性的象征物体，与其说它们是一种动物，不如说是人类心理与道德的投影;动物的世界也是人类主观想象中被寄予了乌托邦理想的讽刺喻体。 忠犬八公的故事是一个超越了时代、国别界限的传播范例。在1925年的日本，八公的主人上野教授因病身亡，但是八公却依然在主人下班回家的路上等候着，并且风雨无阻，一等就是9年。在八公去世之前，它就已经成了忠诚的文化符号。1933年，《朝日新闻》报道了八公的故事;1934年，东京涩谷的八公雕像正式落成。1987年和2009年，八公的故事分别被日本和美国拍成两个电影版本，风靡世界。这个并不复杂的故事所蕴含的强大的感染力究竟源自何处，成了批评者不能不关注的问题。 神山征二郎指导的《忠犬八公物语》曾经创造了日本票房史记录，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部电影正式奠定了八公传说的基础。电影中的八公与真实的历史事件相比有着诸多区别。电影中的上野教授并非自愿领养八公，而是迫于爱女的恳求才勉为其难地应允。在主人去世后，八公受到了来自教授家的仆人、新房客以及路人的冷遇。然而在真实的事件里，教授的朋友曾经领养过八公。电影似乎在极力创造八公与人类的对比，一只狗的无功利、无目的的忠诚与友善显得尤为具有“人情味”，人化的狗反而更加接近善良的人性，映照着卑鄙自私的丑陋人类。这并不单纯是为了增加故事性的刻意设定，而是特定时代的情感需要在电影中的折射。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渐渐从战争的废墟中走出，开始走上欣欣向荣的现代化之路，然而传统的价值观念和道德标准却在金钱的交易与膨胀中面临着崩溃的危险，人们强烈呼吁忠诚、诚实、友爱等美德的回归。八公的故事正迎合了这种需要，《忠犬八公物语》也成了当时的日本反思、抵制无节制现代化、资本化的时代心理的缩影。 若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八公的“忠诚”其实是在习性和道德之间所人为创造的联系，正如人类驯化灰狼“进化”为“狗”一样，在忠诚成为现代社会里稀缺的美德之后，人又再次创造了狗的道德，并且以其来讽喻人的社会生活。这个过程以其秘而不宣而保持着符号的完整意义，但是韦斯·安德森的《犬之岛》则尝试将人与狗的道德问题进一步祛魅。《犬之岛》在一开始，就讲述了少年武士的传说故事：在1000年前，人类还没有驯化犬类，小林家族发动了对狗的战争企图将其一举剿灭。少年武士背叛了人类对狗施与援手，但是战败的犬类终究沦为了人类的家养宠物，被驯化、奴化。如果忽视这一开头的篇章，电影讲述的小林阿塔里营救爱犬的故事实际上同忠犬八公无异，均属于人犬情深的流行情节。这一序曲则成为电影的变奏，暗示着故事和动物的双重异化。 在犬之岛上，“首领”是一只最特殊的狗，它没有家庭和主人，其行为言谈也更加自由散漫，野性十足，训斥同伴“简直就像是温室里的家养宠物”。对于“首领”来说，“宠物”一词就是对它最严重的侮辱，它甚至为了不沦为宠物而咬伤了曾经领养它的主人的手。但是小林阿塔里来到了岛上，强迫“首领”拣回他丢出的棒子，以此为标志驯化了“首领”，成了它的主人。给“首领”洗澡和喂食狗饼干都是包裹着冷酷征服的糖衣，“首领”曾经一度像人类出现前的狗一样拥有自由，但是却迫于千百年来固化在基因中的本能再次成为宠物。若在一千年前，阿塔里和“首領”会是你死我活的两个族类，在这一过程里没有天然的温情与道德可言。被合理化的征服其实质仍然是狗的异化，除非在人类的叙述中，服从和忠诚都不是它们的本性。 韦斯·安德森在《犬之岛》中设置犬吠都被翻译为英语，而人类说的则是含糊不清的本国语言，人并不能理解狗，即使阿塔里将点点视为至亲，但是却无法理解点点为了繁衍后代而抛弃侍卫犬使命的决定。这也是韦斯·安德森对于电影潜文本最直接的暗示。在表层救赎故事下，是人类如何出于一己私利奴役与利用犬类的黑色隐喻。 三、“他者”书写下的身份认同危机 细细梳理这些动物主题的电影，可以发现，一直到以《疯狂动物城》为代表的新一代影片出现之前，这类题材的作品一直以儿童为最主要的隐含观众，它们致力于宣扬的也是一种较为单一和稳定的价值观念，其基调是光明和积极的。《狮子王》中的辛巴在朋友和家人的帮助下战胜了种种磨难成为森林之王的故事深入人心，成了经典动物叙事的代表。在这一类型的电影中，善恶的对立和惩恶扬善的信念占据了核心位置，其反映出的也是在大众传媒兴盛伊始，某一特定阶级或群体的意识形态对于电影工业的把控。 到了新世纪，在电影内部产生了一股足以与主流审美霸权相抗衡的张力，呼吁着更进一步打破陈旧的格局和狭隘的想象。由于天然的形式优越性，动物主题的动画电影成为身份认同、权力话语等复杂命题的载体，《犬之岛》与《疯狂动物城》正是其中的代表作品。两部动画均试图通过动物来隐喻人类社群的身份问题，探讨多数群体与少数群体之间的复杂关系。 在动物主题电影中，动物往往象征着弱势群体，它们的生理特征被视为某种缺陷或者疾病，沦为二元对立价值体系中的他者。《犬之岛》与《疯狂动物城》中都出现了“精神病院”这一别有意味的空间。在福柯的《疯癫与文明》中也详细梳理了西方文明史中对于精神病患者的隔离和贬斥，正如这位哲学家对其自身观念的提要一样：“建构性的因素应该是那种将疯癫区分开来的行动，而不是在已经完成区分并恢复了平静后精心叙述的科学。作为起点的应该是造成理性与非理性相互疏离的断裂，由此导致理性对非理性的征服，即理性强行使非理性成为疯癫、犯罪或疾病的真理。”[2]所谓“精神正常”的标准并不是自古有之，更不是恒定不变的，反而是一种实施话语权力的手段。从这个意义上来看，《犬之岛》是对福柯哲学的电影演绎。在这部电影中，小林市长为了驱逐和灭绝狗，人为制造了一种可以在人与狗之间传播的“犬流感”病毒，借此名义，公权力将人与狗强行地加以隔离，宣判后者为“疯狂”和“反常”，并将全市的狗强制流放到垃圾岛上。 狗之所以人人喊打并不是因为它们果真威胁了人类的生存，而是小林市长对于猫的私人喜好——这无疑是对“精神病”这一词汇的辛辣讽刺和深刻思考。医学和道德的混淆正在导致严重的隔离和伤害，在现实世界中，这远不止发生在狗身上。动物的象征拓展了电影的意义空间，它指向了在日益丰富多元的人类社群里不同的身份认知问题。狗在电影中可以被认为是象征着少数群体，这些少数群体由于种族、性别或者民族等原因面临着被排挤和抹杀的危机，他们虽然如同狗一般，游离在主流社会的边缘，但是却永远不可能拥有人们心照不宣的特权。 尤为讽刺的是，在电影的最后，小林市长的阴谋被揭穿而狼狈下台，他的义子，一个勇敢驾机来到垃圾岛营救爱犬的少年小林阿塔里继承了市长的职位，但是他同样没有实现真正的平等，反而宣布对狗吼叫的人类将被判处死刑。在旧的歧视与偏见被消灭后又出现了新的歧视与偏见，在一种生物获得了自由之后另一种生物又代其承受结构性不公的恶果。韦斯·安德森在电影中借助动物的隐喻取得了不俗的寓言效果，发人深思。 与以精神病院为代表的囚禁场所相对应的是乌托邦，动物的生理特征不仅不是无法克服的缺陷，反而是通向理想世界的通衢大道。《疯狂动物城》的英文片名为Zootopia，这个合成词由zoo（动物园）和utopia（乌托邦）连缀而成，但是在翻译中，动物城与乌托邦的联系这一关键信息被遗失了。 成长于兔子占据居民绝大多数的兔窝镇的朱迪·霍普斯，原本认为动物城是一个所有哺乳动物都能和谐共存的理想城市，在这里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不再是主导原则，所有动物都出于公平和友爱的信念而安居乐业。但是，乌托邦这个词语的本意即为“不存在的乐土”[3]，这已经预示着朱迪的幻想注定会遭到反转和破灭。电影致力于斩断将生理特征与社会属性相捆绑的锁链，即食肉者并非一定就是“掠夺者”，食草动物也有黑暗的野心与贪欲。在电影的最后，动物城又归于平静，不同种类的动物在歌曲中欢乐起舞。电影为他者和多数群体寻找到的共同的话语根基是机智（尼克）和勇敢（朱迪），二者相结合的世界已经离乌托邦的完美设计更进了一步。 结语 在后殖民主义、生态主义等各种反思主体与客体、人类与外部世界的思想成果日渐丰硕的今天，动物与人的关系也得到了应有的调整与审视，并且创造性地反映在了欧美电影作品之中。 在假定性原则占据主导的主题电影里，作为意义中心的动物也有了丰富多元的阐释空间：它们不仅是人类世界道德原则的传声筒，投射着人类的欲望与追求;更表征着人类作为他者的身份认同危机。在广袤世界里，这些多种多样的神奇生物正在以其特有的方式，纠正与指导着人类中心主义的狭隘与矛盾。 参考文献： [1][加]安德烈·戈德罗，[法]弗朗索瓦·若斯特.什么是电影叙事学[M].刘云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38. [2][法]米歇尔·福柯.疯癫与文明[M].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2. [3]王一平.思考与界定：“反乌托邦”“恶托邦”小说名实之辨[ J ].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01）：55. 【作者简介】 ?国 宁，女，沈阳理工大学外国語学院讲师。 【基金项目】 ?本文系“十二五”高校外语教学改革专项“影响90后英语学习者的情感因素分析及教育对策”沈阳理工大学教研项目（编号：wYZDA14019）研究成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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